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變法自稱是“奉古改制”——中國人從來認為今不如古，前人比今人聰明。不過從政策上看，他並不想改固到遙遠的周代去，改革的目標其實就是“漢武帝—桑弘羊”模式。他的改革基本上緊緊地圍繞影響宏觀經濟的“三大核心課題”財政、貨幣和土地而展開。
王莽登基第二年，就推出“五均六筦”。
所謂“五均”，是在長安、洛陽、邯鄲、 臨淄、宛、成都這六大都市設立五均官，由原來的令、長兼理，稱為“五均司市師”，他們的工作：
一是定時調節、均平物價，名曰“市平” ；
二是控制市場供應，市場貨物滯銷吋，以低價收購，貨物漲價時，則以高價出售；
三是辦理賒貸，拫據具體情況，發放無息貸款（賒）或低息貸款（貸）；
四是徵收山澤之稅及其他雜稅。
所謂“六筦”，是指官府掌管六項經濟事業，即由國家專賣鹽、鐵、酒，專營鑄錢，徵收山澤生產稅，經辦五均賒貸。簡而言之，“五均六筦”就是全面恢復鹽鐵專營和均輸、平準二法。
從王莽為“五均六筦”所下達的詔書看，他對專營政策的理解是非常到位的。他說，政府要管制的都是民眾日常必需品，即便價格很高，民眾也一定會購買的商品.也就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關鍵性產業”，這呰產業國營化之後，就可以達到“齊眾庶，抑兼併”的目的。胡寄窗評論說：“在王莽以前，倡議經濟管制者如管仲與桑弘羊，對管制政策的必要性都不如王莽所講的透徹。”不過，後世的人們也都知道，所有推行計劃經濟的人無不以“均貧富”和實現社會公正為口號，而實際上都是為了加強集權以及擴充財政收入。
與漢武帝時期的國營化政策相比，王莽的政策推出太密集，計劃色彩甚至更加濃重。比如，在零售物價的管制上到了事無口細的地步，《漢書“食貨志》 記載，政府在規定的時間對各種商品進行分類定價，同一種商品按品質的不同分成上、中、下三等，然後才允許商賈拿到市集上去銷售。這無異於用計劃之手完全地代替了市場的功能。
如果說王莽在財政和產業政策上完全效仿漢武帝，那麼，他在貨幣和土地改革上則要激進得多。
王莽第一次改變幣制是在登基前一年，即公元7年的5月，他以周錢為藍本，增鑄貨幣，新幣分三種，各值五千錢、五百錢和五十錢，是為“大錢”。當時，國內已經呈現通貨膨脹的苗頭，新幣的名義價值遠遠高於舊幣五銖錢，於是民間私鑄之風大起，王莽不令禁下令列侯以下私藏黃金。
公元8年，新朝創立，王莽以“奉天承運”為名義改出一銖小錢，社會傳言說五銖錢和大錢都要被廢止，市場頓時大亂，王莽一方面把涉謠者、傳謠者抓起來，流放邊疆，另一方面則大量鑄造小錢。到了公元10年，王莽突然又宣布改變幣制，把貨幣總名為“寶貨”，分金貨、銀貨、龜貨、貝貨、錢貨、布貨等六種，六種貨幣又細分為二十八個品種。因品種繁多，換算比值又不合理，造成老百姓理解混亂，交易大受影響——“百姓憒亂，其貨不行”。四年後，王莽被迫第四次改變幣制，他下令廢止大錢、小錢，發行“貨布”（重二十五銖，值二十五八）、“貨泉” （重五銖，枚值一）兩種貨幣。在短短七年間，王莽進行了四次幣制改革。
在土地改革上，王莽提出的改革方案最為決絕——恢復全面的土地國有製，然後平均分配給農民耕種。其具體政策是：把天下的田地都更名為“王田”， 一律不得買賣，凡是一個家庭男丁不到八個而田地超過一井（計算單位，一井為九百畝）的，就把多餘的部分分給宗族和同鄉的人。
這是自商鞅“廢井田”之後，第一個重新推行土地國有化的政權。土地是世族集團得以生存和繁衍的根基，在此之前，針對土地兼併的狀況，很多人提出過種種遏制設想，比如董仲舒就建議“限田”，他深知恢復到井田制的辦法是不對行的，不過可以通過額定每戶擁有土地的上限，來防止兼併過度。這種在肯定土地私有製的基礎上平均地權的思想，在後來的歷史中是主流。王莽推行王田制，是對土地性質進行的一次革命。如果從兩千年曆史來看，從先秦到1949年，歷代治國者中試圖將土地全面聞有化的人非常少，嚴格來講，只有兩人，一是新朝王莽，再一個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而孫氏只是紙上宣示，王莽卻付諸實施。
在推行土地國有花的同時，王莽宣布不准買賣奴婢，其理由是奴婢買賣有悖於“天地之性人為貴”的聖人之義。從記載看，王莽似乎一直對奴婢抱持同情的態度，在還沒有當上皇帝的時候，他的次子殺死了一名婢女，王莽硬逼著他自盡償命。因此，不少史家對王莽禁止買賣奴婢政策的評價很高，認為這是一個人道主義的創舉。不過，僅從經濟的角度來看，王莽的思考未必及此，限制土地兼併與限制人口兼併，是打擊世族門閥勢力的配套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