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烏魯木齊，有貴客飛臨。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總理微笑著走下飛機，握手，擁抱，交談。
主人同，幾天訪問，總理有什麼特別想去的地方嗎？
總理伸出一個手指：第一個要去的地方，是新華飯店。
新華飯店不是飯店，新華飯店是一個市場。
在邊城，在全疆，甚至在中亞和獨聯體國家，新華飯店的名聲都是大大的。
新華飯店裡，鬧哄哄的，有2000多個浙江農民商販。
1986年，二十多名浙江人到邊城來碰運氣。準知偌大的邊城，竟沒有放得下一個攤位的地方，不是抓，就是趕，無證商販嘛。
走投無路怎麼辦？扛著幾大包服裝、小百貨，要么回去。
要么另謀出路。可是，不到頭破血流，這些農民又怎麼肯回頭呢？
他們住的飯店，是城酉河灘上的一座三層樓房，便宜。一大間二十來平方米，每晚只要八塊錢，還不太有人住。他們打起了飯店的主意。
於是，包下四大間客房，一間大家擠著住，三間權當攤位，一字排開。
飯店經理是個開明人，反正空著也是空著，擺個攤也沒明文規定禁止，擺吧。
很快，消息一傳十，十傳百。
“知道不，新華飯店有浙江人在賣服裝了，比商場便宜幾十塊呢，款式還新，快去，快去。”
於是一同去。
三間客房擠滿了人，再開兩間，再三間，索性包下兩層得了。生意一火，浙江人越來越多，到年底，就有90多個攤位了。
到1991年，新華飯店內的攤位已多達720個，連樓道拐角處和原先的辦公室也改成了售貨點。四年中，飯店累計向國家上交利稅787萬元。
天上掉下那麼大一塊“金子”，一傢伙砸開了邊城人的“市場竅門”。 1992年，當地政府在飯店旁邊拓出2500平方米左右的空地，開辦了一個新華貿易市場，共350個攤位，一招商，一下子就被飯店裡的浙江人買走300個。那一帶，很快成了當時邊城最熱鬧的服裝、小百貨集散地，至今“香火”旺盛。
“浙江人辦市場出名，倒不單純是浙江當地的市場辦得好，還在於浙江人把市場辦到了全中國，大家耳聞為虛，眼見為實，不得不服。”
這幾乎已成了一個公論。
“你猜猜看，一家有5000個攤位的大市場，要多久能從無到有，紅火起來？”江金波問我們。他不無得意地把兩個食指交叉了一下，“十個月。”
1992年初，浙江人江金波到西安近郊的李家村租了一個門面。他從紹興販來數百件襯衫，在當地一售而空。很快，“大部隊”就一撥一撥地進村了。
“你的房子多少錢能租？我要了。”這時候已來不及討價還價了，早開一天，就可能多賣出一百打襯衫。
僅僅十個月後，李家村就冒出了一個西安浙江村服裝市場。往往是一個經營戶就租一上一下兩層樓，樓上是加工廠和倉庫，樓下是店鋪。當晚趕出來的衣服，第二天一大早就拿出去賣。
在陝西，浙江村服裝市場是一個不斷有人去參觀、“偷拳頭”的樣板市場。
像西安浙江村這樣的“浙扛村”、“溫州街”、“義烏大道”在全國有多少，又是一個沒法統計的數字，總的來說，一百個肯定不止，一千個可能不到。而這種市場對當地人的陳舊觀念的衝擊，就更難以用數字來估算了。
“先前李家村的人隔著窗戶看我們，嘲笑我們。”如今是浙江村服裝城董事長的江金波說，“後來，他們看我們那麼快就發財了，也心動了起來，就有小青年給我們遞香煙、套近乎，然後跟著跑市場、販服裝，再然後他們自己也租房子乾起來了，再再然後，就出現了爭攤位、搶生意的事。”
在計劃經濟氣息還遺留較多的地方，在閉塞偏遠的地方，在很多人覺得根本沒法搞市場經濟的地方，浙江人就如同一粒粒市場火種，星星點點地散落在大江南北。他們賺了當地人的錢，也給他們上了一堂生動的市場課。就在他們足跡所至的地方，忽而有那麼一天，就轟轟烈烈地燃起了一片市場之火。
浙江人在很多地方的“名望”是很高的。
1993年7月，新華社記者王雲峰從蘭州發出了一篇新聞稿，報導甘肅省臨夏縣的經商氣氛濃厚，專業市場發展很快。
記者用的標題是：《甘肅臨夏堪稱“西部溫州”》。
王雲峰說，在大西北，“溫州”就是發展個體經營和專業市場的別稱。
自這篇新聞後，國內新聞媒體上就不斷出現“西南溫州”、“東北溫州”等提法。
他們把所有外出的浙江農民都通稱為“溫州人”，因為溫州人辦市場實在是太早了，太出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