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二十章1948年：最後的“打虎”

1948年春天，《國史大綱》的作者、無錫籍歷史學家錢穆回到家鄉，應邀在榮德生創辦的江南大學任教。他住在榮宅的樓上，每到週六下午，榮德生夫婦都會從城裡來，住在樓下，週日下午離開。晚飯後，他們必定會在樓上或樓下暢談兩小時左右。 錢穆問榮德生，“畢生獲得如此碩果，有何感想？”榮答，“人生必有死，兩手空空而去。錢財有何意義，傳之子孫，也沒有聽說可以幾代不敗的。”接著，榮德生提到他在南通修建的一座大橋。早在1934年，榮德生六十大壽，他發願在無錫、常州一帶，造橋百座以惠鄉里，歷數年建成大小橋樑88座，其中一座寶界橋，全長375米，寬7.6米，60個橋墩（以示六十大壽），時稱“江南第一大橋”。榮德生對錢穆說，“一生唯一可以留作身後紀念的就是這座大橋，回報鄉里的只有此橋，將來無錫人知道有個榮德生，大概只有靠這個橋。”

就在他們促膝交談的那段時間，申新紗廠的經營正讓榮德生焦頭爛額，他連維持生產的流動資金都無法湊集，向國有銀行申請購棉貸款手續繁雜，不僅緩不濟急，而且得貸很難。在這種情況下，榮家只好靠拋售期貨來換取部分現金，可是棧單拋出後，棉花不易及時補進，花價卻天天上漲。所以空頭棧單拋得越多，虧得越大，而且到期客戶來提貨，很多不能兌現，所謂“生意”，已是窮途末路。 所以，榮德生的悲觀，並不僅僅因為對生命無常的感嘆，而更是對當前經濟和國事的茫然。對於企業家群體而言，那真是一個沒有未來的春天。 自從內戰開打以來，國民黨的局勢就是江河日下。開戰之初，國共軍隊的兵力對比是430萬比127萬，前者的裝備遠遠優先，更重要的是，它擁有整個國家機器以及得到了美國政府的支持，所以，蔣介石曾預言：“在3至6個月內，就可以消滅共產黨。”可是，國軍幾乎每戰必敗，節節潰退，用美國顧問巴大維將軍的觀察是：“自我到任以後，沒有一仗是由於缺乏軍火裝備而被打敗的。”到1947年的秋天，解放軍已經控制了東北和中原的大部分地區，國共兵力對比改變為365萬比249萬，國民黨人的樂觀氣焰蕩然無存。

1948年的中國，是真正意義上的、最混亂的國家。它符合一個“壞時代”的所有特徵——讓人回想起1910年前後的晚清：人人知道這樣下去是不行的，甚至很多人都明白好的道路、好的辦法應該是怎樣的，然而，就是無法改變現狀，於是，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和這個時代一起沉淪下去，終而同歸於盡。在這種泥石俱下的壞時代裡，越是激烈的變革越容易導致局面的進一步惡化。 早在戰事初起的1946年9月，《大公報》主筆王芸生就在《中國時局前途的三個去向》一文中描述了當時的經濟現狀：“一面倒的靠洋貨輸入，國家的財政又一面倒的靠通貨膨脹。物價狂漲，工資奇昂，人民憔悴，工業窒息，獨獨發了官僚資本與買辦階級。政府天天在飲鳩吸毒，人民天天在掙扎呻吟，如此下去，則洪水到來，經濟崩潰，已經不是太意外的事了。”《觀察》的創辦人儲安平則在1947年3月的社論中對社會各階層進行了分析：“現政權的支持層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員、知識分子、工商界人士。現在這一批人，沒有對南京政權有好感。國民黨的霸道行為作風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惡痛覺；抗戰結束以來對公教人員刻薄待遇，使他們對現政權赤忱全失；政府官員沉溺於貪污作弊，他們進行種種刁難，使工商界人士怨氣沖天；因財政金融失敗以及內戰不停而造成的物價暴漲，使城市市民怨聲載道。”

王芸生和儲安平所描述的景象，在後來的兩年裡一點也沒有得到改觀。接替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院長的是蔣介石的長期幕僚長張群，他雖然也力圖變革經濟，但是，卻始終成效甚微，不得其法。隨著戰事的推延，財政狀況變得越來越惡劣，國庫收入僅佔支出的5％，軍事開支的比重高到驚人，僅東北軍費就佔了支出總額的40％，政府財政實際已經破產。 在市場的表像上，反映出來的就是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國統區的物價如同一匹脫韁的野馬。 1947年7月24日的美聯社發了一條電訊，它給出了一個很諷刺的物價比較：法幣100元可買的物品，1937年為兩頭牛，1938年為一頭牛，1941年為一頭豬，1943年為一隻雞，1945年為一條魚，1946年為一隻雞蛋，1947年則為三分之一盒火柴。

據《大公報》1948年8月16日的統計，以戰前的生活指數為比較，8月份上半月的食物價格上漲了390萬倍，住房上漲77萬倍，衣著上漲652萬倍，比7月下半月平均上漲90％。為了表達具象化，當天報紙用花邊新聞的方式圈出一條短訊，“大餅油條，每件10萬元。”《觀察》雜誌在《七個月來的中國經濟情勢》一文中也給出了相同的數據分析：“八年多的長期抗戰，物價不過漲了2400倍。勝利迄今還不滿三年，上海物價較之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卻已漲了1.4萬倍。尤其今年以來，更是驚人。7月第三週的物價總指數為戰前的478萬倍，較之去年12月最後一周上漲30倍。紡織、燃料、食物這些主要必需品的劇烈上漲，是人民生活負擔加重，造成人心恐慌的由來。”

以今視之，1948年的惡性通貨膨脹是由於下述四個原因綜合造成的。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財政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只好全靠發行新鈔票支撐。 1947年，法幣發行量達30多萬億元，為上一年的10倍，比1945年則增加25倍。到1948年的第二個季度，已發行法幣660萬億元，相當於抗戰前夕發行額的47萬倍。亂發鈔票的結果當然只有一個，那就是誘發通貨膨脹。 第二，全面內戰破壞了生產力，工農業的生產衰落自然導致稅源枯竭。為了支持戰爭，國民經濟仍以重工業為主，民生領域百業蕭條，因此催動消費類物價的持續上漲。而在農村地區，大量農田成為戰場，勞動力被成批成批地應徵入伍，糧食產量持續下滑，農村生產力敗壞到了極點。

第三，吏政敗壞、官僚及軍閥的乘火打劫。各地政府的苛捐雜稅加劇了官民矛盾，在河北省，一畝地要出一石捐稅，最低的也要五六鬥，賦稅竟超過了收成。國民黨軍隊每到一地，即由其黨政軍一體組成“軍民合作站”，向各村低於市價一半，強征軍需日用品，人民因此把國民黨改稱為“刮民黨”，並高喊“國民黨萬稅。”金融家資耀華在回憶錄中記載說，“中央銀行包機向各地運送現鈔支付軍費，各地軍政長官則馬上將之轉換成黃金美鈔，然後又各自私包飛機運回上海投機套賣。中央銀行向北運送鈔票的專車，有時竟出現行至半途即掉轉車頭南開的怪事。”國共軍隊在江蘇徐州一帶曾長期對峙，這裡本非工商業碼頭，卻因成為軍事重鎮，銀行錢莊相繼開分行，套買金鈔。

第四，市場分裂，導致原料緊缺。東北和華北中原地區是中國最主要的糧食、原棉和礦物產地，自從這些地區被解放軍奪取後，國統區工廠的原料供應頓成難題，據《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史資料彙編》顯示，當時的邊區政府實行了嚴格的商品禁運出口名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糧棉、牲畜和銅鐵金屬。 1947年全國的棉花產量為1100萬擔，國統區的企業能收到的只有30％，紡織業因此減產兩成，其他如橡膠工業和製藥工業，停工均達三成，鋼鐵工業的70％陷入半停產泥沼。象濟南這樣的大城市，四面都是解放區，形同孤島。到了1948年底，隨著東北全境和河北唐山被解放，上海的鋼鐵和煤炭供應全數停擺。為了拯救上海，1949年2月，國民黨政府只好委託杜月笙以全國輪船業聯合會理事長的名義致電毛澤東、周恩來，請求允許上海輪船到北方港口，以麵粉換煤炭。毛、周復電同意，杜月笙把30萬噸麵粉拉到秦皇島港，換走10萬噸開灤煤，這才解了上海的斷煤之虞。由此事可見，強弱易位已成不可逆轉之事實。

通貨膨脹導致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國民政府不但在治理上束手無策，而且還打壓民主人士和報刊，試圖箝制言論。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民主教授李公樸和聞一多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殺害，1947年5月20日，南京爆發六千學生大遊行，高喊“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口號，軍警武力彈壓，《文匯報》、《新民報》和《聯合晚報》不顧禁令如實報導，上海警備司令部以“連續登載妨害軍事之消息及意圖顛覆政府破壞公共秩序之言論及新聞”為由，下令查封三報，一日封三報，創民國首例。到1948年，幾乎所有的自由知識分子都已經心灰意冷，《觀察》主筆儲安平在這年7月的社論中寫道，“我們願意坦白說一句話，政府雖然怕我們批評，而事實上，我們現在則連批評這個政府的興趣也已沒有了……說了又有什麼用處？我們替政府想一想，一個政府弄到人民連批評它的興趣也沒有了，這個政府也就夠悲哀的了！可憐政府連這一點自知之明也沒有，還在那兒抓頭挖耳，計算如何封民間的報紙刊物，真是可憐亦復可笑！”

一個組織——無論是國家或企業——瀕臨總崩潰的邊緣，一定會出於本能，主動地尋求變革突圍，這時候，激進或漸進成為兩條可選擇的道路。耐人尋味的是，在晚清和民國晚期，統治者都選擇了激進道路，而最終的結果就是加速了滅亡的速度。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國民黨召開“行憲國大”，宣布“還政於民”，蔣介石當選為中華民國行憲後的第一任總統，為了展示改革決心，他改組內閣，由清譽較高的地質學家、當過經濟部部長的翁文灝出任行政院院長。 翁文灝很快組成了一個空前豪華的“博士內閣”，其成員絕大多數是畢業於國際頂級名校的博士，翁本人是比利時魯文大學博士，其他如外交部長王世傑是倫敦大學經濟博士和巴黎大學法學博士、教育部長朱家驊、社會部長谷正綱和糧食部長關吉玉都是柏林大學博士、司法部長謝冠生和最高法院院長謝贏洲是巴黎大學博士、交通部長俞大維是哈佛大學博士、司法部長王龐惠是耶魯大學博士、上海市市長吳國楨是普林斯頓大學博士，惟一的“土鱉”是財政部部長王雲五，他是原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大名鼎鼎的“四角號碼檢字法”發明者。就是這個由博士精英組成的內閣很快吹響了改革的號角，他們推出一套讓人眩目的經濟改革“組合拳”，從財政貨幣政策、產業市場化和治理腐敗三個方向同時出擊，試圖挽大廈於即倒。

這是一個無比大膽的、絕地反攻式的改革衝鋒，其過程和結局都是可悲和可笑的。在後世的國際金融史上，它已經成為一個最典型的反面教案。 翁內閣選中了貨幣改革作為衝鋒的戰略突破口。他們認為，幾年來的無度發行和通貨膨脹已經讓法幣走到了盡頭，因此必須進行堅決的幣制改革，王雲五提議以中央銀行所存的黃金證券作保證，發行金圓券以代替法幣，實施的辦法是以各地行政力量來收兌或收存民眾手中持有的黃金、外幣，進一步強化管制經濟。這個重大方案很快得到蔣介石的同意，在未做任何可行性分析的前提下，就匆忙出台了。 大改革是從1948年8月19日開始的。這一天，國民黨召開中央政治會議，通過由行政院提出的金圓券改革方案，當晚即由蔣介石以總統名義發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先是通過電台向全國廣播，第二天，全國各大報刊均予刊登。該令宣布“從即日起，以金圓券為本位幣，發行總限額為二十億元，限11月20日前以法幣三百萬元折合金圓券一元、東北流通券三十萬元折合金圓券一元的比率，收兌已發行之法幣及東北流通券；限期收兌人民所有黃金、白銀、銀幣及外國幣券；限期登記管理本國人民存放國外之外匯資產。”全國物價一律凍結在8月19日水平，是為“八一九限價”。決策者深知此次改革的重要性，20日的《中央日報》刊發社論說，“要知道改革幣制譬如割去發炎的盲腸，割得好則身體從此康強，割得不好，則同歸於盡。” 與貨幣改革配套同時推出的，是國營企業的市場化改革。這一議題已經被反复討論了二十多年，早在1947年2月，為了平息因“黃金風潮”而引發的物價、金融風波，政府頒布了《經濟緊急措施方案》，首次正式提出了國營事業出售以及國有股份減持的政策方案，但是，具體的實施辦法卻始終沒有出台，此刻大廈將傾，國有股出讓才被當作救命的藥方開了出來。就在金圓券改革的同時，行政院宣布對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國營招商局、台灣糖業公司、台灣紙業公司以及天津造紙紙漿公司等五家大型國有企業進行股權的市場化改組，首先將之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然後向公眾出售百分之三十的股份，這五家企業是當時國內規模最大、影響力也最大的國營企業。由於情勢急迫，五大公司的改組在短短一周的時間內就匆匆宣告完成，再次顯示國家力量的高效與粗糙。 在翁文灝等人看來，出售五大公司的國有資產將達到兩個戰略目標，一是推動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改造，二是作為金圓券改革的配套措施。根據他們的計算，五大公司的股份轉讓總金額是金圓券5.64億元，折合成法幣為1700萬億元，這幾乎相當於金圓券發行總額的四分之一。以這些實體資產為“實物性儲備金”再加上國庫裡的黃金，足可以保證金圓券的成功以及提升民眾的收兌信心。 翁文灝和王云無等人深知，無論貨幣或產權改革，能否獲得成功的關鍵，在於吏治的改革，也就是能否遏制全國的投機力量，把物價真正控制在“八一九限價”上。這時，翁的“博士內閣”得到了一個強大的支持者，他就是蔣介石的大兒子、時年38歲的蔣經國。就在8月20日當天，他以上海經濟管制區副經濟管制督導員的身份抵滬（督導員由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兼任），督戰全國最大工商業城市上海。舉國皆知，改革成敗，全係於蔣大公子的上海一役。 蔣經國——這位後來的台灣經濟奇蹟締造者——對黨國腐敗已是深惡痛覺，在他的身邊團結了一批國民黨內部的青年精英。他以青年革命者的姿態出現在上海灘，其意氣風發讓人想起21年前那個騎著高頭大馬來到這裡的黃浦軍人蔣介石，他似乎要在這裡重現父輩的光榮，並由此確立在中國政壇的地位。蔣經國在兆豐公園（今中山公園）舉行了十萬青年大檢閱，宣告成立由3000人組成的“行政院戡亂建國大隊”和“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會後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一百多輛摩托車開路，幾十輛輕型裝甲車和1000多匹戰馬緊隨，後面是數万人的遊行隊伍，沿路高喊“嚴格執行八一九限價”、“不准囤積居奇！”、“打倒奸商！”、“只打老虎，不拍蒼蠅！”幾天后，他兩次率領上海6個軍警單位，全副武裝地到全市的商品庫存房、水陸交通場所進行搜查。為了掌握真實的物價，他微服私訪小菜場，抄錄當日的蔬菜魚肉價格。他還成立了11個“人民服務站”，專門接受告密舉報。 上海已經多年不見這樣的整肅陣仗，而且，“只打老虎，不拍蒼蠅！”的口號又實在讓人眼亮心動。蔣經國“打虎”是為了達到兩個目標，一是控制通貨膨脹，以穩定時局，二是打擊官僚資本集團，以挽回民心。他自己也深知改革的對像到底是誰，他在日記裡寫道：“自新經濟方案公佈之後，一般市民對幣制的改革以及經濟的管制，多抱樂觀的心理，而政府人員則多抱懷疑態度。兩天來，日用品的價格漲得很厲害。擾亂金融市場的並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資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開刀就要從'大頭'開始。” 果然，落到他手上的，每隻都是“老虎”。 就在《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頒發的第二天，8月21日的《大公報》刊出記者季崇威的新聞稿《豪門巨富紛紛搜購金公債，隱名之人曾大批拋售股票》，文稱“19日上午，有某匿名之人從南京乘夜車抵滬，下車後不洗面不吃東西，匆匆趕到某熟悉證券號，一個上午向市場拋售3000萬股永紗（永安紗廠），照昨天股票慘跌的行市計算，此人大約可獲利四五千億元。” 此文一出，市場嘩然，幣制改革為國家核心機密，竟然有人搶先得悉倒賣獲利，蔣經國用槍逼著交易所交出帳目，查出19日拋售股票的兩個大戶，一個名叫李國蘭，是財政部機要秘書陶啟明之妻，陶供出自己是從財政部主任秘書徐百齊處獲悉機密消息的，三人迅即被捕，陶被處決。另一個大戶名叫杜維屏，竟然是中國黑社會老大、蔣介石多年老友杜月笙的兒子。蔣經國居然也不手軟，下令逮捕杜維屏，以金融投機罪交特刑庭公開審理，判刑8個月。 小蔣連小杜都敢打，算是動了真格，在隨後一個多月裡，64名參與投機的商人被關入監獄，舞弊勒索的上海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張亞民、第六稽查大隊大隊長戚再玉、囤積居奇的林王公司經理王春哲被公審槍決。蔣經國決心與投機官商血戰到底，他發表《上海何處去》的演講，說：“我們相信，為了要壓倒奸商的力量，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的生活，投機家不打倒，冒險家不趕走，暴發戶不消滅，上海人民是永遠不能安定的！……上海許多商人，其所以能發橫財，是由於他們擁有本店製造的兩個武器：一是造謠欺騙，二是勾結貪官污吏。做官的如與商人勾結，政府更加倍地懲辦！” 在蔣經國的鐵腕打擊下，上海的物價一度穩定在“八一九防線”之內，市民們乖乖地排隊將手中的黃金、美鈔換成金圓券。蔣經國在自己的辦公室裡，日夜輪番接見滬上企業家，一一奉勸他們把硬通貨拿出來，否則，一旦發現，嚴懲不殆，此時在上海的劉鴻生就被他生生“勸”出了800根金條和250萬美元。到10月份，上海共收兌黃金114萬兩、美鈔3452萬元，港幣1100萬元、銀子96萬兩，合計價值2億美元。各商業銀行也在9月底前將存留的外匯儲備向中央銀行做了申報。在整個幣制改革過程中，上海是收兌成效最好的地區。 蔣經國每打掉一個“老虎”，就好像是在奄奄一息的“黨國軀體”上實施了一次電擊，他希望有奇蹟能夠出現。可是，接下來的一個“老虎”終於是他打不動的了。 9月底，蔣經國在浦東大樓召集滬上的工商業代表開會，重申“打虎”宗旨，與會的杜月笙發言說，“犬子維屏違法亂紀，是我管教不嚴，無論蔣先生怎樣懲辦他，是他咎由自取。不過，我有一個請求，也是今天到會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請蔣先生派人到揚子公司查一查。”全場目光齊聚在蔣經國身上，蔣當即朗聲回應，“揚子公司如有違法行為，我也一定繩之以法。” 揚子公司的董事長是孔祥熙的長子孔令侃。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沒有生育，對這個大外甥視如己出，最是寵愛。在過去的幾年裡，揚子公司一直是倒賣外匯、走私商品的最大官倒企業，自金圓券改革以來，它又是上海最囂張的囤積大戶。 10月7日，蔣經國終於對揚子公司動手了，他下令搜查揚子公司上海總部並查封該公司的所有倉庫。第二天，國內各大報爭相報導“揚子公司囤積案”，“清算豪門”之聲陡起。 公司被查，孔令侃向宋美齡哭訴，宋專程到滬，把兩人約到永嘉路孔宅面談和解，蔣經國不從，姨表兄弟大吵一場，不歡而散。宋美齡只好去搬最後一張王牌。蔣介石當時正在北平前線主持軍事會議，被夫人緊急電召，連夜乘飛機趕回處理家事。他將蔣經國痛罵一通，父子交談不到半個小時，小蔣就垂頭喪氣地走出辦公室。第二天，上海警察局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揚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資均已向社會局登記。”而積極報導“揚子案”的《大眾晚報》、《正言報》被勒令停刊。蔣經國的老部下賈亦斌登門質問蔣經國，揚子案究竟辦還是不辦了。蔣黑著臉，十分消沉地說，我是盡孝不能盡忠，忠孝不能兩全啊。 就這樣，轟動天下的“揚子案”以如此荒唐的方式落幕，這也意味著蔣經國上海“打虎”行動的嘎然終結。揚子公司被“放生”後，蔣經國辛苦建立起來的整肅權威頓時冰散，市場信心瞬間崩潰，從10月起，上海物價再度飛揚，《申報》報導稱，“黃牛黨無縫不鑽，長蛇陣隨處可見，絨線香煙西藥等物無一不被搶購，藥房門外佔地待頂更屬聞所未聞。”民國著名記者、蔣經國的朋友曹聚仁記載，那些日子蔣“幾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至於狂哭狂笑。這顯然是一場騙局，他曾經呼籲老百姓和他合作，老百姓已經遠遠離開他了……有的人提起經國，就說他是政治騙子。有人原諒他，說這都是楊貴妃不好，害了他，蔣先生的政治生命，也就日薄西山了。” “打虎”行動的半途擱淺意味著貨幣改革的流產，而翁式改革的另外一翼，五大國有企業的產權出讓也進行得很不順利。出乎決策者意料的是，這些“香噴噴”的資產也成了無人認領的“棄物”。 從9月10日到11月初將近兩個月的時間裡，五大企業股票出售情況相當不理想。總共售出的數額是784．43萬元，不到向社會計劃出售總數的2％。其中，最多的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出售了377萬元，但也不到計劃向市場出售總數的8％。輪船招商局的股票，僅僅出售了5．4萬元，不到計劃出售總數的百分之0．02％。而天津紙業股份有限公司可供出售的股票甚至只賣出了4000元，用當時媒體的描述是“景象頗為淒慘”。 9月27日的上海《商報》發表社論《國營事業股票為何不受歡迎？ 》，認為“原因不關發售的技術，而在事業組織的本身……不是意料之外，而在意料之中”。因為，“國營事業既把一部分讓給人民”，就“決非名義上改為公司組織就可引起人民對於投資的興趣，人民所願投資的對象，是一有前途有利益的事業”。接著，這篇社論從三個方面進一步分析了售股遭遇冷遇的原因。 其一是政府出爾反爾，沒有信用：“招商局創設的時候本是國營的，後來改為官商合辦，最後又收回國營。而現在又要改回官民合營了。”並且，“每次改變都是政府所主動而民股不能參加意見”。 “通商、四明、中實、國貨所謂小四行也者，本來都是民營銀行，政府參加後改為官商合營，現在要把官股收回再改為民營。如此一再更張，投資者覺得毫無保障”，因此怎麼可能“踴躍參加？” 其二是國營事業效率差，與民營事業無法相比：“國營事業的行政效率，往往比不上民營事業，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而不容否認的。國營事業既是事業，事業就要講求效率。而政府偏偏從種種手續上使國營事業不便講求效率，豈不是事業本身的損失？至於因此而浪費人力物力財力，更非民營事業所能想像。”“公司組織的事業，而有官僚化的製度，投資者當然要望而卻步了。” 其三，中國的國營事業，獲得政府的協助少，而為政府盡義務多，改為官商合營企業後，投資者也要跟著賠累：“例如中紡公司對於布的供應，台糖公司對於糖的供應，招商局對於軍差的供應，都是民營事業所輪不到的”，但“政府一紙命令，國營事業便首當其衝”。而且，“據說現在的國營事業為了替政府服務，賠累甚多，而對於社會的服務往往顧此失彼，現在改了公司組織，大權仍在政府手中，若是還要公司賠累的話，那投資者豈非也要受累在內？”投資者有了顧慮，對於國營事業的投資當然會“躊躇不定了”。 這一番分析基本上反映了當時企業家及普通投資者對改革的判斷，其背後其實就是兩個字——“失望”，對過去失望，對現在失望，對未來失望。從一項重大變革的推出時機，可以清晰地判斷出主政者的改革誠意與決心，也從而決定了它的成敗。此案對後世的啟發在於，其一，任何改革都必須建築在信心、信任和信託的基礎之上。其二，涉及國有資產的市場化改革宜在宏觀景氣上揚及政策穩定的前提下進行，如果等到經濟危機總爆發或時局發生大動盪，則成效甚微，甚至會產生致命的負面效應。 至此，轟轟烈烈的經濟改革全盤慘敗。 11月1日，行政院無奈之下只好同意開放糧食價格，限價政策全面瓦解。第二天，翁文灝公開承認經濟改革失敗，他表示，政府在平衡收支、阻止資金外流、取締高利貸、增加銀行存款等所有方面均無建樹，他和王雲五分別引咎辭職。同日，蔣經國在上海做告別演講，他說，“檢討七十來天工作，深感新的力量尚未成熟長成，而反動勢力已結成一條戰線，狼狽為奸。我們有高度的情緒，坦白的胸懷，但尚缺乏鬥爭經驗，不足以對付老奸巨滑的經濟敵人。”言罷，黯然离滬。他後來施展自己的抱負，創造了“東亞四小龍”的台灣經濟奇蹟，並成為亞洲最優秀的地區領導人之一，不過這已是整整三十年後的事情了。 金圓券改革失敗的後果是災難性的。翁內閣倒台後，經濟重新陷入混亂，通貨膨脹呈現報復性上漲的態勢，物價狂漲速度超過改革前，以上海的食品為例，在8月23日，每袋大米（計171磅）售價20元金圓券，每袋麵粉（計49磅）售價7元金圓券，食油每22加侖售價58元金圓券，到11月6日，已分別上漲到240元、73元和550元，升高十倍有餘。 《申報》報導，上海正泰新棉布店，最多一天換了16次牌價，職員一個月的工資只能買一塊肥皂。 11月10日，首都南京發生了大規模的搶米風潮，警察開槍都不能禁止瘋狂了的市民，當日有22家米店遭劫。金圓券以無與倫比的貶值速度，成為中國乃至世界貨幣史上的一則笑話。 （1940年代的貨幣氾濫和通貨膨脹是十分誇張的。《上海解放前後物價資料彙編》一書有過一個統計：若以1937年6月（“七七事變”前）的貨幣發行額為100，1945年8月的發行額就為2.82萬，1948年8月為4707萬，1949年5月則為14.45萬億；上海的物價指數以1937年6月為100，1945年8月的指數為864萬，1948年8月為5.64億，1949年5月為36.3億×1百萬。國家混亂，無以復計。） 以經濟治理的角度客觀分析翁內閣的此次激進改革以及蔣經國在上海的七十多天“打虎”，可以說，這是一場注定要失敗的理想主義式掙扎。讓人意外的僅僅是，它竟以如此快速而無恥的方式完結。 以當時財政收入的贏弱，試圖用金圓券替代法幣的辦法來穩定物價和人心，根本就是異想天開的“豪賭”，再加上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的節節潰敗，改革失敗只是時間和方式的問題而已。張公權日後便分析認為，“政府孤注一擲地把它的政治威信和前途押在那次短命的貨幣改革——即實行金圓券方案上。這只足以說明，政府的政治力量已不復存在，人民對它的信心已掃除淨盡，從而加速其最終的垮台。” 蔣經國在上海的“打虎”，是國民黨系統內的青年精英拼力拯救政權和經濟的最後一戰，在操作層面上，它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最重要的一點是，管制有力而供應不足。蔣經國用口號、衝鋒槍和“打老虎”強制性地壓住了物價的上漲，但是，卻沒有在增加供應上下功夫，而他逼著工廠和商店把商品拿出來銷售，事實上轉嫁了改革的成本，造成企業家或陷入停產或陽奉陰違。錦江飯店創始人董竹君在自傳《我的一個世紀》中描述了她的應對之策：“當時我的辦法是，借進金圓券囤積貨物，一等金圓券貶值、崩潰，我再將存貨賣出少許，就能夠還清欠款。這樣決定後，就斷然採取冒險挽救錦江的緊急措施，到處拉借友人換來的金圓券，冒險囤貨，但又怕別人走漏消息，只好偷偷地將買進足夠一年用的存貨存放別處，又偷偷在半夜做好兩套帳目，以防萬一稅務局查賬。”董的做法在當時非常普遍，這顯然違規，如果被抓住一定遭到法辦，但卻讓她在大災害中劫後餘生。我們在下一章節即將看到，一年多後，陳毅和陳雲在整肅上海時便汲取了蔣經國的教訓。 貨幣改革的惟一“建設性後果”，是意外地催促了人民幣的誕生。金圓券的濫發導致全國金融市場極不穩定，11月6日，中共冀魯豫邊區下令嚴禁金圓券的使用與入境，並停止金銀自由買賣。同時，中共中央決定改變各解放區各自發行貨幣的辦法，成立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統一的貨幣，它被定名為人民幣。 11月6日，儲安平在《觀察》上發表社論《一場爛污》，算是給這場荒唐不經的經濟改革撰下了墓誌銘，他寫道—— “在全國空前騷動、朝野爭戰多日之後，政府終於放棄了他那'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限價政策！過去一個月真像是一場噩夢！在這一個月裡，數以億計的人民，在身體上、在財產上，都遭受到重大的痛苦和損失。人民已經經歷到他們從未經歷過的可怖的景象。他們不僅早已喪失了人生的理想、創造的活力，以及工作的興趣，這次，又喪失了他們多年勞動的積儲，並更進一步被迫面臨死亡。每天在報上讀到的，在街上看到的，無不令人氣短心傷。饑饉和恐怖、憤怒和怨恨，籠罩了政府所統治著的土地。地不分才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沒有一個人相信這個金圓券”。搶購搶購逃賣逃賣，像大洋上的風暴，席捲了整個社會的秩序。搶購是一種“貞言的反叛”，這是二十年來中國人民受盡壓迫、欺騙、剝削，在種種一言難盡的苦痛經驗中所自發的一種求生自衛的行為…… 嚴格的說來，要以改革幣制來解放中國當前的經濟危機，本來是個幻想。發行法幣的是這個政府，發行金圓券的也是這個政府，這同一個政府，法幣的信用既然不能維持，難道金圓券的信用就能維持了嗎？有人認為這次的改革幣制和最近的放棄限價，都是為了人民。實際上真是如此嗎？老實說，無非因為當前的經濟情景實在不太像樣，有點可怕，假如不改，恐怕政府要站不住了！改吧，改吧，亂七八糟先改它一下，暫時麻醉一下人民；後來弄到全國搶購，乖乖不得了，看上去可能要出什麼亂子，威脅政權，所以只好放棄限價。這一切，說得漂亮是解除人民的苦痛，骨子裡還不是要安定自己的政權？ 而在改革幣制時，政府命令人民將平時辛辛苦苦積蓄的一點金鈔，一律兌成金圓券；政府只要印刷機器轉幾轉，可是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積蓄，就滾進了政府的腰包裡去了。政府拿這些民間的血汗積蓄，去支持他的戰亂，使所有國家的一點元氣，都送到砲口裡轟了出去！上海的老百姓都在回想他們在敵偽時期所經過的一切，日本人管得再兇，也沒有弄到連飯都沒有吃，連買大便紙也要排隊的程度；日本人逼得再緊，也沒有把民間的金銀收完——就靠這點元氣，勝利後各地慢慢恢復各種小工商業的活動。現在呢，一切完了，一切完了，作孽作孽，每一個吃虧的老百姓心底里都在咒詛，有一肚皮眼淚說不出來！ 七十天的夢是過去了，在這七十天中，賣大餅的因為買不到麵粉而自殺了，小公務員因為買不到米而自盡了，一個主婦因為米油俱絕而投河了，一個女兒的母親因為購肉而被槍殺了，還有不知多少悲慘的故事報紙上沒有傳出來。我相信這些人都是死難瞑目，陰魂不散的。許多良善的小市民，都聽從政府的話，將黃金白銀美鈔兌給了政府，可是曾幾何時，現在的金圓券已比八·一九時期打了個對折對折了！慘啊！慘啊！冤啊冤啊！一個只要稍微有點良心的政治家，對此能熟視無睹，無疚於中嗎！ 最後，儲安平用決裂般的口吻給出了結論，這既是對金圓券改革的蓋棺之論，也是對南京國民政府二十年的一次總清算——“七十天是一場小爛污，二十年是一場大爛污！爛污爛污！二十年來拆足！爛污！” 如儲安平所言，國民黨在1948年的經濟總失敗，其實是政治和軍事總失敗的一部分。那是一個缺乏承諾感的年份。政黨對民眾、軍隊對平民，甚至國家對國家，一切的關係都顯得那麼的虛偽和脆弱。 國共對決到了最後的關鍵時刻。 從入秋以來，國共進行了三次具有決定意義的大決戰，世稱“三大戰役”，分別是：9月12日到11月2日的遼沈戰役，東北全境解放；11月29日到1949年1月31日的平津戰役，華北基本解放；11月6日到1949年1月的淮海戰役，長江以北地區基本解放。三大戰役，共殲俘國民黨軍隊154.7萬人。蔣介石政權大勢已去。 1948年11月11日，也就是金圓券改革宣告失敗的十天后，追隨蔣介石二十多年的“文膽”陳布雷在日記中寫道：“不但怕見統帥，甚且怕開會，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說我的腦筋已油盡燈枯了……”第二天晚上，陳寫下十一封遺書，吞服安眠藥結束生命。 《觀察》在評論中寫道：“陳布雷敢於在自殺之前，以'停止戡亂，放棄獨裁，絕交孔宋'三事直言相諫，諫之不從，以死明志。” 陳布雷死後的一個多月，12月17日，是北京大學的50週年校慶日和胡適57歲的生日，蔣介石夫婦在南京黃浦路官邸專門設壽宴款待胡氏夫婦。耳熱酒酣之間，有人奉蔣之意懇請胡適“替政府再做些外援的工作”，胡當場板下臉來說，“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政府，我怎樣抬得起頭來向外人說話。”酒席熱情頓時冷到零下。 1949年1月9日，空前慘烈的淮海戰役結束，華東戰局抵定。 14日，解放軍用29小時攻下天津，接著和平解放北平。 1月21日，蔣介石宣布下野。 4月21日，解放軍百萬雄師過長江，佔領國民政府首都南京。毛澤東賦詩一首，電傳江南前線，最後兩句曰：“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5月25日，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上海解放。 年底，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政權逃遁台灣。他帶走了277萬兩國庫黃金和故宮裡的大部分國寶，此外還開出一張長長的名單，其中包括當時中國最重要的知識分子和企業家。 可是，很多知識分子選擇了留下。以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選出的第一屆81位院士為例——他們是當時中國最具標誌意義的知識分子和科學家，跟著國民黨到台灣去的只有9人，去美國的12人，留在大陸迎接解放的達60人，如馮友蘭、郭沫若、陳寅恪、李四光、馬寅初、梁思成等，佔院士總數的74％。後世的台灣史家李敖一言以敝之曰，“蔣介石想搬知識分子，但信譽破產，知識分子不跟他了。” 很多企業家也選擇了留下。盧作孚留下了。榮德生和榮毅仁留下了。劉鴻生留下了。簡玉階留下了。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改北平為北京，定為首都。時年56歲的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上對世界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