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至此，大家就知曉宋代的治理邏輯了：中央要防止地方作亂，就需控制兵權，要控制兵權就要養兵，要養兵就要增加財政收入，要增收就要壯大國有專營事業，壯大了國有事業，民間經濟就勢必受到擠壓，同時造成權貴經濟的氾濫。在大一統的治理模式之下，這似乎是一個無法打開的閉環邏輯。
所以宋代開國一百年以後，毛病就出現了。第一個是貧富差距拉得很大，窮人很窮，富人很富；第二個是土地兼併，全國一半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少數家族手上。而財政收入跟不上政府支出的增長，捉襟見肘，於是就要改革。
搞改革的皇帝是宋神宗，登基時20歲，很年輕。中國歷代搞激進式大改革的皇帝大多是年輕人，比如秦孝公、漢武帝、唐德宗、宋神宗，還有之後的清光緒帝。年輕人血氣方剛，敢於大破大立。宋神宗找的操盤人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在當時並不是主流人物。中央有很多大儒，年高權重，暮氣沉沉，都是既得利益者，朝廷又“百年未嘗誅殺大臣”，故而驕縱得很。宋神宗要打破格局，就要找一個另類，有勇氣、願意擔當、敢於打破所有陋習的人，破壞所有的既得利益。王安石正是這樣的人選，他常年在地方工作，個性驕傲，膽子很大，他對宋神宗講過一句膽大包天的話：“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這與商鞅的那句“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頗可以前後呼應。
宋神宗登基是在1068年，第二年就開始變法了。當時，在中央政府內部發生了一次重大的政策辯論，具體的地點就在首都汴樑的延和殿。中國是“國有企業的故鄉”，可是關於這一制度的利弊、國家到底應該在國民經濟中扮演什麼角色，這種制度性的思辨，在決策層面卻很少進行。之前，在公元前81年有過一場鹽鐵會議，桑弘羊與眾賢良臉紅耳赤地大辯論過一次，一千多年後，延和殿是第二次，再下一次辯論將發生在遙遠的1945年。也就是說，“千年辯一回”。
歷史上把這次辯論稱為“延和殿廷辯”，爭論的雙方是王安石和司馬光——當時國內知名度最高的兩位知識分子和政治家。辯題是：工商經濟那麼發達，可是國家卻很弱，在朝廷，中央財政是“討飯財政”，在民間，貧富差距那麼大，土地兼併很嚴重，怎麼辦。
兩個人的辦法，簡而言之，一個是開源，一個是節流。
王安石認為，中央一定要把經濟權力收起來，學習商鞅，學習漢武帝，學習劉晏，進行高度集權的國家主義改革。司馬光認為，要治理國家其實很簡單，只要中央財政節儉一點，然後以農為本、藏富於民，天下就會太平，這是經典儒家的觀點。兩個人在延和殿吵得不可開交。王安石嘲笑司馬光等人不懂為國理財。司馬光說：“我不認為把天下的財富聚集到政府的口袋裡是件好事情，你的這種辦法是要禍害老百姓的。”王安石說：“不會啊，我這個辦法叫作'民不益賦而國用饒'。”
司馬光聽到這里當場就跟他翻臉，他說：“這話是桑弘羊講的，桑弘羊就拿了這句活去欺騙漢武帝，所以導致武帝晚期盜賊並起，被迫下《罪己詔》，國家差點滅亡。”在司馬光看來，天下財富是有一個定量的，不在民間就在政府，兩者存在內在的爭利關係。他的這個觀察，在經濟思想史上很重要，其實到今天，還是有爭議的。在1068年，王安石與司馬光之辯止於此，沒有再深入下去，其實由此展開去，可以對中國的國有經濟制度和財政模式進行真正意義上的辯論。
年輕的宋神宗夾在兩個大思想家之間搖擺不定，一會兒覺得王安石講得很在理，一會兒又認為司馬光是對的。不過，六個月後，他還是選擇了王安石，任命他為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實施大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