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布羅代爾的“世界時間”概念，我們可以說，在12世紀之前，“世界時間”的鐘擺是在東方，在中國的——在洛陽，在長安，在汴梁，在泉州。然而之後，這個鐘擺開始悄悄地擺向了西方，擺到了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然後到西班牙，到荷蘭，到英國，最後又到了北美洲。 “王安石變法”正處在這樣的一個歷史時刻，儘管當時沒有一個人感覺到了這種變化。
造成“世界時間”大挪移的原因，不是自然性的，不是資源性的，而是製度性的，首先是政治制度，然後是經濟和文化製度。
歐洲自公元5世紀西羅馬帝國瓦解後，就進入了漫長的“黑暗中世紀”，9世紀爆發黑死病和大饑荒，其文明水平和經濟能力與東方的中國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當汴梁、臨安人口超過一百萬時，同時期的歐洲城市要小得多，一般只有數千人，規模最大的威尼斯、那不勒斯和巴黎等，也不過數万人口而已。不過到了11世紀，歐洲卻發生了一些前所未見的社會變革。
1085年，宋神宗駕崩的那一年，在意大利北部出現了中世紀之後的第一個由市民選舉執行官的城市——比薩城，這意味著“自由城市”的誕生。從11世紀開始，大量失地的歐洲農奴紛紛逃離封建領主所控制的城堡莊園，來到沒有人身管制的城市，根據當時的歐洲法律，他們只要在城市里居住滿一年零一天，就可以自動地成為“自由民”，因而有諺語說：“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城市自治是商業自由的土壤，自由成為新生的市民階級的合法權利，他們在這裡經商，並嘗試著建立自治機關，比薩城的自由選舉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就在比薩成為“自由城市”的兩年後，1087年，也是在意大利，博洛尼亞城出現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所大學——博洛尼亞大學，眾多自由學者聚集在這裡，研究古老的羅馬法典和醫學。到1158年，皇帝費德里克一世頒布法令，規定大學作為研究場所享有獨立性。獨立的大學體制的建立，讓歐洲的知識精英與國家權力之間形成了平等箝制的關係。
發生在王安石年代的這兩個事件具有分水嶺般的意義。自由的城市催生自由的商業，自由的大學催生自由的思想，而自由的商業和思想又是人類文明走向現代社會的兩塊奠基石。
相對於歐洲的這些新變化，宋代中國儘管擁有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人口最多、商業最繁榮的城市集群，建立了遙遙領先於同時期歐洲的經營模式和工商文明，但是，在社會制度的創新上卻開始落後了，相反，王安石的變法更空前強化了政府的管制能力。在歐洲所出現的“自由民”、“自治城市”、“私人財產的合法性原則”、“對君主權力的限制”等法權思想，對於強調中央集權的中國而言，根本沒有萌芽的土壤。在中國漫長的封建專制時期，城市與學校一直為政權所牢牢控制，這是東西方文明走向不同演進道路的根本性原因。放眼未來中國，能否真正建設好現代政治文明，城市與大學的自由度仍是重要的觀察指標。
所以，11世紀至12世紀常被稱為中西方文明的大分流時期，是“世界時間” 的鐘擺從東向西擺動的關鍵時刻。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解讀“王安石變法”，當有新的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