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第八章亂世思弘羊

盛唐的中斷是一個“突然事件”，好比通宵達旦的狂歡盛筵猛然間被一場粗暴的狂風所席捲，從此，狼藉遍地，美景不再。公元755年，牙人出身、鎮守北方的安祿山和史思明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發動叛亂，史稱安史之亂。 從制度的層面來分析，此亂的發生正是中央集權旁落的結果。從貞觀到開元的一百多年間，天下久治長安，治國者變得異常自信，竟忘了地方割據的隱患。唐太宗時，雖然充分下放財權和兵權，但他用邊將有“三不原則”，即“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唐玄宗即位之後，十餘年不換將官，而且各路節度使盡用胡人，他最寵信的安祿山兼統三道節度使，擁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兵權，致使其胸懷異志。更可怕的是，節度使除了領兵之外，還兼理民政與財政，儼然一方獨立的諸侯。從經濟上看，一百多年以來人口增長迅猛，土地兼併景象重現，中央政權的輕賦簡政造就民間繁榮，卻也暴露出大一統體制的另一面隱患――因管制乏力而導致“幹弱枝強”。這一景象竟又是“文景之治”晚期的翻版，然而，會寫《霓裳羽衣曲》的唐玄宗不是鐵血強悍的漢武帝。

安史之亂歷時八年，最終被平叛，這場戰亂給北方中國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所有的繁華均如夢如幻如泡沫，怎麼經得起兵戈的蠻橫侵擾，在洶洶鐵蹄之下，“數百里州縣，皆為廢墟”，“數年間，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據《唐會要》記載，戰亂初起之時，全國在籍人口有九百多萬戶，僅僅五年後就只剩下一百九十多萬戶，所謂“生靈塗炭”，從這對數字中就可以得出。 叛亂被平息後，雍容堂皇的盛唐精氣已被消耗殆盡。司馬光在中描述當時的景像是：地方割據勢力陡然坐大，中央財政收入銳減，邊境之外的少數民族頻頻挑起戰端，朝廷無力支付軍備消耗，只好把壓力都留給地方，一切都變得捉襟見肘。對於大一統的帝國來說，再沒有比這更糟糕的情況了。 正是在這樣的時候，桑弘羊的“幽靈”再度出現，中唐之後，各項專營政策重新一一出台。

安史之亂時期，朝廷急著用錢，第一個想出來的辦法就是向富商徵斂。肅宗登基後，即派人到財富聚集的江淮、蜀漢地區向富商大族按資產徵稅，“十分收二”——也就是百分之二十的稅率，稱為“率貸”，各道節度使、觀察使也多向商人徵稅以充軍用，或在交通要道及交易之處計錢收稅，從此“商旅無利，多失業矣”，盛唐以來“天下關隘無一徵稅”、“行千里不持尺兵”的景像不復出現。 除了這種極端做法之外，恢復國有專營政策是另一個便捷的方式。戰亂期間，顏真卿據守河北抗擊叛軍，軍費困竭，為了籌措軍餉，他在河北首創了榷鹽法，對食鹽實行“官收官賣”。公元758年（唐肅宗乾元元年），朝廷重新設立了鹽鐵鑄錢使這一職務，對全國鹽業進行專營管制――“盡榷天下鹽”，出任此職的第五琦仿行顏真卿的辦法，在產鹽區設置鹽院，規定民間（產鹽戶被稱為“亭戶”）所產食鹽一律賣予鹽院，否則以盜賣罪論。

第五琦的專賣政策與漢武帝時期的辦法基本相同，此舉是自公元583年（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來，在170多年之後，再一次實行食鹽專營。其令一出，鹽價頓時上漲十倍，由原來的每鬥十錢上漲到每鬥110錢，鹽價騰漲又造成糧食價格的上揚，民間出現餓死景象。然而，以此為代價，政府收入大幅上漲，專賣僅一年，朝廷就增加了四十萬貫的收入。 第五琦之後，劉晏（公元716—780）主管全國財政，他是唐代最著名的理財大師。 劉晏自幼聰慧，其“神童”之名被寫進了。八歲那年，唐玄宗禪封泰山，劉晏獻《頌》，因文辭婉麗而被皇帝授予“太子正字”的官職，算是全唐最年輕的官員。中就詠道：“唐劉晏，方七歲，舉神童，作正字，彼雖幼，身己仕。爾幼學，勉而致，有為者，亦若是。”

劉晏從青年時就開始當官，從縣令逐級升遷，在安史之亂爆發後的第二年（公元756年）被任命為度支郎中，即戶部主管財政收支的副長官，到叛亂平息的公元763年，他取得剛剛登基的唐代宗的信任，升任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相當於副宰相，同時兼領人事和財政事務，成為帝國最重要行政首長之一。他前後主管天下財政長達二十多年，是有唐一代任職時間最長的財政長官。 在財經思想上，劉晏並無特別的創見，基本上是“桑弘羊再世”。在當時的知識精英階層，桑氏之名已然敗壞，然而就如同桑弘羊力排眾議地褒揚商鞅一樣，劉晏亦視桑弘羊為楷模，在一份致前輩長官的信中，他表示要“象賈誼那樣的為複興漢室而努力，學習桑弘羊的功利之術，竭盡全力，以報答前輩的知遇。”與桑弘羊相比，劉晏身處皇室權威急速下墜之際，當然更為凶險，為了重現中央集權，他的手段更加的巧妙。

第五琦的鹽政類似於戰時政策，過於霸道，其弊有二，一是政府完全控制了定價權，市場彈性喪失，導致鹽價暴漲；二是官府賣鹽，多設機構，開支浩大。劉晏主政後後，對其進行了部分的修正。首先，他把統購統銷政策改為“民產－官收－商銷”，這個辦法大大減少了鹽政機構的人員龐大和行政成本，其次，他在全國十三個重要產鹽區設立巡院，一方面打擊私鹽，另一方面則保護獲得政策牌照的鹽商的利益，其三，他制訂了“常平鹽”制度，以保證非產鹽地區的鹽價供應，防止投機商人囤鹽牟利。 若比較劉晏的鹽法與之前眾人——從桑弘羊到第五琦——的不同可以發現，他的“民產－官收－商銷”是一個效率更高、更注重利益分配的官商合營模式。這些措施果然立竿見影，食鹽專賣收入逐年增加，十多年增長了十五倍，以致於占到了全國財政收入的一半。這也是財政史上，鹽稅佔國庫收入最大比例的時期。

除了官營鹽業，劉晏還對全國的重要商品產銷進行管制，把桑弘羊的平準、均輸制度重新搬了出來。他在各地建立常平倉――倉儲和物流中心，設置了知院官，隨時了解各種商品價格的動向，然後“賤增貴賣”，以獲其利。 《舊唐書·劉晏傳》記載說，“他全面掌握了商品的供銷動向，政府獲得了重大的利益，而市場波動則得到了平抑，這是真正高明的治理之術。”中唐在安史之亂以後，沒有陷入更大的亂境，與劉晏以果斷的專營政策迅速地改觀了中央財政的狀況有很大關係，因此，史家授予了一個桑弘羊式的評價——“斂不及民而用度足。” 歷來史家對於那些主張工商管制的歷史人物，都一般性地認為他們是重農抑商論者，譬如宋代大學問家歐陽修在《新唐書·劉晏傳·贊》中就說劉晏“排商賈”。其實，這是絕大的誤讀。胡寄窗早在1960年代創作的《中國經濟思想史》中敏感地指出，之所以管制工商，是因為桑弘羊、劉晏等人比誰都明白工商對國家稅收的重要性。

劉晏為政十分勤勉，大小政務無論輕重，都能在一日之內就做出決斷。他上朝時騎在馬上，心裡還在籌算賬目，退朝後在官署批閱文卷，常常是秉燭達旦。在他的精心打理下，代宗執政的將近二十年，經濟元氣日漸復蘇。 公元779年，代宗駕崩，37歲的長子李適即位，是為德宗。此時，中央財政已擺脫了窘迫的困境，按《新唐書·食貨志》的計算，與安史之亂時相比，國庫收入起碼增長了十五倍，治國者再燃削藩的雄心。李適是一個跟太祖父李世民經歷很類似的少年英雄，二十歲時就被父皇任命為天下兵馬元帥，在前線與安史叛軍決一死戰。平叛之後，李適因功拜為尚書令，和名將郭子儀、李光弼等八人一起被賜鐵券、圖形凌煙閣。他登基之後，決意學習漢武帝，徹底割掉藩鎮割據這顆大毒瘤。

然而，李適最終沒有學成漢武帝。在財政上，他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在即位的第二年，聽信讒言，居然處死了自己的“財神爺”劉晏。史載，劉晏死時家徒四壁，只有兩車書籍和幾斗米麥，天下為之喊冤。 劉晏被處死之後，專營政策並未更弦，不過由於後繼者再無他的智慧和勤勉，便大大走樣。 任何政權，當它以國有專營為經濟政策之主軌後，一定會產生如同毒癮一般的依賴性，其管制之升級往往是加速度的，甚至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漢武帝時期如此，中唐之後的景像如此，後世歷代，概莫出外。當政府從專營事業中嚐到甜頭以後，為了增加收入，就日漸的變本加厲，欲罷不能。 在劉晏去世的兩年之後，公元782年（唐德宗建中三年），朝廷宣布對釀酒業進行專營，下令天下釀酒產業均歸官辦，委派各州縣官員綜合管制，所有私釀者一律抓捕治罪。其後，冶鐵、茶葉等產業也相繼被收歸國營。同時，對走私者進行了極其嚴酷的懲罰政策，民間盜賣食鹽二石，就要被處死。

公元783年，朝廷又宣布徵收兩個新的稅種，分別是“間架稅”和“除陌錢”。 所謂“間架稅”，實際上就是房產稅，規定每棟房屋以兩根橫樑的寬度為“一間”，上等房屋每年每間徵稅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稅務官員拿著紙筆算盤挨家挨戶實地勘算；若有瞞報者，每隱瞞一間杖打六十。而“除陌錢”則相當於交易稅，無論公私饋贈還是各種商業收入，每緡徵稅五十錢；若是以物易物，亦當折合時價按照相同稅率徵收；隱瞞一百錢的，杖打六十、罰錢兩千。 為了足額徵收，朝廷還出台了舉報有獎的政策，凡舉報“稅間架”的，賞錢五十緡，舉報“除陌錢”的，賞錢十緡。這一制度無疑是從漢武帝那個臭名昭著的“算緡令”和“告緡令”脫胎而來的，推行之後，民間怨聲載道。

即便這樣，德宗還是覺得要武裝削藩的錢仍不夠用。有人就建議，應該向京城的富商們“借錢”，每戶只能留下一萬貫，其餘全部“借”給政府，如此，只要搞掂十幾、二十個富商，國庫就滿了。還有人計算了一下，如果要對各路不聽話的節度使同時動兵，每個月的開支約一百萬貫，如果有五百萬貫，可以支撐數月，大抵就夠了。 於是，德宗下令在長安城內清查所有富商的財產，有不從者以刑法伺候，長安令薛苹帶著全副武裝的軍士，開著兵車，在各大坊市之中搜索，民眾不堪忍受他的鞭笞，有當場上吊自殺的，整個都城亂成一團，好像被盜賊洗劫過了一樣。這樣搜刮了一遍下來，得到了七十萬貫，德宗覺得不夠，然後又專門對長安城裡的錢莊進行了新一輪的清查，辦法當然還是“拷索之”，結果，又拿到了一百四十萬貫，這才“鳴金收兵”。兩次大行動共得二百一十貫，唐代每年最多鑄錢32.7萬貫，也就是說這兩次“合法搶劫”一下子就搜走了六、七年的貨幣發行量之和。 這個一心要學漢武帝的唐德宗，學到了後者的鐵腕強悍，卻沒有學到他的技巧智慧。他殺了“桑弘羊再世”的劉晏，導致在財政政策上強硬過度而缺乏靈活性，在軍事上，他也沒有找到自己的霍去病和衛青。 公元781年，就在處死劉晏的第二年，壯年氣盛的德宗親自在長安設宴犒勞征討兵馬，打響了武力削藩的戰役。各地節度使聯合犯上對抗朝廷，中央軍屢戰不勝，甚至在兩年後被攻破長安。德宗不得不被迫出走，還下“罪己詔”，聲明“朕實不君”，赦免了那些叛亂的藩鎮，承諾今後“一切待之如初”。又歷數年，叛亂的藩鎮才分崩瓦解，叛亂平息。此後，灰心喪氣的德宗再不敢輕言削藩，地方割據之勢，此後再無改觀。 中唐之後的一百多年，與盛唐宛成對比，民間活力日漸喪失，國民經濟再次陷入到衰退循環之中。其情其景，幾乎是歷代末世所共見。試以兩個政策為證。 一曰“和糴”。和糴的意思是指官府出資向百姓公平購買糧食，唐代建國之後，就推行這一政策。中唐以後，和糴往往通過各府縣按散戶配人的方法強制進行，不僅沒有公正的價格，而且在購買時多以“雜色匹緞”充數﹐使民戶又受到一層剝削。 《新唐書·食貨志三》就明白記錄說，憲宗即位之後，每當豐收之後，政府強買民米，比賦稅還要嚴酷，“號為和糴，其實害民。” 一曰“白望”。長安城的東、西兩市中，有一個特別的區域稱為“宮市”，是專門向皇宮供應商品的地方，皇宮裡的太監到這裡購買商品，會有一些人充當“白望”，站在集市上左右張望，看到中意的商品，便以很低的價格收購之，有的時候，甚至“白取其物，不還其價”。中記錄說，每當太監們出動，很多商賈都會“撤業閉門”。白居易在名詩《賣炭翁》中便生動地描述了一位賣炭老翁在“宮市”上被欺負的景象——“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係向牛頭充炭直。” 除了“和糴”、“白望”等現象之外，國有專營製度的流弊更是逼現無遺。在最重要的支柱性產業――鹽業上，政府對民間的盤剝暴露得尤為顯著。自德宗之後，有政府靠山的大鹽商控制了食鹽的產銷，鹽價年年上漲，官民矛盾空前突出，民間出現了武裝販鹽的鹽梟集團。 公元821年（唐穆宗長慶元年），當時國內最著名的文學大家、後世被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專門上呈《論變鹽法事宜狀》，對食鹽專營提出了異議。他詳盡地比較了官賣與私賣的差異： 其一，私人賣鹽，靈活多變，官府賣鹽，受制度約束，死板呆滯。 其二，偏遠地區，百姓稀少，官府賣鹽得不償失，不願前去。一旦前去，難免讓地方上乾這干那，事雖不大，騷擾不小。這些弊病都是私賣時沒有的。 其三，官營鹽業，行政管理成本越來越高，鹽稅還沒有徵收到手，花費已是不少了。而且，事情一涉及官吏與百姓打交道，就必然有敲詐勒索的事發生。 其四，在食鹽運輸的過程中，往往會發生強行攤派的事情，老百姓不堪其煩，寧可去賺私家的五文錢，也不願意賺官家的十文錢。 最後，韓愈對鹽業專營給出的最後結論是兩句話：“不惟大失人心，兼亦驚動遠近”。 韓愈在當時文名之高，無出其右，不過在官職上卻不過是個國子祭酒、兵部侍郎，也就是副部級官員，其上疏終於沒有能夠改變既定的政策。 任何專營製度一旦執行時間持久，必然會出現尋租階層和特權化，官商勾結形成權貴經濟，勢在難免。史書所載的晚唐富商，多與官家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而政府最終之所得，必不如權貴商賈之所得。 生活在這一時期的大詩人白居易有一首非常著名的長詩《鹽商婦》，描述的就是當時的情形――“每年鹽利入官時，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鹽鐵尚書遠不知”。由此句可知，即便以支撐中央財政半壁江山的鹽稅而言，也是私家得大，官家得小，而從鹽政制度的安排來看，這一“私家”顯然非普通之人。進而在分析其原因時，白居易把矛頭直指桑弘羊，認定這樣的人物不但漢代有，當今也有――“好衣美食有來處，亦須慚愧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獨漢時今亦有。” 晚唐的“官商一體”已到了綱常敗壞的地步，《冊府元龜·將帥部·貪黷》記載，當時有了叫李泳的長安商人發財之後賄賂中央，竟然當上河陽節度使，成了一方諸侯——“賄賂交通，遂至方鎮”。 《太平廣記·郭使君》則記載，一個目不識丁的富豪靠行賄當上了橫州刺史。 其次，由於藩鎮割據這一頑痼在中唐之後從未徹底解決，中央的集權能力日漸薄弱。據《新唐書·地理志》資料統計，中、晚唐時期全國共分十五道，計316州，唐皇室能夠控制的只有六分之一左右，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中央與地方在專營利益上的爭奪愈演愈烈，其中以礦業表現得最為突出。 劉晏治國時，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鹽業的專營上，礦業管理並沒有得到同步加強，地方節度使、都團練使乘機搶占礦業之利的情況愈演愈烈，即便聰慧如劉晏，也一籌莫展。志大才疏的德宗即位之後，宣布中央政府對全國的銅鐵礦產資源擁有惟一的所有權，禁止地方政府插手染指。此令與他的武裝削藩行動幾乎同時推出，當即遭到各路節度使的抵制，始終無法落實，其拉鋸長達半個世紀之久。 到了五十多年後的836年（文宗開成元年），朝廷終於做出讓步，宣布停止對各地礦業的統管，允許地方政府委派官員自主經營，不過必須向中央上繳一定的礦業之利。然而，地方上拿到合法的經營權後，再也不理睬朝廷，以致中央財政每年從礦利所得的收入非常可憐，竟還抵不上一個縣的茶稅。 又過了十多年，到了宣宗時期，不甘利益旁落的朝廷又下詔書，重新規定由鹽鐵使統管各地礦業經營，可是由於中央集權已然弱勢，這道命令很快就不了了之。 由於徵收乏力，中央財政就變成了“討飯財政”，最後淪落到要靠地方諸侯的賄賂才能維持的地步，出現了所謂的“羨餘制度”。 “羨餘”的意思是“地方政府收支相抵後的財政剩餘”，其實就是在正常財政上繳之外，節度使們對皇帝的特別進貢，《新唐書·食貨志》記載，各路節度使，或新列稅捐，或截取戶部錢財，把所得的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進獻給皇帝個人，其美名曰“羨餘”，其實就是公開的行賄。宋代學者歐陽修對此評論說，“連天子都要幹受賄的事情，那麼，老百姓就更加的不堪了。” 相對於國營資本和官僚資本的強勢霸道，民間資本的流動也出現了日漸惡化的趨勢。劉玉峰在《唐代工商業形態論稿》中具體陳述了中唐之後民間工商資本的五條出路： 奢侈消費——揮霍於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許多富商大賈衣必文采，食必梁肉，奢靡無度，表現出窮奢極侈的突出特點。晚唐時期，許多商人“恣其乘騎，雕鞍銀鐙，裝飾煥爛，從以童騎，聘以康莊”。 交通權貴——以錢鋪路，鑽營為官。許多富商巨賈“高貲比封君，奇貨通倖卿”，積極謀取政治利益。元稹在長詩《估客樂》中描述富商大賈們竭力經營官場，“經遊天下遍，卻到長安城。城中東西市，聞客次第迎。迎客兼說客，多財為勢傾。客心本明黠，聞語心已驚。先問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與主第，點綴無不精。歸來始安樂，富與王者勍。”到唐末懿宗時，用錢買官已是司空見慣。 購買土地——與漢代相似，靠工商致富的唐代富商大賈把大量資金用於購買土地，進行土地積聚，仍走著“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的傳統路子。代宗年間，大臣李翱在一道策問中說，在三十年裡，天下田畝被豪商兼併了三分之一。到懿宗朝，已是“富者有連阡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土地兼併愈演愈烈，使得社會財富佔有極端不平衡。 放高利貸——有唐一代，從唐太宗搞“公廨錢”之後，政府參與高利貸活動，私營高利貸也一直十分猖獗，富商大賈與貴族官僚紛紛以此謀求暴利，並自玄宗朝趨於劇烈。武宗在一則赦詔中指出：“如聞朝列衣冠，或代承華冑，或在清途，私置質庫樓店，與人爭利。”懿宗在即位赦文中也指出：“京城內富饒之徒，不守公法，厚利放債，損陷百姓。” 囤積錢幣——安史之亂後，富人的財富安全感越來越差，於是將大量錢幣財富貯藏起來，造成社會貨幣流通的嚴重不足，朝廷多次下達“禁蓄錢令”，卻成效不大。德宗時的陸贄就算過一筆帳：過去一匹絹，可以換銅錢3200文，而現在一匹只能換1600文，絹貶值了一倍，這不是因為稅賦增加了，而是因為銅錢被囤積了起來，這種“錢重物輕”的現象，妨礙了商品經濟的順利發展， 由劉玉峰列出的上述五條出路可見，工商業利潤基本上沒有向產業資本轉化，不存在積累放大的社會機制，而是進入到了消費市場、土地和高利貸領域，其後果當然是負面的。所以，到了中唐之後，經濟治理就重現了兩個週期性的大毛病，第一是土地的需求非常之大，土地兼併日漸成為社會頑病，最終造成貧富差距的拉大。第二是中央財政對資源管制的依賴度越來越大，終而造成對民間資本的壓抑和剝奪，經濟活躍度漸趨衰竭。兩者相加，如果再遇上飢荒洪澇，就會引發財政總破產前提下的社會大動盪。 這幾乎是中央集權制度在經濟上的總反應。 隨著國民經濟的萎縮和衰敗，此時的唐帝國已搖搖欲墜，中央權柄被宦官把持，地方藩鎮氣焰非常，民間經濟則因管制政策的嚴酷而奄奄一息。 一斗鹽終於逼反了天下人。 公元873年，關東大旱，千里焦裂，河南、河北先後爆發大規模的農民暴動，其領頭者，正是販賣私鹽出身的“非法商人”王仙芝和黃巢。黃巢屢敗官軍，一度攻下長安，建立大齊政權。王黃之亂歷時九年，中原狼藉一片，雖然終被鎮壓，卻也消耗掉了唐朝的最後一點精氣。唐末詩人韋莊曾創作長詩《秦婦吟》，其中描述長安的景像是： “長安寂寂今何有，廢市荒街麥苗秀……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樓前荊棘滿。昔時繁盛皆埋沒，舉目淒涼無故物。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 恍惚之間，萬千繁華又成一簾殘夢。 公元907年，曾經在黃巢部隊中當過大將、後投降朝廷的朱溫成了帝國的終結者，他篡唐自立，改國號為梁。不久，天下分裂，在其後的短短五十三年中，先後出現了五個次第更迭的王朝以及十個地方割據政權，後世統稱之為“五代十國”。到960年，後周將領趙匡胤在陳橋發動兵變，建國號為宋，定都汴梁（今河南開封），天下再度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