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經濟的徹底紊亂是從1966年開始的。 5月，毛澤東親自發動“文化大革命”，他八次登上天安門，接見了1300萬人次的紅衛兵。這些熱血沸騰的學生喊著“造反有理”的口號，把教室砸得稀巴爛，將自己的老師綁起來批鬥，然後再衝進全國的所有寺廟，將佛像、書籍等文物盡數砸毀、焚燒。緊接著，工人也被發動起來，各種名目的革命造反組織紛紛誕生，他們喊著“保衛毛主席”的口號殘酷武鬥。
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中央決策機構陷於癱瘓，在過去十多年裡主管全國經濟的中央及部委領導，除了總理周恩來之外，幾乎全部被打倒或靠邊站，其中，劉少奇被“永遠開除出黨”，1969年冤死於開封，鄧小平和陳雲被下放到江西勞動。由於造反派的全面奪權，那套從上而下的計劃經濟指揮體系徹底癱瘓，經濟管理和統計部門被砸爛，各地的年報遲遲不能報齊。在局面最混亂的1967年和1968年，根本無法制訂全年度的全國經濟計劃，1968年也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唯一沒有國民經濟計劃的一年。
這場空前的浩劫，一直到毛澤東去世的1976年才終結。十年“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當代史的影響是巨大的，它產生了兩個後果，一是大大延緩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二是將計劃經濟的弊端徹底暴露，為後來的改革開放創造了心理空間和體制空間。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空前的社會傷害和經濟損失。胡鞍鋼對“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經濟損失有過一個定量分析，據他的計算，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為9%左右，1952年到1957年的實際增長率為9.2%， 1978年到2003年的實際GDP增長率為9.3%，而1957年到1978年的實際GDP增長率為5.4%，也就是低了4個百分點，這個增長率同時遠遠低於亞洲的其他發展中國家。在196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為1457億元，與日本相當。而到了1977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只相當於美國的十分之一。正是在這十年中，日本成長為一個超級經濟大國，亞洲“四小龍”紛紛崛起。另據安格斯·麥迪森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一書中，對亞洲各國和地區人均GDP增長率的計算，從1952年到1978年，中國大陸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是整體落後的。中國大陸人均GDP增長率是2.3%，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台灣地區分別是6.7%、6.3%、4.8%、5.4%、6.6%。
就四大基本製度而言，“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是兩千年國史中，集權程度最高的一個時期。中央對地方擁有不容置疑的控制力，後者在政治和經濟上毫無自主的權力；全民思想被高度統一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路線上，思想“洗澡”運動此起彼伏；社會精英被基本消滅，知識分子被蔑稱為“臭老九”，自由商人階層被整體切除，數以千萬計的年輕人在農村消耗生命，即便是執政集團內的精英分子也遭到了一輪又一輪的清洗；在經濟制度上，命令型計劃經濟呈現出了它所有的特徵：經濟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政府的指揮體系；限制和逐步消滅商品、貿易關係的產品經濟模式；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優先的投資戰略；完全依賴國家投資，全面取締私人資本的經濟治理思想；限制按勞分配，推行平均主義的原則；反對權威主義；取消專業分工的準則；堅持自主封閉，反對國際貿易。後世有些信奉計劃經濟的人推演說，如果沒有“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國經濟當時不至於如此一敗塗地。在他們看來，陳雲在上海對通貨嘭脹的整肅和“一五”計劃的成就證明了製度的有效性。其實，這種幻想是難以成立的。因為國家治理的邏輯從20世紀50年代至改革開放前一以貫之，並無重大更改，“文革”無非使得計劃經濟制度的負面性以更劇烈和更極端的方式呈現。
到1976年，中國是一個封閉自守的、與世界經濟體系基本“絕緣”、高度集中而沒有活力的經濟體，沿用司馬光對漢武帝的評價，此時的執政者“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