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共產黨決定把工作重心從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時候，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在地球上存在了六十年。這六十年間，各國共產黨人摸索出了兩種經濟治理模式。
其一，斯大林—毛澤東式的命令型計劃經濟模式。它取締任何形式的私有製，忽視價值規律，強調國家對一切資源的控制，1949年到1976年，中國走的就是這條路，事實證明此路不通。
其二，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它尊重價值規律，試圖在國有經濟體系內建立一種基礎於成本核算的價格體系，但是它不允許私有企業的存在，勃列日涅夫的“新經濟體制改革”及東歐各國搞的就是這一套，中共黨內則以孫冶方為理論代表，他提出“大權獨攬、小權分散”，在保持國營經濟體制和國家對投資的計劃管理的條件下，給予企業在日常經營上的自主權。 1979年12月，中國政府曾把當時世界上最著名的兩位市場社會主義理論家，波蘭的弗·布魯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錫克偷偷請到北京——他們當時均已離開各自的祖國成為叛逃者，布魯斯和錫克告訴中國的同志們，東歐的試驗其實也是失敗的。而晚年的孫冶方，在罹患癌症的情形之下試圖寫出一本教科書，但直到去世仍然無法成稿。
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兩大既成經濟模式皆行不通，便把渴望變革的中國逼上了一條獨自探索、充滿了不確定性的道路，由此我們可以從理論的層面理解，為什麼會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
在改革開放的前十多年裡，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和陳雲，在經濟治理上形成了自己的主張。
陳雲是公認的“計劃經濟大師”，他晚年的思想近似於市場社會主義，提倡“鳥籠經濟”，即在計劃的“大籠子”內，給予國營企業以充分的經營自主權，對於私營資本集團的複活，他一直持謹慎和警惕的姿態。
相對於陳雲，鄧小平更加務實和功利。只要能夠使經濟發展起來，他願意嘗試一切新的可能性。他用幾句生動的語言規範了即將開始的經濟運動的行動綱領：他說“摸著石頭過河”，公開宣布本次改革沒有路線圖，沒有時間表，只有一個“過河”方向，而且無船可乘、無橋可走，必須跳下水去冒險遊渡；他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打破了“均貧富”和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的理念；他說“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句話曾經遭到毛澤東的嘲諷，如今卻成了功利主義的最佳宣言；他說“膽子要大一點，步子要快一點”，這提示了改革的迫切性；他說“不爭論”，表明新的改革措施在意識形態領域遭遇到了空前的阻力，無法在原有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內自圓其說，因此必須“乾了再說，錯了再改”。
當然，在經濟領域推動變革的同時，鄧小平與陳雲也對政權的穩定和共產黨執政地位的維持達成了高度的共識。他們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穩定壓倒一切”，這兩句話劃出了本次經濟改革的政治邊界，即維持現有的威權及大一統的政治治理模式。
在將近三十年的時間裡，鄧小平的這些話語形成一種強大的社會共識，進而勾勒出本次改革的幾個基本特徵：功利務實、被動漸進、非均衡、不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