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第十六章爬滿蝨子的“盛世”綢緞

1653年，大清順治十年，剛剛坐穩紫禁城不久的清朝廷接到了一份來自廣州的奏摺，內稱，有一個叫荷蘭的國家近日派船停泊在虎門港，並向市舶司提出要與我國進行通商貿易。 大臣們為此事展開了一場爭論。對於荷蘭，有的人很陌生，說它從來沒有出現在典籍之上——“乃典籍所不載者”，是一個來路不明的小國，也有的人比較熟悉，隱約聽說它是一個新崛起的西方強國，在幾年前（1642年）擊敗了西班牙人而獨占台灣島。應不應該與這樣的國家做生意，意見很分歧，廣東布政司持支持的態度，提出對荷蘭的通商請求要“不以例限”，甚至提出“不必拘拘刻舟求劍”，也就是不要糾纏荷蘭商人是否有“金葉表箋”之類的憑據，應當開放通商。與布政司意見相反，包括禮部尚書、廣東巡撫在內的眾多大臣都反對與之做生意，理由是：“荷蘭人長得紅須碧眼，非常可憎，而且船上的銅砲好像很厲害，應該警惕。我國與荷蘭一向不通貿易，而它又與澳門的葡萄牙人不和，彼此爭鬥，動輒就開砲打槍，是邊疆的隱患，不能輕易與它有商業往來。”

面對大臣們的分歧，順治皇帝的態度有點搖擺。他先是站在反對派一邊，認為，“荷蘭通貢，從來無例，況又藉名貿易，豈可輕易開端。”他最討厭的是“貿易”這個詞彙，因為它與“朝貢”不同，在態度上顯得非常不恭，他因此特意批示說，“貿易二字不宜開端”。 不過，後來他的態度又有了改變。荷蘭人對廣東官員大肆行賄，還送了很多珍貴的禮物給京城的太監們，此外更遊說順治非常信賴的耶穌會教士湯若望，拜託他在皇帝面前多說好話。據荷蘭人信函上記載，“皇帝和宮廷官員對我們帶至的所有禮物極為滿意，甚至禮品尚未全拿出來，韃靼人似乎已經出奇地滿意，並願向我們提供各種方便。湯若望見到我們的人把大量的物品，特別是武器、馬鞍、大毛毯、紅珊瑚、鏡子眾奇珍異品一件件擺出來時，從內心裡發出一聲長嘆。”1653年的10月2日，順治皇帝正式接見了荷蘭使團。使臣進入皇宮後，遵照“中國禮儀”向順治帝行了“三跪九叩”之禮。這些行動當然讓順治非常滿意，三年後（順治十三年），皇帝下達詔書，特許荷蘭國每八年來中國朝貢一次——“八年一貢”，不過每次的來人不能過百，而且只允許二十個人到京城。

從順治年間的這次荷蘭通商事件可以讀出，帝國對國際通商一直持著非常保守而高高在上的姿態，視天下各國為自己的藩屬，不僅不承認平等的貿易，而且連“朝貢”也只能八年一次。對於這樣的態度，西方各國在很長時間裡委曲求全，無可奈何，而到了二百年後，隨著局勢陡轉，西方國家終而槍砲相向，凌厲報復。 清廷之所以對國際貿易如此苛刻謹慎，除了“大國情結”之外，還與開國初期的海禁政策有關。為了防禦鄭成功集團對大陸的攻擊，清廷在1661年、1662年和1664年先後三次頒布“遷界禁海令”，強迫山東至廣東的沿海居民皆內遷數十里，凡界外的村莊、田宅、船隻，一律燒毀，規定“片板不許下水，粒米不許越疆”，使界外變成無人區。三次內遷造成東南沿海的工商經濟重大破壞，數百萬難民流離失所。

海禁政策執行了二十多年，直到清政府統一台灣、平定“三藩”之後，才稍有寬鬆。 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康熙皇帝正式宣布開海貿易，設粵、閩、浙、江四大海關。這標誌著自唐代以來，中國對外貿易的市舶制度的終結和海關製度的創始。 與“朝貢貿易”的市舶制度不同，海關製度建立之後，政府將對外貿易的管理與經營活動完全分離開來，從而催生出一種迥異以往的外貿模式和一個全新的商人階層。 根據歷代的市舶制度，各國商人以朝貢的方式與中國展開貿易，貢使將貢物獻給中國皇帝，其商人將貨物交與市舶司，在特定的館地臨時招商叫賣，並無專設的買賣機構。海關設立之後，外商被允許在中國境內的四大海關自建商館，自主買賣。 在廣東，粵海關在廣州城門以西的珠江邊專門闢出一塊土地，作為外商的囤貨、居住之地，各國紛紛在此建造房屋，外商稱之為“商館”，中方則稱之為“夷館”。它們朝南而建，面江排列。據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的記載，不少夷館都有一個中國式的名稱，比如荷蘭館叫集義行，丹麥館叫得興行，英國館叫寶和行，美國館叫廣元行，丹麥館叫得興行，瑞典館叫瑞行。這些商館均由各國商人自行建築，帶有濃郁的異國風情，它們也因此成為中國國土上第一批西洋建築群。

一位叫斯當東的英國人曾描述了夷館區的景象：作為一個海港和邊境重鎮的廣州，顯然有很多華洋雜處的特色。歐洲各國在城外江邊建立了一排他們的洋行。華麗的西式建築上面懸掛著各國國旗，同對面中國建築相映，增添了許多特殊風趣。貨船到港的時候，這一帶外國人熙熙攘攘，各穿著不同服裝，操著不同語言，表面上使人看不出這塊地方究竟是屬於哪個國家的。 清政府對夷館商人進行了嚴格的行動管制，他們未經批准不能進入廣州城，也不得擅自離開夷館四處活動。在不同時期，政府還頒布過諸多限制性的法令，譬如，禁止外商在廣東過冬、外商不得乘轎、不得乘船游河、婦女不得帶進夷館、禁止中國商人向外商借貸資本、禁止外商僱傭漢人婢僕，等等。外商曾提出申請，希望能夠到廣州的一些景點參觀，政府特許在每月的初三、十八兩天到海幢寺、陳家花園（後來增加了花地）遊玩，每次只限十人，而且要隨帶中方委派的通事，日落之前必須報明回館，不准在外過夜。這些限令一直到1816年前後仍在嚴格執行中。

當外商被嚴格管制並“圈養”起來之後，政府便以發放牌照的方式，允許獲得資質的中國商人與之展開交易。就在粵海關開設的第二年，1686年4月，廣東發布《分別住行貨稅》文告，規定國內貿易作為“住”稅，赴稅課司納稅；對外貿易作為“行”稅，赴海關納稅。同時設立“金絲行”和“洋貨行”，分別辦理國內貿易和對外貿易業務。這便是行商的起源。那些被特許從事洋貨貿易的商人史稱“十三行商人”。 “十三行”這個稱謂的由來，有多種說法，有人認為第一批獲得特許資質的商人共有十三家，因此得名，也有人認為是廣東經營商業的三十六行中有十三個與外貿有關，還有人則認為，這是明代沿用下來的俗稱，據《粵海關志》載，開設海關的時候，每年遠航而來的外國船隻僅僅二十來艘，到了之後，中方以肉酒款待，然後派牙人居中交易，沿用明代的習俗，稱之為“十三行”。

無論如何，十三行商人的出現是外貿制度變革的產物。 1720年11月，康熙五十九年，廣州十三行商人聚會，在祖壇前殺雞以血盟誓，成立公行，並共同締結十三條行規，對行商行為進行多重規範，這些行規包括： 定價同盟：行商與外商相聚一堂，共同議價，其有單獨行為者應受處罰； 行業公積：在買賣古瓷時，賣者無論贏虧，都要把賣價的百分之三十上繳給公行； 分享利益：無論哪一家行商與外商交易，只能承銷全部貨物的一半，其餘則須平均分配給公行內的其他行商銷售； 入行會費：公行內的行商，根據規模大小，分為頭等行、二等行和三等行，新入行者要交納一千兩白銀為公共開支經費，並列為三等行。 這些行規有“對外一致行動”、“對內壟斷利益”的雙重特色，在一開始，它遭到了外商的激烈對抗。就在公行成立的第二年，英商“麥士裡菲爾德號”抵達廣州港，船長拒絕接受公行行規，兩廣總督居中調解，十三行商人不得不作出妥協，讓其他商人也參與了茶葉生意。 1725年，英商在一封信中還說，“我們希望他們不再試圖恢復（公行），加入他們已經恢復或一定這樣做，而你們又適在該地，你們必須盡力用最有效的辦法進行反對。”

儘管如此，十三行商人似乎在對抗中漸漸占到了上風。在公行成立的八年之後，1728年（雍正六年），政府依照揚州鹽商的“首總”模式，制訂了商總制度。所謂“商總”者，由十三行商人共同舉薦，經粵海關監督批准，負責統領各行商對外貿易，評定貨價，解決糾紛。 公行、商總制度的形成，讓十三行商人日漸成為了一個組織嚴密、行為劃一的壟斷型商幫。 在清代外貿史上，發生重大轉折性事件的年份是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取締閩、浙、江三大海關，宣布廣州“一口通商”。 事情的原由要從1689年說起。 這一年是清政府取消海禁後的第四個年頭，在廣州港，第一次出現了一艘懸掛著英國國旗的商船。按照規定，它應繳納2484兩白銀的管理費，但是經過與粵海關官員的討價還價，費用降至1500兩，其中1200兩為船鈔，其餘是付給海關監督的“感謝費”。

這艘商船看上去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它的船艙裡裝滿了圖案奇怪的毛紡織品，這在天氣炎熱的廣州，似乎並不受到歡迎。不過，它的到來卻是一個歷史性的事件，因為它屬於大名鼎鼎的英國東印度公司。 在世界企業史上，英國東印度公司是最早的股份制有限公司之一，1600年12月，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一世授予該公司皇家特許狀，給予它在印度貿易的壟斷性特權。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這家公司作為英國政府和商業利益集團的“全權代表”，成為印度的實際統治者。在對華貿易中，英國東印度公司同樣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從1689年的悄然進入到1830年代，140多年間，這家亦官亦商的巨型公司對亞洲貿易和企業發展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它主導了西方世界的對華貿易，也從而直接打破了東西方的貿易均衡。對於中國企業史來說，東印公司第一次引進了“公司”的概念，它的業務總負責人被稱為“大班”，這也是外資企業職業經理人的第一個標準稱呼。它所執行的匯票結算制度改變了企業資金的運作模式。

進入中國之初，東印公司的買賣一直比較被動，它販賣到中國來的是並不受歡迎的毛紡織品，而採購的是“獨一無二”的茶葉。 歐洲人從十八世紀開始興起喝茶的風氣，這與當時的“中國風尚”有關。從明末以來，透過傳教士及歐洲知識分子對中國文明的闡釋，使得歐洲人產生對中國人生活方式的向望。喝茶就是體現這一思潮的方式之一。而當時世界上只有中國產茶和出口茶葉，歐洲人原來的無酒精飲料只有白水。到十八世紀中後期，英國成為歐洲飲茶最多的國家，而東印公司則控制了對華的茶葉進口業務。 在1800年以前，東印公司向中國販賣毛織品一直是虧本的，平均每年虧損十多萬到二十多萬兩白銀。不過，它在茶葉貿易上賺到了不少的錢。 1700年前後，東印公司每年向中國進口茶葉30萬磅，可從中獲取20％到50％的利潤。在抵銷了毛紡品虧損之後，每年還有四十萬到一百餘萬兩的盈餘，盈餘率常在26％以上。為了做茶葉生意，東印公司不得不把巨量的白銀運到中國，史料顯示，來到廣州港的船隻上裝載的九成是白銀，商貨每每不足一成。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東印公司想要解決兩個棘手的難題，一是擴大對華貿易的市場據點，二是找到能賺更多錢的對華商品。 在一開始，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生意一直很清淡，1698年，英國人又跑到華東的寧波設了一間貿易辦事處，想到華東市場碰碰運氣，可是生意還是不好，因為寧波附近的江浙地區正是帝國紡織業的中心。一直到1750年代中期，東印公司的來華商品仍然無法真正打開市場，1754年，到達廣州港的商船有27艘，到1757年就降到了7艘。 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東印公司派出洪仁輝（JamesFlint）到寧波港從事茶葉和生絲生意。洪仁輝是英國人，從少年時就被派在廣州當譯員，粵語、福建話和官話都說得很流利。在他的努力下，浙江對外貿易日增，這影響了粵海關的稅收，兩廣總督提出強烈反對。清政府先是把浙江海關的關稅提高了一倍，可是仍然無法遏制英商北上的衝動，於是，在1757年，乾隆下詔關閉浙、閩、江三地海關，指定距離帝國中心最為遙遠的廣州為惟一的通商口岸。 1759年7月，洪仁輝突然北上到了天津，向朝廷遞交了一份告狀信，內稱，“我係英吉利王國四品官，一直在廣東、澳門做買賣，因為商人黎廣華欠我本銀五萬餘兩不還，曾在海關衙門告過狀不准，又在總督衙門告狀也不准，還曾到浙江寧波海關呈訴仍不准。今奉本國公班衙派我來天津，要上京師。”乾隆皇帝看到告狀信後，認為此事“事涉外夷，關係國體”，特派福州將軍把洪仁輝帶回廣州處理。結果將粵海關監督解了職，查抄黎廣華家產以還清洪仁輝的欠款。 洪仁輝告“御狀”竟獲成功，這讓東印公司大為高興，於是再派洪仁輝率船去舟山，併申言“皇上天恩，我還要到天津叩謝。”這一回，他終於嚐到了“天意難測”的味道，乾隆認為英船“舍粵就浙”是對“一口通商”政策的蔑視，對於洪仁輝“非嚴懲不可。”他下詔書說，“洪仁輝因係夷人不便他遣，姑從寬在澳門囚禁三年，期滿逐回本國，不許逗留生事。”就這樣，洪仁輝在澳門吃了三年的牢門飯。替洪仁輝代寫呈詞的四川人劉亞匾則更加倒霉，他被按了個“為夷商謀唆”的罪名，被即行正法示眾。 因為毛紡織品的滯銷、茶葉的剛性需求以及清帝國的強硬，造成東印公司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處於被動的境地。在十九世紀的初期，英國每年對華貿易逆差高達三百萬兩白銀。 1781年到1790年期間，流入中國的白銀為1640萬兩，1800年到1810年則達到了2600萬兩。對華貿易的情勢陡變，是從鴉片貿易的興起才開始的，這當然是後話。 對洪仁輝事件的處理，表明朝廷在“一口通商”政策上的決心，外國商船從此不再嘗試北上。而這一政策也讓中國自宋元以來所形成的外貿格局陡然改觀，繁榮數百年的泉州、寧波等海港城市迅速萎縮，廣州一港獨大，風光無二。 與此相關的是，早已初成氣候的十三行商人迅猛壯大，他們初則偏居南國一隅，隨著外貿規模之擴大，漸漸成為一個足以與晉商、徽商相抗衡的重要商幫。 在十三行歷史上，出現了眾多傑出的、具有國際視野和運營能力的外貿商人家族。在早期，聲名最隆者，是潘啟家族和他的同文行。 潘啟（1714－1788），又叫潘振承，是福建漳州人氏，早年家貧，靠積蓄購置了三隻私人小帆船出南洋做生意，往來三次，稍有積累。後來，他到了廣東，在陳姓洋行中做經理，因才幹出眾，深得主人歡喜，陳氏年衰歸鄉後，把整個生意都盤給潘啟，到30歲那年，他向粵海關申請，開出了同文行。 從年紀和資歷來看，潘啟不是第一代行商，不過，正是在他這一輩，把事業做到了風生水起。十三行商人的公行自1720年成立之後，曾經歷過幾次廢立，到1757年，廣州被確立為“一口通商”的地位，潘啟敏銳地抓住了大爆發的機遇，他於1760年聯合其他八家洋行向政府呈請複組公行，作為發起人，他被舉薦為公行的第一任“商總”，在中方文件中他被稱為“首名商人”，英國東印公司則認定“他是公行的大人物，行商中的巨頭。” 在經營上，潘啟精於計算又非常敢於投入，是一位經商的天才。 據潘氏後人編著的《潘同文（孚）行》一書披露，潘啟因出過南洋，所以會講西班牙語、英語和葡萄牙語，甚至能用外文寫信，在美國的博物館中還存有一封潘啟用西班牙文寫的信函，其筆觸流暢，顯然精於書寫。因語言上的無礙，讓潘啟獲得了更多的商業機會，時人稱，“夷人到粵，必見潘啟官。” 18世紀中期之後，正值“康乾盛世”的上升階段，來華外國商船大增，英國東印公司因國勢強大而漸漸成了對華貿易的主角，潘啟與東印公司達成了戰略合作的關係。在當時的對外貿易中，茶葉是第一大宗商品，而茶葉貿易最大的風險是受潮霉壞，行商與外商常常就責任問題糾纏不清，潘啟作出一個很冒險的決定，承諾無論是什麼原因，都如數接受茶葉的退貨。為了保證的質量，他還在茶產地福建武夷山擁有大片的茶園，自產自銷，嚴管流程。在當時的歐洲市場上，只要貼有潘家“同文行”字樣的茶葉就是品質的保證，可以賣出高價，英商在信函中寫道，“在整個貿易過程中，潘啟官從未有過摻雜欺騙行為，他的作為是誠實的。” 同時，精通官場潛規則的潘啟又在官商關係的處理上游刃有餘，他通過行賄的方式從粵海關獲得超定額的生絲出口特許，外商幾乎無法從其他地方找到貨源。 《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就記錄了這樣一件事：1781年12月，有一位海關監督新官上任，他規定每艘洋船出口生絲不得超過100擔，這讓東印公司非常緊張，可是很快潘啟就拿到了大量的生絲特許額度，因為，“他為此又付出了4000兩銀子”。 潘啟還非常善於接受新的商業觀念。英國東印公司在對華貿易中使用了匯票制度，潘啟目睹這種新的金融匯劃結算方法的優點，便大膽引入到經營運作之中。在1772年，同文行在一筆巨額生絲貿易中，第一次接受英方的建議，使用倫敦匯票接受貨款，這對於只知以現銀為支付手段的中國商人來說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在同文行的示範下，到1823年前後，異地匯票在英美對華貿易中已得到普遍的使用。 如此精明大膽、善於鑽營又敢於接受新事物的潘啟很快成了行商中的老大，同文行售出的茶葉和生絲總量超過了東印公司採購量的一半，因此也獲利最豐。 在出任公行的“商總”之後，為了維持和鞏固行商的壟斷地位，潘啟又著力推動了兩個制度的確立。 其一是保商制度。 1775年（乾隆四十年），粵海關規定外船駛入廣州時，必須有一位十三行商人予以擔保，凡入口稅均須經行商之手，行商承擔的責任還包括：商品價格的製訂，為外商代繳關稅，代精英貿易事務，負責管束洋人行為等等。如果外商在華期間有任何違法行為，海關將對行商實施追究。這種獨特的保商制度讓十三行商人成為政府與外國商人之間的一個“媒介”，其職責加大，與政府和外商的關係進一步緊密，而權力和獲利能力也隨之迅速膨脹。 其二是“公所基金”。 1776年籌建的這個基金規定，公行的每個成員要把他貿易利潤的十分之一交作基金，在必要時用於互助和應付官方的勒索。到1780年，公行還以附加稅的方式向外商徵收百分之三的“規禮”。 潘啟在商業上的卓越才幹，讓他在二十餘年中一躍而成為中國南方最富有的商人，到他去世時，家族資產已超過1000萬兩白銀。在英國東印公司的歷史檔案中，一再出現對他的高度評價，他們認為潘啟“調度得法，是一位最可信賴的商人”，又稱“他的能力與官員的關係，使他成為此處最有用的人。他善於玩弄權術，多年來曾給大班以極多的幫助與麻煩。”1776年，東印公司的職員還在一份報告中寫道：“這時我們見到一種新現象，即我們已經發現高級商人，他們善於經營，堅持要獲得好的價錢，但當價錢已達到極限時，他們立即讓步，尊重他們的對手大班，而大班亦尊重他們，從這個時期起，雙方不斷衝突，但在整個過程中又是親密的朋友。” 十三行商人的崛起，是清代企業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表明在17到19世紀初的一百多年間，帝國以獨特的外貿授權制度牢牢地控制住了國際貿易的主動權。而作為這一制度的惟一受益集團，十三行商人因此獲得了驚人的財富，他們與北方的晉商、長江流域的徽商並列，號稱“天子南庫”。 同時，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十三行商人就帶有鮮明的官商特徵。從資產所有權來看，他們屬於自由商人，但實際上受到官府的嚴密控制和盤剝，這與晉商、徽商相比，幾乎如出一轍。精明如潘啟，為了保持生意上的特權，也不得不多次向政府捐獻銀兩，得到了一頂三品官的頂戴，他有七個兒子，長子潘有度隨他經商，次子潘有為則被安排苦讀詩書，後來終於考中進士，當上了內閣中書，算是在官場內撐起了一架保護傘。台灣學者陳國棟根據官方檔案統計，從1773年到1835年，十三行商人向朝廷“主動報效”或“捐輸”了508·5萬兩白銀，而這僅僅是見諸史冊的記錄罷了。台灣學者陳國棟因此評價說：“對絕大多數行商而言，破產根本是必然的，早在他們一當行商的時候就已註定了。” 從這三大商幫的行跡，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進入17世紀之後，中國的工商業已經深深地陷入到了官商模式之中而不能自拔。這是一種在運作設計上十分精緻、在倫理上實現了“自我論證”的中國工商模式。 在所有對華開展貿易的西方列國中，其興衰起伏，又與它們各自國力的變化有關。在十七世紀初期，有“海上馬車夫”之稱的荷蘭人以及葡萄牙人是最活躍的主角，隨後，它們被英國人超越，進入十八世紀的後期，來自北美的美國商人成了新興的一支力量。 與英國人相比，美國人到中國來做生意則要晚了將近一百年。 1784年2月，一艘名為“中國皇后號”的商船從紐約港出發，橫渡大西洋，繞道好望角，經印度洋、太平洋，於8月28日抵達廣州，商船的船長是約翰·格林。 此時的美國剛剛結束了歷時八年的獨立戰爭，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這一事件又與那家著名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有關。早在1773年，東印公司遊說英國政府，成為英國在北美地區的利益總代理人，它獲得了銷售中國茶葉的專利權，禁止殖民地商人販賣“私茶”。這一法令引起北美民眾的憤怒，終於引爆了著名的“波士頓傾茶事件”，這成為美國獨立戰爭的導火線。美國宣布獨立後，英國為了報復，取消了美國在英帝國范圍內所享有的一切貿易優惠，禁止美國船隻進入英國的主要海外市場。 為了擴大貿易，特別是出於對茶葉的市場需求，美國人不得不到遠東來碰碰運氣。 “中國皇后號”載來了40多噸棉花、鉛、胡椒和皮貨，它受到了十三行商人的歡迎，四個月後回程時，裝走了數百噸茶葉、四十多噸瓷器，以及絲織品、漆器、南京紫花布和福建肉桂等。 它的首航成功，在北美地區引起了轟動，船上的貨物被搶購一空，連開國總統華盛頓也專程前去挑貨，購買了一隻繪有飛龍圖案的茶壺，據計算，此次遠航為船主帶來了3萬美元的利潤，獲利率高達1500％。美國國會興奮地認為，“中國貿易可能開闢一條美國財富的巨大發展道路。”紐約的報紙對這次航行進行了長篇而詳盡的報導，它記錄道，在那些日子裡，美國人的“一切談話，都是以中國貿易為主題”、“每一個沿著海灣的村落，只要有能容五個美國人的單桅帆船，都在計劃到廣州去。” 兩年後，美國國會正式任命了第一位駐廣州領事，他是31歲的“中國皇后號”貨物管理員、曾經當過陸軍少校的山茂召。從此，一條新的貿易通道被打開了，數以百計、大大小小的木帆船往來於兩大洋之間，其中噸位最輕的“實驗號”竟只有84噸，以至於到了廣州後，沒有人相信它來自1·13萬海里外的地球另一端，美國人的冒險精神可見一斑。 對於北美的商人來說，在很長的時間裡，廣州的英文名稱——Canton成了財富的代名詞，在1789年，馬薩諸塞州東部福克縣的一個小鎮被命名為廣州鎮，喬治·斯蒂華特在一本研究美國地名的著作中提到，在美國23個州里，都有以Canton命名的城鎮或鄉村。 從1786年到1833年，美國來華的商船達到1004艘，僅次於英國，成為對華貿易的第二大國。 發生在十八世紀中國東南沿海的這些故事，最生動地呈現出一個偉大的事實：一個全球化的新時代已經在地平線的遠端露出了壯麗的桅杆，世界被貿易“綁在了一起”，正如詹姆斯·沃森在《大英百科全書》中對全球化所下的定義——“日常生活的經驗，經由物品與理念的傳播，最終在全世界形成了一個標準化文化表達的過程。” 在這一過程的黎明年代，東方的中國無疑處在一個非常有利的位置上，它有無以替代的成癮性商品――茶葉，有製作精美的絲綢和瓷器，同時，它還有全球最大的消費者市場，它的商人集團也表現出了強大的競爭能力。在任何一個意義上，它都是不可戰勝的，甚至理所當然地應該是最大的全球化得益者。 然而，歷史的悲劇正埋在這裡。當數以千計的帆船帶著“狼人般的飢餓”遠航至此的時候，帝國的決策者仍然無動於衷，他們決定背過身去，拒絕一切的變化。 1792年9月，乾隆57年的秋天，也就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船駛進廣州港的103年之後，英國派出的第一個官方訪華使團從朴茨茅斯港出發駛往中國，團長是英王喬治三世的表兄馬戛爾尼勳爵。 在本書所描述的兩千多年裡，總體而言，相對於西方文明，中國的兩千年曆史是一個獨立的事件。 《中國近代史》的作者、華裔歷史學家徐中約說，“東西方文明各自處在光輝而孤立的狀態，相互間知之甚少，的確，東方和西方迥然不同，兩者沒有碰撞。” 可是，當時光之鐘走到十八世紀末期之際，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光輝而孤立”的狀態終於要被打破了。馬戛爾尼使團就是這兩大文明在官方意義上的第一次“非親密接觸”。 在一開始，英國人對這個神秘的國度充滿了景仰和好奇，他們相信，中國就像《馬可·波羅遊記》中所寫的那樣，黃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綾羅綢緞。使團中的斯當東、約翰·巴羅等人詳盡地做了日記，這就是流傳至今的《英使覲見乾隆紀實》一書。 “不管是在舟山還是在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裡，沒有看到任何人民豐衣足食、農村富饒繁榮的證明。——觸目所及無非是貧困落後的景象。”這是使團成員約翰·巴羅的真實觀感。 清政府委派了許多老百姓來到英使團的船上，為英國人端茶倒水，洗衣做飯。英國人注意到這些人“都如此消瘦”。 “在普通中國人中間，人們很難找到類似英國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國農夫喜洋洋的臉。”這些普通中國人“每次接到我們的殘羹剩飯，都要千恩萬謝。對我們用過的茶葉，他們總是貪婪的爭搶，然後煮水泡著喝。” 在英使團的船隻行駛於中國內河時，官員們強迫大批百姓來拉縴，拉一天“約有六便士的工資，”但是不給回家的路費。這顯然是不合算的，許多百姓拉到一半往往連夜逃跑。 “為了找到替手，官員們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莊，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從床上拉下來加入民夫隊。兵丁鞭打試圖逃跑或以年老體弱為由要球免役的民夫的事，幾乎沒有一夜不發生。看到他們當中一些人的悲慘狀況，真令人痛苦。他們明顯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們總是被兵丁或什麼小官吏的隨從監督著，其手中的長鞭會毫不猶豫地抽向他們的身子，彷彿他們就是一隊馬匹似的。”英國人分析說，這是中國統治者精心塑造的結果：“就現在的政府而言，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並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態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在經歷了整整一年的旅行之後，英國使團抵達乾隆皇帝的行宮――承德狩獵場。雙方就禮品稱呼及宮廷禮儀等細節展開了激烈的爭吵。在英國人的眼中，中方表現得非常傲慢，“為了表示國家的尊嚴，他們似乎決心避免以平等的精神回答特使的敬意。” 馬戛爾尼帶來了英王送給乾隆的很多禮物，共有19種、590件，其中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天文地理儀器、槍砲、車船模型和玻璃火鏡。不過讓這位英王表兄不滿的是，中方把英王的禮品寫成了“貢品”，他希望不要發生混淆，中方對此不置可否。這些禮物後來被當作好看的擺設陳列在北京的皇家宮苑裡，有些甚至到1900年八國聯軍攻進紫禁城時仍未開拆。 更大的分歧出現在面見皇帝時的禮儀上。清廷要求馬戛爾尼象1653年的荷蘭使節一樣，對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禮，而馬戛爾尼斷然拒絕，他表示，自己覲見英王時行的是單腿下跪之禮，他也準備以同樣的禮節見中國皇帝。這當然讓中方非常的憤怒，談判一度陷入僵局。在多番斡旋之後，清廷才勉強同意馬戛爾尼單膝下跪。 接下來，在最重要的貿易通商方面，雙方幾乎沒有達成任何實質性的共識。英方提出了七項具體的要求，其中包括：開放寧波、舟山、天津和廣州為貿易口岸；允許英商在北京開辦一個貿易公司（行棧）；允許英商在舟山和廣州附近分別有一個存貨及居住的地方；懇請中方公佈稅率，不得隨意亂收雜費；允許英國傳教士到中國傳教，等等。乾隆全數予以回絕，理由是：“這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他還讓馬戛爾尼帶了一封信給英王喬治三世，其中寫道：“其實天朝，種種貴重之物，無所不有，你派來的使節都親眼看到了。我們從來不稀罕奇巧之物，也沒有什麼需要向你們國家購買的。”這當然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看法，而是代表了全體精英階層。 法國學者阿蘭·佩雷菲特在《靜止的帝國》一書中將這次冷淡的訪問看成是“兩個文明的衝突”，他寫道，“雙方都認為自己是至高無上的。中國人認為它的文明從來都是最優越的，希望能將它的文明廣為傳播，替代吃烘烤食品的、劣等的野蠻人的文明。英國人則認為，它的文明是最優越的，因為它是現代的，建立在科學、自由思想的交流和貿易優勢的基礎上。” 馬戛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在日後廣為人知：“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制統治。”這種專制統治有著災難性的影響。 “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馬戛爾尼的結論充滿了因反差過大而形成的偏見，不過，他確實看到了一件無比碩大、爬滿了蝨子的“盛世”綢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