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二十一章1949年：兩陳馴滬
國民政府上海地方法院在停止運作前的最後一個被告，是榮德生的四子榮毅仁。 1949年5月25日，該院公開審理榮毅仁“軍粉霉爛案”。也就在這一天，解放軍攻進了上海城。
榮案是一個“烏龍案件”，從1946年11月起，榮家為糧食部代購代儲軍糧，並負責運輸到北方戰場，在輾轉運輸過程中，各經手官員上下其手，優劣雜混，到士兵手上，有的已成霉爛的麵粉。 1949年4月，國民政府監察院以“侵占公有財物”、“不計調換折扣的耗損，侵蝕利己”等罪名起訴榮毅仁，指責他把霉爛的大米賣給政府，結果導致了東北戰場的失敗。榮家百口莫辯，只好等待法庭審理。
解放軍進城，榮案不了了之。
上海解放。一個叫範因克（Finch）的美國記者報導了他看到的景象：法租界內的大世界歌舞廳，本城最大的娛樂場所，樹起了一幅巨大的毛澤東畫像，人們花了好幾個星期才製作成功。建築物頂上出現了紅旗，並在店鋪門外飄揚。而在22年前，同樣熱情洋溢地懸掛著的是國民黨的旗幟。有些熱情的市民一時間找不到合適的旗幟，就急忙將“青天白日滿地紅”撕去青天白日，製成紅旗。歡呼雀躍、輕鬆舞蹈的學生們在大街上扭起了秧歌，這種粗獷的西北舞蹈正風靡大江南北。範因克最後說，“整個景象就如同帶有馬克思主義烙印的好萊塢電影翻版。”
三天后，第三野戰軍司令員、率軍攻克南京的陳毅到上海。這位比蔣經國年長十歲的大將軍剛剛被任命為上海市市長，他將承擔安定中國最大工商業城市的重責。幾乎同時，毛澤東將陳雲從東北調進北京，出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主管全國經濟的重振與規劃，7月17日，履新不久的陳雲抵滬。兩陳並肩，開打新中國的第一場經濟戰役。
當時，儘管全國性戰事已經平息，但是物價上漲勢頭仍未遏制。以全國13個大城市1948年12月的批發物價指數為100計，1949年1月上升為153，4月為287，7月為1059，11月達5376。民間企業家對實業毫無信心，資本大多用於投機，北京、天津兩市200家銀行錢莊中96％的資金直接或間接從事投機活動，資本規模極為龐大。全國經濟混亂的“龍頭”，自然就是上海，其規模、人數、實力遠非京津所能相比。就在1949年的5月前後，上海24個商品交易市場和三十多個茶會市場，也都被利用來大搞投機活動，全市二百多家私營銀行、錢莊全部在從事金銀外幣、證券股票等投機買賣，加上金號、證券號、銀樓、錢兌業，以及地下錢莊和職業性的金鈔販子、銀元販子等，全市的金融性投機活動者竟達三十萬人之眾。
在瘋狂的投機中，不但原來的國統區物價亂漲，連解放區也受到通貨膨脹的困擾，1949年，新政府全年支出軍政費用、救災費用及搶修鐵路等經費，共達567億斤小米，而當年財政收入僅303億斤小米，收支相抵，財政赤字達264億斤小米。剛性支出龐大，也只好靠發行鈔票來解決，人民幣的發行額直線上升。一年之內通貨增加160倍，到1950年2月則增加270倍。
全國要穩定，首先物價要穩定，而物價穩定的關鍵，無疑就是上海。
兩陳與上海都有淵源。陳毅早年赴法國勤工儉學，就是從上海離國的，抗戰期間他長期在華東一帶堅持游擊戰，鏖戰間歇，且能寫出一手豪情四溢的古體詩，是共產黨內出了名的儒將，他的長兄陳孟熙曾擔任國民黨上海警備區政治部主任。陳雲更是上海青浦人，早年在張元濟的商務印書館做過學徒，也在這裡練出了一手叮噹作響的打算盤功夫，號稱黨內第一算盤手。 （1981年，長期擔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的趙樸初曾賦詩描述陳雲的算盤功夫，曰：“唯實是求，珠落還起。加減乘除，反復對比。運籌帷幄，決胜千裡。老謀深算，國之所倚。”）
全中國的工商業者都盯著這兩位會寫詩和打算盤的中共將領，上海能否被馴服以及如何被馴服，考驗著共產黨人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
在當時的國內外輿論裡，有一個聲音似乎是共識：共產黨打仗是第一流的，治理經濟恐怕不入流。日後，榮毅仁回憶說，他當時便認為“共產黨軍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經濟打零分。”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寫給杜魯門總統的信中也說，“中國人口在18、19世紀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一個中國政府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
兩陳此時面臨的上海經濟局面，與一年前蔣經國“打虎”時完全類似——是惡性通貨膨脹前提下的，貨幣市場與商品市場的兩重混亂。蔣經國的辦法是，用金圓券換法幣，然後用口號和衝鋒槍強行彈壓商品投機交易，而其結局則是慘敗。這一回輪到陳毅和陳雲來展現治理才乾了。
從1949年5月進城到1950年初，“兩陳”與上海的投機商人圍繞貨幣和商品，面對面地打了三次場面激烈的攻防戰。
第一仗是銀元大戰，金融投機商在此役中全軍覆沒。
上海解放當日，陳毅就頒發佈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幣為計算單位，人民幣與金圓券的兌換比例為1：10萬，在6月5日前，暫準金圓券在市面上流通。因為金圓券已成廢紙，所以兌換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到6月3日，收兌的金圓券已堆滿了所有的銀行庫房，裝運的汽車從外灘沿九江路排到了四川路。可是，金圓券收上來了，人民幣卻下不去。
多年的惡性通貨膨脹，使得市民對紙幣失去了信心，投機商乘機炒作“黃白綠”——黃金、銀元和美鈔，其中銀元——俗稱“袁大頭”或“孫大頭”，指民國期間鑄造的兩種銀元，分別因印有袁世凱和孫中山的頭像而得名——成為主炒對象。在5月底和6月初的10天裡，銀元價格暴漲了將近兩倍，受此影響，上海的批發物價指數隨之上漲兩倍多，大米和棉紗漲了一倍多，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貨公司開始用銀元標價，其他商店聞風而動，相繼仿效，拒用人民幣。
解放軍進了上海城，可是人民幣卻進不了南京路，這自然成了國際笑話。一開始，軍事管制委員會採取了拋售銀元的辦法，可是，10萬銀元拋出去，馬上被投機商吃進，如泥牛入海。此時還坐鎮北京的陳雲意識到，我們“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敵人，已不是軟弱的金圓券，而是強硬的銀元。”他判斷，如果用正常的拋售辦法對抗，勢必牽動全國的貨幣市場，造成全國游資圍攻上海，形成決戰的態勢，不要說我方未必有那麼多的銀元可以攻防，即便足量拋售，局面也是大亂。所以，他與陳毅商量，決定採取斷然的軍事手段。
6月8日，軍管會通過報紙、電台進行陣前喊話，敦促投機商停止對銀元的炒賣，要求商家接受人民幣。 10日上午，上海市警備司令部司令員宋時輪親自出動，帶領全副武裝的軍警分五路包圍了設在漢口路422號的上海證券大樓。此樓建於1934年，高八層，曾是遠東最大的證券交易所，抗戰結束後，經國民政府批准登記的證券字號有234家，在全國證券金融市場上的地位極其顯赫。
證券大樓被攻占的經過是這樣的：早在9日，公安局已派人化裝進入大樓，了解情況，熟悉地形，並確定了一批應予扣押審查商家的名單。 10日上午八點，200多名便衣警察按預定部署進入證券大樓，隨後分五個組控制了各活動場所和所有進出通道。兩個小時後，一個營的警衛部隊乘十輛大卡車到達大樓，對整個建築物實行軍事包圍。同時，分佈在樓內各場所的公安人員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員立刻停止交易活動，就地接受檢查。當時在大樓內的人員共2100多人，從上午到午夜12點，公安人員分頭搜查了每一個字號，並登記了所有封堵在大樓內的人員名單及財物。然後，命令全部人員到底層大廳集中，聽政府代表訓話。會後，當場扣押234人，移送人民法院審判，其餘1800多人被陸續放出。
在當時報紙上，一個叫張興鋃的金融業主成了“奸商”的典型：“他的辦公室在4樓265號，外掛招牌壽昌金號，屋內單是電話機就有25部，密密麻麻的電話線像蜘蛛網一樣，從門外沿著天花板伸到屋外。房間內還藏著許許多多的暗號和密碼，同四面八方聯繫。牆壁上掛著一個證明書，是由國民黨財政部部長俞鴻鈞簽署的。在旁邊則掛著一個紅紙表格，好像軍用地圖用來指揮作戰，上面寫著四個項目8個大字：黃金、美鈔、袁頭，孫頭，每個項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筆註明買進賣出的價格。”在進行瞭如此詳細的現場描述之後，記者肯定地說，“這顯然是金融戰線上一座奸商的前線指揮所。”
上海證券大樓被突襲，所有的銀元炒賣活動頓時停止，隨後，全國各地的證券交易場所全數遭查封，“資本市場”從此退出了中國的經濟舞台。而對上海來說，民間的金融活動被徹底取締，意味著上海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功能被摘除，香港取代了它的地位。在此後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它成為了單純的輕工業和商業中心，證券交易所重新回到上海灘，將是整整41年後的事情。
銀元大戰打完後，接著上演的是紗布大戰，這又關乎上海最重要的實體產業。
“戰事”的起端還是因為全國物價的動盪。根據陳雲給中央的報告，1949年的前八個月，關內（除東北地區外）的貨幣發行額從185億元增加到了4851億元，增加了25倍，四季度還要再發行8000億元，其中4000億元用於收購棉花和紗布等物資。因此，制止物價上漲是不可能的，而且有“劇烈跳躍之可能。”果然如他所料，物價在開國大典前後，稍稍穩定了一下，從10月15日起，滬津先導，華中、西北跟進，人民幣大幅貶值，物價猛烈反彈。不出一個月，京津漲1.8倍，上海漲1.5倍。在所有上漲商品中，最具指標意義的就是政府收購的紗布，而主戰場便在上海。
上海從來就是全國棉紗和棉布的生產和交易中心，與1937年相比，上海棉紗字號從60家發展到560家，棉布字號從210家發展到2231家，此次，貿易投機商集中攻擊紗布，上海的棉紗價格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上漲了3.8倍，棉布上漲3.5倍，因此，拉動其他商品價格的上揚。
棉紗與銀元不同，無法用查封全部交易行的方式來解決。陳雲用的辦法是增加供應，舉全國之力解決上海問題。
從11月13日起，已從北京南下坐鎮上海的陳雲給各地密發十二道指令。他命令長江中游的棉花和紗布中心漢口將紗布囤積並秘密東運，西北地區將隴海路沿線的紗布儘速運到西安，華北的紗布則聚集在京津；各地由政府控制的貿易公司，暫時停止交易，將紗布調集到中心城市待命；各工礦投資及收購資金全數暫停支付，由中財委統一掌握；同時，電令人民銀行總行及主要分行，除特殊許可外，一律停止所有貸款。陳雲的這些指令都在第一時間上報中央，周恩來在電報上批示，“如主席未睡，請即送閱，如睡，望先發，發後送閱。”毛澤東歷來有晚睡習慣，對此事十分關注，每件必復，宛若在指揮一場決定生死的軍事戰鬥。
經過一段時間的緊張准備，大量物資集結完畢，兩陳掌握了充足的紗布，於是開始發動總攻擊。陳雲在戰前還告誡說，“如出現市場大亂的情況，只要我們確已緊縮貨幣發行，物價指數已漲達兩倍則不必恐慌。那時，糧、油、鹽等照正常門售量售出是需要的，但過多的拋售則不必要。”
11月25日，陳雲命令全國採取統一步驟，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漢、瀋陽和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拋售紗布。
開始時，上海等地的投機商一看有紗布售出，即拿出全部資金爭相購入，甚至不惜借高利貸，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幾乎沒有人因為囤積物資而吃過虧。當時上海的借貸甚至出現了以日計息的現象，號稱“日拆”，幾乎陷入瘋狂。然而，這一次他們碰到了真正的對手，各地的國營花紗佈公司源源不斷地拋售紗布，而且一邊拋售，一邊降低牌價。投機講究的是買漲不買跌，投機商眼看國營公司的紗布洶洶然的拋出，似乎下定了死戰的決心，便先有了怯意，而他們又是一盤沒有組織的散沙，如何與一個強悍的國家機器對抗。於是，有人預感到大事不妙，開始悄悄拋出手中的紗布，這消息立刻以瘟疫的速度散發開來，市場局面頃刻間發生可怕的反向翻轉。紗布拋得越多，市場行情就跌得越慘，一切如大江東流不可抵擋，上海的紗布價格竟在一天之內腰斬了一半。
兩陳仍然窮追不捨，他們又發出三道指令，規定所有國營企業的錢一律存入國營銀行，不得向私營銀行和民營企業家貸款；規定私營工廠不准關門，而且要照發工人工資；同時在這幾天裡加緊徵稅，稅金不能遲交，遲交一天，就得罰稅金額的3％。有人跟陳雲說，這些招是不是太狠了？陳雲說，不狠，不這樣，就天下大亂。
數招並下，投機商兩面挨打，資金和心理防線同時崩塌，頓時潰不成軍，不得不派出代表要求政府買回他們吃進的紗布，兩陳乘機以極其低廉的價格購進。經過這番交手，上海的商人元氣大傷，有人血本無歸，有人因應付不了“日拆”而跳樓自殺，有人遠遁香港。
兩陳在紗布大戰中表現出來的戰略能力，讓國內外輿論頗為驚艷，他們採用的戰法來自毛澤東屢戰屢勝的軍事思想，即“每戰必集中絕對優勢兵力，打殲滅戰”、“不打無準備之戰”。目睹此役的榮毅仁說，“六月銀元風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壓下去的，此次則僅用經濟力量就能穩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兩陳的策略運用還讓很多原來看不起共產黨的經濟學家心悅誠服，當時也在上海的民主人士章乃器在《投機商人趕快洗手》一文中寫道，“在那緊要關頭，像我們這班知識分子就難免要犯主觀主義的急性病。我那時曾經一再建議早點下手，對市場施用壓力。然而，財經工作的負責人卻是那樣的沉著、堅定，認為依據通貨膨脹數量和物資數量的對比，時機尚未成熟。應該再多準備一些實力。同時，不妨再從市場陣地撤退若干步，以便爭取主動，進行反攻。事後的檢討告訴我們，這種策略是完全正確的。經濟上的反攻從十一月中旬開始，以五福佈為例，十一月十三日的行市是每匹十二點六萬元，比較十月三十一日的五點五萬元，已經漲起一倍多。那就是說，倘使反攻提早半個月，兩匹布吸收貨幣回籠的能力，就抵不了半個月以後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敵人深入到達了於我絕對有利的地形之後，一師兵就可以發揮出來兩師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敵制勝了。”
紗布大戰剛剛鳴金收兵，兩陳很快轉入到第三戰，糧食大戰。
1949年秋季，華北糧區遭天災，莊稼歉收，原本就緊繃的糧食形勢變得更加嚴峻。在籌劃紗布大戰的時候，陳雲就非常擔心北方的投機商集中攻擊糧價，如果布糧同漲，南北一起開戰，將兩面受敵，局面難以收拾。他想出一計，在10月20日急電東北，要求每天發一個列車的糧食到北京，在天壇建倉存糧，而且每天必須增加席囤。這一計謀果然非常有效，北方的糧販子們看到政府手中有糧，而且日漸增多，便不敢輕舉妄動。等到紗布戰事抵定，他轉頭專攻糧食。
當時上海的存糧只有八千萬斤，僅夠市民二十多天的口糧，防守力量非常脆弱，各大城市也都面臨糧荒。糧食交易市場歷來在春節休市，正月初五開盤後會一波行情，俗稱“紅盤看漲”。上海的糧商們都把眼睛盯在那個開盤日，在整個十二月，他們大量囤進糧食，把全部資金都壓了上去，眼看，這將是一場最後的豪賭。
12月12日，中財委召開全國城市供應會議，對全國范圍內統一調度糧食進行具體部署。在上個月，陳雲已經要求東北每天往京津地區車運糧食一千萬斤，此次更是命令從四川徵集4億斤支援上海，同時要求華中、東北在短期內運糧濟滬以應急用。他擔心這些糧食還不足以應戰，又向中央報告，準備向國外增購4億斤大米。很快，他在上海周圍完成了三道防線的部署，第一道是杭嘉湖、蘇錫常一線現有的存糧，第二道是從江蘇、浙江和安徽急速運糧，第三道由東北、華中、四川組織搶運。據他的計算，這三道防線合在一起，政府掌握的周轉糧食大約有十幾億斤，足夠上海周轉一年半，京津、武漢等大城市的糧食也得到了大量的補充。
正月初五到，糧食交易市場上“紅盤”開出，出乎所有投機商的預料，糧價不漲反跌，而且連續數日下跌。上海廣泛開設國營糧店，持續拋售兩億多斤大米，投機商不得不跟進拋出，損失前所未見。
經此三役，上海的物價開始日漸企穩。自1937年抗戰開始以來，困擾了中國經濟十二年的惡性通貨膨脹終於被陳雲遏住。到1950年春夏之交，全國的物價基本上穩定了下來。毛澤東對上海的經濟戰役評價很高，認為它的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中財委副主任薄一波回憶說，有一次，他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毛說，陳云同誌有這樣的能力，我在延安時期還沒有看得出來，可稱之為能。接著，他順手在紙上寫下了一個“能”字。毛澤東熟讀古書，這次他借用的是三國諸葛亮的一個典故，諸葛亮在《前出師表》裡評價愛將向寵時說，“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比較兩陳馴滬與經國“打虎”，可以看到兩個政權的不同：一是政局穩定，事有可為，二是全國一盤棋，以集中供應來打擊投機，三是行政效率超高，絕對沒有官倒貪腐。
銀元、紗布和糧食三戰打下來，兩陳打出了威風，也牢牢地握住了上海經濟的主動權。與此同時，如何恢復經濟以及如何管理這座城市的工商業成為新的關注焦點。
當時面臨的局面十分棘手：上海工業陷入半解體狀態，1.2萬家工廠中只有三分之一維持開工，機器業工廠停工八成以上，麵粉業由於北運通路不暢，產量只是內戰爆發前的十分之一。佔上海工業產值74％的輕紡業，既缺原料又無銷路，陷於半癱瘓狀態。實業家們更是人心惶惶，騎牆觀望，誰也不敢擴大再生產。工商矛盾空前激烈，工人視業主為“反動派”，有人甚至認為，應該象土改一樣，把工廠的資產直接分發給當家做主的工人們。
7月24日，就在陳雲抵滬的一周後，上海遭到三十年未遇的特大颱風襲擊，海堤被沖毀，黃浦江江水倒灌，市區受淹，連市政府大廈都水深過膝，大量檔案、稅票和憑證被水浸毀。在市政大廳裡，一個34歲的青年共產黨幹部帶著一群人，用臉盆和木桶把水清倒出去，然後將浸濕的檔案一份份地晾曬烘乾。與所有身著黃土布軍裝的同事們不同，他穿著一條吊帶褲，這在樸素而農民氣質很重的共產黨幹部中非常的刺眼。他叫顧準，是新上任的上海市財政局兼稅務局局長。
這是一個瘦高個的、帶一副深度黑框眼鏡的上海本地人，他出生在南市區顧家灣的一個小商人家庭，父親開過一家棉花行。他十二歲就進了中國第一家會計師事務所立信當練習生，在這裡一干就是十三年，成了一個嫻熟的會計學專家，他編寫的《銀行會計》一書被商務印書館列入“大學叢書”出版，並被之江大學、滬江大學聘為會計課教授。顧準於1935年加入共產黨，曾任中共上海職業界救國會黨團書記，1940年他離開上海到蘇南抗日根據地工作，擔任過江南行政委員會秘書長、山東財政廳廳長等職，上海解放後，他回家鄉出任重要的財稅局長一職。據當時的上海市民回憶，1949年前後，滬上最出名的共產黨幹部有三個人，除了陳毅市長之外，一個是公安局局長楊帆，還有一個就是顧準，原因是“大街小巷到處可以看到他們貼出來的治安和徵稅佈告。”
如果說對投機商人的清算，遏制住了通貨膨脹的勢頭，那麼，要真正解決經濟問題，則有待於實業的恢復，它的難度一點不遜於前者。顧准採取的辦法是“盡快扶植民族工商業，恢復生產，發展經濟培養稅源，打擊偷稅漏稅不法行動。”在他的兩年任期內，完成了三項很重要的、對全國工商業治理起到了試驗性效果的工作。
第一項是重建徵稅制度。
自晚清到國民政府時期，稅制管理一直十分混亂，偷逃現像很嚴重，逃稅越多，稅率越高，稅率提高，逃稅更厲害，形成了惡性的循環。顧準實行的是“輕稅重罰”辦法，為了避免大的動盪，他基本上延續了國民政府的稅制體系，同時則廢除了一些民憤很大的苛捐雜稅，譬如保衛團費、保安特捐、新兵安家費等等，取消了有重複徵收性質的11項捐稅，此外陸續頒布了開徵貨物稅、營業稅、印花稅等9種地方性稅種的暫行辦法。由於數年的通貨膨脹，工廠的帳面資產與實際值發生了嚴重的背離，為合理徵稅帶來了嚴重的困擾，10月，顧準公佈了一項規定，允許私營企業按當時人民幣物價重估全部財產價值，從而改正帳面資本額，使之接近實際狀況。這個辦法一公佈，受到實業界和會計界的歡迎。
為了保證稅收的徵繳，他借鑒蘇聯的經驗，創造性地設計了財稅專管員制度，用他自己的描述是“全市組織若干個分局，每一個區分局下按地段建立稽徵組（後改稱稅務所），稽徵組的每一個稅務員專管若干個納稅戶。”他對上海的納稅戶進行了普查，共查出漏戶2.1萬個，實得工商納稅戶10.78萬個，全市設20個區稅務局，建立96塊專戶管理區域。顧准設計的這套稅務專管員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顧准在上海的徵稅工作很有成效。 1949年5月到12月，全市的財政收入只有498萬元，處於嚴重赤字狀態，根據上級命令，上海必須在1950年的第一個季度通過發行公債和徵稅的辦法收上3000萬元。顧准採取了嚴查重罰的手段，他回憶說，“這種逃稅處罰和公債徵募同時進行，即使確有稅法根據，也可以把逃稅戶弄得破產。於是，上海資產階級一方面通過工商聯、協商會議等大提抗議，一方面也進行非法抵抗——這一兩月中，我收到一大堆匿名恐嚇信，以致公安局為保護我的安全起見，給我配備了兩名警衛員。”
顧準所說的抗議者中就包括實業大王劉鴻生。他留在上海的過程頗為曲折，他的第六個兒子劉公誠是共產黨員，一直勸告自己的父親留在上海，1949年4月，就在南京被攻克的日子裡，劉鴻生在解放區電台裡聽到了一則專門針對他的廣播，“請劉鴻生先生留在上海，不要走。解放軍保證按照'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保護劉氏所有工礦企業……”當時，劉鴻生的居所已被國民黨上海社會局監控，他被強行脅持到香港。上海解放後，劉鴻生父子避開國民黨特務監視，深夜乘太古郵輪離港，先是在北京受到周恩來的接見，得到“共產黨將保護民族工商業者的私人財產、民族工商業者可以保留過去生活”的承諾，接著回到上海重新管理所有家業。他的回國在全國工商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動。他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華東財經經濟委員會委員。此次，顧準的查賬重罰還是讓他頗有點吃不消，他直接給陳毅寫信發牢騷說，公債買了十幾萬元，現要交款，還要納稅、補稅、發工資，存貨賣不動，資金沒法周轉，乾脆把全部企業交給國家算了，辦不下去了。
儘管遭到部分商人的抵制，顧準的強製手段還是起到了效果，據《上海市財政稅務志》記載，1950年全市的稅收收入達到6416萬元，比上年增加12.8倍，為舒緩全國財政的緊張作出了重大貢獻。 （1953年3月1日起，發行新版人民幣，新舊幣的比價為1元比1萬元。此處用的是換算過的新幣值。）
顧準的第二項重要試驗，是在中財委的統一指導下，重構了上海的產供銷體系。
對私人工商業進行國有化改造，是一個既定的目標，也是社會主義經濟體的特徵之一，那麼，如何改造，從哪里切入，卻是一個很有技術性的命題。陳雲的思路是，從流通入手，通過壟斷生產資料供應和產成品銷售的方式對製造業進行控制。從1949年10月起，中財委就著手建立三個全國性的貿易公司，一是全國性的紡織公司，負責紡織原料和產成品的供應與銷售，二是全國性的土產公司，負責各地特產的產銷，三是將華北貿易總公司改組為11個專業公司，其中以內地調劑為主的有糧食、花紗布、百貨、煤鐵和鹽業，出口為主的有猪鬃、土產、皮毛、油脂、蛋品，此外設立一個進口公司，各專業公司均按經濟區劃與交通要道在中小城市設立分支公司，資金和乾部統一調度。
對每一個重要的原料領域均進行國營化壟斷，私人企業均不得從事流通業，違反者被視為“投機倒把”。據曹錦清的研究，江浙一帶從1950年4月起，在各縣成立供銷合作社，統一代理春秋繭的收購業務，私商被禁止向村民收購，從此截斷了上海各私營紡織企業的原料供應渠道，迫使它們只能接受國家的加工訂貨業務。
當原料供應、產品銷售被卡住，再加上金融業的徹底國營化，兩頭一夾，中間的製造企業自然就無法動彈，成了一塊被壓扁了的“夾心餅乾”，計劃經濟的宏大構架因此胚胎初成。陳雲認為，對流通的控制——包括商品流通和金融流通，“是逐步消滅無政府狀態的手段，通過這種辦法，把他們夾到社會主義”。這個龐大的商品供銷體系一直運作了幾十多年，它在早期對共和國經濟的重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隨著時間的延續，其內在的體制障礙也最終成為經濟運作低效率的根源，事實上，開始於1978年的改革開放就是從流通領域的突圍開始的，也即是對這一體系的瓦解，“投機倒把”這個罪名在1997年從《刑法》中取消。 （歷史的經驗告訴人們，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體系，必須建立在生產資料市場和金融市場的開放前提之下。在這一個意義上，一直到2009年，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仍在艱難的進行中。）
陳雲認為，要穩定物價和牽住全國產業的牛鼻子，關鍵是抓住“兩白一黑”，也就是紗布、大米和煤炭，其中就工業而言，最受關注的當然就是紡織業。它的產值占到全國工業總產值的一半左右，而且在這個領域中，民營資本的力量最為強大。所以，在對全國流通市場實施計劃管制的時候，它成為第一個對象。早在9月24日，也就是上海紗布大戰前的一個多月，中財委召開了全國棉花收購和調配會議，這是建國後的第一個大宗商品計劃調配會議，會議對全國各地當年的棉花種植面積、年成、收穫量，各地區公私紗廠紗錠數、粗細錠子的比例、全年需棉量群眾自用及手工紡織全年需棉量，各地區當年收購棉花的具體計劃及部署情況，現有收花機構之組織狀況及乾部數量，私人棉商及小販收棉花的情況，各地區棉紗棉布全年需要量等情況進行了一一的排查、分析和計劃。這樣的棉花大會形成為一個每年必定召開的製度。到12月，中財委又組織召開了全國第一次糧食會議，新華社對此進行報導的電訊標題是《中國糧食史上的創舉》。
在全國的糧棉源頭被控制住後，各大城市隨即建立起相應的計劃管理體系。上海的帶頭效應當然最受關注，顧準很快行動起來，他成立國營的花紗佈公司，私營紗廠不得再自購棉花，自銷成品，所有產品均實行統購統銷。為了與花紗佈公司配套，他自下而上建立了大批國營的供銷合作社，還把全市的私營運貨車全部取締，新組成了一個上海搬運公司，它成為交通運輸局的前身。他在自述中寫道，“國營商業控制了重要物資在全國范圍內的流通，使得煤炭、建築材料、糧食等項的私營零售業無法照舊繼續下去，國營商業不得不擴大到零售商業範圍中去，華東商業部分出一部分力量，組織了幾個零售公司，交給上海市管理。以上趨勢，還在急速發展，不久就擴大到建築業範圍中去了。”
據計泓賡在《榮毅仁傳》中的記載，全國性的棉紗統購政策是在私人企業家的參與和配合下制訂出來的。 1950年底，紡織工業部在北京開會，會議期間，商業部副部長姚依林和全國工商聯的沙千里、吳雪之邀請赴京開會的榮毅仁在南河沿全國政協俱樂部吃飯，席間，榮說自己正在琢磨一個問題，他說，“我正在想，搞工業的最好讓他專心搞工業，著眼生產，貿易的事由國家來搞，比如商業部吧，就專門搞商業。”談著談著，你一句，我一言，就談出了一個統購棉花的主張，大家認為這是個好主意，一時興起，就大喝其酒，榮毅仁那時很能喝酒，一杯又一杯地下肚。這次閒談後的第三天，陳雲約見榮毅仁、劉靖基、王志建等五名上海私營棉紗廠的老闆們談話，聽取具體的意見。在紡織工業部的會議閉幕式上，陳雲說，“工商界人士提出棉紗統購的意見很好，我們贊成。”1951年1月4日，中財委頒布《關於統購棉紗的決定》，凡公私紗廠自紡的棉紗及自織的棉布，均由國營花紗佈公私統購。商業部為此規定了棉紗的分配、銷售、加工辦法，這樣，私營棉紗廠的生產就完全納入了國家計劃的軌道。
當這一嚴密而廣泛的國營計劃管理體系建立起來之後，所謂的紗布大戰、糧食大戰便成絕跡。
顧準的第三項重要試驗，是創造性地驅趕了所有的外資公司。新中國成立後，在華外資企業顯然成為了新經濟體制的“不適應者”，它們將如何退出是一個廣受關注的事情。
顧準用的辦法是提高土地使用的稅率，把外資公司一一逼走。他這樣描述自己的做法：“1949年上海接收後，我們利用1945年以後國民黨政府搞起來的地價稅，加重稅率，對私有土地按估定地價比例徵稅，國有土地當然是不徵稅的。徵收地價稅，誰都提不出反對理由，可是嚴格徵收的結果，凡是地價昂貴土地上的房產收入，都抵不上應付的地價稅。僅僅一年多，即到1950年至51年冬春，許多外國資本家都寧願把房地產抵交欠稅，自己則悄悄溜走了。”他舉例說，“上海有名的沙遜，把南京路外灘的沙遜大廈（現在的和平飯店）和舊租界的華懋飯店（現在的錦江飯店）抵交欠稅後離開了上海。許多外商銀行、地產公司、重要洋行，上海才解放時還賴在上海不走，經過1950年春的罰款和一年多的地價稅，也紛紛關門溜走了。”（沙遜：晚清至民國期間，與匯豐、麥加里（渣打）、太古齊名的四大英資集團，由英國沙遜家族創建，1949年之前是上海最大的地產商。）
他最後總結說，“我們沒有採用任何沒收政策，我們卻肅清了帝國主義在上海的殘餘經濟勢力。”
顧準獨創的“逼走法”很快被推廣到全國各城市，外資企業相繼離開中國，在這一過程中，儘管頗不情願，但仍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的。以當時最大的煙草企業英美煙草為例，它的資產通過協定計算的方式被轉讓給中國政府，根據這一協定，英美煙草的資產價值與其未支付的捐稅和債務相等，也就是說，它離開中國的時候，沒有帶走一台設備，據該公司估算，這一轉讓在公司帳目上損失了5000萬英鎊。另據美國學者高家龍的計算，在半個多世紀裡，英美煙草在中國獲利不少於3.8億美元。
那是一個激情蕩漾的革命者的年代。上海自開埠以來，百年以降，從租界的英法洋人到清帝國大臣，從蔣介石政府到汪精衛政府及日本佔領軍，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管理者。
他們年輕，風華絕代，充滿破壞和重建一切秩序的勇氣，他們日以繼夜地工作，所有的熱情都是為了無比熱愛的國家，他們從來沒有考慮自己的私利，因而根本不可能被任何利益收買。年輕的財稅局長顧準就是他們中的一個典型，他每天奔波於上海的各個角落，不斷地擬定各種各樣的佈告和公文，與大大小小的私營業主周旋協商，他在立信會計事務所時的老同事嚴松齡回憶說，“他還是那個瘦長個子，穿一套不合身的軍服，桌上放一隻大公事包，一罐香煙，說話態度極其謙和誠懇。”所有的市民和工商業者，對這樣的革命家既敬又畏。
不過，事實的真相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復雜得多。在當時的新上海管理者中，還是有人對即將生成的新經濟制度產生了微妙的疑惑，而更讓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個人居然不是別人，竟就是顧準。這是一顆悲劇的種子。
顧準是一個忠誠的、充滿了理想主義情懷的革命者，同時也是頂級、冷靜的會計學專家。早在山東當財政廳長的時候，他就發現了公營企業存在的一些弊端，而讓他頭痛的正是他的專業所在，他說，“國營企業財務管理是我們財政工作中尚未解決的問題。”也就是說，在一開始，他就對國營企業可能存在的管理弊端產生了警惕性，這成為顧準反思國營企業製度乃至整個計劃經濟體制的起點。
此外，他在上海採取的一些務實的治理措施也遭到了質疑。譬如，他公佈的“按人民幣物價重估私營企業資產”的辦法，儘管受到工商界的歡迎，但是卻遭到了中央財政部的嚴厲批評，被認為是給上海資產階級開闢了合法逃稅的門路。這也成為顧准在兩年後被免職的重要誘因之一。他在1969年的《顧準自述》中寫道，“我對此沒有作過什麼申辯……如果不允許私營企業重估資本，累進稅率的所得稅客觀上是行不通的。因此，我現在還認為這一措施是必要的。它不是一項政策性的措施，它不過是改進經濟計算的必要技術措施，也沒有開闢什麼合法逃稅的門路。”
顧準對“政策”與“技術”的理解是天真的，在一個革命的年代，任何一項“技術”事實上都服務於、以及被解讀為一種意識形態，他將長期地困頓於這種邏輯之中，並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事實上，類似顧準式的困惑並非是僅見的。計劃經濟理念與市場的矛盾從一開始就存在，它一直無法化解，而終成“體制之痼”。
曾擔任中國人民銀行專門委員的冒舒醔回憶過一則往事。 1950年初，上海缺糧缺煤，整個城市一度面臨癱瘓的危險，陳雲邀集章乃器、千家駒、沈志遠等一批財經專家，專門研究解決糧煤運輸等問題。專家們認為糧食可用鐵路南運，而運煤量大，需要海運，因而，力主利用外商的輪船運煤，並認為這是能夠解救上海等南方大城市“燃煤之急”的惟一方法。但利用外船運煤，當時是有爭議的，有些人認為這樣做有“賣國”之嫌，陳雲一時下不了決心。專家們進一步解釋說，這些船的船東有不少是中國人，掛的不是英美國旗，而是巴拿馬等小國的國旗。中財委商業處處長姚依林在會議室內來回徘徊，他對陳雲說道：“我們就'賣'一回國吧！船還是中國人的船，錢也是中國人賺。”這樣，陳雲才把用外國輪船運煤的事確定了下來，上海之急稍解。
在改朝換代的大時刻，顧準式的疑竇及是否用外輪運煤的徘徊，是微不足道的。因為，革命正面臨更嚴峻的挑釁和困難。上海還是一塊不平靜的土地，1950年2月6日中午，從台灣飛來的戰機四次轟炸上海鬧市區，一千多間房屋塌壞起火，500多名市民被炸死，楊樹浦發電廠被炸毀，全市停電。在這一年的春季，儘管通貨膨脹的“野馬”被駕馭住了，但工商業的萎縮跡象仍然在加劇，4月份的大米和棉紗的批發市場交易量比1月份下降了83％和47％，大百貨商店的營業額減少一半，中小商號少了90％，到4月份，全市倒閉的工廠有1000多家，停業的商店2000多家，出現了20萬失業工人。陳毅市長六次致電中央，呼籲緊急支援。而全國的情形與上海類似，14個大城市在整個春季倒閉工廠2945家，16個較大城市半停業的商店合計9347家。盡快地恢復生產成為當務之急。
與此同時，在中國北方，新的戰爭變數發生了。
1950年6月，朝鮮爆發內戰，美國為了維護其在亞洲的地位，立即出兵干涉。 9月，美軍在仁川登陸，並很快把戰火燒到中朝邊境的鴨綠江邊。 10月初，中國政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就這樣，才誕生一年的新中國與新晉的全球第一強國直面交戰。這場戰爭持續了兩年九個月的時間，它最終改變了亞洲地區的政治和經濟版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