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四章商人的自由時代

漢帝國初建之時，滿目瘡痍，國力極度羸弱，開國皇帝劉邦要出巡，居然配不齊六匹膚色一樣的駿馬，一些列卿大夫和諸侯，窮窘得只好以牛車代步。 國貧民窮之際，如何對待創造財富的商人就成了關鍵。漢初的幾位皇帝，從高祖、惠帝到文帝、景帝，對商人採取了看上去很矛盾的政策。 在法律上，漢律基本沿襲了秦律，對商人繼續實施蔑視和壓抑的原則。天下抵定後，亭長出身的劉邦對商人非常反感，在他看來，這個世界上最討厭的人有兩種，一是有文化的人（儒生），一是有錢的人（商人）。他學習秦始皇的辦法，把十多萬戶六國貴族後裔及富豪之家統統遷徙到關中，放到自己的鼻子底下加以監管。他還頒布詔書，嚴令商賈不能穿絲綢的衣服，不得乘坐華麗的車騎，還專門抬高針對他們的租稅，以表示困辱。到了他的兒子惠帝執政時，態度稍稍寬鬆，不過還是在稅賦上採取了歧視的政策，一般人交稅一份，商人和奴婢則要交兩份。

另外，漢初的幾個皇帝還徹底關閉了商人從政的路徑，甚至連他們的子孫也受到限制，所謂“禁錮不得為吏”。漢文帝規定，有三種人不能當官，分別是商賈（賈人）、入贅的女婿（贅婿）和犯過貪污之罪的官吏，理由是“貴廉潔，賤貪污”。其後的漢景帝在詔書中專門強調“有市籍不得宦”。 《史記·平準書》還記載，從惠帝開始就規定，“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在分配田地的時候，有“市籍”的賈人也不能獲得土地，如果被發現違規，馬上就貶為奴婢。 為了緩解財政上的困局，漢初朝廷曾經實行過“納粟拜爵”的製度，平民只要繳納一定數量的糧食就可以獲得爵位，甚至還有“入羊為郎”的記錄，就是有人牽著羊群換來一頂“郎官”官帽。可誇張的是，就是在推出這一“賣官”制度的時候，朝廷竟也規定，最有可能出錢的商人不在此列。安作璋在《學史集》中便考據說，“漢朝任用官吏是把商人排斥在外的，即使是以富訾選官，也不包括商人在內。”

就在對商人實施瞭如此蔑視和侮辱性的政策的同時，讓人驚奇的卻是，在實際的微觀經濟層面，工商業則得到了極大的解放。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記錄：“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也就是說，政府改變了自商鞅以來的全面管制政策。 “開關梁”――開放關津，“弛山澤之禁”――放鬆對山林礦藏資源的專營，這是兩大非常重要的政策變動，前者減少了地區之間的物流成本，終漢一代，從此沒有再設關徵稅，統一市場的優勢得以展現，後者則把利益最大的資源性產業向民間開放，這兩大政策的推出，直接導致物流交易的活躍和工商業的繁榮。 在放鬆工商的同時，朝廷對農業則採取了採取“輕徭薄賦”和“與民休息”的政策。文帝前後兩次“除田租稅之半”，租率最終減為三十稅一，一度甚至還全免田租――長達十二年之久，這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一次。同時，對周邊敵對國家也不輕易出兵，盡量“委屈求全”，通過“和親”維持和平，以免耗損國力。

這樣的寬鬆政策――可以說是“休養生息”，也可以說是“放任自流”――實行了七十年，主要是在文帝和景帝時期，史稱“文景之治”。 《史記·平準書》說，漢興七十年間，民間和國庫都非常肥腴，國家儲備的錢財以億計，用以串錢的繩子都朽掉了，中央糧倉裡的糧食多得更是陳谷疊陳谷，以“至腐敗不可食”，這當然是前所未見的盛世了。 與此同時，商人階層也崛起為一個強大的勢力。李劍農在《先秦兩漢經濟史稿》中認定，“漢初實為中國商人第一次獲得自由發展之安定時期也。”從各種史料見，當時大商人主要集中在四個產業之中，分別是鹽鐵業、流通業、種殖業和金融業。 鹽鐵的利益之大，早在管仲時期就已經逼現，現在將之開放給民間，當然催生巨富。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例舉了西漢初期的二十一位富豪――他稱之為“賢人所以富者”，其中，單獨列出、比較詳細地記載其事蹟的有八位，前四個竟都是冶鐵業者。

第一位是四川地區的卓氏。他原本是趙國人，世代靠冶鐵致富，秦滅趙國後，卓氏一族被洗劫一空，只剩下夫妻兩人，推著一輛小板車流放他鄉。同行的流放俘虜中，稍微有點積蓄的都爭著賄賂押解的官兵，希望能安排到距離趙國稍近的葭萌關一帶（今四川廣元縣），只有卓氏說，“此地狹小貧瘠，我聽說汶山（即岷山）之下，土地肥沃，地里長滿芋類，一輩子不至於挨餓。那裡的人們喜歡到集市上做事，喜歡做買賣。”於是要求遷得遠一些。押解的官兵就把他安排到了臨邛（今四川邛崍），卓氏到了那里後，就著當地的鐵礦資源大搞冶煉鑄造，運籌經營，把產品銷往滇、蜀各地。不久就富甲天下，家裡的奴僕就多達千人。他們大起田池，射獵為樂，享樂可比王君。

排在第二位的富豪叫程鄭，竟也是在臨邛致富的。他是從山東流遷過去的俘虜，與卓氏一樣從事冶鑄，銷售到西南的夷族地區，富裕程度可與卓氏一拼。 第三個鋼鐵富豪是孔氏。他是魏國大樑人，秦滅魏後，把孔氏流遷到南陽，他就在這裡冶鐵鑄造，修建池塘堤堰。致富之後，孔氏還投身長途販賣業，他帶著成隊車馬，往來於各諸侯國之間，各國由於他的商業活動而受益，人們稱呼他為“遊閒公子”。他花錢如流水，卻賺得比花掉的要多得多，家裡累積的錢財達數千金。南陽一帶的生意人都以效仿他的雍容大方為時尚。 第四個富豪是魯國的曹邴氏，他以煉鐵起家，“富至巨萬”。跟出手闊綽的孔氏不同，魯國人生來就節儉吝嗇，曹邴氏定有家規，“俯要有所拾，仰要有所取”，他還從事高利貸業，足跡行遍各地。魯國一帶的人受其影響，大都拋棄學術而追逐財利。

除了上述四位鋼鐵富豪之外，排在第五位的就是齊國的大鹽商刀閒。齊國是東方的商業大國，以沸煮海鹽而聞名天下，刀閒的致富策略是敢於僱傭最多的勞力。一向富足的齊人對奴隸非常輕賤，認為這些人刁悍狡猾，而刀閒則大量地收留他們，讓他們去打漁曬鹽，然後帶著這些人四處販賣，結交各地的官吏，終於累積起數千萬的財富。那些跟著刀閒的流民也都富裕了起來，因此當地流傳民諺曰“寧爵毋刀”，意思是“難道非要去做官嗎？還不如去給刀閒當豪奴。”另據史料記載，除了刀閒，當時還有兩個有名的大鹽商，一個是山東的東郭咸陽，以海鹽為業，另一個是山西的羅氏，從事的是池鹽業（“擅鹽井之利”）。 鹽鐵之外，第二大致富產業是流通業。 中國地域廣大，各地特產繁多，流通之利不可小視。司馬遷記載，當時的大運輸商擁有上百乘馬車，上千輛牛車，有的還有大型船舶——“船長千丈，車百乘，牛車千輛”。其中最出名的是洛陽的師史。他家共計有上百輛運輸車輛，在各郡國周遊經商，足跡無所不至。洛陽地處、齊、楚、秦、趙幾個國家的中間地帶，四通八達，商風盛行，師史積累的財富達七千萬之多。

第三大致富產業是種殖業，司馬遷例舉了兩個商人，分別是任氏和橋姚。 任氏的祖先曾做過看管糧倉的小官，秦朝敗亡時，各路豪傑爭著搶奪府庫裡的金玉，而任氏則獨獨挖窖儲藏糧食。後來，楚漢兩軍對峙，老百姓無法耕種田地，米價漲到每石一萬錢，於是，豪傑們搶去的金玉都歸到任氏手上，他因此暴富。任氏致富後，並沒有奢侈享受，他仍然從事於農業和畜養業，他還立下家規，“不是自家種的養的東西，不穿不吃；公事沒有做完，不得飲酒吃肉。”因此，任氏富足了幾代，被鄰里視為表率，連皇帝也對他頗為器重。 橋姚則是在邊陲地區致富的商人，他養馬千匹，牛兩千頭，羊上萬隻，家中糧食以萬鍾計算。其發跡故事與向范蠡求教的猗頓有點類似。

第四大致富產業是鑄錢業。 漢初允許民間鑄錢，不過鑄錢需有銅礦資源，所以，非王侯官家背景不得可。當時最大的兩個鑄錢商，一是吳王劉濞，他是劉邦的侄子，被封於現今的江蘇、浙江一帶，此地有豐富的銅山，可以開採鑄錢。另外一個是叫鄧通的“黃頭郎”。 鄧通出身平民家庭，少年時被徵召入宮，在未央宮里當一個劃遊船的“黃頭郎”。據傳，有一次漢文帝做夢，夢見自己怎麼努力也登不上天，正著急之際，來了一個貌若美玉的黃發少年，助他一臂之力，順利地登上了天。第二日，文帝遊船，陡見頭纏黃巾的鄧通，便認定他是自己的“登天貴人”，從此百般寵幸，官至上大夫。漢初諸帝都有同性戀的癖好，所以又有記載鄧通與文帝有“斷袖之交”。某次，一位善於看相的術士說鄧通“當貧餓死”，文帝不以為然，說“我就能讓鄧通富貴，怎麼可能貧窮呢？”於是，把蜀郡的嚴道銅山（今四川省滎經縣寶子山）賜給他，准許其自行鑄錢。鄧通鑄錢很注重質量，其錢幣光澤亮，分量足，厚薄勻，質地純，深得民眾喜愛，當時，吳王錢以發行量大佔優勢，鄧通錢則以質地優良取勝，兩幣流通全國，有“吳幣、鄧錢布天下”之謂，鄧通因此成為當時最著名的官商巨富，日後，“鄧通錢”甚至成了貨幣的代名詞。

除了上述四大產業中的超級富商之外，司馬遷還十分簡略地——僅以數數十來個字——例舉了當時另外一些有名的商人，從記錄中可以看到他們所從事的產業。比如，秦楊以從事糧食生產而成為一州首富；田叔，靠掘墓的勾當也成了富豪，在今天大抵算是文物販賣業；桓發，從事的是“博戲”，就是今天的博彩業；雍樂，靠的是走街串巷的零售成了富足之家；雍伯，販賣的是女人用的胭脂水粉，在今天就是化妝品業；張氏靠賣“水漿”成了千萬級的富豪，在今天就是飲料業；郅氏生產和販賣的是“灑削”，鏹剪子和磨刀，類似今天的小五金；濁式買賣的是豬羊雜碎製品，因此致富，這是今天的肉類食品業；張裡從事的是醫治馬匹的生意，類似今天的獸醫業。 這些人致富的秘訣是什麼呢？司馬遷一言以蔽之曰，“此皆誠壹之所致。”就是專心一事，專業經營所帶來的。這是商業成功的不朽之理。

細想司馬遷的這份“西漢富豪榜”，是很可以再三玩味的。他所記錄的當代富豪不過區區二十一個，以當時信息傳播的落後，能夠進入到宮廷史家耳中的名字，必已是天下聞名之人。 從這二十多位富豪所從事的產業可以得出兩個結論，其一，在有漢一代，能源業、流通業和金融業就已成最具營利性的重要產業，這一特徵迄今未改；其二，在商人階層已經出現專業化經營的萌芽，“富豪榜”中有不少人從事的是薄利多銷的手工製造業。譬如販賣胭脂水粉、販售“水漿”以及鏹剪子和磨刀等等，如果沒有相當的規模化生產以及廣泛的銷售能力，是不可能積累出巨額財富的。然而，雍伯、郅氏等人竟能夠因此成為一代富豪，並被寫進《貨殖列傳》，這自然是十分讓人好奇的。由於史料的缺乏，我們已經無法確切地知道這些人的產業究竟做到了多大，以及如何做到了那麼大的，這些都已經成了無法解開的歷史之謎。 對一個“家天下”的帝國而言，民眾富足及國庫充裕，是一件值得慶幸之事，但同時卻也可能是另外一些危機的導火線。就在“文景之治”期間，各種新的矛盾已然呈現。 首先是中央集權出現旁落的跡象。劉邦興漢之後，實行的是分封制，眾多同姓和功臣裂地建國。當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推出之後，地方諸侯利用各自的資源優勢，迅速形成了強大的勢力。其中烈焰最盛者就是吳王劉濞，他不但有龐大的鑄錢產業，而且吳地靠近東海，既有豐富的鐵礦還是海鹽的盛產地，鹽、錢、鐵三業，讓劉濞富甲宇內，他結交各國，逐漸成為一股足以與中央分庭抗禮的地方權貴力量。 除了諸侯興起之外，商人勢力也越來越大。鑄鐵、煮鹽需要大量的人力，動輒千人以上，且聚居於偏遠的深山之中或濱海之地，這是一股很難控制的民間力量。鐵可以鑄成兵器，鹽可以獲得暴利，人可以轉為兵士，另外，從事流通業的富豪有眾多的車輛，它們也可以被迅速地改裝成戰車，因此“豪強大家”就出現了。 《平準書》中甚至有富商大賈橫行天下、各地諸侯“低首仰給”的記載。鑑於此景，司馬遷給這些商人起了一個稱號——“素封”，他寫道：“當今那些沒有官爵和封邑之地的人，卻可以在享樂上與權貴相同，這就是素封” 更可怕的是，權貴與商人似乎正在結成交易同盟，並極大地敗壞吏治。 《貨殖列傳》中的刀閒、南陽孔氏等人都“連車騎，交守相”，與地方諸侯互動頻繁。漢朝雖然有禁止官吏經商的法令，可是執行得併不嚴厲，因此在眾多的史書中都有官員與商人勾結、牟取利益的記載。 就這樣，地方諸侯與商賈豪強傍比而起，讓長安城裡的最高統治者不寒而栗。在皇權體制下，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從來是一對很難均衡的矛盾，甚至可以說是非此即彼，不可調和。當中央把權力集於一身的時候，政權可保穩定，但是就會造成地方創新的不足，財富階層受到國有資本集團的重大壓迫，整個社會處在低效率運行的狀態之中。而當權力從中央下放到地方的時候，就會出現截然不同的景象，地方力量和財富階層將變得十分活躍，經濟可獲得大發展，然而，中央和政治權威和財政收入會被大大削弱，離心離德和“以鄰為壑”的諸侯經濟將大行其道，此外還將出現嚴重的貧富懸殊。因此，如何均衡集權與放權，作出適當的製度安排，成了統治中國的首要課題，歷代政權往往躑躅於此，興盛或衰落也由此而生。此景，兩千年以降未曾稍改。 文景時期，有兩位雄辯的政論家先後對當時的“分權過度”提出了擔憂和對策，他們是賈誼和晁錯。 賈誼（公元前200－公元前168年）是漢初第一個提出重新回歸中央集權模式和重農政策的人，他才華橫溢，文筆華麗，議論深遠，所寫的《過秦論》和《治安策》膾炙人口，在當時就被視為思想重鎮，《漢書》作者劉歆評價說，“在漢之儒，唯賈生而已”。針對中央集權旁落的景象，賈誼在《治安策》中給出了“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方針，也就是“分而治之”，在原有的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諸侯，從而分散削弱他們的力量。對於商人經濟力量的膨脹，他也發出了自己的擔憂，他寫道，當今皇帝穿的衣服不過是普通的黑色絲織品，而富民的牆上竟掛上了文繡；皇后裝飾衣領的東西，富人的婢妾們卻用來縫鞋邊。商人富民這樣窮極奢侈，後果是嚴重的：一百人作衣服還不夠他們一人穿，想全國人不受寒挨凍，怎麼可能呢？一人耕田，十人聚食，想全國人不挨飢受餓，是不可能的，飢寒迫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想使他們不造反．是辦不到的……這些富人大商習俗奢侈，太不尊重國家製度，太冒犯皇帝的尊嚴，但獻計的人還說“毋為”，不要改革，這真是可以長嘆息的事。 那麼，如果把地方的政治和經濟力量都打壓下去之後，國家將如何治理呢？賈誼的對策是，在政治上，實施儒家所倡導的“仁義之道”，他在著名的《過秦論》中評論說，秦始皇“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在經濟上，則是重新回到“重農”的道路上去。他在《論積貯疏》中寫道，“農業興旺，才是治理天下的正道。糧食多了，有什麼做不成的？只要讓老百姓全都去務農，都以此為本，天下人各食其力，那些從事商業的人都轉而去種地，家畜多而糧食足。這樣是可以富安天下的，可惜皇帝還猶豫著不肯實施，多可惜。” 賈誼在三十三歲時就去世了，與他同齡的晁錯（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54年）繼續倡導這一路線。 與書生論政的賈誼不同，晁錯深得景帝信任，被任命為御史大夫（副丞相），位列三公，對政策影響重大。他對當時的商人崛起景象提出了更猛烈的抨擊，他說，“現在法律上雖然輕賤商人，可以他們其實已經富貴起來了，口頭上尊崇農業，其實農民已經變得貧賤……商人們因為富厚，就結交王侯，勢力比官府還要大，靠著利益的關係權傾一時。” 對於地方諸侯的坐大，晁錯比賈誼更為激進，直接提出了“削藩”的主張，即取消王侯封建。公元前155年（景帝二年），晁錯上呈《削藩策》，主張對犯罪有過錯的諸侯王，削去他們的支郡，只保留一個郡的封地，其餘郡縣都收歸朝廷直轄，其論述矛頭首先指向勢力最大的吳王劉濞。景帝採納晁錯的獻策，先後削奪趙王的常山郡、膠西王的六個縣、楚王的東海郡和薛郡、吳王的豫章郡和會稽郡。 第二年正月，吳王會同膠西王、趙王、楚王等七王打出“誅晁錯，清君側”的旗號，群起叛亂。景帝為了平息眾怒，被迫腰斬晁錯於西安東市。可是，吳王等人不善罷休，繼續挺兵，終成“七國之亂”。 在名將周亞夫的指揮下，朝廷鎮壓叛亂，前後只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在這一過程中，又戲劇性地發生了一個與商人有關的插曲。 中央軍出征之時，居住在長安城中的一些“列侯封君”，為了表明自己忠於中央政權，也紛紛請求帶領親兵隨軍出征。可是，他們的領地多數都在關東，而長安卻在關中（函谷關以西）地區，一時難以置備齊足夠的車馬、武器乃至盔甲等軍用物資，急需籌措金錢去購買，為此，他們只好向長安城中的高利貸商人——時稱“子錢家”――借貸。不想，那些人都推說自己手中沒有現錢。因為當時七王氣焰方張，戰局如何發展，一時尚難判斷。只有一位叫無鹽氏的商人拿出千金貸給那些“列侯封君”，其利息高達十倍。不料仗只打了三個月就結束了，無鹽氏因此獲利最大，成為關中巨富。 無鹽氏發戰爭財的故事十分傳奇，在世界商業史上，竟可以與十九世紀歐洲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相參照，後者在1815年的滑鐵盧戰役中，因準確預測了拿破崙的失敗而獲得大利。從無鹽氏的故事中，也呈現出當時真實的政商情景。其一，商人的財勢已經超過很多權貴，成為一股可以與政府博弈的社會力量；其二，眾多長安高利貸者在國家危難之際不肯出貸，無疑讓治國者感到商人階層的不忠和威脅，連司馬遷也指責他們“不佐國家之急”。 “七國之亂”平定的十三年後，公元前140年，漢景帝駕崩，16歲的劉徹（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登基，是為漢武帝。他當政五十四年，一改前朝的休養生息政策，文治武功，把帝國拉回到高度中央集權的軌道之上，漢朝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武帝登基之後，血氣方剛，在內政和外交上均採取了極其強硬的政策。 對內，他採納了賈誼曾經提出的主張，頒布《推恩令》，強行要求諸侯分封諸子為侯，使其封地不得不自我縮減，同時，朝廷向各地委派主管行政和監察工作的刺史，由此，空前地加強了中央集權。在思想上，他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議，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讓儒學成為唯一的正統思想，延續了七百年的百花齊放的景像到此嘎然而止。 中央集權必“統一”國民思想，不過手段各有巧妙，史學家顧頡剛曾比較秦始皇與漢武帝的不同辦法：“秦始皇的統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讀書，他的手段是刑罰的製裁；漢武帝的統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讀一種書，他的手段是利祿的引誘。結果，秦始皇失敗了，漢武帝成功了。” 對外，武帝則攻伐四野。他不再採取與匈奴的和親政策，派霍去病和衛青與之常年作戰，奪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區，大大擴張了西域版圖。在東北方，他派兵滅衛氏朝鮮（今朝鮮北部），置樂浪等四郡，在南方，則使夜郎、南越政權歸附漢朝，在西南先後設立了七個郡，漢帝國版圖至此基本成形。在大動兵戈的同時，他還大規模地興修水利和修築道路。 就這樣，在二十餘年的時間裡，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硬是把文景兩帝留下來的充沛國庫消耗一空，史載“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費以億計，縣官大空。” 公元前121年——也就是武帝登基的第二十年，衛青、霍去病帶兵深入大漠，大敗匈奴主力，取得對匈戰爭的最大勝利，渾邪王率四萬之眾歸附大漢，舉國上下為之大振。不過從經濟的角度來說，中央財政卻出現了“用度不足”的危急情況。針對這一狀況，為了補充中央收入，漢武帝開始推出一系列、強硬的國營化經濟政策，而具體操盤執行的，是一個叫桑弘羊（公元前153年－公元前80年）的商人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