第8章 第四章1894年：狀元辦廠

輸卻玉塵三萬斛，天公不語對枯棋。 ——陳寶琛《感春》1895年。 1892年2月4日的《紐約時報》登了一則新聞稱，“大清國開始發生該國歷史上最大的變化，毫無疑問，這種變化在今後若干年裡對整個帝國產生深刻影響，甚至可能進一步打開保守封閉的枷鎖，將大清國帶進人類進步歷史的前沿，總之，將超越過去50年變化的總和。” 初讀至此，人人以為大清帝國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發生了，其實，被報紙信誓旦旦地認定為“最大變化”的是一則花邊新聞：20歲的光緒皇帝開始學英語了。從這一年的一月開始，每天由兩個受過英美教育的國子監學生負責教授皇帝學英語，這件事情還以詔書的方式告知全國。美國記者的邏輯推演是：皇帝屈尊學英語之後，3000年的“老規矩”就會被放棄，國家製度就將被改變，接下來，“大清國就應該在文明國家的行列中佔據一個適當的位置。”

可惜的是，歷史沒有耐心等待這種漫長的理性演進。很快，它以一種殘酷的方式，讓中國人猛地瞪大了充血的眼睛。 1894年7月，清朝與日本因朝鮮問題爆發戰事，因為這一年是甲午年，史稱甲午戰爭。這兩個在20多年前同時進行近代化改革的東方國家，決定當面較量。 據《世界軍事年鑑》的統計，當時清朝的海軍能夠排到世界海軍實力的第八位，而日本海軍則是第十六位。雙方艦隊中的不少中層指揮者，都是西方軍事學校畢業的同學。而在陸軍方面，日本的陸軍是在明治維新之後才開始興建，不超過10萬人。可是，戰事從一開始就呈現一邊倒的局面，7月開戰，中方先是敗於平壤，清軍狂奔五百里，將朝鮮全境讓於日軍。繼而，在黃海的海戰中失利。從9月到11月，戰火延燒到本土，82營數万清軍僅三天就丟失鴨綠江防線，接著再失重鎮旅順口。 1895年1月，中日海軍的主力在威海衛一帶決戰，僅短短十餘日，戰事便以中方完敗告終，主將丁汝昌自殺。李鴻章苦心經略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滅。

甲午慘敗，清王朝被迫簽署《馬關條約》，賠償驚天巨款，並割讓台灣。日本獲賠白銀2.6億兩，加上擄獲的戰利品和現金，合銀3.4億兩，相當於日本全國年財政收入的6.4倍。日本得此巨款，竟一時間不知如何使用，時任日本外務大臣後來回憶說：“在這筆賠款以前，根本沒有料到會有好幾億兩，我國全部收入只有幾千萬兩。所以，一想到現在有3.4億兩白銀滾滾而來，無論政府還是私人都頓覺無比的富裕。”此筆巨資被大量用於修築鐵路，發展航運、造船和機械製造，明顯提高了交通和工業水平，中日國力從此越拉越大。另外一件重要的變革是，日本利用甲午賠款進行了幣制改革，建立起金本位制。從19世紀70年代起，歐美等國相繼採用金本位，銀價不斷下跌，導致銀本位國家貨幣貶值和匯率不穩，這也是當時的兩大“白銀帝國”——中國與印度衰落的一大原因。所以日本也想建立金本位，但苦於資金不足，一直沒能如願。甲午賠款一舉解決了資金問題，為建立金本位奠定了財政基礎。日本學者寺島一夫在《日本貨幣制度論》中說：金本位是“日本資本主義的一環，能與其他列強角逐世界市場的金融標誌”。

《馬關條約》是在日本馬關的春帆樓簽訂的，雙方談判時，李鴻章坐的凳子竟比日本人都要矮半截。後有國人至此遊覽，莫不視之為“第一傷心地”。據基督教廣學會《萬國公報》報導，簽約之際，日本首相、明治維新主將伊藤博文與李鴻章曾有一番對話，兩人各主國政，多年相識，堪稱老友，伊藤說，“日本之民不及華民易治，且有議院居間，辦事甚為棘手。”言下之意頗有炫耀日本“三權分立”的議會制度，李鴻章不知就里地答曰，“貴國之議院與中國之都察院等耳。”伊藤說，“十年前曾勸（中國）撤去都察院，而（李）中堂答以都察院之製起自漢時，由來已久，未易裁去。”李鴻章喃喃無以應答。條約簽訂後，李鴻章當夜吐血。 正如伊藤所諷，清帝國的製度滯後已是天下共見，可惜統治者一直未肯直視。

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儘管還經歷了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884年的中法戰爭，不過，最後的尊嚴仍未喪失，甲午戰敗卻是半個世紀以來，帝國遭遇到的最大失敗，而且是最具恥辱性的失敗。統治者從此自信心喪失殆盡，因背負巨額賠款，政府的獨立財政破產，靠向西方大國舉債度日。帝國上下，則莫不瞠然，始時莫名驚訝，繼而悲憤激狂。 在中國歷史上，甲午戰敗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時刻，所謂“一戰而人皆醒矣”。晚清至民國初年最傑出的改革思想家梁啟超嘗言，“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則甲午一役始也。”後世的葛兆光教授也在《中國思想史》中認為，“這種深入心脾的憂鬱激憤心情和恥辱無奈感覺，大約是中國人幾千年來從來不曾有過的。”

便是在這種歷史性的悲涼時刻，三個中國知識分子各自做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選擇：37歲的康有為選擇了變法，29歲的孫中山選擇了革命，42歲的張謇選擇了實業，而其終極目標都是救國。 1895年4月，《馬關條約》傳到北京後，舉國激憤，人人思變，雪恥強國之聲陡然放大。時值十八省1300多名舉子在京會試，37歲的廣東南海考生康有為在一夜之間趕寫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變法”，強烈要求光緒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是為震驚天下的“公車上書”。 在接下來的三年半里，中國進入了一段維新變法的時期。自此，以知識分子為主的維新派替代以中高級官吏為主的洋務派，成為中國改革的新主流。

康有為的上書得到了光緒的積極回應，他和弟子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先後進入中央核心，成為朝廷最炙手可熱的新潮人物。他們向皇帝提出了眾多激進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建設現代化軍隊、提高稅收、發展國家銀行系統、建立鐵路網絡、成立現代郵政系統，以及建立培訓學校來提高農業品質等等，這些設想與洋務派在理念上基本一脈相承。為了向全社會推廣維新理想，康、樑等人先後在北京、上海、天津和湖南等地出版了《中外紀聞》、《時務報》、《國聞報》和《湘報》，全國議論時政的風氣逐漸形成，在這以前，全國各地的茶館大都貼著一張紙條“莫談國事”。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變法自強為宗旨的學會33個，新式學堂17所，出版報刊19種，英國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在他主編的《上海新報》上評論說，“整個中國，書籍生意大幅增長，連印刷機都跟不上這步伐，中國終於甦醒了。”連一些洋務派大員也加入到了維新的行列，湖廣總督張之洞甚至加入了康有為組織的強學會，還公開認捐5000兩，並擔任上海分會的會長。

維新運動的發起者儘管是一群趕考的意氣書生，不過在當時影響最大的維新書籍卻是由一個買辦寫成的，他就是十多年前寫過《救時揭要》和《易言》的鄭觀應。 鄭觀應在過去的十年裡，一邊忙著為盛宣懷打理各地的實業事務，一邊還在完善著他的變革思想。 1894年春夏，就當甲午海戰開打的前後，他刊印了五卷本的《盛世危言》。他自稱，“時勢變遷，大局愈危，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在這部書中，他繼續呼籲“習兵戰不如習商戰”，提出創辦新式銀行、平等中外稅收、收回海關權、鑄造簡便通貨等等切實可行的措施。他更大膽地提出向日本學習，“何不反經為權，轉而相師？”這種務實氣魄絕非尋常書生可比。另外，更為重要的是，他比十年前更為清晰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內容包括實行立憲、設立議院、進行公開選舉，他堅定地寫道，“政治不改良，實業萬難興盛”。

《盛世危言》一經刊印後，很快洛陽紙貴。一些朝廷官員將之向皇帝獻進，光緒看後大為讚賞，命總理衙門印刷2000部散發給大臣閱看。經過皇帝的推薦，此書成了近代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時政類暢銷書，英文的《新聞日報》刊文說，一些地方的考試常以《盛世危言》中的內容作為考題。該書在當時對國之青年的影響非常之大，很多年後的1936年，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斯諾的交談中就說，“由於父親只准讀孔孟經書和會計之類的書籍，所以在深夜把屋子的窗戶遮起，好使父親看不見燈光。”他偷讀的書中就有《盛世危言》，此書讀畢“激起我想要恢復學業的願望。”（除了《盛世危言》之外，另一本很轟動的維新書籍是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嚴復是福建侯官人，早年就讀於福州船政學堂，後被公派到英國留學，他對達爾文的進化論十分讚賞。1898年，他翻譯出版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寫於五年前的一本著作《進化與倫理》，並定名為《天演論》，該書所提出的“弱肉強食、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進化理論應合了當時救亡圖存的國民情緒。）

同樣是在1894年前後，就當康有為、鄭觀應相繼名聞天下的時候，還有一位熱血的廣東書生也寫了一份變革信函致於李鴻章，他就是後來被國民黨尊為“國父”的孫文（他在流亡海外時，曾用化名“中山樵”，因此又叫孫中山）。 孫文跟鄭觀應一樣，也是廣東香山人——後來這個縣因此更名為中山縣（市）。他出身貧寒，早年隨母遠渡重洋在夏威夷的教會學校讀書，後回香港學醫，在澳門、廣州一帶行醫。 1894年4月，就在中日戰事將起之際，孫文寫出洋洋八千言的《上李傅相書》，六月專赴天津向李鴻章投書。在這封信中，年輕的孫醫生對發展農、工、商、學等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寫道，“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砲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是捨本而圖末也。”

鴻文既成，需託人推薦，孫文找到了香山同鄉鄭觀應，鄭的老家雍陌鄉與孫的老家翠亨村相去僅僅30裡。鄭寫函給盛宣懷，請他轉達，在推薦信中，鄭觀應寫道，“敝邑有孫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國醫士，留心西學……其志不可謂不高，其說亦頗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盛宣懷接到信後，在信封上寫下“孫醫生事”和“陶齋”（鄭觀應的別號）六個字，就轉了出去。 史料顯示，李鴻章對孫醫生的投書毫無反應。一種很大的可能是，正為國際糾紛忙得焦頭爛額的他根本就沒有看到這份信，當時的投書青年豈止百千人，孫文所論也頗宏大而無具體方策，淹沒其中，不足為怪。而對志向高遠的孫醫生來說，這卻是奇恥大辱，他自此決意告別改良，投諸暴力，以血腥革命的激進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治國理想。就在投書後的四個月，他赴美國檀香山組織興中會，提出了“驅逐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的口號。 1895年底，他發動“廣州起義”，計劃尚未正式啟動便被鎮壓，多人被處死，他則被通緝，流亡海外。用他自己的話說，此時“風氣未開，人心錮塞……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 還是在1894年。 7月，中日開戰，慈禧太后從頤和園移駕紫禁城，滿朝官員都出城迎駕。當日，恰逢暴雨，路面積水頗深，文武百官個個匍匐路旁，衣帽盡濕，兩膝泡在水里，頂戴上的紅纓流下鮮紅的水，其中有一位大臣是張之洞的堂兄張之萬，已年過八十，久跪不能起身。慈禧乘轎經過眾官時，竟連頭也沒有抬過一下，好像眼前視若無物。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死如灰。多年後，他說，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舉之幻夢，於此了結。” 其實滿朝文武最不應該有這種念頭的就是他了，因為便在三個月前，他剛剛“大魁天下”，成了本年恩科取士的狀元。而更人讓瞠目結舌的是，一年後，這個叫張謇（1853-1926）的江蘇南通人宣布放棄仕途，轉而去做一個商人。 狀元下海辦廠，是千百年來的一個天大的新鮮笑話。自從唐太宗李世民開科取士，自詡“天下英雄盡入吾彀矣”以來，殿試摘桂是中國書生一生中最大的榮耀。然而，張謇經商卻顛覆了所有的光榮。他好像是往天下士人心中重重砸下了一個大錘，其震撼效應難以形容。 張謇經商的動機，與賺錢無關。他起自農家，苦讀成名，有過10年不得志的遊幕生涯，最遠還去過朝鮮，當狀元時已年過不惑，自然不再年少輕狂。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產生過“中國須振興實業，其責任須在士大夫”的想法，他還曾替張之洞起草過《條陳立國自強疏》，明確提出“富民強國之本實在於工”。他把自己下海經商稱為“捨身餵虎”，竟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悲壯。在一篇晚年自敘中，他回顧說，“張謇農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見富貴人，然興實業則必與富人為緣，反复推究，乃決定捐棄所持，捨身餵虎。認定吾為中國大計而貶，不為個人私利而貶，庶願可達而守不喪。自計既決，遂無反顧”。 張謇要辦一個紗廠，他起名為大生，其意源自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當時，日本商人獲准在上海開辦紗廠、絲廠，張謇頗有與之爭利的意思，而且江蘇一帶是絲綢之鄉，紡布織紗古有傳統。他聯絡了南通當地的六個布莊老闆、木材商和典當行商人作為合夥人，商定辦一個2萬錠的紗廠。 狀元辦廠，雷聲很大，但是實際上卻很窘迫。他的創業資金只有區區2000兩白銀——其中700兩還是向朋友借墊的，也就是說，並沒有大官巨賈在背後支持。在官職上，他也不過是一個虛銜的翰林院編修，沒有什麼公權力可以利用。於是，大生紗廠從一開始就很有現代企業的氣息，他擬訂了一份《通海大生紗絲廠集股章程》，公開向社會集股60萬兩，分6000股，每股100兩，預計每股每年可以獲利22兩，他打算以2個月為期，在上海、南通、海門三處完成認購。 然而，儘管投資回報頗是誘人，而且張謇還有一個顯赫無比的狀元光環，但是，募股卻很是不理想，很多人對這個從來沒有經過商的書生不信任，還有人問他，“什麼是工廠？”他去上海招股，數月下來一無所獲，還把囊中的錢都化了個精光，只好擺攤賣字才湊齊盤纏回了南通。張謇連寺廟、道觀的錢都想到了，有時湊不了100兩一股，就連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筆僅37兩，集股之難，可以想見。 一年半下來，那6個一開始跟著他玩的商人也先後跑了幾個，到1896年底，辦廠的錢才籌了不到8萬兩。這時候，對張謇頗有好感的兩江總督、南洋大臣劉坤一幫了大忙。他提出，國營的南洋紡織局有2萬多錠積壓已久的紗機沒有用處，可以將這些設備折成官股，與張謇搞一個“官商合辦”。這批英國造的機器已在上海碼頭擱置5年之久，日曬雨淋，連包裝木箱都破了，機器零件銹壞的佔了十之三、四，光是搬運和擦銹就需花去6000兩。走投無路的張謇聊勝於無，硬是咬牙接下這堆機器。他重修集股章程，大生股本定為50萬兩，其中，2萬官錠折價官股25萬兩，他再另籌25萬兩社會資金。 就在這種時候，他還上了一回盛宣懷的當。作為江蘇同鄉，神通廣大的盛答應幫他籌資金，兩人還一本正經地親筆簽了一份《通滬紗廠合辦約款》的合同，有當時名士鄭孝胥、何眉生做見證人。誰知合同一簽，盛覺得油水不大，就開始甩手不管。張謇寫了很多封告急之書，幾乎字字有淚，到最後盛宣懷卻是一兩銀子也沒有兌現。張謇對此大為惱火，一直不能原諒盛的言而無信，並從此對官商絕了念想。 終於又過了一年半，到1899年夏天，大生紗廠才算籌足資金開了工，5月23日，第一批“魁星”牌白棉紗出了廠，當日開動紗錠6千錠。到1900年2月，大生紗廠就賺回利潤2.6萬兩白銀。 張謇有天生的管理和經商天才。在大生創辦之初，他親自執筆撰寫《廠約》，對自己和幾個董事做了分工，各人均有明確的職責，獎罰措施、利潤分配方式等都有具體規定，每天下午兩點各部門主管舉行例會，有什麼問題及時在這個會上討論解決。有趣的是，《廠約》細到對招待客人幾個小菜都有規定，平常飯菜二葷二素，休息天加四碟，二斤酒。另外每月犒勞兩次，逢節日或招待來客，“八碟”、“五簋”、“四小碗”、“一點”，不得超過這個標準。 《廠約》之外還有25個章程，規矩達195條，在當時，這恐怕已是中國人自辦企業能達到的最高管理水準。 由史料可見，張謇辦廠，惟一沾了點政策便宜的是，他在南通註冊了“二十年內，百里之內，不准別家另設紡廠”的專利權，算是有了一點壟斷的優勢，不過這在當時也是很通行的做法。 （李鴻章在上海楊樹浦創辦機器織佈局時，就要求“酌給十五年或十年之限，飭行通商各口，無論華人洋人，均不得於限內另自紡織”，開平礦務局開辦時，他也規定距唐山十里內不准他人開採。）除此之外，大生的壯大幾乎全憑商業上的運作。在紗廠正常生產後，為了降低棉花的收購成本，張謇接著創辦了通海墾牧公司，開始自己種棉花。接著，他又陸續開辦廣生油廠、大興（復新）麵粉廠、資生冶（鐵）廠、阜生蠶桑染織公司、澤生水利公司、大達內河輪船公司、大生輪船公司等等，這些企業都與紗廠有產業上的關聯性，辦廣生油廠是要利用軋花下來的棉籽，辦大隆皂廠是利用廣生的下腳油脂，辦大昌紙廠最初是想把大生的下腳飛花利用起來，為大生生產包裝紙和印刷用紙，辦復新是因為大生有富餘的動力而且每天漿紗織布需要大量麵粉，辦輪船公司最初是為了大生的運輸需要，辦懋生房地產公司是外來人口漸多需要住房，辦鐵廠則是為了製造織布機、軋花車等設備。 如此完備而精妙的產業鏈打造，完全是大工業製造的理念，不但在當時中國絕無僅有，百年後視之，仍是商業戰略上的正道。當時的英國人曾在一份報告中寫道，“推張殿撰之意，凡由外洋運來各種貨物，均應由中國自行創辦。”比張謇小一輩的天津實業家范旭東後來感慨不已地說：“南方的張季直先生（張謇字季直），在科舉施毒那種環境之下，他舉辦的工業，居然顧慮到原料與製造的調和，運輸，推銷，兼籌並重，確是特色。” 張謇辦廠，另外一個大的貢獻是“紳督商辦”，跟盛宣懷的“官督商辦”相比，這是晚清企業的一大進步模式。 作為股份制的大生紗廠，股本中有一半是那堆英國紗機折算過來的官股，所以在一開始它也被稱為是“官商合辦”，不過終張謇一生，他都沒有讓官府的手伸到企業裡來過，數十年中，官股從來只拿官利、分紅，並不干涉廠務。身為“總理”，張謇本人雖也是股東之一，但股金不過區區2千兩（在全部資本中只佔0.4%），他在大生的權威從來都不是靠資本，靠股份，而是他的狀元頭銜、人脈資源和治理才幹，他以士紳身份，居官商之間，負責全權辦廠，這是他獨有的不可替代的優勢，官替代不了他，單純的商也不可能替代他。張謇另外一個偉大的地方是，在事業蒸蒸日上的時候，他並沒有憑藉自己的權威，將企業一點點地據為己有，這在當年的製度和人文環境中，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在大生事業中，他儘管也有被“神化”的時刻，但是，卻始終受到股東的監督，特別是在經營窘迫的晚期，他不得不一次次地面對股東會的指責和壓力。 知識分子下海經商——我們稱之為“士商”或“紳商”，在甲午戰爭之後的中國漸成時尚。 在晚清，投身於現代工業的新興企業家群體，主要有四類人組成，一是盛宣懷式的官辦商人，二是鄭觀應式的買辦商人，三是草根起家、面大量廣的民間商人——代表人物是後面將重點講及的無錫榮宗敬兄弟，四就是張謇式的士紳商人。中國學者馬敏認為：“在官與商這兩大社會階層之間，士商以其'兼官商之任'的雙重身份，模糊了官商界限。他們往往上通官府，下達工商，即所謂'通工商之郵'，構成官與商之間的緩衝與媒介，擔負起既貫徹官府意圖，又為工商界代言的雙重使命。”主編《劍橋中國史》的哈佛學者費正清在談及“張謇現象”時指出，19世紀末，其實中國還沒有資產階級，“相反，正是這些維新派首創了資產階級，或者可以說是發明了資產階級。像張謇等士紳文人，在甲午戰敗後之所以突然開始投資辦現代企業，主要是出於政治和思想動機。其行動是由於在思想上改變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中國的資本主義，長期以來具有某種出於自願的理想主義的特點。” 張謇經商在當時確是引起了軒然大波，在他的感染下，兩年後，蘇州另外一位狀元公陸潤庠也宣布下海創辦紗廠，還有一位咸豐朝的老狀元、已經官居禮部尚書的孫家鼐則命他的兩個兒子孫多森、孫多鑫在上海創辦了我國第一家機器麵粉廠——阜豐麵粉廠，這些狀元公的行動，可以說是史無前例，驚世駭俗，對於視“工商”為“末業”的中國社會來說，簡直不可思議。 這一士商階層的陡然出現，因其思想、資本與政治資源的多重組合，很快將成為影響中國變革進程的一大力量，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後的社會動盪中扮演了重要而微妙的角色。 對日戰爭的慘敗，讓洋務派顏面掃地，李鴻章落到“國人皆曰可殺”的地步，他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職務，投置閒散，住進了京郊虎頭峰下的賢良寺。有很多史家認為，甲午戰爭後，一路曲折的洋務運動便已宣告終結。不過，從事實來看，1895年之後，洋務事業反倒進入到了一個高潮期，之前因意識形態爭論而擱淺或遲滯的各項工程都得到了迅猛的推進。 甲午以後，國人對新事物的接受已非二十多年前可比。鐵路、工廠影響風水之說終成笑談。 1896年11月，《紐約時報》在一篇報導中寫道，“保守的大清國正在覺醒。”該報記者在江蘇省的鎮江采訪了一家新建的絲廠，那里安裝了最新型的機器設備，還新樹了一個高達90英尺的煙囪，“煙囪對清國人的封建迷信是個重大打擊，是對所謂風水觀念的極大挑戰。此前，清國民眾是多麼崇尚迷信和風水呀！毫無疑問，現在他們連句抗議的話都沒有說。” 據學者汪敬虞在《中國近代經濟史》中的統計，從1895年到1898年的四年中，全國各省新開設的資本萬兩以上的廠礦共62家，資本總額1246.5萬兩白銀，遠遠超過甲午前二十餘年的總數，從增長速度來看，平均每年設廠數超過甲午前的7倍，平均每年的投資數則超過15.5倍。 在民間投資大熱的同時，國營事業也屢有重大突破。在這期間，一直在實業一線操盤的盛宣懷成了最耀眼的人物，他所經手的項目幾乎全部關乎國脈。 1896年5月，盛宣懷被湖廣總督張之洞招去接手當時國內最大的鋼鐵企業——漢陽鐵廠，張香帥的官本官辦實在撐不下去了。一開始，他想到的是交給洋商承辦，這當然又是一種典型的官家思維。盛宣懷得悉後，再三去電請纓，力陳“鐵政屬洋商，力大流弊亦遠，屬華商，力小收效亦遠。”最後，香帥被說動了。 盛宣懷接手鐵廠後，當即邀請鄭觀應擔任總辦。 鄭觀應與盛宣懷互相欣賞，是一輩子的好朋友，他們是當世最傑出的實業家，在胸懷抱負、思想高度、戰略眼光和經營能力上可謂一時瑜亮。不過，他們在官督商辦的理念上卻始終格格不入，鄭信仰民本主義，對官商體制從來深有不滿，十多年前唐廷樞、徐潤在招商局的下場更是寒透了他的心。可是，他對盛又有知遇之心，也很想藉盛的官府背景和強勢力量振興國家實業。這種矛盾心態糾纏了他的一生。對於接管漢陽鐵廠，他曾十分猶豫，最後決定“義務出山”，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總理漢陽鐵廠，當時聲明系當義務，不領薪水。不過欲為整頓，以救危局，而慰知己耳。” 雖然不領薪水，辦起事來卻是當仁不讓。鄭觀應一上任後，就宣布招募民股，充足股本。同時，他將化鐵爐改建在鐵礦產地大冶，大大降低了鐵砂長途運輸的成本。接著在生產改進上，他提出“覓焦炭，選人才”是拯救鐵廠的兩大當務之急。漢陽鐵的問題是價高質差，英美工廠的生鐵每噸生產成本為15兩，漢陽廠需25兩，而其關鍵就在於原材料焦炭的緊缺以及提煉技術落後。為了解決焦炭問題，他派人在較近的江西、湖南等地勘探煤礦，最終選定用最近的萍鄉焦炭，“自行設局買煤煉焦”。為了降低運輸成本，他還建成由萍鄉到湘潭、株洲180裡的鐵路。解決了原料供應問題後，他對煉鐵技術再做創新，聘用高水平的英國工程師，還專設學堂，培養自己的技術人才。雙管齊下，僅僅一年，漢陽鐵廠的生產很快起死回生。 在他的戰略調整下，漢冶萍（漢陽、大冶和萍鄉）形成了亞洲地區規模最大的鋼鐵聯合體，在中國工業史上地位顯赫。 在鄭觀應十分利落地解決了資本不足、焦炭價高及質量低劣等諸多難題後，接下來就該盛宣懷出手了，他要解決的是產品的銷路問題。 在當時，鋼鐵生產出來主要用途有兩個，一是生產槍砲，用漢陽鐵造成的步槍史稱“漢陽造”，在後來五十年裡一直是中國陸軍最重要的基本裝備，幾乎每戰必有，無役不與。二就是建造鐵路。 一直到甲午戰爭之後，從朝廷到地方才開始痛切地認識到鐵路之重要。當時，全國鐵路才有360餘公里，相比而言，美國是18.2萬公里，英國是2.1萬公里，法國是2.5萬公里，連小小的日本島國，也有3300公里。鐵路在當年對經濟之重要程度，宛若今天的互聯網。在十九、二十世紀相交的二十多年裡，倫敦和紐約兩大股票交易所中的公司證券差不多都和鐵路有關，美國經濟史專家威廉·羅伊甚至認為，鐵路公司塑造了公司化美國的早期歷史，“簡而言之，公司體制結構就是鐵路體制結構。” 鐵路的原材料就是鋼鐵。盛宣懷接手漢陽廠，與張之洞達成的第一個約定就是，如果在湖廣境內修鐵路，就一定要用漢陽廠的鐵軌。張對此十分認同，他在給朝廷的奏摺中說，“當今時勢日急，富強大計，首以鐵路為第一要圖。”那麼，舉朝之內，誰堪擔當？張一言以蔽之曰，“今欲招商承辦鐵路，似惟該員堪以勝任。”該員，盛宣懷也。 鄭觀應對此也觀若洞燭，他對盛說，“鐵路不歸我公接辦，鐵廠事宜即退手。”他還觀察到當時的一個現象，各地官員們非常樂於採購國外公司的鐵軌，表面上的堂皇理由是外貨質量好，實質則另有貓膩，“蓋購於洋行，則用錢浮冒，一切皆可隱密，購於華官，則恐一旦漏洩，有礙局員左右輩之自私自利。”可嘆的是，鄭觀應描寫的這種景象，百年以降仍未杜絕。 盛宣懷自然深知其中關鍵，他積極自請出任盧漢鐵路公司督辦，接著又千方百計成為粵漢鐵路督辦，1896年9月，也就是接管漢陽廠的四個月後，光緒皇帝准奏籌建中國鐵路總公司，盛宣懷為督辦，授少常寺少卿，並享有專折奏事之特權。他上任後的第一份奏章就是，請求“嗣後凡有官辦鋼鐵料件，一律向鄂廠（也就是漢陽鐵廠）定購，不得再購外洋之物。”也就是說，把“軌由廠出”定成了國家政策。有一回，他聽說廣西開建鎮南關至百色的鐵路，將用法國造的鐵軌，他急電張之洞請予阻止，硬是把這單生意攬了下來。 其後十年，盛宣懷的全部精力幾乎都投注在修路一事。當時修築的第一條鐵路幹線是距京城10餘公里的盧溝橋（40年後，此地發生“七七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至湖北漢口的盧漢鐵路，盛宣懷在談修路困難時稱，“有三難，一無款，必資洋債，一無料，必購洋貨，一無人，必募洋匠……風氣初開，處處摯肘。”從1896年到1906年，盛宣懷共修鐵路2100多公里，是之前三十餘年的6倍，甚至超過民國成立至民國二十年（1911年－1931年）所修鐵路的總數。 靠“軌由廠出”的壟斷政策，盛宣懷打通了鋼鐵廠與鐵路公司的產業鏈，但是，他還碰到了另外一個大難題，那就是修鐵路的錢從哪裡來。 在這一點上，賦閒在家的恩公李鴻章給他的建議是，“洋債不及洋股容易”。當時，幾乎所有的洋行和外資銀行都對鐵路事宜垂涎三尺，如要招募股份，可以說馬上會被踏破門檻。然而，盛則表示萬萬不可。在他看來，當時中國面對的是一個充滿了敵意的世界，在國力贏弱之時，鐵路權很可能被洋股控制，到時候，“俄請築路東三省，英請築路滇、川、西藏，法請築路兩粵，毗連疆域，初則藉路攘利，終必因路割地，後患無窮。若借款自造，債是洋債，路是華路。”他對李鴻章表示，寧可藉錢也不能出讓股份，唯有這樣，主權才不會外洩。儘管困難陡增，不過，“唯有堅忍，力持得步進步，漸圖成效。” 作為“國企大當家”，盛宣懷對外國資本的警惕十分強烈——誰料，十多年後，他竟因修路事宜被國人“誤讀”為“賣國求利”，最終導致帝國的覆滅，其情曲折，令人百年感慨。 1897年，也是洋務派名士的容閎提出用法國資金修築天津至江蘇鎮江的津鎮線，盛得知後，“恐以後各路事權均屬外人，無一路可以自主”，因此急電朝廷，百般阻擾。容閎是曾國藩時代就已成名的人物，為盛宣懷數十年好友，此議且得到李鴻章認同，盛仍不惜翻臉，直言反對。 洋股不得入，鄭觀應給他的建議是，創辦新式銀行。他在信函中說，“銀行為百業總樞，籍以維持鐵廠、鐵路大局，萬不可遲。”盛宣懷馬上依計而行，他給內閣大學士、接替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的王文韶寫信說：“因鐵廠不能不辦鐵路，又因鐵路不能不辦銀行。”就在出任鐵路總公司督辦的一個月後，他又乘光緒皇帝召見的機會，提出開辦銀行。 此議很快准奏。 1896年11月，中國第一家現代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獲准成立，盛宣懷受命出任督辦。他招募上海、南洋等地的十多個民間商人入股得300萬兩，朝廷入100萬兩，銀行章程均以英國匯豐銀行為藍本。通商銀行成立之際，一度代行了中央銀行之職責——清政府正式的央行（戶部銀行，1908年更名為大清銀行）要到1905年才成立，負責鑄幣及發行貨幣，其利潤當然豐厚，盛宣懷在給朝廷的報告中得意地說，“詢諸匯豐開辦之初，尚無如此景象。”（中國通商銀行：1897年5月，在上海外灘6號開業，實收資本金250萬兩，100萬兩來自盛宣懷主管的輪船招商局和電報局，78萬兩來自李鴻章等官員投資，其餘為商股。民國後，日漸衰落，1934年，該行在上海各大銀行中排名第15位。1935年，被國民政府收編，1949年，新政府接管，1952年公私合營。） 建鐵廠、修鐵路、辦銀行，盛宣懷在1896年前後一口氣乾成三件大事，而且產業壟斷、混業經營、上下游通吃，自然成就為當時最顯赫的大實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