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第十二章“男耕女織”的詛咒

1373年前後的某一天，江南首富沈萬三與當上皇帝不久的朱元璋侃侃而談，有過一番很精彩的對話，他當時的心情一定非常的愉快和得意。不過，他不會想到的是，僅僅十多年後，他將家破人亡，他的兒子沈文度爬著去見一位官府新貴。 沈萬三是元末名氣最大的商人，民間流傳一句諺語曰：“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他出生在吳興（今浙江省湖州）南潯鎮的沈家漾，後遷居周莊。從各種筆記資料看，沈萬三成為巨富的原因有三個。一是糧食生產和土地兼併，“躬稼起家”繼而“廣闢田宅，富累金玉”，以至“資巨方萬，田產遍於天下”，有野史說，沈家擁有了蘇州府三分之二的田畝；二是繼承了一位巨富的財產，據楊循吉《蘇談》記載，吳江富商陸道源富甲江左，晚年意氣闌珊，決心出家為僧，就把所有的資產都贈給了沈萬三；三是從事海外貿易，他以周莊為基地，利用白硯江(東江)西接京杭大運河，東入走瀏河的便利，把江浙一帶的絲綢、陶瓷、糧食和手工業品等運往海外，《朱元璋傳》的作者、歷史學家吳晗考據說：“蘇州沈萬三一豪之所以發財，是由於作海外貿易。”沈萬三的豪富之名，在當時就流傳全國，民間傳說他家藏一個“聚寶盆”，因此有取之不盡的金銀珠寶。

江南士民反抗元朝之時，江南一帶眾多漢族富商地主給予了積極的支持。沈萬三先是資助張士誠，助其購糧擴軍。後來，他又投靠了更有勢力的朱元璋。出身於草根的朱元璋廣泛吸納這些富商當官，甚至還與他們稱兄道弟，沈萬三就是最重要的金主之一，民間傳說，他與朱元璋曾結拜為金蘭兄弟。明政權定都南京後，要修築城牆，財政捉襟見肘，於是，沈萬三出巨資，獨力修建了三分之一的城牆――洪武門至水西門城牆，還獻出白金二千錠，黃金二百斤，助建了南京的廊廡、酒樓等，朝廷上下對之稱頌不已。 有一次，君臣閒聊，春風滿面的沈萬三突然提出，願意拿出一筆錢來犒勞三軍。 朱元璋冷冷的說，“朕有兵馬百萬，你犒勞得過來嗎？” 沈萬三應聲答道，“我每人犒勞一兩黃金如何？”

沈首富在說這句話的時候，內心應該非常明快得意，他可能沒有註意到朱皇帝臉色的莫測變幻。 《明史·后妃傳》中記錄了此次對話之後，朱元璋與皇后馬秀英的交談：皇帝忍著怒氣說，“一個匹夫要犒勞三軍，他是想要犯上作亂呀，朕一定要殺了他。”皇后勸說道，“這種不祥之民，老天自會殺他，何須陛下動手。” 在“朕即天下”的皇權年代，誰是老天？當然還是皇帝也。馬皇后的意思其實是，您還沒有到殺沈萬三的時候。 中國的每一個朝代，在開國之初都會展現寬鬆氣象，任由工商自由，恢復民間元氣，明代也不例外。朱元璋登基之後，提出了一個大規模的減稅計劃，減輕民眾負擔，同時還是明令不得擾商，官府不能以節慶為名，低價強買民物。

然而，當政權稍有穩定，統治者對工商的態度立即會發生微妙的變化。每次朝代更迭，新的建政者都會反思前人的失誤。朱元璋的反思心得是：“元氏閽弱，威福下移，馴至於亂。”也就是說，中央集權渙散，民間的勢力強大，才造成了禍亂。因此，當他聽到沈萬三要犒勞三軍後會勃然變色，正是這種心理的條件反射。 朱元璋深感豪族在地方盤根錯節，必成尾大不掉之勢，一定要予以割除。在登上皇位的洪武初年，他就下令把江南十四萬戶民眾遷到他的老家安徽鳳陽，其中有很多就是富商地主，據明代學者貝瓊的記載，三吳地區的巨姓大族離開故土後頓成離水之魚，資產全數流失，在數年之內，或死或遷，無一存者。這些人留戀昔日的豪華生活，便常常扮成乞丐回家掃墓探親，沿途唱著他們自編的鳳陽花鼓——“家住廬州並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定都南京後，朱元璋又先後分兩次，把天下6·73萬戶富商遷居到南京，這幾乎是對商人階層的一次圍殲式的打擊，明初名臣方孝孺對此的評論是：“大家富民多以踰制失道亡其宗”。 對於商人階層“先用之，後棄之”，朱元璋非第一人，前可見兩漢的劉邦、劉秀，後可見1928年的蔣介石，幾乎是所有造反成功者的共同“秘芨”。對於這種做法，朱元璋自己有一段話講得非常明白，他說，“以前漢高祖劉邦把天下富商都遷到關中，我一開始還覺得不可取，可是現在想來，京師是天下的根本，才知道必須要這樣，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當剪滅豪族成國家戰略之後，沈萬三的命運就無從更改。 1374年（洪武六年），沈萬三被按了個莫須有的罪名，充軍雲南，他死於何年，已不可考。 1386年（洪武十九年）春，沈家又因為田賦糾紛而惹上官司，沈萬三的兩個孫子沈至、沈莊被打入大牢，沈莊當年就死於獄中。到了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沈萬三的女婿顧學文被牽連到一樁謀反案中，顧學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被“同日凌遲”，近八十餘人被殺，沒收田地。沈家從此衰落。

《明史·佞幸·紀綱傳》記載了沈萬三之子沈文度的一段故事：朱元璋駕崩後，其四子朱棣奪位登基，是為明成祖，紀綱是朱棣心腹，擔任特務機構錦衣衛的指揮使，此人極善斂財，曾構陷上百個富豪之家，將其資產全部抄收。當時，沈萬三家族已經被抄家，不過還有一點家底留存，萬三之子沈文度匍匐在地上，爬著去求見紀綱，進獻了黃金、龍角等珍貴之物，願意當他的門下之客，年年供奉，歲歲孝敬。紀綱就派沈文度幫他尋找江南美女，沈家靠上這棵“大樹”之後終於“重振家門”，沈文度將搜刮來的金錢與紀綱五五對分。 一個時代或國家，商人階層的地位高低如何，只要看一個景象就可以了：當商人與官員在一起的時候，是站著的，還是坐著的，或是“跪”著的。從沈萬三的“犒勞三軍”，到沈文度的“蒲伏見綱”，明初商人地位之演變，可見一斑。當帝國最著名的商人之子只能爬著去見一個新晉權貴的時候，工商業的政治尊嚴已無從談起。

錢穆曾說，“現代中國大體是由明開始的。”此論頗有深意。 明帝國初建的十四世紀中期，正是世界政治史和經濟史上的一個轉折時刻，可以用“翻天覆地”來形容。 在西方，由自由民組成的新興商業城市成為歐洲的新希望，教皇和各國君王的權力受到控制，一場偉大的、以“文藝復興”為主題的啟蒙運動拉開了帷幕。同時，北歐和西歐各國開始海外大冒險。在政治革命、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的綜合推動之下，“世界時間”的鐘擺終於從東方猛烈地搖向西方。 而在東方，從皇帝、知識分子到草民百姓，竟沒有一個人察覺到這一歷史性的變局。在這裡，成熟的農業文明正達到前所未見的繁榮高度，與之相伴隨的是，中央集權制度也歷經千年打磨而趨於精緻。朱元璋悍然取締了沿襲千年的宰相制度，將一切國政大權均集中於皇帝一身，政治的專制化和獨裁化達到了巔峰。錢穆因此說，“可惜的是，西方歷史這一階段是進步的，而中國這一階段則退步了。”

退步的最大特徵是保守。 當漢人從蒙古人手中重新奪回統治權柄之後，他們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不再旁落。於是，“穩定”成為一切政策的出發點，在治國策略上，一切以內向孤立和嚮往靜止為治理的目標，而其手段則必然是自我封閉。 “穩定”是一個政治概念，而非經濟概念，它幾乎是中央集權制度追求的惟一目標。以研究明史而著名的黃仁宇在《明代的漕運》中如此描述獨裁者們的共同心理：在他們看來，“穩定性的地位總是超越發展和擴張。”也就是說，“穩定壓倒一切”，在這一點上，不容爭論。 具體到明朝，黃仁宇尖銳地指出，“從一開始，明太祖主要關心的是建立和永遠保持一種政治現狀，他不關心經濟的發展。”他寫道：“就明人關心的問題來說，雖然中國向來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必須保持其農業特點，不能兼容並包發展商業和對外貿易。中華帝國對外並不尋求領土擴張，同時出於安全的角度考慮，明王朝當局非常想把國土與世界隔離開來。只要能夠，同世界各國的交往和聯繫減少到最低程度。”

對於一個專制型政權而言，影響“穩定”的因素有兩個，一是外患，一是內憂。控制前者的最可靠的辦法是杜絕對外的一切交流，與各國“老死不相往來”；實現後者的辦法，則是讓人民滿足其溫飽而民間財富則維持在均貧的水准上。 明代治國者分別找到了兩個辦法，那就是，對外——實施閉關鎖國的“大陸孤立主義”， 對內——追求“男耕女織”的平鋪型社會格局。 與元代積極鼓勵海外貿易截然相反，明朝從創建之初起就推行對外封閉的政策，具體而言，就是“北修長城，南禁海貿”，把帝國自閉為一個鐵桶。 在北方，為了防止蒙古勢力的捲土重來，明朝修築了東起鴨綠江、西至嘉峪關的萬里長城，全線劃分為九個防備區，由重兵駐守，時稱“九邊”，這些邊關成為被官府嚴密管制起來的邊貿集散地。從此，自漢唐之後就綿延不絕的“絲綢之路”日漸堵塞，中國與歐洲的大陸通道上駝馬絕跡、鴻雁無踪。

在南邊，朝廷下令禁止民間出海，朱元璋在登基的第四年，1371年12月，就下達了“海禁令”，禁止臨海的民眾私自出海（“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隨後二十餘年中，多次頒布禁止海外經商的敕令—— 1381年（洪武十四年），禁止民眾私通海外諸國（“林示瀕海民私通誨外諸國”）； 1384年（洪武十七年）正月，禁止民眾下海捕魚（“禁民入海捕魚”）； 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十月，戶部重申不得與外商貿易的禁令（詔戶部“申嚴交通外番之禁”）； 1394年（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禁止民間使用國外的任何香料和商品（“禁民間用番香、番貨”）。 朱元璋制訂律法，對於違禁者及私行放禁的濱海軍衛官兵，都處以嚴刑。明成祖朱棣登基後，仍然遵循“洪武事例”，宣布“不許沿海軍民人等私自下番交通外國，遵洪武事例禁治。”

在如此嚴厲的海禁政策之下，唐、宋、元以來的海外貿易遭到毀滅性打擊，已經繁榮數百年的泉州、明州（寧波）等大型港口城市迅速衰落，民間的海外貿易從此成為非法生意。 在國門徐徐關閉之際，還發生過一個很突兀的“意外事件”，很多年後，它的“意義”一再被放大，以證明我們是一個多麼開放和強大的國家，那就是“鄭和下西洋”。 1405年（永樂三年），朱棣委派他最信賴的太監鄭和率領一隻由63艘大船、兩萬七千多名隨員組成的艦隊遠航南太平洋地區，這是當時世界上無與匹敵的巨型艦隊。在隨後的二十八年裡，鄭和先後七次出洋，史稱“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古代史上規模最大的遠洋活動。據《明史》記載，此次行動的表面理由是宣示國威，而實際上是尋找失踪的明惠帝。鄭和遠航所用的海船，由設在南京的寶船廠和太倉的蘇州府船場所製造——它們無疑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工廠，所有軍儲糧草集中於太倉的劉家河港，出發地點則是泉州港。根據史載，鄭和艦隊的旗艦長四十四丈四尺，寬十八丈，折合現今長度為151.18米，寬61.6米。船有四層，可載千人，船上9桅可掛12張帆，錨重有幾千斤，要動用二百人才能啟航，船上配有航海圖、羅盤針。這艘“海上巨毋霸”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先進的木帆船，比一百年後的歐洲海船也要大十倍左右，可見中國造船技術之發達。鄭和艦隊的規模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明朝海軍的實力，據考證，在1420年前後，明朝擁有1350艘戰船，其中包括400個大型浮動堡壘和250艘設計用於遠洋航行的船艦，海軍實力為全球第一。 從1405年至1433年，鄭和率龐大船隊七下西洋，經東南亞、印度洋遠航亞非地區，最遠到達紅海和非洲東海岸，航海足跡遍及亞、非30多個國家和地區。遠航船隊滿載瓷器、絲綢、麝香、鐵器和金屬貨幣等，所以又稱為“寶船”。鄭和所到之處，一方面宣揚明朝國威，邀約各國委派使臣到中國“朝貢”，同時與當地進行貿易。 在區域經濟史上，鄭和的遠航行動表明中國在當時的東亞和南亞地區建立了一種以“朝貢”為特徵的區域性政治、經濟合作體系。 在14世紀末、十五世紀初，隨著蒙古帝國瓦解和元朝的滅亡，中國與歐洲的陸地聯繫中斷，處於中世紀的歐洲此時尚未強大起來，明帝國成為東方最為強大的帝國——也是實際上的第一大經濟體。明朝皇帝習慣將海外各國視為藩屬，將其與明朝的外交活動稱作“朝貢”。在外交政策上，明朝以“厚往薄來，懷柔遠人”為宗旨，熱衷於政治上萬國臣服的獨尊。根據《萬曆明會典》的記載，被明朝認定為“朝貢國”的國家包括“東南夷”的六十二國——含朝鮮、日本、安南（越南）、錫蘭（斯里蘭卡）等、“北狄”的韃靼八部、“東北夷”的女真二部、“西戎”的七十二國——含吐蕃（西藏）等。朱元璋還將日本、琉球、朝鮮和安南等十五個鄰國劃定為“永久不予攻伐”的國家。 根據日本學者濱下武志的研究，明朝主導下的東亞“朝貢秩序”有三個特點： 第一，由宗主國（中國）提供國際性安全保障，朝貢國因而不必保持常設性軍事力量，這意味著區域內部的糾紛不必訴諸武力解決；第二，朝貢體系所保護的交易進行“無關稅”特別恩典，為外部世界提供了極富魅力的商業機會；第三，多元化前提下的文化認同，朝貢秩序所奉行的理念，就中國方面而言，意指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質的文化，這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在事實上充當著異質要素之間交流的媒介。 由濱下武志的研究可見，在十五世紀前後的西太平洋地區出現了一個以中國為中心、以白銀為統一貨幣、無關稅壁壘的政治、經濟聯盟，這也是當時世界上覆蓋面最大、人口最多和結構最穩定的區域性國際體系。它同時表明，中國與周邊各國不存在武力征服的關係，而是形成了一個具有“中心－邊緣”結構的共榮體系。若沒有歐洲人的強行進入，這又是一個超穩定的國際秩序。 美國學者彭慕蘭在《貿易打造的世界》一書中也印證了濱下武志的研究結果，他認為，朝貢制度的主要目的在於政治和文化方面，但它協助提供了一個“國際性”的貨幣制度。在這種制度的影響下，不同地區的人形成了相同的奢侈品品味，各國商品的品質標準也趨於一致。這些商業網與國家密切相關，但它們也有自己的獨立生命。所以，當歐洲人進入到這片領域的時候，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優勢，甚至在一開始，僅僅是一些好奇的、充滿了崇敬之心的採購者。 鄭和的七次遠洋，其實是對這一聯盟體內的“東南夷”南部諸國的一次大規模巡檢，龐大艦隊所呈現出的軍事實力和商品豐富進一步鞏固了明帝國在南亞地區的宗主國地位。朱棣在委派鄭和出洋的同時，在京城設立會同館以待國賓，還設四夷館，專掌翻譯各國及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在永樂一朝中，先後有四位海外國家的國王泛海而來，其中三位樂而不歸，留葬於中土。 這一國際聯盟維持了將近一百年的時間，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它的鬆散與瓦解，正是亞洲與歐洲實力陡轉的關鍵所在，而讓人無比嘆息的是，對其的率先破壞者，竟是明帝國自身。 歷史的轉折時刻出現在1492年。 這一年——也就是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的59年之後，明廷下令“閉關鎖國”，沿海人民從此不得與來華的番船發生任何交通、貿易行為，第二年，明廷敕諭今後百姓的商貨下海，即以“私通外國”治罪。鄭和歷次航海留下的所有官方文檔均被兵部尚書劉大夏下令燒毀。據《明律解附例·附錄》記載，朝廷在1585年甚至發布過一道命令，聲稱誰要建造雙桅杆以上的船隻，就視同叛亂，處之以死刑。中國人在造船技術上的進步從此嘎然而止。終明代一朝，海禁政策時鬆時緊，但基本上沒有開放禁令。 也是在1492年的8月，意大利航海家哥倫布帶著西班牙國王給中國皇帝和印度君主的國書，向正西航行，到達了美洲的巴哈馬群島，偉大的“地理大發現”時代開始了。 1493年，梵蒂岡教廷敕令，將世界一分為二，東邊是葡萄牙的勢力範圍，西邊則屬於西班牙。 歷史總是充滿了巧合與悲劇的意味。在海洋文明到來的前夜，早慧而擁有先進技術及強大區域領導優勢的中國，以堅定而驕傲的自閉方式拒絕參與。後人讀史至此，莫不擲書而起，面壁長嘆。 在西方史學界，1500年往往被看成是近代與現代的分界線，如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所描述的，“16世紀初期，中西歐諸國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脫穎而出，顯然未見端倪，東方帝國儘管顯得不可一世，組織得法，卻深受中央集權制之害。”他還曾用充滿了弔詭的筆調描寫中國的閉關鎖國：“鄭和的大戰船被擱置朽爛，儘管有種種機會向海外召喚，但中國還是決定轉過身去背對世界。” 那道轉過身去的背影，成為未來四百年的一個東方定格，中國將為此付出難以計算的代價。 “鄭和下西洋”留給後人的，與其說是讚美和驚嘆，倒不如說是一聲悠長而沒有著落的嘆息。許倬雲在《歷史大脈絡》一書中評價說，“鄭和出航是元代海運暢通後的最後一次大舉。其航線所及，都是元代各國商舶常到的地方……這一次海上大舉，空前盛大，但並非鑿空的探險，因此在歷史上並不具有哥倫布、麥哲倫、達伽馬等人開拓新航線的意義。” 閉關鎖國讓中國與世界隔絕，重新成為了一個“孤立的天下”。在對內政策上，明代統治者嚮往和追求的境界則是――男耕女織。 乞丐出身的朱元璋是一個很特別的皇帝，他的治國策略只有兩個字，一是儉，二是嚴。 所謂儉，他痛恨商人，視之如國賊，曾下令“如果有不從事農耕，而專門做買賣生意的，全部看成是遊民，把他們統統抓起來。”就在當上皇帝的洪武初年，他頒布法令，規定商賈之家不許穿戴綢紗，民間百姓的房子大小，不能超過三間、五個間架，不准用彩繪的斗拱。所謂嚴，就是實行了很嚴格的法律來懲治貪官污吏，根據明初法令，官員如果貪污達到六十兩白銀，就會處以扒皮的酷刑，朱元璋下令把各州府縣衙門的土地廟，作為剝皮的場所，俗稱“皮場廟”，扒下來的人皮，添之以稻草，立於衙門一側，以警示繼任者。 朱元璋平生讀書無多，最喜歡的是，尤其是關於“小國寡民”的那一段。在他的理想中，一個完美的帝國就應該是無貧無富、“男耕女織”的小農社會，“男力耕於外，女力織於內，遂至家給人足”，每個人都安於眼前，一生不出家鄉，老死不相往來，如鄉野之草，自生自滅，帝國將因此綿延百世，千秋萬代。這種樸素的治國理想當然非他一人所有，從老子的，到陶淵明的，乃至毛澤東的人民公社，無一不與此前後呼應。 為了建設這個“人間桃花源”，朱元璋剪滅了天下豪族，然後在“耕”和“織”兩個產業上進行重大的變革。他進行了一次土地革命，大地主階層被消滅，形成了一個以小自耕農為主的農耕經濟，1397年，據戶部的報告，全國有田700畝以上的只有1.4341萬戶。同時，朱元璋大力推廣種棉技術。 在中國經濟史上，有兩種植物徹底改變了國家的命運，一是宋代的水稻，二是明代的棉花。 棉是一種外來植物，原產自於印度，在漢字中第一次出現是南朝的《宋書》，宋末元初，它已經在南方地區得到一定面積的普及，元代的元貞年間(1295—1296)，松江府烏泥涇（今上海的華涇鎮）的婦女黃道婆在海南學到了一種新的紡織技術，她回到家鄉教人制棉，改革研製出一套趕、彈、紡、織的工具——去籽攪車，彈棉椎弓，三錠腳踏紡紗車等等，使得棉紡織技術得到重大突破。 朱元璋建國之後大力推廣棉花種植，他下令，農民有田5畝至10畝，俱令種桑、麻、棉各半畝，10畝以上倍之，地方官不督促的要處罰。這些政策的推行，不僅使荒廢的土地盡量被利用，糧食產量大增，也為棉紡織業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原料。 《明史·食貨志》記載：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全國共有田地850萬頃，比元末增長了四倍多，其中棉田的增加最為顯著。 棉花種植和棉紡織技術的革新，徹底改變了中國人以絲綢和麻佈為主的穿著傳統，服裝產量為之大增，棉紡織迅速成為全國第一大手工製造業。據吳承明的研究，明清兩代，中國每年生產約6億匹棉布，商品值近一億兩白銀，其中52.8％是以商品在市場出售的。黃道婆的家鄉松江是棉布生產最集中的地區，《松江府志》記載，“在旺銷的秋季，每天出售的松江大布達15萬匹之多”，這個數據稍有誇張，不過據吳承明的計算，全年估計約有二千多萬到三千萬匹，這也是一個十分驚人的產量了。 明代的這場“棉花革命”，如同之前的“水稻革命”一樣，再一次刺激了生產力的發展，正如現代經濟學理論所提示的那樣，只有當單位投入的產出增加時，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和人均收入才會持續增長。很顯然，“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都符合這一定律。 《明史·食貨志》中就曾這樣描寫朱棣時期的情況：“計是時，宇內富庶，賦入盈羨，米粟自輸京師數百萬石外，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 如果將明代棉紡織業的發展放在全球經濟史中進行觀察，我們將看到一個頗可參照的現象：發生於歐洲的工業革命其實也是以紡織業為啟動點的，而它最終引爆了機械技術的革命性創新，同時帶來社會組織的顛覆性變化，最終誕生了資本主義，改變了人類文明的方向。 至此，所有的讀者均會生髮出一個重大的疑問：為什麼同一個產業的創新，在中國竟沒有引發與英國相同的革命性效應？ 更讓人吃驚的是，根據中外學者的研究，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發現任何史料可以肯定地顯示，在19世紀80年代以前在中國有棉手工業紡織場！趙岡和陳鍾毅在《中國經濟制度史論》中十分確鑿地寫道：“中國傳統手工業各大部門都曾有過工場僱傭人工操作生產的記載，唯獨棉紡織業沒有任何手工工場的確切報導。” 那麼，在一個小小的松江府中，每年二千多萬到三千萬匹的棉佈到底是怎樣製造出來的？比英國產量大出六倍之鉅的產能規模，為什麼沒有形成集約式的企業化生產？ 在一朵小小的棉花里，藏著一個巨大的“明代秘密”：每年6億匹的棉布居然絕大部分是由一家一戶的農村家庭所織就的。 在明代的眾多地方史誌中，我們一再讀到這樣的記錄——“四鄉之人，自農桑而外，女工尚焉。摧車蹋弓，紡線織機，率家有之。村民入市買棉，歸諸婦女，日業於此，且篝燈相從夜作。”（《南潯鎮志》） “女紅不事剪繡，勤於紡織，雖六七十歲老亦然。舊傳有夜完紗而旦成布者，謂之雞鳴布。”（《溫州府志》） “當農事甫畢，男婦老幼共相操作，或篝燈紡織，旦夕不休，或機聲軋軋，比屋相聞。”（《漢川縣志》） 這些記錄呈現了十四世紀中國鄉村的生產景象：每個農家都有織機一部，耕作之餘，無論婦幼老小都從事紡織，全家動手，機聲不休，通宵達旦。每戶所織之布雖然數量甚微，但是因戶數眾多，聚合之後，卻成驚人的億萬之數。 棉紡織業的家庭化與當時的人口過剩現像有關：自明之後，中國人口迅速膨脹，建國之初的人口約為6500萬，到1600年時已在1.5億左右，人地比率日漸惡化，即便在水稻技術最為普及和發達的江南地區，農戶一年耕作也僅僅能滿足八個月的口糧。棉花的大面積推廣及棉紡織技術的成熟，恰好為過剩勞力提供了一個絕好的出路。更“巧合”的是，適於栽培棉花的長江中下游一帶正是人口最為稠密的地區。 這種“一戶一織”的家庭紡織與規模化的工場化生產相比，最大的特點――或者說優勢是，前者的從業者幾乎沒有勞動成本支出，老幼婦女都可從事，而且時間也是沒有成本的，任何人都可利用閒暇時間單獨操作。在這種生產模式的競爭之下，規模化的手工業工場當然就沒有任何生存的空間了。 這就是為什麼擁有6億匹產能的棉紡織產業竟然沒有培育出一家手工棉紡織廠的原因，也是為什麼引發了西方工業革命的紡織業在中國沒有產生同樣變革的根源。在現代經濟研究中，早期的鄉村工業常常被稱為“工業化原型”（proto-industrialization），它為工業革命的誕生提供了市場和技術前提。然而在中國，鄉村工業則變成了工業化的障礙，它發揮無比的抗拒力，來阻止工廠的興起與工業化進程。正因為棉紡織業在製造環節被家庭作坊所控制，所以在技術進步上無法向工廠化和機械化進步，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悲劇，甚或它竟有宿命的意味。 而這種戲劇性的狀況，又是中央集權體制所最為渴求和推崇的，它十分完美地符合了“男耕女織”的社會理想，每一個社會細胞都被打散，在經濟上缺乏聚合的必需性，因而得以保持低效率前提下的“超穩定結構”。由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經濟制度的變革與政治制度有最密切之關係，“均貧滅富”的小農經濟和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有天然的契合性，當一項技術革命發生之際，後者會本能地將之“異化”。 一個能夠“閉門成市”的國家，必須具備兩個重要的條件，一是土地之廣袤和糧食之充沛足以養活全體國民，二是人口之眾多足以滿足工商生產的市場供求。如果這兩個前提成立，那麼，技術的進步很可能會強化――而不是減弱――這個國家的內向與封閉。 在學術界，只有很少的學者觀察到這一規律，從來沒有到過東方的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在《文明史綱》中曾簡短地提及，“人口的眾多導致了中國不需要技術進步，內需能夠滿足供應，而不必追求海外市場”。對農業文明狀態下的民生而言，最主要的內需產品只有兩個——一是吃，二是穿，而水稻和棉花的引進與推廣，在“耕”和“織”兩大領域分別解決了技術性的問題，創造了閉關鎖國的必要條件。 於是，自宋代之後日漸奉行的“大陸孤立主義”終於在明代找到了現實的落腳之處。十四至十五世紀的那場“棉花革命”是中國農業經濟的最後一次革命，是小農經濟興盛的關鍵性因素，它將古典的中國經濟推拱到了一個新的高峰，並終止於此。從此之後，在長達四百年的漫長時間裡，中國成為一個不再進步的、超穩定的小農社會，一個與“世界公轉”無關的、“自轉”的帝國。據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森的計算，中國在1300年（元朝龐德四年）的人均GDP為600“國際元”，此後增長全面停滯，一直到1700年（清朝康熙三十九年）的四百年中的增長率為零，而歐洲則從576“國際元”，增加到了924“國際元”。 在這個意義上，“男耕女織”是一個“唯美主義的詛咒”。 如果從靜態的角度來看的話，這是一種效率與管理成本同步極低的社會運行狀態，若沒有外來的“工業革命”的衝擊，竟可能是中國歷史的終結之處。自宋代的王安石變法之後，帝國的治理者已經找不到經濟體制變革的新出路，於是，通過推廣“男耕女織”的民生方式，將整個社會平鋪化、碎片化已成為必然之選擇，社會組織一旦被“平鋪”，就失去了凝聚的力量，從而對中央集權的反抗便變得微弱無力。 這樣的治國策略在明代看上去是成功的。黃仁宇便論述說，“在明代歷史的大部分時期中，皇帝都在沒有競爭的基礎上治理天下。在整個明代，都沒有文官武將揭竿而起反對國家。此外，普通百姓對國家的管理不當極為容忍……由於這些條件，王朝能以最低的軍事和經濟力量存在下來，它不必認真對待行政效率，王朝的生命力不是基於其優勢，而是因為沒有別的對手替代它。” 黃仁宇所謂的“替代的對手”，僅僅是站在競爭的角度觀察，而如果從制度的角度來看，又存在兩種可能性，其一，新的“替代者”繼續延續明帝國的模式，讓社會在靜止的、超穩定狀態下緩慢地“自轉”，其二，則是出現一種根本性的、新的製度將之徹底地推翻並更換之。這兩種狀況後來都發生了。第一次的替代出現在1644年，而第二次則出現在遙遠的1911年。當然這些都是後話。 在明史研究中，有一個重大理論分歧，迄今沒有定論，那就是，明代中國到底有沒有跟西方一樣，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而中西國運的分野，究竟是什麼因素造成的。 在正統的史學界占主流地位的是“萌芽自發論”。早在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認為：“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圍繞這一著名的論斷，中國學者用眾多史料證明“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和西歐幾乎是同時出現的。”在現行的中學、大學教科書中，編寫者仍然持有此論。 200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明史研究室完成了題為《晚明社會變遷研究》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該研究認為：在明代，“就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而言，由於貨幣經濟極大擴展，商業性行為成為幾乎全社會的取向，中央集權專制國家權力由此嚴重削弱”。他們的結論是：貨幣經濟的擴大發展，在中國和西方幾乎是同步的。東西方貨幣經濟發展的趨同，為世界形成一個整體奠定了基礎。晚明社會變遷與世界變革聯繫在一起，中國不是被動地捲入世界，而是積極參與了世界歷史成為一個整體的過程，並對世界市場的初步形成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西方學界，也有人對這一觀點予以應和。 1990年代之後，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彭慕蘭以及他的同事弗蘭克、王國斌等中國史專家形成了一個“加利福尼亞學派”，以反對“歐洲中心論”而著稱。 2000年，彭慕蘭出版《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一書，認為：至18世紀以前，在“重要日用品市場及生產要素市場的廣度及自由度”上面，中國經濟制度與歐洲並沒有根本的區別，而中國所以沒有能夠走上類似英國工業式的發展道路，主要是因為不具備英國那樣地理位置優越的煤礦、以及不具備能夠提供棉花、木材、穀物等集約產品的殖民地。彭慕蘭因而斷定說，“那種認為中國或是由於人口壓力，或是由於社會所有製關係的性質而閉塞並極為貧窮的觀點，如今在我看來完全處於守勢地位。” 同時，與上述觀點形成鮮明對立的學者也大有人在。 在中國學者中，最早對“萌芽自發論”提出異議的是顧準。他在1960年代就反思說：“我們有些侈談什麼中國也可以從內部自然生長出資本主義來的人們，忘掉資本主義並不純粹是一種經濟現象，它也是一種法權體系……資本主義從希臘羅馬文明產生出來，印度、中國、波斯、阿拉伯、東正教文明都沒有產生出來資本主義，這並不是偶然的。中國不少史學家似乎並不懂得這一點。” 顧準之後，海外的黃仁宇、趙岡、費維凱等人也從各自的專業方向認定，在明代沒有發生資本主義的萌芽，而且在高度專制的皇權制度之下，絕無這種可能性。黃仁宇在一書中說：“支持現代商業的法律程序以私人產權作基礎，首先即與孟子道德觀念相反，而後者正是官僚體系奉為天經地義的……當這麼多必要的因素全付之闕如，現代商業如何能在中國發展？”在另外一部的書中，他進而認為，“為什麼中國不能產生資本主義？因為她志不在此。她不僅不能產生，而且一向無意於產生。” 學界觀點如此對立，概括而論，源於學術立場的不同。 “萌芽自發論”及“加利福尼亞學派”以物質文明的發展為立論基礎，認為“經濟基礎自動地會決定上層建築”，而顧準、黃仁宇等人則把考評的重心放在法權制度的建設上，認為沒有社會制度上的決定性突破，經濟制度的變革都不可能發生質變。因立論不同，雙方的結論自然南轅北轍。在這場爭論中，布羅代爾的觀點比較折衷，在他看來，明清兩代的中國肯定已經出現了“市場經濟”，但是並沒有出現“資本主義”。也就是說，他認同明代經濟的市場化程度並不落後，但在社會制度上沒有進步。 將發生在明代的這些變化放之於全球環境中進行觀察，我們將清晰地發現，貌似繁華的中國其實正飛馳在一條“反世界潮流”的軌道之上。 ——當全球海洋貿易即將興起的前夜，擁有地球上最強大海軍的帝國卻選擇了自毀戰艦和內向封閉； ——在產業經濟上，“家紡戶織”的鄉村工業阻礙了工業化的進程，使得工業革命的火星無法從棉紡織業中迸發出來； ——市鎮經濟的發達讓城市化步伐全面停滯。相對照，歐洲的自由城市如雨後春筍，其規模越來越大，終而成為工業革命的搖籃。 ——在政治制度上，西方的公民社會胚胎初成、憲政思想漸成共識，而在東方，君權卻更加的強悍和專斷； 總而言之，在貿易全球化、工業化、城市化和王權制度瓦解等四個方面，明代中國與同時期的歐洲恰成鮮明對照，歷史的拐點因此出現――我們幾乎可以確定地說，中國與世界潮流的分道揚鑣，的確是在十四到十五世紀期間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