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第十七章夕陽下的工商圖景

1799年，世紀交替的前夜，注定是一個巨人出沒的年份。在歐洲的法國，拿破崙發動“霧月政變”，歷時十年的“法國大革命”宣告落幕。而在亞洲和北美洲，則相繼失去了兩位巨人，一個是中國的乾隆皇帝，一個是美國的華盛頓總統。 剛剛過了正月，88歲的乾隆就在紫禁城養心殿安祥駕崩了。當他去世時，沒有一個人會料想到，帝國盛世的幻象將在短短的四十年後就被擊破。乾隆當了60年的太平皇帝，史上執政時間第二長，僅次於他的爺爺康熙，他留給兒子嘉慶兩個重要的遺產。一是百年康乾盛世的巨大光環，二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大貪官、也是當時的全球首富和珅（1750年－1799年）。 和珅是乾隆晚年最信任的大臣，乾隆四十年，不知因為什麼機緣，26歲的和珅在短短半年時間裡由一位乾清門的普通侍衛被提拔為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後來又當上了領班軍機大臣，封一等忠襄公。

和珅發財，靠的當然是貪污，只是他貪的能力實在驚人，有學者考據，乾隆執政最後五年的稅收被他貪掉了一半。乾隆駕崩的十五天后，嘉慶就以“二十大罪”，把他給賜死了。臨終前，和珅寫下數首絕命詩，其中一句曰“百年原是夢，廿載枉勞神。”嘉慶查抄和家，得土地八千頃、當舖銀號等130座、藏金三萬餘兩、銀三百餘萬兩，財產總值約2·23億兩白銀，當時清廷每年的財政總收入約為四、五千萬兩――乾隆五十六年的總收入為4359萬兩，和珅的財產竟相當於五年的國庫收入，人稱“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一個人，既是國家的首相，又是國家的首富――我們不妨稱之為“雙首現象”，大抵是中央集權到了登峰造極的惡質時期才可能出現的“超級怪胎”。和珅是史上最典型的“雙首”樣本，在其之後，還有民國的孔祥熙和宋子文。 “雙首”人物的出現必基礎於兩個前提，第一，政府權力高度集中，權錢交易的土壤相當豐腴；第二，貪污必成製度化、結構性態勢，整個官吏階層已朽不可複，清朝自乾隆之後，綱常日漸敗壞，民間遂有“三年清知府，十萬白花銀”的譏語。

在地球的另一端，1799年12月14日，喬治·華盛頓在弗農山莊的祖屋中去世，他留下的是另外一份遺產。 他領導了一場獨立戰爭，讓北美地區擺脫英國統治，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他本有機會做一個皇帝，至少是終身製的獨裁者。可是，他卻選擇當一個民主選舉出來的總統，並在兩屆任期結束後，自願放棄權力不再續任。他主持起草了《獨立宣言》和《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在後一部文件中，起草者宣布，制定憲法的目的有兩個——限制政府的權力和保障人民的自由，基於這個目的，國家權力被分為三部分，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這三部分權力相互之間保持獨立，這就是現代民主社會著名的三權分立原則。 在1799年，乾隆的名聲、權力和財富都遠遠的大於喬治·華盛頓。據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森的統計，到了1820年，中國的人口總數為3·81億，美國為1000萬人，相差38倍，中國的經濟總量為228·6億“國際元”，美國為12·5億“國際元”，相差18倍，兩國幾乎不在同一個競爭層面上。可是，隨著時間的推演，不同的遺產讓他們個人以及各自的國家在歷史的天平上獲得了新的評價。

如果有“機會”重新回到十八世紀末期的中國，人們將看到一番怎樣的工商圖景？也許，我們透過一雙商人的眼睛，可以完成一次小小的“穿越”。 他的名字叫鮑志道，生於1743年，去世於1801年，一生走過了整個“乾隆盛世”。 鮑志道是江春的歙縣同鄉。鮑家世居歙縣棠樾村，早在晉太康年間，鮑氏始祖就從中原南下到偏遠的徽南，從此耕讀人間，聚族而居。從明洪武年間開始，鮑家有人外出經商，十二世祖鮑汪如和很多徽商一樣從事鹽業，運米販鹽於南部的雲南一帶，家業稍富。明嘉靖年間，鮑家又有人在科舉上有了收穫，十六世祖鮑象賢考中進士，累官至兵部右侍郎，相當於現在的副部級官員，算是光宗耀祖的第一人。從此，經商、科舉，鮑家子弟兵分兩路，各取所需。

徽南有民諺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歲，往外一丟。”鮑志道是鮑象賢的九世孫，幼年讀過私塾，到11歲時，就跟他所有的同族子弟一樣，背著一個小包裹，出外經商，飄蕩於江湖間。 此時的中國如一個在日漸擁擠的平原上悠閒前行、失去了任何進取心的老者。鮑志道所看到的民眾生活，與千年前的漢唐以及數百年前的宋元相比，除了人口急速膨脹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差別，在廣袤的鄉村，農戶在使用的生產工具仍然是漢代就已普及的水排，而紡織技術從黃道婆以來就沒有得到改進。自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至今，跨越明清兩代，前後四百餘年，在十多位漢人和滿人皇帝的不懈努力下，開放坦蕩的中國“如願以償”地轉型為一個封閉固守、對外部世界毫不關心、如散沙般平舖的社會。

少年鮑志道到過中國南方的很多地方。與漢唐相比，他所看到的清代城市的規模不是擴大了，而是在縮小。西漢時候，全國包括縣、邑、道、國四類的縣級單位共1587個，其後兩千年間，到清代中後期，府、州、縣級單位也只有1700個，幾乎沒有增加，其中超過萬人的縣城僅289個。 大量的手工業生產和商品交易發生在那些更靠近鄉村的市鎮，全國各地出現了一些專業化的大型市鎮，比如製瓷的江西景德鎮、冶鐵的廣東佛山鎮、織布的江蘇盛澤鎮、紡紗的浙江南潯鎮等等，各類市鎮估計總數有3萬個之多，有些市鎮的規模超過了府城，出現了“鎮大於市”的現象，如浙江湖州府就有民諺曰，“湖州整個城，不及南潯半個鎮”。在這些繁榮的市鎮裡，鮑志道四處可以遇到徽南老鄉，從清初開始，就有“無徽不成鎮”的說法，他們控制了長江流域的米業、木材業、制墨業，還與浙江、山陝商人在布莊、錢莊、鹽業上展開競爭。很多年後，鮑志道的一位徽州老鄉、大思想家胡適還曾很自豪地寫道：“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徽州人，那這個地方就只是個村落、徽州人住進來了，他們就開始成立店鋪，然後逐漸擴張，就把個村落變成個小市鎮了。”

20歲時，鮑志道來到了揚州。他應聘到一個吳姓鹽商家做學徒，考試當日，吳鹽商請大家吃了一碗餛飩，第二天，他突然向眾考生出題：昨日吃了幾隻餛飩，有幾種餡，每種餡各幾隻，眾人都答不出，惟有鮑志道給出了答案，其人心細如絲，讓吳鹽商大為賞識。在當了幾年學徒後，鮑志道自立門戶，終於在老鄉雲集的鹽業打出一片天地，成了一位總商，任期長達二十年。據載，他曾經發明過一種類似“保險金”的“津貼制度”，當時淮鹽水運各地，常常發生鹽船沉沒事件，鮑志道倡議設立一項基金，“以眾幫一”，對遭到沉船損失的鹽商進行補貼，此議一出，就得到了眾商的響應，鮑氏名聲傳播兩淮。 鮑志道的錢賺得越來越多，可是他的安全感卻越來越少。千百年來，儘管每代都有很多像他這樣的成功商人，然而他們卻始終沒有培育出一種“商人精神”，而造成這一景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從知識精英到他們自己，都不認同商人是一個獨立的階層，他們從來沒有形成自己的階層意識，這是最具悲劇性的一點，如費正清所言，“中國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們的子孫不再是商人。”

鮑志道所生活的揚州，是全國最奢靡的城市。商人們把大量資金從生產領域中撤出，用於日常消費。晚明以及清代中期之後的奢豪之風遠勝過前朝，有人甚至稱之為“縱歡的時代”。 《揚州畫舫錄》記錄過兩個故事：有人為了炫耀富有，竟花3000兩銀子把蘇州城內所有商店裡的不倒翁統統買走，“流於水中，波為之塞”。還有人以萬金盡買金箔，載至金山寶塔上，向風揚之，頃刻而散，沿江水面草樹，四處漂漾。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的商人階層從來有一種自我毀滅的傾向。 鮑志道發達之後，將主要精力投注於幾件大事，一是構築錯綜複雜的官商網絡，二是培育同族子弟攻考科舉，三是重建宗族世家。 在當總商的二十年間，鮑志道熱心於政府的各項工程，無論軍需、賑濟還是河工，均踴躍捐助，他總計向朝廷捐銀2000萬兩之巨，超過了江春的記錄，朝廷“投桃報李”，也給了他一頂接一頂的紅頂戴，從“文林郎內閣中書”、“中憲大夫內閣侍讀”到“朝儀大夫掌山西道監察御史”等等。

“以商致富，以宦貴之”，這是鮑志道深信不疑問的保全之道。早在明代，學者王士性就曾總結說：“縉紳家非奕葉科第，富貴難於長守。”也就是說，當一個商人獲得財富的原始積累之後，必投入大量資金於其子弟，促使他們走向科舉，成為體制內的權勢者，唯有如此才能“保衛”既得的榮華富貴。鮑志道生有兩子，長子鮑漱芳跟從他經營鹽業，次子鮑勳茂則刻苦讀書，考中舉人，後來當上了正三品的通政使，鮑家從此橫跨政商兩道，無人可撼。他還出資重修了揚州的徽商會館和歙縣當地最大的書院――紫陽書院，大力培育同宗子弟攻讀科舉。 鮑志道的做法是徽商最為驕傲的傳統。他們以“程朱闕里”自詡，明清兩代，徽州共出了28個狀元，佔全國狀元總數的二十四分之一。其中，鮑志道的家鄉、徽商最集中的歙縣在清代共出現了5個狀元、4個大學士、7個尚書、21個侍郎、15個內閣學士和296位進士。 “賈而好儒”為官商經濟提供了絕好的營生土壤，時人對徽商的評價正是：“官員與商人互相依附，各取所需，無論是京城或過往的名士都成了結交的對象，甚至與朝堂重臣結為聯姻，鼓勵自家的子弟考取科舉，只要能夠達到這些目標，不惜採取賄賂的方式。”除了結交官府、培育子弟之外，鮑志道還有一項重大的使命是光大宗族榮耀。儘管他的經商場所在揚州城，然而他的“精神家園”卻在偏遠的歙縣棠樾村，他化了大量精力和金錢於棠樾鮑家的宗族建設。

中國從來有“一族聚居”的傳統，尤以魏晉南北朝時達到高峰，到了明清，又有演進。明嘉靖年間，朝廷採納禮部尚書夏言的建議，准許天下臣工建立自己的家廟，從而打破了“庶人不得立家廟”的古制，此後，民間建祠堂、置祠田、修宗譜、立族規迅速成為全社會的風尚。 這些宗族村落往往遠離中心城市，從而避免了戰亂和官府的侵擾。各大族都按一家一族來建立村落，形成一村一族的製度，村內嚴禁他姓人居住，哪怕是女兒、女婿也不得在母家同房居住。具有主僕名分的佃僕一類單寒小戶，則於村落的四周棲息，時人稱頌這一景像是——“聚族成村到處同，尊卑有序見淳風”。 在這個宗族“小宇宙”裡，有財力、讀過私塾的鄉紳商人成了實際的管理者，這就是所謂的“以族為基，以幫聚之”、“以末匯財，以本守之”。他們在城市裡有自己的工商產業，但是他們的“精神家園”和“財富倉庫”則安放在此間。當他們在鹽業、錢莊、販布等產業賺到很多錢後，不再用於擴大再生產，而是源源不斷地運回宗族鄉村，在這里大量購置土地，建造房屋，修橋補路，制訂鄉約，奢侈享受，留存至今的徽南民居、晉商大院均因此而成。

與幾乎所有的徽商一樣，鮑志道在家鄉投入了大量的資金。為了賑濟族內的貧窮家庭，鮑家購置的義田多達千畝，這些田地都歸宗族祠堂收租，每年以平祟方式賣糧給族內貧戶。棠樾鮑家最有特色的一處，是歷代修建了以“忠”、“孝”、“節”、“義”為主題的大型牌坊，迄今留存七座，成為國內知名度最高的牌坊群。 鮑志道一生完成的最後一項重大工程，是重修鮑家祠堂――敦本堂。這座祠堂始建於明嘉靖末年，至清嘉慶時已“晦昧摧剝”，鮑志道和兒子鮑漱芳鳩工重建。他親手設計了祠堂的每一個細節，它坐北向南三進五開間，進深47.11米，面闊15.98米，門廳為五鳳樓式，前後檐用方形石柱，左右兩壁分刻朱熹所書寫的“忠孝節廉”四大字。 遙想十九世紀開初的某一個黃昏，夕陽西下時，即將走到生命盡頭的鮑志道行走在白牆黑瓦、牌坊林立的棠樾村，他的心境是寧靜而自足的。商人鮑志道深信，當他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能讓他受到後世尊重和懷念的，不是他的產業有多麼的龐大、他生產出了多少有質量的商品，而是他的子孫中有多少人考中了進士，他對鮑家血脈的存續做了哪些努力，以及有哪位知名的文士願意為他寫一篇辭藻華麗的墓誌銘。 敦本堂趕在1801年完工，正是在這一年，鮑志道去世，他是新祠堂迎入的第一塊新牌位。在鮑漱芳和鮑勳茂的懇請下，當世名氣最大的文豪、禮部尚書紀昀――紀曉嵐親筆為他作傳並撰寫墓表。紀大才子所寫的題目為《中憲大夫鮑公肯園暨配汪恭人墓表》，肯園是鮑志道的號，從標題中，你完全看不出這是一位商人的墓表，而這正是鮑志道所渴望的。 這是一個中國商人“完美”的一生。他少貧而有志，壯富而好善，家足而子貴，在官府和同道中均受尊重，而最後的名聲則留在了生茲葬茲的家鄉。他的一生，與他所處在的時代一樣，最重要的事情是，沒有任何重要的事情發生。 與“超穩定”的鮑志道相比，同時代的西方人卻似乎要不安分的多，英國人培根提出的“知識就是力量”成為十九世紀的社會共識，貫穿那一百年的是對科技進步堅定不移的信念。事實上，正是在鮑志道生活的那些年裡，世界開始擺脫沉悶的慣性，煥然一新。 在1776年，比鮑志道年長七歲的英國人詹姆斯·瓦特（1736－1819）製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帶有分離冷凝器的蒸汽機，這標誌著工業革命的開始。而在美國，本傑明·富蘭克林（1706－1790）則發明了避雷針、提出了電流理論、創立了郵信制度並參與起草《獨立宣言》。跟鮑志道一樣，富蘭克林也非常關心自己的“墓表”，不過他擬定的墓碑文字更為簡捷――“印刷工富蘭克林”。 十九世紀初期，蜷聚在揚州的兩淮鹽商，如江春、鮑志道輩，儘管富可敵國，可是已完全喪失了進取的能力。當其時，帝國最著名、最有創新精神的兩大商人分別出自北方的山西和南方的廣東，他們的年紀相差一歲，各自從事的是金融和對外貿易。 1823年（道光三年），山西平遙西裕成顏料莊的北京分號經理雷履泰（1770－1849）向東家李大成提出一個大膽的建議：能否把顏料莊關掉，轉而從事一項名為票號的生意。 天才橫溢的雷履泰是從一個順手人情中發現了重大商機。西裕成是當時京城內最大的顏料商人，常常有山西同鄉拜託雷履泰，從京城往老家捎銀兩，他們把銀子交給西裕成北京分號，由分號寫信通知平遙總號，然後在平遙提取，西裕成從中賺取一些匯費，時稱“內貼”。雷履泰向東家建議，將顏料莊改為一家專營匯兌的金融性機構。李大成是一位三十出頭的年輕人，很有一點冒險的精神，他覺得此計可行，便出資30萬兩，雷履泰附資2萬兩，創辦日昇昌票號。當時他們可能並不會預料到，正是這個票號業務，讓晉商再放光芒。 雷履泰發明出一套“法至精密”、以漢字代表數字的密碼法，即用漢字作為簽發匯票銀兩數目的10個數字及一年中365天的代碼。 試舉一例：全年12個月的代碼為“謹防假票冒取，勿忘細視書章”，每月30日的代碼為“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圖自利，陰謀害他人，善惡終有報，到頭必分明。”分別銀兩的10個數目為“趙氏連城璧，由來天下傳”，而“萬千百兩”的代碼為“國寶流通”。假如票號在6月20日為某號匯銀4000兩，它的暗號代碼就是“取人城寶通”。這類密碼組合時常更換，嚴防洩漏。 日昇昌成立後，生意如水入壑，洶湧而至。作為全球最大、也是歷史最悠久的銀本位制國家，自古以來，銀兩的長途搬運從來是一個難題，唐代和宋代雖曾有過“飛錢”、“飛票”，但一直沒有被廣泛應用，與之相關，武裝護送銀兩的鏢局成為一大產業，中國民間武林風俗即因於此。票號的出現，讓貨幣流通現狀為之一改。 晉商的商業嗅覺非比尋常，當然不會讓日昇昌獨享其利。就在西裕成轉型的三年後，平遙最富的商人、有“侯百萬”之稱的侯蔭昌當機立斷，將蔚泰厚綢緞莊改為票號，總號就與日昇昌在同一條街上，比肩而立，僅隔一牆。侯蔭昌還把日昇昌的二掌櫃、正跟雷履泰大鬧矛盾的毛鴻翽挖角到蔚泰厚。毛氏也是一位不世出的奇才，為了與日昇昌競爭，他把侯家的蔚盛長綢緞莊、天成亨布莊、新泰厚綢布莊和蔚豐厚綢緞莊一口氣都改為票號，組成“蔚字五聯號”，馬上形成了分庭抗禮的局面。雷、毛兩人一生交惡，雷把自己的孫子改名為雷鴻翽，而毛則一個新生孫子起名為毛履泰，意思無非都是把對方看成是“孫子”，鬥氣之際，就各自抱了小孩，當街遙罵，對打屁股。 在李、侯兩家的引導下，平遙先後出現了22家票號，他們在全國各商埠設立分號400餘個，涉及城鎮77個，極遠之處，北邊到了包頭、張家口，西邊到了迪化（今呼和浩特）、涼州，南邊到了香港，構成一張無遠弗及的金融網絡，號稱“匯通天下”。其中，日昇昌的分號有35家，“蔚字五聯號”的分號更多，其中蔚泰厚33家，蔚盛長22家，蔚豐厚26家，新泰厚和天成亨分別26家和23家，合計130家，為各家之最。 平遙票號的示範效應讓晉商找到了新的致富機遇，其近鄰的太谷、祁縣也隨即冒出了眾多聲名顯赫的票號。其中最出名的是太谷曹家，他的創始人叫曹三喜，早年闖關東，在遼寧朝陽縣種菜、養豬和磨豆腐，當地人稱“先有曹家號，後有朝陽縣”，後經營綢緞鋪和茶莊，業務遍及北方各地，最遠在莫斯科都開了商號。票號興起後，曹家及時轉型，迅速坐大。當時的票號界有所謂的“標期之約”，也就是票號與商人彼此之間結算清帳的日期，因曹家票號的資金流實在過於龐大，所以他家約定的標期就成了太谷商界的共同標期，時稱“太谷標”，其影響波及整個華北地區。在祁縣，最大的票號集團是靠“買樹梢”起家的喬家，開有大德通、大德恒兩大票號，合計共45家。 經營票號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工作，一家票號之盛衰，與經理層的才幹關係重大，所以在經營過程中，作為投資者的東家往往賦予大掌櫃（總經理）以絕對的權限，同時在股權上予以激勵性設計。 其一是股俸制。票號從日昇昌開始，就設立了“以股分俸”的製度，每個票號無論獨資或合資，都要將資本按一定單位額劃分股本，以此為分紅的依據。以平遙佢家的百川通票號為例，初始資本為16萬兩，一共分成10股，每股俸為1.6萬兩。這一股份安排及權責設計已與後世的股份制和有限責任公司非常相似。 其二是頂身股。每個票號都根據掌櫃、管事、伙計的才能及表現，確定其在企業中擁有的股份份額，以此參與年終的分紅，是為“頂身股”，在利益分配上，“頂身股”與實資的“財股”為同權同利。惟一不同的是，頂身股不得轉讓，擁有者去世後，東家仍會在一定時間內照舊給予分紅，稱“故身股”，一般而言，掌櫃故後享受八年的紅利，二掌櫃者享受七年的紅利，其他高級職員享受六年到二年不等的紅利。這一制度近似於後世的經理層分紅權激勵。 在票號由盛而衰的近一百年中，山西商人表現出了令人吃驚的誠信精神，這顯然與優良的商幫傳統有關。在數以百萬計的匯票交易中，竟從來沒有發生過一起冒領事件，可見其製度之有效及信譽的可靠。根據票號規則，所有的匯票必須在兌付後當即焚毀，這一規則一直被嚴格執行，以致於沒有一張使用過的匯票流傳下來。 1840年代，上海匯豐銀行的一位經理回憶說，“二十五年來，匯豐與山西商人做了大量的交易，數目達幾億兩，但沒有遇到一個騙人的中國人。” 山西票號是中國工商業進入19世紀之後的最後一次重大創新。票號的出現以及富有新意的企業管理制度的實施，讓晉商成了名符其實的天下第一商幫。地處北方偏僻一角的“平太祁”地區一舉替代被徽商控制了上百年的揚州，儼然成為中國金融業的“金三角”，而平遙城中心的一條長200餘米、寬5.1米的的青石板大街上林立著十多家名聲顯赫的票號，成了帝國的金融心臟，堪比後世的“華爾街”。據黃鑑暉的統計，在票號發展史上，共計出現過51家票號，其中平遙22家，太谷7家，祁縣12家，太原2家，其餘8家為南方各省商人所開，由此可見“平太祁”票商的勢力之大。極盛之時，山西票號每年匯兌的銀兩總數約在4至5億兩，實際控制了全國金脈。王孝通在《中國商業史》中認為，晚清的金融業由北方的晉商票號與南方的江浙錢莊所分享，其中，票號掌控了國庫和省庫，錢莊則控制了道庫和縣庫。 清代晉商的資產到底有多少，一直沒有確數。咸豐年間，廣西道監察御史章嗣衡在一份奏摺中統計說：“山西太谷縣之孫姓富約二千餘萬，曹姓、賈姓富各四五百萬。平遙之侯姓，介休之張姓，富各三四百萬。榆次之許姓、王姓聚族而居，計闔族家資各千萬。介休縣百萬之家以十計，祁縣百萬之家以數十計。” 清人徐珂在《清稗類鈔》中曾排出光緒年間的晉商排行榜，共十五個家族，排名第一的是臨汾亢家，資產數千萬兩，第二是平遙侯家，資產七、八百萬兩，第三是太谷曹家，資產六、七百萬兩，第四和第五是祁縣喬家和佢家，資產在四、五百萬兩之間，其餘，第六位是榆次常家，資產百數十萬兩；第七位是太谷劉家，資產百萬兩內外；第八位是榆次侯家，資產八十萬兩；第九位是太谷武家，資產五十萬兩；第十位是榆次王家，資產五十萬兩；十一位是太谷孟家，資產四十萬兩；十二位是榆次何家，資產四十萬兩；十三位是太谷楊家，資產三十萬兩；十四位是介休冀家，資產三十萬兩；十五位是榆次郝家，資產三十萬兩。 若以章嗣衡、徐珂的統計為準，晉商的資產總數約在5000萬至6000萬兩白銀之間，接近於清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之和。梁小民認為他們的統計有點“縮水”，據他的統計，晉商的資產總量應在1億兩白銀左右，他在《小民話晉商》一書中寫道，“徐珂的排行表顯然大大低估了我們晉商的資產實力，象侯氏、曹氏、常氏、喬氏等資產應該在千萬兩白銀以上。排列的順序也有點問題，如冀氏不該那麼靠後，還有些該進入的沒進入，如日昇昌的東家李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