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漢文帝、漢景帝執政前後七十年，這是大一統中央集權建成後的第一個經濟大繁榮時期，史稱“文景之治”。這場繁榮的出現，是放權讓利式改革的結果。
之所以放權讓利，並非統治者慈悲大發，而確實是無權可用，無利可圖。
漢帝國初建時，天下已紛亂數百年，滿目瘡痍，國力極度羸弱，開國皇帝劉邦要出巡，居然配不齊六匹膚色一樣的駿馬，一些列卿大夫和諸侯，窮窘得只好以牛車代步。於是，“放水養魚”勢在必行，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記錄：“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也就是說，政府改變了自商鞅以來的全面管制政策。 “開關梁”--放關津，“弛山澤之禁”--放鬆對山林礦藏資源的專營，這是兩個非常重要的政策變動，前者減少了地區之間的物流成本，漢朝從此沒有再設關徵稅，統一市場的優勢得以展現，後者則把利益最大的資源性產業向民間開放。這兩大政策的推出，直接導致物流交易的活躍和工商業的繁榮。李劍農在《先秦兩漢經濟史稿》中指出：“漢初實為中國商人第一次獲得自由發展之安定時期也。”
在放活工商的同時，朝廷對農業則採取了“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文帝前後兩次“除田租稅之半”，租率最終減為三十稅一，一度甚至還全免田租，長達十二年之久，這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一次。同時，對周邊敵對國家也不輕易出兵，盡量“委曲求全”，通過和親維持和平，以免耗損國力。
這樣的寬鬆政策--可以說是“休養生息”，也可以說是“放任自流”--實行了七十年。 《史記·平準書》中記載，漢興七十年間，民間和國庫日漸肥腴，國家儲備的錢財以億計，用以串錢的繩子都朽掉了，中央糧倉裡的糧食多得更是陳谷疊陳谷，以至“腐敗不可食”。
文帝、景帝俱崇尚道家，其政策的核心便也是無為而治。七十年的經濟大發展使得四大利益集團的格局出現了極其劇烈的變化。
第一，自由商人集團崛起，成為一股強大的勢力，控制了國民經濟的命脈性產業。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列舉了西漢初期的二十一位富豪--他稱之為“賢人所以富者”，其中，單獨列出、比較詳細地記載其事蹟的有八位，前四個都是冶鐵業者，其餘則分別從事流通業、糧食業、種殖業和金融業。在國史上，支柱性產業被民間完全控制，僅漢初和民國初年兩個時期。這些商人成為“豪強大家”，《史記·平準書》中有富商大賈橫行天下、各地諸侯“低首仰給”的記載。司馬遷還給這些商人起了一個稱號：“素封”--“當今那些沒有官爵和封邑之地的人，卻可以在享樂上與權貴相比，這就是素封。”
第二，地方諸侯勢力龐大，中央集權出現旁落的跡象。劉邦興漢之後，實行的是分封制，眾多同姓和功臣裂地建國。當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推出之後，地方諸侯利用各自的資源優勢，迅速形成了強大的勢力。其中氣焰最盛者就是吳王劉濞，他擁有龐大的鑄錢產業，而且吳地靠近東海，既有豐富的鐵礦，也是海鹽的盛產地，鹽、錢、鐵三業，讓劉濞富甲宇內，他結交各國，逐漸成為一股足以與中央分庭抗禮的地方權貴力量。
第三，權貴與商人結成交易同盟，並極大地敗壞吏治。 《史記·貨殖列傳》中的刀閒、南陽孔氏等人“連車騎，交守相”，與地方諸侯互動頻繁。漢朝雖然有禁止官吏經商的法令，可是執行得併不嚴格，在許多史書中都有官員與商人勾結、牟取利益的記載。
因此，到了景帝后期，居於中央政府內的有識之士便提出“增強中央、削弱地方”的集權主張。其中，最著名的是賈誼和晁錯。賈誼在策論中擔憂貧富不均、土地兼併，因商婦的服飾居然比皇后還要華貴而憤憤不平，在《治安策》中，他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方針，也就是“分而治之”，在原有的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諸侯，從而分散、削弱他們的力量。在經濟方面，則重新回到重農的道路上。與賈誼同歲、職位更高的御史大夫（副丞相）晁錯尤為激進，他上呈《削藩策》，主張削奪犯有過錯的諸侯王的支郡，只保留一個郡的封地，其餘郡縣都收歸朝廷直轄。景帝採納晁錯的獻策，先後削奪一些諸侯王的郡地，從而引發了由吳王劉濞發動的“七國之亂”。
發生在“文景之治”末期的這場叛亂，最生動地表明，在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度剛剛建立起來的初期，中央與地方的集權、分權矛盾便難以均衡，甚至可以說是非此即彼，不可調和。從此，如何均衡兩者，作出適當的製度安排，成了統治中國的首要課題，歷代政權往往躑躅於此，興盛或衰落也由此而生。此景，兩千年以降未曾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