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三章1884年：盛宣懷奪權
1882年前後，以輪船招商局的興盛為標誌，洋務運動進入到了第一個高潮期。連鄭觀應這樣的大買辦都轉而投靠，不得不讓人讓洋務事業充滿了信心，長久以來，使帝國一蹶不振的憂傷似乎開始消散。
這種景像在上海的股票市場上呈現得非常清晰，前些年還無人問津的洋務企業股票，現在成了搶手貨。這年9月27日的《申報》上刊載了一則新聞，列舉了洋務企業的股票價格，其中，輪船招商局的票面額為100兩的股票，市價為253兩，上海機器織佈局、開平礦務局、湖北長樂銅礦、熱河平泉銅礦和湖北鶴峰銅礦的股票（票面額均為100兩），市價分別為110兩、216.3兩、168兩、256兩和155兩，鄭觀應很興奮地給盛宣懷寫信說，“現在上海公司股份無一不漲，平泉股本不過數万，其漲尤甚。”
從1882年到1887年，在《申報》上刊載過股票買賣價格的共有36家企業，它們是近代中國的第一批股份制企業，時人評論說，“招商局開其端，一人倡之，眾人和之，不數年間，風氣為之大開，公司因之雲集。雖其中亦有成與不成之分，然其一變從前狹隘之規則。”從這些股份制企業的行業分佈可見，礦產投資是熱點，對能源的爭奪一直是中國公司利益格局重組的一個主題。
盛宣懷是最早看到這一商機的人之一。在被任命為招商局會辦後，因為有唐廷樞和徐潤兩人的存在，他在局務上幾乎沒有插手的空間，所以在十年時間裡，他一直被李鴻章派到其他一些開創性的實務中歷練。光緒二年（1876年），他在給李的信函中說，“各省現設船、炮局，需煤日多，與其購英美各國及日本之煤，利自外流，不若採中土自產之煤，利自我興。”李鴻章深以為然，認為“中土仿用洋法開採煤鐵，實為近今急務。”他當即委派盛宣懷去湖北開採媒鐵礦務，盛帶人日行二、三十里，在荊州、宜昌一帶探煤勘鐵，頗為辛勞。之後幾年，他奔波各地勘礦，相繼勘探了湖北大冶煤礦、山東登州鉛礦、遼寧金州鐵礦、錦州煤礦等等，完成了近代中國第一次全國范圍的礦務勘探活動，堪稱是礦務開採事業的篳路藍縷之舉。在他的示範下，唐廷樞創辦了開平礦務局，朱翼甫開采了平泉銅礦，近代第一批工業化開采的礦產企業集群式的誕生了。
除了礦業上的開創性成就外，前些年一直被妖魔化的電報電話業也實現了突破。 1880年秋，盛宣懷創建中國電報總局，自任為總辦，籌劃架設從天津到上海的電線。為了辦電報，盛宣懷可說是煞費了苦心。他一方面要跟各地的官吏打“太極拳”，說服並誘使他們同意架設電線，另一方面，又要解決經費短缺的難題。與創建招商局時一樣，他再次提出了官督商辦的理念，親擬章程，籌措民資。與此同時，他還一力抵制外資的電報投資。在李鴻章的支持下，中國電報總局先後收回了英國大東、丹麥大北公司設在沿海岸上的陸線，中國的電報網絡復歸中資所有。一直到1908年前後，電報總局共修建電報線2萬公里，連接大多數商業和戰略中心城市，完成了全國性的電線乾線建設工程。
經礦務、電報兩役，李鴻章對盛宣懷的才能大為讚賞，在給朝廷的奏摺中表彰說，“該員才具優長，心精力果，能任重大事件，足以乾濟時艱。”
在他看來，這位與他心意連通的忠誠弟子已經真正的成熟了。很快，他做出了一個冒險的決定。
1884年，就當盛宣懷辦電報總局初見成效之際，他突然得到機會入主輪船招商局。
在過去的幾年裡，招商局經營紅火，年獲利潤已過百萬兩，官家和商家的心思都變得活絡起來，官督商辦的體制矛盾漸漸地變得無可避免。
唐廷樞、徐潤兩人系買辦出身，他們認為“官款取官利，不負盈虧責任，實屬存款性質”。自1882年春天，鄭觀應入局後，商辦的思潮更加濃烈，鄭對洋務官僚的警惕比唐、徐更為堅決，他嘗言，“官之與民，聲氣不通”，工廠企業“一歸官辦，枝節橫生，或盈或虧，莫敢過問。”當三人的理念達成共識後，他們便聯名給李鴻章打了一份報告，希望將官款“依期分還，幣息陸續繳官，嗣後商務由商任之，盈虧商認，與官無涉，請免派員。”
此議等於要把招商局民營化，這顯然不合大大地李中堂心思，可以說是腦後生出了反骨。
事實上，在最初創辦的那些官商合營企業中，因官本贏弱，啟動資金大多來自民間，經營也基本仰賴買辦，所以，強調商辦原則是一個潮流。從這些企業的章程中，都可以看到經營者在這方面的強調。唐、徐在他們主持制定的輪船招商局章程中，即強調輪船招商局“歸商辦理”，鑑於此前並無這種先例，為減少可能由此帶來的麻煩，他們接著表白稱：“查商人踐土食毛，為國赤子，本不敢於官商二字，稍存區別。惟事屬商辦，似宜俯照買賣常規，庶易遵守。”在開平礦務局的章程中，同樣明確表示：“查此局雖係官督商辦，究竟煤鐵仍由商人銷售，似宜仍照買賣常規，俾易遵守。所有各廠司事，必須於商股之中選充，方能有裨益事。”徐州利國礦務局的章程也明白無誤的表明：“礦務以減少成本為首要。一應事宜概照商人買賣常規，撙節核實辦理，不得稍涉糜費，以重商本……一切工作事宜，均以中國商民為之。”為商應當去除官場習氣，這似乎是當時的一個共識，上海機器織佈局便在章程中聲明：“事雖由官發端，一切實由商辦，官場浮華習氣一概芟除，方能持久。”
這些道理，對於一向開明的李鴻章來說並非不可接受，這些章程，寫在紙面上也無不大礙，可是要據此將企業徹底的民營化，卻是李中堂大人所決然不允的。他的心思也很容易看透：洋務派大吏辦企業，一是為了“強兵”——軍事上的需要，二是為了“富國”——增加財政收入，企業一旦民營，便無法直接掌控。從文化心理來分析，千百年間，商人從來“富而不貴”，為九流之末，跟他們一起合資辦企業已是迫不得已之計，現在要鬧“獨立”，自然在官僚們看來是萬萬不行的。
此外，還有一個讓李鴻章不放心的就是，買辦們在經營官督商辦企業的時候，也按“慣例”經營著自己的私人企業。這中間無疑存在著嚴重的利益輸送的混亂景象。以唐、徐兩人為例，他們來招商局後，相繼創辦了長源泰。長發堆棧等流通企業，此外還辦起了中國第一家保險公司——仁濟和保險公司，這些公司與招商局有大量的關聯交易，難免給人上下其手的觀感。 （需要註明的是，即便官商盛宣懷接管後，也一樣的如法炮製，一邊以國家為名辦企業，一邊搞了一大堆私人公司斂聚財富，這一陋習一直延續到民國一代的宋子文、孔祥熙。中國官僚企業家的職業道德和官商文化的惡劣令人感慨。）
於是，唐廷樞等人的那份聯名信成了官商決裂的導火線。
盛宣懷當然看到了這種離心景象，他久窺寶座，自然不會放過此等離間時刻。他密信呈報李鴻章，詆毀唐、徐辦事無能，“細審任事諸人，並不加意勤勉，反覺遇事疏忽”，他特別告狀具體主事的徐潤，說“局內視為無足輕重之人”。具體而言，他認為唐、徐治局有兩大罪狀，一是任用洋人管事，不合大清體統，所以“急宜及早斥退，以符定章而免後悔”，二是任用私人，局中同事多是親戚，“始而濫芋，繼而舞弊。”他所陳述現象，都是當時買辦人物及民間公司的常見之事，不過從國營體製而言，就成不可饒恕之罪了。他還聯合朱其昂的胞弟、當時也在招商局任職的朱粹甫，處處為難唐、徐兩人，朱是官派人員，掌管關防印章，他每每不到局里辦公，或手握印章“屢請不到”，弄得唐、徐苦不堪言。
到1884年，盛宣懷的機會終於降臨。這一年，上海爆發金融危機，徐潤曾利用主管招商局財務之便，私自挪用16萬兩巨款炒作房地產，這時醜聞東窗事發。李鴻章委派盛宣懷查處這一事件，盛宣懷奏報朝廷，說徐潤“假公濟私，馴至虧欠局款，實屬瞻玩”，所以應該革職處分，並令其照數抵賠。徐潤提出，他在招商局11年，僅領薪水2.5萬兩，局中存有各項餘款70萬兩，作為出資股東，他按照既定章程可提取兩成分紅，可不可以用這筆分紅抵銷所欠局款。盛宣懷斷然拒絕。徐潤“淨身出局”。他職權被奪，股權盡失，不得不變賣所有的地產，以至“家業蕩然，生機盡矣。”徐潤成第一個因體制衝突而“犧牲”的國營企業經理人，百年以降，他的名字後面將悲者如雲，蜿蜒百里，迄今尚不見盡頭。
徐潤被拔除後，第二年春夏間，唐廷樞也被調離招商局。盛宣懷終於當上了夢寐以求的督辦之職。上任之後，他當即宣布朝廷“派大員一人認真督辦，用人理財悉聽調度。”唐徐時期，官派人員很少插手具體的經營事務，而自此之後，盛氏身兼督辦、總辦雙職，終於弄得官商不分。他還暗用政府權勢，逼迫其他的私人股東一一撤股，使股權結構全面變色，招商局成了一家官督“盛”辦的企業。在今後的數十年間，這個“中國首家現代企業”還將幾次經歷產權爭奪的大戲，可謂產權演變的“縮影”。
盛宣懷的這些行徑，既跟唐、徐的民營治理觀念全然不同，也跟當初李鴻章“聽該商董等自立條議”的思路有大大的出入，為了權力的掌控，他背叛了13年前的那種理念。盛氏風格日後被一路傳承，禍害百年。在官督商辦企業中，官股與商股完全沒有平等的權利與地位。一個叫吳佐清的商人就曾經頗有牢騷地描述過這種所有製上的產權歧視：“若云官辦，則實招商股，若云商辦，則有總辦、幫辦、提調名目。商民雖經入股，不啻途人，即歲終分紅，亦無非仰人鼻息，而局費之當裁與否，司事之當用與否，皆不得過問。雖年終議事，亦仿泰西之例，而商股與總辦分隔雲泥。”
1884年——也就是盛宣懷奪權招商局的同一年，在日本則發生了一件互可參照的公司新聞。明治政府將當時日本最大的造船企業、幾乎與招商局同期創辦的長崎造船所，僅以1日元的象徵價格“出售”給私營企業家岩崎彌太郎，這家企業後來發展為著名的三菱株式會社。
19世紀70年代初期，中國與日本都開始工業化變革，兩國均誕生了很多近代工廠，其現代化速度也非常近似。 1870年12月12日，明治政府設立工部省，負責“監督和管理一切礦山；建設和保養一切鐵路、電報線和燈塔；制煉和鑄造各項企業使用的銅、鐵及鉛礦，並從事機器製造。”其後十餘年，日本相繼建立了橫須賀、橫濱製鐵所、長崎製鐵所、關口大砲製作所、石川島造船所等諸多國營企業，其景象可以與清王朝的洋務運動相互匯映。
可是在19世紀80年代中期，兩國突然走上了兩條不同的工業化道路，就在盛宣懷將招商局重回官僚管制的同時，在日本則出現了一次十分堅決的民營化，明治政府認識到國有官營弊端太大，便毅然改弦更張推行民營化，明治維新啟蒙者福澤諭吉疾呼：“政府若為了富國，就認為可以做任何事情，與人民從事相同的尋常事業，甚至與人民競爭工商之成敗，其弊極矣。”著名政治家、曾出任明治政府首相的伊藤博文則闡述說，明治政府創辦各種企業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示以實利、以誘人民”，當這些工礦企業在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和設備以及培養技術工人方面完成了歷史使命後，政府就應該把這些官營企業售給民間商社。
正是在這種思路的引導下，政府相繼把眾多國營的工廠轉賣給私營企業家，有的甚至類似長崎造船所這樣的“白送”。日本的這次國企私營化過程也非一帆風順。大野健一在《從江戶到平成》一書中記錄說：“除軍需工廠之外的國營企業均被私營化。此時，對於國有資產被賤賣給一些有勢力的商人一事，使國內輿論嘩然，罵聲四起，到了1881年竟發展為政治醜聞。但事實是，私營化後的很多企業均通過裁員和追加投資等措施扭虧為盈。”私營化運動導致了日本經濟的快速成長，自1884年末到1892年，日本的股份公司的數字和資金總額，分別由2392家、1億日元增加到5444家、2.8億日元，職工人數從12.3萬增加到42萬人，並出現了三井、三菱、關西鐵路等眾多財閥型私人企業。與不同的工業化思路相關聯的是，兩國在政治體制上的演變也南轅北轍。 1889年，日本設立國會，頒布憲法，從而確立了君主立憲的新體制。兩種不同的路徑選擇，導致了兩國後來截然不同的國運。由此我們可以做出一個預斷：洋務運動將是一個徹底失敗的運動。這一結局是在1884年盛宣懷奪權招商局的那一刻就注定了的。
在遙遠的1884年，盛宣懷奪權招商局在當時都算不上是一則新聞，其“官進商退”的歷史意義需在相當長的時間後才無比猙獰地呈現出來。在當年中國，最轟動的經濟事件是發生在上海的一場大商戰，以及因此而導致的大清首富、有“紅頂商人”之稱的胡雪巖（1823－1885）的破產。 （“紅頂商人”：依清朝官制，二品以上官員戴紅頂子，三品以下都是藍頂子。胡光墉，字雪巖，以字行世，他的官銜是江西候補道，為正四品，朝廷又“破格”賞他布政使銜，為從二品，因此可以戴紅頂子，有了“紅頂商人”的名號。此謂後來通稱官商，或有官家背景的商人，有貶義。）
胡雪巖活著的時候，就已經是一個傳奇了。他是安徽績溪人，幼年喪父，家境貧寒，徒步百里到杭州，進了一家錢肆當學徒。他頭腦活絡，善於經營，很得於姓主人的信賴，竟在臨終前將錢肆都贈給了胡雪巖。不過，胡真正的發跡卻是從結識了左宗棠才開始的，左與李鴻章、張之洞同為洋務派名臣，他精通兵法，是東南海防和西北剿亂的第一重臣。 1862年，胡雪巖因機緣攀上時任浙江巡撫、正在跟太平軍作戰的左宗棠，此後二十年裡一直當他的採運官，為之籌措錢糧、軍餉，成了後者的“錢袋子”。也正是在這個的過程中，胡雪巖的財富驚人地暴增。他依仗左帥權勢，在各省設立阜康銀號20餘處，成為信用最好、實力最強的徽商錢莊，並經營中藥、絲茶業務，操縱江浙商業，資金最高達二千萬兩以上，擁有土地萬畝，在短短二十年內一躍成為全國首富。他商業直覺超眾，注重誠信，為人圓潤，處世周全，在狠狠賺錢的同時還深得朝廷信賴，被授布政使銜江西候補道，從二品頂戴，還是清朝三百年惟一一個被賜穿黃馬褂的商人。胡雪巖從容遊走於商場、官場之間，挾官勢而謀私利，是一個典型的官商，被認為是一個不世出的商業奇才，在他活著的時候，就有“當官要學曾國藩，經商要學胡雪巖”的說法。
在1882年，早已名滿天下的胡雪巖面臨過事業上的一次重大抉擇。他手握1000萬兩以上的巨額現銀，是去辦洋務，還是倒賣生絲，竟一時躊躇。
胡雪巖對洋務並不陌生，1868年左宗棠創辦福建船政局的時候，所有購買外商機器、軍火事務便都是由胡雪巖一手操辦的，後人在馬尾遺址修建“中國船政博物館”，開門可見三尊銅像，分別就是左宗棠、沈葆楨和胡雪巖。他顯然看到了洋務事業的巨大“錢途”，1882年1月，他給恩公左宗棠寫信，表示願意出資，獨力建設長江沿岸電報，他說自己為此可動用的資金在1000萬兩以上——這筆錢之巨大，我們在上章已經計算過了，慈禧老太太修頤和園以及左宗棠率領千軍萬馬剿滅西北動亂也不過化了這個數目，它在當時幾乎可以買下李鴻章過去十年辛苦所辦的全部洋務企業。可是，最讓胡雪巖費思量的卻是，官場上微妙的人事格局。左宗棠與李鴻章都是曾國藩在剿滅太平天國時帶出來的名將，而且思想開明，同為洋務派重臣，可是，左宗棠是湘軍系統，李鴻章則自成淮軍一脈，兩人是政治上的死對頭。當時主管洋務的卻是李大人，這讓深諳官場門道的胡雪巖十分遲疑，在過去的幾年裡，他與盛宣懷的關係就十分微妙，盛在創辦招商局時曾親筆寫信懇請胡雪巖入股，胡爽快答應，然而，幾萬兩股份卻始終沒有到位，這讓盛懷恨終生。
辦洋務，商業前途大好卻官場頭緒難解，第二條路就是倒賣生絲。自晚明以來，江浙一帶就是全國紡織業的中心，所謂“日出千綢，衣被天下”，在歷史教科書上被認定是“近代資本主義的萌芽之地”。幾百年來，靠絲業致富的巨商大賈比比皆是，江浙終成近代中國最為富庶的地方，僅在湖州一個叫南潯的小鎮上，就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黃金狗”，稱“象”者，家產需在100萬兩白銀以上。有學者計算，湖州商人的財產總額達到6000萬到8000萬兩白銀，相當於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江浙商人儼然與晉商、徽商並稱為當時的“三大商幫”。胡雪巖為左宗棠採購軍需，自然少不了與絲商打交道，他與“四象”之一的龐芸皋是十多年的商業夥伴，他們合夥做蠶絲生意，還一起倒賣軍火，他在杭州開了一間胡慶餘堂國藥店，龐就依葫蘆畫瓢在南潯辦了龐滋德國藥店。
1860年代之後，江南絲商面臨重大危機。當時，英美各國開始在上海創設機械繅絲廠，西方“工業革命”的技術創新就是從紡織業開始的，所以，中國傳統手工繅絲的生產效率和質量根據無法與機械繅絲競爭。洋商為了進一步掠奪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原料，壟斷蠶絲出口市場，拼命壓低生絲價格，抬高廠絲價格，從中攫取暴利。 1868年，生絲每擔市值白銀517兩，到1875年，每擔價格已下跌至285兩，再過8年，更暴跌至200兩。興旺百年的江南紡織業迅速沒落，昔日富可敵國的絲商們頓時都成了“病象瘦牛喪家狗”。
目睹此景，胡雪巖認為商機浮現。繅絲產業蒸蒸日上，而作為原材料的生絲卻價格日跌，這是一種極其不正常的現象，據他的觀察，主要原因是華商各自為戰，被洋人控制了價格權。因此，他決定靠自己的財力，與之一博。另外，還有資訊顯示，在過去的兩年裡，歐洲農業遭受天旱，生絲收成減產。
正是基於這些判斷，首富胡雪巖出手，高調做莊。百年企業史上，第一場中外大商戰爆發了。
1882年5月，他大量購進生絲8000包，到10月達1.4萬包，見絲就收，近乎瘋狂。與胡雪巖同時代的晚清學者歐陽昱在《見聞瑣錄》中詳細記錄了這場商戰的慘烈景象：其年新絲一出，胡即派人大量收購，無一漏脫，外商想買一斤一兩而莫得，無可奈何。向胡說願加利一千萬兩，如數轉買此絲，胡非要一千二百萬兩不可。外商不買，過了數日，再託人向胡申買，胡堅持咬定此價。外商認為生絲原料僅操縱在胡雪巖一人之手，將來交易，唯其所命，從何獲利？決心不買胡之生絲，等待次年新絲出來再說。胡雪巖則邀請絲業同行合議，共同收盡各地生絲，不要給外商，迫外商出高價收購，這樣我們必獲厚利。
在一開始，胡氏戰略似乎奏效。西方學者斯坦利在《晚清財政》一書中記錄，1882年9月，上海一級生絲價格已高漲至17先令4便士，而在倫敦交易所的價格僅為16先令3便士。國內價格反超國際期貨價。到1883年8月，大商戰進入決戰時刻，胡雪巖前後已投入資金超過1500萬兩，繼續堅壁清野，囤貨堅挺，大部分上海絲商停止營業，屏氣而作壁上觀。華洋雙方都已到忍耐極限，眼見勝負當判，誰知“天象”忽然大變。
變數之一，歐洲意大利生絲突告豐收，歐洲期貨市場的緊張頓時暫緩，消息傳回中國，商心開始動搖。
更大的變數是，中法因越南問題交惡，爆發戰爭。 1883年10月，法國軍艦駛抵上海吳淞口，揚言進攻江南製造局，局勢緊張，市民提款遷避，市面驟變，金融危機突然爆發。外國銀行和山西票號紛紛收回短期貸款，個人儲戶也緊急提現。當時報刊描述景象：“錢莊逼帳急如星火，滬上商局大震，凡往來莊款者皆岌岌可危；雖有物可抵，有本可償，而提現不能。錢莊之逼，一如倒賬。”一般商品無不跌價30％至50％，所有房地產都難脫手，貿易全面停頓。
世事如此，胡雪巖已無力回天。 11月，江浙絲商的價格同盟瓦解，生絲易爛，不能久儲，胡雪巖不得不開始拋售，價格一路狂洩，損失以千萬兩計。生絲對搏失利，很快影響到“堅如磐石”的錢莊生意，民眾排隊提款，一些與胡雪巖不和的官員乘機逼催官餉，可怕的擠兌風潮出現了，先是杭州總舵關門，繼而波及北京、福州、鎮江以及湖北，湖南等地的二十多個字號，到12月5日，阜康錢莊宣告破產。
中法戰爭中的中方主帥正是胡雪巖的恩公左宗棠。 1884年8月22日，法國海軍與清帝國惟一的現代化海軍福建水師在福建馬尾決戰。美國學者史景遷在《追尋現代中國》一書中用十分精簡的文字描述了這場戰爭：“中國與發達的工業力量之間的差別再次昭然於世。中國艦隊的旗艦在開戰的第一分鐘就被魚雷擊沉。在七分鐘內，大多數中國艦隻被擊中。一小時內，所有的中國艦隻都被擊沉或起火燃燒，兵工廠和碼頭被毀。法國戰死五人，中國則有521人陣亡，51人失踪。”由左宗棠首倡、胡雪巖籌款創建的福建水師艦隊幾乎全軍覆沒。
第二年9月，左宗棠病逝於福州。 11月，朝廷下令對胡雪巖革職查抄，嚴加治罪。他遣散姬妾僕從，在聖旨到來之前，就非常“及時”地鬱鬱而死了。他的棺木被一老僕埋於杭州西郊鷺鶿嶺下的亂石堆中，一直到整整100年後，才被人偶爾發現。
在1884年，盛宣懷的奪權與胡雪巖的死亡，是兩件很有像徵性、且內在關聯的事件。
洋務運動自1870年發起以來，因官庫拮据而不得不借重民間資本，經營人才的匡乏也使得職業經理人制度得以嘗試，特別是買辦階層的積極參與，讓洋務企業呈現出興盛景象，在這十多年的時間裡，從造船業、採礦業、紡織業到航運業、保險業等等，出現了眾多“中國第一”的新興企業，鐵路、電報等基礎工業設施也得到了啟動。可是，在氣象初顯之後，政治家與企業家階層發生了製度和理念上的衝突，最終，以盛宣懷掌權招商局為標誌，堅持國營體制的官僚資本主義佔據了上風。美國華裔學者郝延平將此視為“官僚資本主義產生的轉折點”，他在《中國近代商業革命》一書中評論說，“1884年以後，不幸以盛宣懷為首的官僚緊緊掌握了官督商辦企業（他們是中國工業化的早期先鋒），在中國工業發展中，官僚主義開始比企業家精神起著更重要的作用。”
尤其值得反思的是，洋務派在實業創辦上不遺餘力，而在製度設計上卻毫無作為，這與鄰國日本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中國學者楊小凱在《百年中國經濟史筆記》中，將幾乎同時的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進行了一個精闢的對比：洋務運動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識形態不能根本變革的約束下進行的，因此以堅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壟斷，沒有司法獨立和保護私人企業的法律制度為基礎。與民治維新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經濟制度相反，洋務運動堅持官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的製度，以此為基礎來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和工業化模式。這種方法使得政府壟斷工業的利益與其作為獨立第三方發揮仲裁作用的地位相衝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員，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權力，追求其球員的利益。這種制度化的國家機會主義使得政府利用其壟斷地位與私人企業爭奪資源，並且壓制私人企業的發展。而明治維新時不但在憲法中規定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並且全面模仿英國，德國的政治，法律，經濟制度（但卻不放棄天皇的實權，不搞虛君共和），除了在人民不知企業為何物時，辦過幾個模範工廠外，基本上不辦國營企業。因此政府可以發揮公平司法，執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私人企業得以蓬勃發展起來。加上日本模仿專利法，公司法，使得私人企業可以利用剩餘權保護推廣西方專利的收益，所以西方的技術得以廣泛在日本發展。
自唐廷樞、徐潤被無情趕出招商局之後，洋務派官僚與新興企業家階層的“蜜月期”就此結束了。在以後十餘年中，洋務官僚為工業企業籌集資金變得更加困難，當時清政府的財政來源十分有限，全部稅收僅佔國民純收入的2.4％，民間資本的失望，使得洋務派的投資手筆越來越小。
而胡雪巖破產事件以及同時發生的上海金融危機，則無疑是雪上加霜。
“紅頂商人”以一種無比莽撞和壯烈的方式挑戰英美紡織公司，這應該是傳統商業力量在技術和工業模式都處絕對劣勢的前提下，進行的一次絕地式反擊。他的破產，宣告了傳統商人階層的集體殞落，“三大商幫”中的兩枝，徽商和江浙商人在此役中損失慘重，從此一蹶不振。萌芽於晚明的紡織業徹底崩盤，江南絲商紛紛轉向其他生意，與胡雪巖結盟的南潯富豪龐芸皋甚至在死前留下“遺訓”，警告後人決不可再碰“白老虎”——“白老虎”者，白絲與白人也。醒醉生《莊諧選錄》卷十二雲：“江浙諸省，於胡敗後，商務大為減色，論者謂不下於庚申之劫”。晚清小說家大橋式羽在《胡雪巖外傳》的序中更認為：“自君一敗，而中國商業社會上響絕音沉者幾二十年，正不知受虧幾何。”
因中法戰爭而誘發的上海金融危機，不僅是胡雪巖失利的直接原因，更是脆弱的中國新興經濟體系的一次災難。
在過去的十年裡，上海已成為遠東最大的商業中心，工業繁榮，各種商品交易活躍，地產暴漲。李鴻章創辦的最重要的四大洋務實業，除了開平礦務局之外，其餘的江南製造局、輪船招商局和上海機器織佈局都聚集在此。戰事突至，棋局頓亂。到1883年年底，上海58家較為重要的錢莊中，有48家破產，上海存銀減少了90％，僅為38萬兩。香港怡和洋行經理F·B·約翰遜在10月29日的信中稱，外國銀行已從上海轉走200萬兩以上的款項，“中國人說，害怕同法國開戰造成商業停滯……這足以說明企業崩潰的原因。”前兩年還如日中天的洋務派企業股票如水洩般崩盤，到1884年初，開平煤礦的股票已從每股200兩以上跌到29兩，招商局股票則跌到34兩，與一年半前相比，平均縮水87％，投資者損失慘重，十年之內不敢重燃信心。
此次金融危機是百年企業史上的第一個泡沫經濟的破滅。上海的元氣許久沒有恢復。 1885年12月的《北華捷報》上描述了當時的景象：“人們仍然可以看到黃浦江沿岸空關的、無用的、被廢棄的建築物，和到處星散的夭折企業的界石，它們是工廠無聲的幽靈——才呱呱落地就窒息而斃的企業的墳墓。”1887年，一個叫李慶雲的礦業投資商仍在信函中心有餘悸地寫道，“就上海一隅而論，設公司者數十家，鮮克有終。承辦者往往傾家蕩產，猶有餘累，公司二字，久為人所厭聞。”
自1884年之後的十年間，洋務派再無大的建樹。盛宣懷接手招商局後，雖然全力運作，卻再沒有超越唐、徐年代的輝煌，據劉廣京在《中英輪船》中的統計，到1894年，招商局的船隻數與十年前相近，為26艘（淨噸位2.32萬），怡和與太古的船數則增加到22艘（淨噸位2.39萬）和29艘（淨噸位3.45萬），“中國水域輪船航運業的統治地位很快消失了”。
在這段時間裡，洋務派最大的手筆，是張之洞創建了漢陽鐵廠，其經過則很有諷刺性。
在一個國家的工業化過程中，鋼鐵產能是一個最重要的基本性指標。 1888年，張之洞在任湖廣總督後，上奏《籌設煉鐵廠折》，提出“自行設廠，購置機器，用洋法精煉，始足杜外鐵之來”。張氏是洋務派名臣，著名的“中體西用”就是他提出的，《清史稿》評論此人曰，“蒞官所至，必有共作，務宏大，不問費多寡”。最後八字，既是讚歎其氣魄宏大，卻又嘲諷他不懂投入產出，是典型的國營大佬心態。辦廠之初，有人提議官督民辦，他則主張官本官辦，而且一辦就要辦東亞最大的鋼鐵廠。
“政治正確”的張香帥（張之洞號香濤，人尊稱香帥），官本官辦搞鐵廠，結果是步步臭棋。
他把煉鐵廠定址在漢陽，而湖北鐵礦則在120公里外的大冶，每日產鐵百噸，所需鐵砂的運費就達60多兩白銀。而且，漢陽附近無煉鐵所用的焦煤，只能用河北開平或國外進口的焦煤，加上運輸費用，每噸焦煤要白銀16～17兩，而進口鐵在上海的售價才需30餘兩。把煉鐵廠選在漢陽已經錯了，張之洞又堅持將廠建在大別山麓。這里地勢低窪而潮濕，必須先墊高地基才能建廠。共填了一丈多高的土，填土用30餘萬兩，相當於包括購買機器及運費在內的建廠經費300萬兩的1/10。建好了廠要買機器。煉鐵煉鋼用什麼設備是有技術要求的。鋼的含磷量超過0.2%質量就不高，容易斷，因此，要根據所用的鐵礦含磷量來決定採用哪種設備。張之洞心急著要開工，不顧專家建議，下令“什麼爐子方便就製造什麼，我們中國什麼礦都有”。結果從英國買來的煉鐵大爐完全不適用，漢陽鐵廠產的鋼鐵易脆裂折斷，不能用於鍛製或鑄造。
光緒二十年（1895年），漢陽鐵廠的鋼鐵上市。當時進口鋼鐵每噸售價30餘兩白銀，漢陽廠的產品每噸23兩白銀都無人問津。漢陽鐵廠開爐生產僅僅4年，已用去官銀500多萬兩，虧損累累，毫無起色。
自19世紀80年代中期之後的十年中，正是世界經濟出現重大變局的時刻。
日本在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上的諸多革新都是在這段時間完成的。經過十多年的“求智識於世界”，“殖興產業”的國策推行順利，絲、茶經西方工藝改良，在國際市場上成為中國的勁敵，綠茶奪去一半美國市場，“每馬士絲”超過中國湖州的“輯裡絲”，是最受歡迎的亞洲細絲。
遠離歐洲大陸的美國開始崛起為一個新興的經濟大國，對鐵路的堅決投入，讓它的土地和礦產資源優勢得以發揮，企業家們開始展現自己的雄心，洛克菲勒的石油和鐵路生意，J·P·摩根的金融帝國，卡內基的鋼鐵工廠都是在這段時間隆隆崛起的，紐約成了除倫敦以外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在曼哈頓島上一條叫華爾街的狹窄街道上，金融家們開始學習著統治世界。 1882年，德國哲學家馬克斯·韋伯預言說，“歐洲結束的地方正是美國開始的地方。”他後來寫出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對現代企業家精神進行了最著名的論述。
在歐洲，蒸汽機的發明已經超過一百年，以此為標誌的“工業革命”早已結束，自1873年之後的二十年中，整個歐洲大陸陷入大蕭條，民族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此起彼伏，思想家們開始反思資本主義制度，其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去世於1883年的德國哲學家卡爾·馬克思，他的三卷《資本論》分別出版於1867年、1885年和1894年（後兩卷由恩格斯整理），馬克思主義及其社會主義理論即將開創一個新的人類紀元。
對於1884年的中國人來說，他們要聽到馬克思這個名字，還要等35年，而讀到《資本論》則要5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