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治國者有特別發達的“專制智慧”，他們真正發現了“專制的秘密”：政權要穩定，危險無非來自兩處，一曰外患，一曰內憂。除外患，斷絕一切聯繫是不二法門，所以要把國家變成一個鐵桶。解內憂，控制、削弱民間的組織力量是關鍵，所以要把人民打成散沙。
鐵桶陣和散沙術，是明清治國者的兩大法寶。
要打造鐵桶陣，辦法就是閉關鎖國。中國這個國家，北境接草原，西域峻嶺沙漠，南連熱帶叢林，東憑太平洋，在地理上非常容易形成封閉，只要“北修長城，南禁海運”，就可與世隔離。
明朝建立以後乾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北面修萬里長城，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沿邊設九個防備區，叫九邊，駐紮重兵。從此，自漢唐之後就綿延不絕的“絲綢之路” 自漸堵塞，中國與歐洲不再往來。歐洲人在失去陸地商貿的大通道後，被迫面向大海尋找出路，歐洲經濟告別地中海時期，開始向西部，繼而向北方拓展。在這一意義上，歐洲文明日後的走向，應當“感謝”明王朝的閉關政策。
南面禁海運，則需要一點兒“自宮”的勇氣。
明初建時，擁有全世界最大的海港泉州港和最強大的海軍，經濟和政治勢力輻射到整個西太平洋地區。根據日本學者濱下武志的研究，在15世紀前後，西太平洋地區出現了一個以中國為中心、以白銀為統一貨幣、無關稅壁壘的政治經濟聯盟，這是當時世界上覆蓋面最大、人口最多和結構最穩定的區域性國際體系。中國與周邊的六十多個國家形成了一種“朝貢秩序”，即由宗主國（中國）提供國際性安全保障，朝貢國對中國表示效忠，因而不必保持常設性軍事力量。從1405年開始的“鄭和七下西洋”，其實是明王朝對這一聯盟體內的“東南夷”南部諸國的一次大規模巡檢，六十二艘九桅大帆船和近三萬名隨員的龐大艦隊呈現出無與倫比的軍事和經濟實力，進一步鞏固了明帝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宗主國地位。
歷史的轉折時刻出現在1492年，也就是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的59年之後，明廷下令“閉關鎖國”，沿海人民從此不得與來華的番船發生任何交通、貿易行為，第二年，明廷敕諭今後百姓的商貨下海，即以“私通外國”治罪。 1585年，朝廷甚至發布過一道命令，聲稱誰要建造雙桅杆以上的船隻，就視同叛亂，處之以死刑。中國的海軍體係自我毀滅，在造船技術上的進步從此戛然而止。
巧合的是，也是在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倫布帶著西班牙國王給中國皇帝和印度君主的國書，向正西航行，到達了美洲的巴哈馬群島，偉大的“地理大發現”時代開始了。哥倫布的船隊只有三艘船，八十八個人，準備不足，方向不明，卻開啟了一段新歷史。在西方史學界，1500年往往被看成是古代與近代的分界線，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描述道：“16世紀初期，中西歐諸國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脫穎而出，顯然未見端倪，東方帝國儘管顯得不可一世，組織得法，卻深受中央集權制之害。”他用十分弔詭的筆調描寫中同的閉關鎖國：“鄭和的大戰船被擱置朽爛，儘管有種種機會向海外召喚，但中國還是決定轉過身去背對世界。”
清朝建國於1644年，繼續了明的鎖國政策。它本身就來自東北，且與蒙古達成“滿蒙一家”的戰略合作，所以北患比明朝要輕得多。在南面，清廷為了壓迫和封鎖盤踞台灣島的鄭成功集團，於1661年、1662年和1664年，三次頒布“遷界禁海令”，宣布“片板不許下水，粒米不許越疆”，山東至廣東沿海老百姓內遷三十海裡，形成了一個隔火地帶。施琅打下台灣後，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宣布開海貿易，設立了廣東、福建、浙江和江蘇四大海關。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由於沿海貿易日漸活躍，特別是東印度公司不斷派員北上沖撞，乾隆下詔關閉浙、閩、江三地海關，指定廣州為唯一的通商口岸。從此，繁榮了數百年的泉州港、明州港（寧波）等徹底衰落，廣東的開放個性以及外向型產業結構由此形成，日後，民國及改革開放時期，兩次“南風北漸”，歷史的原因便在這裡。
海關製度與之前的朝貢制度相比，是外貿政策上的一個大變化。根據歷代的市舶制度，各國商人以朝貢的方式與中國展開貿易，貢使將貢物獻給中國皇帝，其商人將貨物交與市舶司，在特定的館地臨時招商叫賣，並無專設的買賣機構。海關設立之後，外商被允許在中國境內自建商館，西方各國商人紛紛在廣州城門以西的珠江邊建造房屋。外商稱之為“商館”，中方則稱之為“夷館”。清政府對夷館商人進行了嚴格的行動管制，他們未經批准不能進入廣州城，也不得擅自離開夷館四處活動。在不同時期，政府還頒布過諸多限制性的法令，臂如，外商不得在廣東過冬、不得乘轎、不得乘船游河、不得僱用漢人婢僕，禁止中國商人向外商借貸資本，等等。也就是說，在很長的時間裡，外國人被關在一個“鐵柵欄”裡與中國人做生意，他們對中國所發生的一切及社會風貌一無所知。
從朝貢製到海關製，清政府在經濟上改變了外貿政策，但政治上的外交政策一直沒跟上，政治又拖了經濟的後腿。清朝皇帝從來把外邦看成是“低我一等”的蠻夷，順治便認為“通貢”已是天朝對蠻夷最大的恩賜，“貿易二字不宜開端”。
在四百多年的時間裡，這個“鐵桶陣”打造得很完美，自己在裡面陶醉，外面的人也對桶內的情景無所知曉。從1521年開始，葡萄牙人、荷蘭人、俄國人先後派出15個使團，試圖與清朝建立雙邊關係，均遭拒絕。直到1792年，已經非常強大的英國第一次派出了官方的訪華使團，也就是歷史上非常有名的馬戛爾尼使團，從廣州港登陸，沿著運河一路北上到熱河去見乾隆皇帝，這才第一次親眼看到了真實的天朝。英國人在日記中寫道：“不管是在舟山還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裡，沒有看到任何人民豐衣足食、農村富饒繁榮的證明。事實上，觸目所及無非是貧困落後的景象。”他們進而斷定：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制統治。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
英國人向清廷提出了七項條件，以現在的眼光看，大多屬於希望展開平等貿易的要求，比如開放寧波、舟山、天津等為貿易口岸，允許英國商人在北京開辦一家貿易公司，允許英商在舟山和廣州附近有存貨和居住的地方，懇請中方公佈稅率、不隨意亂收雜費，等等。乾隆一條不准，還寫了封信給英王喬治三世，內稱“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親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物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需爾國製辦物件”。意思很明白，天朝什麼都有，你派來的人都看到了，你們國家生產的任何東西，我都不稀罕，以後，能不來，盡量就別來了。馬戛爾尼給乾隆帶來了很多東西，有望遠鏡、火砲、時鐘等，和珅把它們都運到了北京，一直到1900年八國聯軍攻進紫禁城，跑進去一看，很多東西還沒開過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