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朱鎔基當選新一屆的國務院總理。在全國“兩會”的記者招待會上，他即席慷慨發言，宣稱：“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正是在這一年，他為日後的中國經濟打造出了“三駕馬車”。
從1997年夏季開始，美國的對沖基金狙擊亞洲各國貨幣，引爆“亞洲金融危機”，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及韓國的資本市場相繼失守，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尼的中產階級財產分別縮水50%、61%和37%，中國香港地區、新加坡和泰國的居民資產則跌去了44%、43%和41%。金融風暴肆虐周邊各國和地區，自然會影響到中國的產業經濟和民眾心態，股市陷入低迷，消費市場更是一派蕭條，到1997年中期，全國的工業庫存產品總值超過了3萬億元，出現了“結構性過剩”的現象。朱鎔基曾在會議上承認，95%的工業品都是供大於求，“東西多了，沒有不多的”。更讓人擔憂的是，當時國有企業的下崗工人總數達到了創紀錄的1275萬人，其中只有少數人找到了新工作。 1998年6月，長江流域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29個省市受災，死亡數千人，經濟損失巨大。在金融危機和天災的雙重打壓下，中國出現了自1988年之後的又一次大蕭條。
正是在這種“稍有不慎，便可能跌入萬丈深淵”的時刻，朱鎔基以三大經濟政策，將中國經濟拉出泥潭。
首先，啟動城市化建設。朱鎔基宣布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從1998年到2001年間，政府發行長期建設國債5100億元，各大國有商業銀行發放同等額度的“配套資金”，主要投資於基礎設施建設，如修建高速公路、鐵路和大型水利工程等，同時，中央銀行先後七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增加了貨幣供應。
其次，開放外貿的進出口自主權。國務院相繼出台政策允許民營企業自營出口，大大刺激了外貿的積極性。亞洲金融危機後，亞洲四小龍經濟元氣大傷，相對而言，未受重創的中國經濟則出現了“水落石出”的效應，價廉物美的中國商品開始遠征全球，從而催生了“中國製造”的繁榮景象。
最後，刺激內需，開放房地產市場。 1998年7月，同務院作出重大決定，黨政機關一律停止實行了40多年的實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幾乎同時，中同人民銀行頒布《個人住房貸款管理辦法》，允許商業銀行開展住房按揭貸款的服務。這兩大措施，直接刺激了房地產業的複蘇。
這三大政策分別著力於投資、出口和內需，由此構成拉動經濟復甦的“三駕馬車”。在哀鴻遍地的1998年，中國經濟率先觸底反彈，“否極泰來”。正如全球經濟史上一再發生的景像一樣，一次重大的經濟危機往往會伴生出一個經濟強國，在危機四伏的亞洲金融風暴中，中國幸運地扮演了這樣的一個角色，它不但沒有被擊倒，甚至逆流而上，一舉取代日本而成為亞洲經濟的火車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