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鎔基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之前，國有企業改革一直以放權讓利和推行承包製為主要手段，至1992年6月，國務院還頒布了《全民所有製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賦予企業14項經營自主權。然而，這些試圖繞開產權清晰時展開的種種放權性措施，都被證明是極其失敗的。進入1995年之後，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持續惡化，幾乎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顯示，國有企業的虧損面超過40%，企業負債率平均高達78.9%，與10年前相比，資產增長了4.1倍，債務則增長8.6倍。
朱鎔基很快放棄了沿襲了十多年的思路。他認定國家已經無力照顧數以十萬計的“親生兒子”，必須有所放棄。 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對國有企業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宣布實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戰略。
所謂抓大，就是模仿日韓的大公司模式，選擇一些有市場競爭力的企業，在金融信貸政策上予以扶持，通過“實業—金融”混業經營模式使之迅速壯大。 1996年，中央政府對1000戶重點企業中的300家明確了各種信貸扶持政策。同時，國家經貿委宣布，未來幾年將重點扶持寶鋼、海爾、江南造船、華北製藥、北大方正、長虹這6家公司，力爭使它們在2010年進入“世界500強”。在中央政府確定了“國家隊”之後，各省應聲而動，紛紛開出角己的扶持名單，宣布將在若干年內將它們送進“中國500強企業”之列，而各地市則相應地提出了打造“省級百強企業”的構想。
所謂放小，就是將那些經營業績不好、非支柱產業中的地方中小型國有企業以“關停並轉”為名，向民間出售，若無人要，則予以破產。此舉在當時的意識形態領域引起很大爭議，保守者視之為“國有資產流失”，有人寫“萬言書”控訴朱鎔基是國有經濟的“敗家子”。
然而到1998年，“抓大放小”戰略忽然終止。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日本及韓國很多奉行混業經營模式的大財團相繼陷入困境，特別是曾排名世界500強第28位的韓國大宇集團的破產，給中國經濟界以極大的刺激。此後，“抓大”戰略悄然轉軌，國有資本開始逐漸從紡織、家電、食品等競爭性領域中退出，轉而在資源、能源、重化工等所謂戰略性部門形成了主導和壟斷的地位，這些領域中的國有資產進行了大規模的重組。在當年，這一策略被稱為“國退民進”，此所謂“退”，並非指國有經濟退出產業領域，而是退縮到產業的上游地帶，以形成寡頭或多寡頭經營的優勢。
“國退民進”運動從1997年開始試驗，1998年大規模推廣，一直到2003年進入尾聲，它意味著20年來以機制轉換和放權搞活為主題的國有企業改革運動的悄然終結，中國企業的所有製格局為之一改。 2002年，一份《中國私營企業調查報告》顯示，在過去的4年裡，有25.7%的被調查的私營企業是由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改制”而來，在這些企業中，以東部地區的所佔的比重最大，為45.6%，也就是說，將近一半左右的東部私營企業是由國有企業改製而成的。
一個令人吃驚的事實是，作為國有企業改革最重大的戰略調整，“國退民進”一直沒有形成一個全國性的、法制化改革方案，這是這次改革最奇異的地方，各地依照“摸著石頭過河”的思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出現了數十種產權量化出讓的手法。國有企業經營者與地方政府、銀行上下其手，據國有資產為己有，而數以千萬計的產業工人則以“工齡買斷”的方式（一般是一年工齡折算為800到2000元，南方低，北方高）被迫離開工作崗位。
有一個細節應該被記錄下來：當時官方的統計顯示，全國下崗工人的總量約為1500萬人，成了非常可怕的“社會炸彈”。在1998年前後，世界銀行和國務院體改辦課題組分別對社保欠賬的數目進行過估算，一個比較接近的數目是2萬億元。一些經濟學家和官員建議，劃撥近2萬億元國有資產存量“做實”老職工的社會保障個人賬戶，以補償這些下崗工人為改革所付出的代價。 2000年年初，國家體改辦擬訂了相關計劃，最終卻遭到國務院的否決，其理由是“把國有資產變成了職工的私人資產，明擺著是國有資產的流失”。晚年吳敬璉在評論這一往事時，用了八個字：“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產權清晰化運動中的經營層暴富以及上千萬產業工人的被拋棄，再次展現出中國經濟變革的殘酷一面：非均衡的發展造成非均衡的財富分配，在經濟復甦和物質財富增長的過程中，基層農民及產業工人付出了最大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