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有了這樣的政治制度安排，宋政權在經濟制度上出現了戲劇化的兩面性。
一方面，趙宋一朝對民間非常寬鬆，趙匡胤甚至是一個寬鬆到了沒有原則的人。唐朝不允許在縣以下建立集市，宋代第一次從政策上取消了這一限制，日後中國的集市模式是宋以後定型的。宋朝的工商稅金很低，而且稅種很清晰，在所有的城門，都貼有一張榜單，告訴百姓政府收什麼稅，稅率是多少。
宋代的大理學家程伊川曾總結“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
一是“百年無內亂”，也就是一百多年裡沒有發生地方造反的事情；
二是“四聖百年”，開國之後的四位皇帝都比較開明；
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改朝換代的時候兵不血刃，沒有驚擾民間；
四是“百年未嘗誅殺大臣”，一百多年裡沒有誅殺過一位大臣；
五是“至誠以待夷狄”，對周邊蠻族採取懷柔政策。
這五件事情或有誇張的地方，但離事實不遠，特別是第一條和第四條最為難得，由此可見，宋代確實是別開生面。有宋一代能夠長達三百年，跟它的溫和執政大有乾系，對內平和，對外也平和。
但同時，宋代的國有專營製度比漢代和唐代更為嚴酷，它專營的領域更廣，懲罰的製度更嚴格。從現有資料看，宋代國有專營的種類之多，範圍之廣，資本金額之大，都是超越前代的，凡是主要商品，幾乎全在國有專營之列，包括茶、鹽、酒、醋、礬以及外貿所得的香藥、象牙，等等。這些商品都有三個鮮明的共同特點——資源性、必需性和暴利性。政府對違法進入禁榷領域的民間資本採取了十分殘酷的政策。趙匡胤一方面大幅度地減稅輕賦，同時則發布法令，商人私自販運礬超過一兩、私自銷售礬超過三斤者，處死；煮鹼達到二斤者，處死；私自釀造酒麯達15斤者，處死；販運私酒運進城達三鬥者，處死；私自畈鹽十斤者，處死。對於茶稅，則規定每一貫錢都要上繳給中央——“茶利自一錢以上皆歸京師”。
在控制了關鍵性產業之後，政府允許民間經營的商品包括針線、服裝、肉食、兒童玩具等，這些商品也有三個鮮明的共同特點——經營分散、不易管制、利潤微薄。也就是說，國有資本與民間資本在產業上形成“楚河漢界”的景象，國有企業集團聚集在少數上游產業，並逐漸形成了寡頭壟斷的地位，其數量在逐漸減少，但是贏利能力則迅猛增加。這種格局到宋代就完全地形成了，並作為一個傳統，頑強地衍續到了今天。
正因如此，宋朝經濟就出現了很奇特的現象：民間生產和貿易空前發達，但自由商人都活躍在產業的中游和下游，且財富規模都不大。寫過《兩宋財政史》的汪聖鐸曾遍查史籍，想要找出幾位有名有姓的大商人，可是一位也找不到，能找到的幾個人，要么是貪官，要么寥寥記錄，要么有名無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