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七章長安城裡的商人

公元750年前後，大唐開元年間。某日，唐玄宗李隆基晨起，站在長安城的含元殿上眺望遠山，猛然間，看見一條白龍橫臥於山中。他問左右的人，是否看見了什麼異象？大家都說沒看見。玄宗急忙下令，把王元寶召來問問。王元寶到後，定睛看了一會兒，說：“我看見一個白色的東西橫在山中，但看不清它的形狀。”玄宗嘆息說：“我聽說至富可以比得上貴。我是天下最貴的人，元寶是天下最富的人，所以能看見。” 這則故事被記錄在《太平廣記》之中。王元寶是長安城裡最富有的商人，從事的是商貿業，據說他用金銀裝飾居屋，牆壁上塗以珍貴的紅泥，時人稱為“王家富窟”，其“器玩服用，僭於王公”。 此時的中國已經承享了整整160年的太平，正處在歷史上最好的極盛時刻。

經歷四百年的南北分裂後，中國於公元589年重新統一。 中國史專家、當過美國歷史家學會會長的魏斐德在《世界歷史背景下的中國》一文中提出過一個問題：“在世界第一批帝國——羅馬和漢朝——崩潰後，中國歷史和歐洲歷史為何差異起來呢？”他對此的回答是，“統一是中國的一種文化”。 在歐洲，隨著羅馬帝國的消亡，從此進入了一個漫長的封建制時期，並從此再未“統一”——二十世紀末期出現的歐盟是一種新的聯合體模式。而中國則有一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規律。公元589年，楊堅在長安建立隋朝，幾年之內征服大江南北，結束了長期分裂混戰的局面。 而詭異的是，這個實現了統一大業的王朝跟八百年前的秦王朝一樣，竟又是一個短命帝國，它從統一全國到喪失政權前後僅僅29年（589年－618年）。更為詭異的是，這兩個短命帝國卻都各自完成了幾個影響千年的巨大工程，秦朝確立了符合大一統需求的郡縣制度，修築了萬里長城，隋朝則創造了科舉制度，同時開鑿了南北貫通的大運河。

科舉是政府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它從公元605年（隋大業元年）開始實行，到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為止，整整實行了一千三百年，由於採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 在政治經濟史的意義上，科舉制是對世族模式的一次徹底的“反動”。世族模式和莊園經濟，從西漢中後期以降的數百年間，困擾歷代治國者，幾乎鮮有改造的成功者，王莽改制，十年而亡，劉秀“度田”，不了了之，東漢政權的羸弱以及魏晉南北朝的紛亂，無不與此有關。一直到科舉制的出現，才切斷了世族繁衍的製度性根源。 科舉制度自誕生起，就成為大一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意味著，任何人都可以通過朝廷主持的考試來變成統治階層的一份子，而其考試的內容則是研習儒家經典――有專家計算過，它的總字數在90萬字左右。如果說商鞅發明的軍爵制度打通了普通人向上晉升的“武力通路”，那麼，科舉制度則開拓了“文學通路”，這顯然是一條更廣闊的道路。從此，優秀的人才均被納入到體制之內。科舉制度造成知識階層對國家權力的絕對依賴，在這個由“規定動作”組成的考試行動中，知識分子首先喪失了獨立生存的可能性，進而放棄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從這一制度確立之日起，作為一個獨立存在的知識分子階層在中國歷史上完全地消失了。

在本質上，科舉是一種政府主導的教育和人才選拔體制，當這一制度被確立之後，其他成材途徑都被認定為“異端”，其中就包括通過經商成為優秀的商人。法國學者布羅代爾在《文明史綱》中認為，科舉制度“至少是中國社會為何沒有像西方社會那樣發展成為一種資本主義制度的原因之一。”侯家駒的《中國經濟史》也評論說，“中國經濟的長期停滯，科舉制度之弊，應是其中之一。” 隋朝的第二個重大工程，是開鑿貫穿南北的大運河。 隋文帝於公元584年下令引渭水由長安東至潼關，是為廣通渠，隋煬帝楊廣即位後，繼續廣徵民力，建成以洛陽為中心，由永濟渠、通濟渠、山陽瀆和“江南運河”連接而成，南通杭州，北達涿郡（今北京西南），全長2700餘公里的大運河。自此，秦漢以來只有東西交通的狀況被改變，中原文明自東晉渡江之後開始出現南移景象，隨著大運河的開通，北風南漸，終成定勢。

隋煬帝因開拓大運河消耗了巨大的國力，《隋書》中說是“舉國就役，開為御道”，終而激發民變，煬帝被縊弒於南巡途中，李淵在太原起兵，創建唐朝。晚唐詩人皮日休有詩曰：“盡到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 取代隋朝的唐朝（公元618－公元907年），是中國文明記憶中的一段精心雕刻過的輝煌時光，歷代以“盛”冠之的朝代，惟此而已，是為“盛唐”。 盛唐景象的出現，與漢初“文景之治”十分近似，即在政治上繼續採取蔑視商人的國策，不過在經濟上卻營造空前的寬鬆環境。 唐初諸帝對商人的壓抑仍然是不假顏色的。開國皇帝李淵規定“工商雜類不預士伍”，緊閉商賈從政之門。李淵駕崩，輔佐父親打下江山的次子李世民即位，這就是著名的唐太宗，後世以“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並稱，視之為一代大帝。就如同秦始皇和漢高祖都非常討厭儒生和商人一樣，李世民也討厭兩類人，分別是世族子弟和商人。

唐太宗對世族力量十分警惕，儘管科舉的推行已在製度上解決了問題，可是民間思維卻仍然根深蒂固。有一次，他讓禮部把天下的姓氏譜牒全部收集起來，修成一部《氏族志》。禮部呈上來的資料，以傳統的世家大族崔家為第一等，這讓太宗大為光火，他說，“我跟山東的崔家、盧家也沒有什麼舊嫌，可是他們已經世代衰微，沒有出過什麼了不起的大人物了。我現在定氏族，是要崇尚我大唐的冠冕人物，怎麼能以崔家為第一等。”於是，他親筆硃批，提出“不須論數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在他的干預下，天下姓氏合兩百九十三個，共分九等，崔家降為第三等。呂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評論說，儘管太宗的這種公開羞辱的做法有點牽強，不過其宗旨正在於打擊世族勢力，否定血緣階級。

對於民間商人，唐太宗也跟前代君王及父親一樣，主張將之排斥在主流社會――特別是政治圈之外。他曾對重臣房玄齡囑咐說：“朝廷的各種官位，都是為賢人們準備的，那些工商雜流，即便人才出眾，也只可以讓他們多多發財，一定不能授以官職，使得他們能夠與賢人君子並肩而立，同席而食。”這段話在後世非常出名，被歷代治國者奉為圭臬，視為一項毋庸置疑的基本國策。此外，唐太宗還在服飾上對各種身份的國民進行特別的識別，五品以上的官員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穿緋綠的官服，胥吏的衣服是青色的，一般百姓是白色的，軍士是黃色的，而商賈則必須是黑色的。 高祖和太宗的蔑商做法，一直被他的子孫們所沿用。唐高宗時期，下令工商人士不得騎馬――“禁工商不得乘馬”。文宗時期，規定商賈及其妻子不得乘坐帶有檐子的馬車，並指出最近出現了商賈騎著裝飾華麗的高頭大馬四處馳騁的景象，再度重申商賈不能騎馬的命令。

這些對民間商人的壓抑及限制，可以說是中國歷代集權統治者的“慣性思維”，不過在經濟政策上，我們卻看到另外一番景象，因局勢之艱困，治國者不得不大為放鬆。 據《隋書·地理志》記載，隋末唐初，全國人口約4600萬，比東漢末年的7200萬還少了三分之一，國貧民窮，亟需休養生息。李淵開國之後，大手一揮，把一切山澤稅、鹽稅統統廢罷，之前由國家專營的鹽、鐵、酒等產業全數放縱民眾自主經營，民間一片歡騰。在農業稅方面，唐代的稅收是取五十分之一——遠低於漢代的三十分之一，要徭役則是每年二十天，也比前朝要少。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8月，李世民即位後，當月就頒布詔令，說經商牟利是老百姓的本業，所以要改革前弊，以滿足民眾的需要，下令把潼關以東的關卡全部停廢，以讓貨物自由交易。有唐一代，還停止了商稅的課徵。

唐代中央政權與地方的關係也比較寬鬆，實行的是財政下放的政策，地方州縣上繳中央的很少，所以地方很富足，而中央又把最大的財政支出——各地養兵的軍費讓藩鎮自己承擔，所以中央的支出也少。 這些前所未見的輕稅簡政，無疑對工商業和地方經濟的繁榮有重大的意義。而國家的統一更為商業流通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市場空間，商人在國境之內經商，數十里便有酒肆客棧，每個店鋪均備有代足的驢子，行走千里而不需持寸鐵自衛，這當然是空前的太平盛世。 從618年開國到公元742年（唐玄宗天寶年間），唐政權對工商業的寬鬆政策衍續了一百二十多年，其中也頗多反复爭議。 《新唐書》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公元703年，當時執政的是中國惟一的女皇帝武則天，有關部門要求重新課徵關市之稅。一位叫崔融的大臣當即上疏制止，洋洋灑灑地提出了“六不可”，其核心意思是，若徵了關稅，必然增加民間負擔，阻礙商品交易，最終會造成社會動盪，政府得不償失。武則天採納其意，放棄了課徵的念頭。

對於鹽鐵之利的爭論則更大。 白壽彝在《秦漢到明末手工業和封建制度的關係》一文中細述了南北朝到唐中期前的製度衍變：在北魏初期，河東郡的鹽池原歸官府所有，以收稅利，後來罷止，很快被一些富豪之家所擁有，孝文帝延興年間（公元470年），朝廷復立監司，再收稅利，到了世宗時期（公元499年－公元515年），再次解禁，神龜年間（公元518年）又歸國有，“其後，更罷更立”，數次反复。隋文帝立國，宣布罷禁之令，唐朝則衍續隋制，達一百多年之久。 到了公元713年（唐玄宗開元元年），大臣劉彤上《鹽鐵表》，重新拾起專營之議。在他看來，把山海之利放於民間，只會造成更猛烈的貧富懸殊，所以應該收歸國有，以達到“均貧富”的目的，這才是真正的帝王之道。跟歷代所有主張國營化政策的人士一樣，劉彤的立論之本是“奪富濟貧”，而實質還是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玄宗令朝臣討論劉彤之議，大家都覺得“鹽鐵之利甚益國用”，於是設立機構，“檢校海內鹽鐵之課”，不過這一專營政策只執行了十年左右，到開元十年，玄宗下令，除了蒲州鹽池之外，其餘鹽鐵產地“無須巡檢”，再度放還民間。

中國歷代君王要休養民間，都必須輕賦薄徭，然而稅賦收得少了，政府就可能沒有錢來養活龐大的官吏階層。 唐朝嚴禁官員經商，高祖李淵下詔規定“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唐太宗更下令“五品以上，不得入市。”唐朝的官員按官職高低都可以領到一塊“職份田”，此外還有永業田，即便是八品或九品的小官，也有永業田二頃。不過，因為大幅減免稅賦，政府的財政收入捉襟見肘，不堪支付。在大一統的集權制度下，這似乎是一個天然的治理矛盾。作為一代雄主，唐太宗想出了一個“公廨錢制度”——就是對富豪家庭定向徵收一筆“特別財產稅”，以此來養活政府的官員。 早在高祖時期，朝廷就對天下的富商進行了一次資產清查，按資產多少定為三等――後來改成九等，並規定“每歲一造冊，三年一造籍”，不過，沒有像漢武帝那樣的通過告發的方式來進行清算。到了公元637年（貞觀十一年），唐太宗下達詔書，容許長安七十多所衙門，每所可選“身能估販、家足資財”的商人九名，號稱“捉錢令史”，每人貸予“公廨錢”5萬錢，用於商業活動，每月納利息4千錢，一年4·8萬錢，以單利計算，年利率約為百分之一百。這一政策，相當於讓長安城裡最富足顯赫的700個富豪家庭，每年繳納一筆數目不菲的“特別稅”。很可能的情況是，政府貸出的“公廨錢”僅僅是名義上的，而繳納的利息則是真金白銀的。這一政策很快在全國各州普遍實行。 為了鼓勵商人接受公廨錢制度，唐太宗在全國特別設立了7000個基層官員崗位（“防閣”），只要納滿一年的家庭就可以派出一人當官，不過任期只有兩年，之後由其他納稅的“上戶”取代。從7000個官位設置可見，當時被徵收特別稅的商人家庭約為7000戶。唐朝初期，官員人數非常之少，貞觀年間，中央政權機構中的文武官員最少時只有643人，也就是長安城的700來位“捉錢令史”，每人養活一個官員。 公廨錢制度在唐代執行了很久，玄宗初年，年利率降低為70％，繼而再降到60％、50％，每筆強迫貸款金額也有降低，被選中的商人所獲權益，早期是當官吏，後來則改為免除徭役。唐太宗發明的這個制度，在後世的學界引起過很大的爭議。褒之者認為，這一制度雖然“粗糙”卻很直接，政府養活了官員又巧妙地避免了廣徵稅賦。貶之者則認為，這是對富有家庭的一次強制性的製度盤剝，它雖然比漢武帝的算緡令溫和一些，不過本質卻是一致的，另外，百分之一百的高利率亦是對全國金融市場的破壞，富戶很可能以類似利率放貸給一般平民，從而導致全社會資金流通成本的抬高，當時就有人批評說，其結果是“富戶既免其徭，貧戶則受其弊”。 盛唐崛起的公元六、七世紀，在西方史學上正是“黑暗中世紀”的開始。此時的歐洲群龍無首，隨著羅馬帝國的衰落，封建割據帶來頻繁的戰爭，造成科技和生產力發展的嚴重停滯，而在中東地區，穆罕默德於公元610年創立伊斯蘭教，穆斯林終而組建成一個強悍的、與基督教國家長期軍事對峙的阿拉伯帝國。展開當時的世界版圖，可以用“東明西暗”來形容。 有唐一代，隨著國力的強盛，治國者自信開放，國際貿易出現了空前繁榮的景象。 據《唐會要》記載，公元630年（貞觀四年），唐太宗試圖組建一個跨國聯盟，當時有西域二十多個國的君主及其代表集聚長安，奉太宗為“天可汗”，而且規定，各國君主去世者，必須由唐朝廷下詔冊立其後嗣，《唐會要》因此宣稱“統制四夷，自此始也。”十年後的公元640年，唐太宗派軍隊攻滅西域的高昌國（今新疆吐魯番地區），重新打通了“絲綢之路”，從此，由長安向西，可自由橫穿整個歐亞大陸，直驅地中海東岸的安都奧克，全長約7100公里。 正是通過這條漫長的貿易走廊，東西文明進行了一次大流通，中國的絲綢、瓷器源源不斷地販銷到歐洲市場。當時，羅馬城裡的多斯克斯地區有專售中國絲綢的市場，其價值約與黃金等重，造紙術也在這一時期傳入穆斯林地區。而西方的動、植物和新技術也傳入中土，其中比較重要的動物有駱駝、波斯犬、孔雀、鸚鵡、鴕鳥等等，植物有胡蔥、胡椒、菠菜、小茴香、橄欖、無花果、水仙等等，此外還有用甘蔗製糖的技術。這些動植物及技術，在日後成為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 作為絲綢之路的東方終點，七世紀到八世紀的長安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繁榮的城市，它被稱為“世界性首都。” 芩仲勉在《隋唐史》中讚曰，“全城坊市，棋羅星布，街衢寬直，制度弘偉，自古帝京，曾未之有。”據趙岡在《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中的計算，唐代長安有常住居民62·6萬人，如果加上駐軍、僧尼以及往來客商，其人口總數很可能已經超過一百萬，其舊址面積約七十平方公里，大於現今的北京。 從流傳至今的圖冊可見，宮城在北面，皇城在南面，宮城和皇城內，多種梧桐柳樹，全城南北中軸線兩側東西對稱。東半部設萬年縣，有東市，西半部設長安縣，有西市。全城街道兩旁都有排水溝，並栽種槐榆，棋盤式的街道寬暢筆直，綠樹成蔭，市容十分壯觀，。白居易《登觀音台望城》詩：“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正反映了這種整齊劃一的棋盤式格局。 東、西兩市是長安城的商業交易中心――後世的“東西”一詞由此而來，四面各開兩門，各有兩條東西街、兩條南北街，構成“井”字形街道，把市場分為九個方塊。每方的四面都臨街，店鋪就設在各方的四圍，同行業的店鋪，集中在一個區域裡，叫做行。東市有二百二十行，西市更加繁榮，除了店鋪，還有平準局、衣肆、典當行等等。 《唐六典》記載，唐王朝與三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發生過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國客人來到長安。唐王朝設有專門機構（鴻臚寺、禮賓院）負責接待外賓。西方的安息（波斯）、大秦（羅馬）、大食（阿拉伯帝國）等大小國家不斷派遣使者前來長安，很多波斯人世代留居長安，他們控制了珠寶行業，大多住在西市，長安城裡有專門的波斯邸（專供波斯人居住或存放貨物之處）、波斯酒店等。 在長安城裡，政府對兩市交易進行嚴格的管制，其中包括交易時間、產品規格、尺寸質量、銷售價格乃至店舖租金。 ——兩市遵循“日中而聚，日落而散”的古訓，中午的時候，擊鼓兩百聲，民眾聞聲而聚，到了黃昏時刻，擊鉦（一種與鍾形似的銅製樂器，可執柄敲擊）三百聲，民眾陸續散去。 ——出售的弓劍刀具及器皿，由政府提供式樣，需勒刻工匠姓名，以備監督。各種器皿以及絹布，都有規定的質量標準以及尺寸，如有不牢固的、假冒偽劣的或缺斤缺兩的，一旦抓住，就要杖打六十。 ——商賈帶進兩市的所有物品，都先要經過市場管理機構（市司）的評定，分為上、中、下三等，規定價格，然後方可出售。 ——政府還特別對店舖租金進行了規定，限定月租不得超過五百文。 由這些規定可以看見，長安城裡的商品交易，與其城市規劃一樣，完全控制在政府的干預之下，是一種“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盛唐氣象，如孔雀開屏，華麗滿目。 以長安為起點，朝廷修築了七條放射性的驛道，通往帝國的各個城鄉，沿途每15公里設立一個驛站，全國共有1639處之多。這些驛站均在交通要道，有永久性的建築及常駐的管理人員，在一片曠野之中，成了最好的地理標誌，於是，它們很自然地成為當地農民進行集市交易的最好場所。區別於城市中由政府管制的“令市”，它們被稱為“草市”，儘管根據唐律，規定不是州縣政府所在的地方均不得設市，然而“草市”似乎並沒有被嚴格地禁止。 除了都城之外，其他城市的工商景象同樣十分繁榮。 東都洛陽的城市規模僅次於長安，人口也超過了五十萬。洛陽城裡有南北西三市，以南市最為熱鬧，其中有一百二十行，三千多個肆，周遭還有四百多個店，貨物堆積如山，在城市西北的新潭是水路樞紐，這裡常常有上萬艘舟船聚集，河道擁擠填滿，各路商販搬歇貨物，馬車為之長塞。 在南方，最繁華的城市是揚州、成都、蘇州和杭州。大運河開鑿之後，與長江交匯於揚州，使之成為通達江、淮、河、海的水陸中心，唐代揚州城的面積據考有三十平方公里，商貿非常繁榮，號稱“南方第一”，詩人李白有詩云“煙花三月下揚州”，此地的造船業尤其發達，鑑真和尚東渡日本，第一次出發的海船就是在揚州新河趕造的。在杭州，錢塘江上的船檣連綿二十里，城內大小店鋪多達三萬室。長江中游則有益州（今四川成都），時稱“揚一益二”，杜甫有詩說“城中十萬戶”，市井之盛僅次於揚州。這些描寫和數據或有唐人誇張的地方，卻也可想像當時的盛況。 唐代的工商貿易中出現了兩個前所未見的新人物，一是“行頭”，二是“牙人”。 長安東市有二百二十個行，每行都有一個行會，其主持人稱為“行頭”，負責本行的祭祀、調協及與政府周旋交涉等事宜。史書之中對唐代行會的記載非常零星，然而從企業史的角度來看，卻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它表明工商業者開始出現組織化的萌芽，是日後非常活躍的商幫文化的淵源，那些姓名無從考據的“行頭”則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代商人組織的領袖，胡寄窗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中對之評價甚高，認為“由漫無組織的工商業者進而成為較嚴密組織的行業，不能不算是質的變革。” “牙人”則是由官方認定的職業經紀人。商業活動中的中介人早在周代就出現了，時稱“質人”，到了西漢被稱為“駒儈”，不過，經紀人形成職業規範是在盛唐時期。隨著商品交易的繁榮，各類牙人穿梭在買賣雙方之間，居中說合，中介得利。唐代牙人制度的興盛，與當時國際貿易的空前活躍有很大關係，唐朝在邊境地區開設了很多番市，因為語言與習俗上的巨大差異，需要有中介者加以撮合。 盛唐最出名的牙人，名叫安祿山。他是營州柳城（今遼寧錦州）的胡人，幼年喪父，十五歲時就在幽州（今北京城西南）當邊境貿易市場上的“番市牙人”，因為他懂得六種民族語言而且勇敢好鬥、善於揣度人心，所以在當地非常出名，他有一個也是牙人的同族好友，名叫史思明。安祿山當了十多年的牙人，到了30歲時與史思明一起棄商從軍，因軍功升遷至鎮守一方的節度使。到了開元年間，正是這兩人，一手終結了盛唐時光。 儘管工商如此繁榮，可是跟歷代一樣，唐代商人的面孔竟還是模糊不清的。後世研究唐商，從正史之中，幾無一人可得，仍然只好從野史筆記或詩文中去尋找足跡。 從各種史料可見，盛唐時期的著名商人很少是世族大家，也不是靠經營鹽鐵等致富，而多是從事貿易、織造等產業。唐代近三百年，沒有出現著名的礦業大富商，與其政策有關，《大唐六典》中規定，凡是天下州縣，有出銅鐵礦的地方，政府沒有開采的，可以任由民間私人開採。劉玉峰在《唐代工商業形態論稿》一書中便推斷說，“如此，量多質優的富礦必多為政府經營，或者經私人開採而發現的富礦也會被政府收歸官營。通常的情況恐怕是私人只能經營零星礦或者貧礦。”其製度的根源正是，由於政府“天然”地擁有資源的所有權，所以它與民間的契約關係便無須對等。 宋人所編撰的《太平廣記》中有“治生”類，記錄了數位貞觀年間的商人故事，其人物個個都很有特色。 其中，定州富豪何明遠是經營紡織業的，他擁有綾機達五百張之多，生產規模顯然已經非常之驚人――到了宋代，國營的綾錦院也不過擁有綾機四百餘張而已。他在中國北方的很多驛站都設有自己的專賣店，專門與國際商人交易（“襲胡為業”），以至巨富。 有一個叫裴明遠的，出身河東世族，不過從事的卻是廢品收購業，他在長安城里大量收購人們棄而不用的廢舊物品，轉手倒賣，大獲其利。有了錢之後，他在西面的金光門外，以很低的價格買下一塊遍地是瓦礫的荒地，為了清除垃圾，他在地頭樹一根木頭，再掛一個筐，吸引少年子弟拾取瓦片擊筐，中者可得一筆賞錢，沒多久，地裡的瓦礫就被少年們一拾而空。然後，裴明遠在這塊地裡種果樹，同時租給牧羊人做羊圈，羊糞蛋正好是果樹最好的肥料。春暖花開的時候，他還在地李養蜂採蜜，增加收入。裴明遠的經營手段十分精妙，後來被唐太宗看中，官至中書舍人、太常卿。 還有一位叫羅會的巨商，致富的職業比收破爛的裴明遠還不堪，竟是長安城裡清除糞便的（“剔糞”）。他家世代以此為業，至於“家財巨萬”。一次，有個叫陸景陽的書生到豪華的羅宅做客，問道，“你的生活日子過得這樣富裕安樂，為什麼還繼續從事清除糞便的骯髒污穢的工作？”羅會答：“我曾停工不干了有一二年，沒料想家中奴婢僕夫死去，牛馬逃散丟失，眼瞅著家業就要敗落。後來，恢復這一行當後，家道才又恢復過來。” 何明遠、羅會等人的故事，往前可以與司馬遷《貨殖列傳》中的雍伯（從事脂粉業）、張裡（畜醫業）等人相參照，往後則可以與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出現的“傻子瓜子”等人相呼應，表明在一個民營經濟得到鼓勵的政策環境下，民間商業的豐富充滿了讓人驚奇的想像力。 《太平廣記》中還記載了一些巨商的故事，他們生活在唐高宗（太宗之子）到唐玄宗時期，當時盛世已歷數十年，民間富足，商人驕縱，又出現官商鬥富的景象。 高宗時期，在長安懷德坊南門的東邊，住著一位胡商鄒鳳熾，他是駝背，肩膀拱起，後背彎曲，像是駱駝，時人叫他“鄒駱駝”。鄒鳳熾從事零售商業，他的店鋪宅邸遍布帝國各地，各地的物產都被他搜羅來，家中金銀財寶不可勝數。他曾嫁女兒，邀請朝中大臣參加婚禮，賓客數千人。夜裡搭了碩大的紗帳，極為華麗。待到新娘出來時，侍婢圍伺，穿羅戴翠，特別美豔之女達數百人之多。眾客愕然，不知哪位是新娘。他曾進見高宗，竟開口要買下終南山上的樹，估價一棵樹一匹絹，他聲稱：“把山中的樹買光了，我的絹也不會光。”（“山樹雖盡，臣絹未竭。”）賣樹雖然沒成，卻被天下人所傳說。後來他犯罪被流放到瓜州，死了之後，子孫窮困。 史載開元年間，長安城裡的富商，如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人，各自延納了四方的有才之士，朝廷上的很多名僚都出自他們的門下，每次科舉大考，文士們聚集在這些人的家中，時人視之為“豪友”。當時的詩人高適便有詩云：“君不見富家翁，舊時貨賤誰比數，一朝金多結豪貴，萬事勝人健如虎。” 如此炫耀鬥富、結交權貴，彷彿春秋戰國及漢初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