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首相級官僚，商人出身者非常罕見，僅先秦管仲、元朝阿合馬、鎮海和桑哥、民國宋子文和孔祥熙諸位。
管仲很長壽，活到80多歲，他早時潦倒，盛年治齊，四十載而成霸業。在公元前7世紀，地球上絕大多數的地區仍處於荒蠻時代，中國卻能誕生這樣的經濟大師，實在算是一個奇蹟。他重視制度建設，思想務實，以發展經濟為治理主軸，所涉及的許多經濟命題，如產業政策、財政、稅收、價格、消費、國際貿易等，幾乎涵蓋了所有的治國范疇，這位沒有上過一堂經濟學課程、屢次創業失敗的商人無疑是一位無師自通的經濟天才。細數其經濟政策便可以發現，他其實是一位尊重市場規律的國家干預主義者，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妨視其為中國古代版的“凱恩斯”。
管仲治齊有三條重要的歷史經驗：
其一，通過價格、財政、稅收整體配套改革，第一次形成了系統性的國民經濟治理體系；
其二，他所提出的鹽鐵專營政策，作為國家干預經濟的經典模式，影響力持續至今；
其三，管仲治理下所形成的齊國經濟制度，是中國古典市場經濟體制的雛形。
而管仲的思想在後世被刻意淹沒，則是由於兩大原因。
第一，齊國一世而衰，以商治國的思想徹底破產。
齊國坐擁最強國力，卻採取了不擴軍和不兼併的“和平稱霸”戰略，管仲那些維持國際秩序的行動，並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齊桓公晚期，中原的晉國和南面的楚國紛紛併吞小國，疆域不斷擴大，它們的軍事冒險無疑得到了更大的好處。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兩年後，齊桓公死於宮廷政變，齊國迅速讓出了霸主權柄。自此以降，相繼稱霸的諸侯均以開疆拓土而威懾天下，“尊王攘夷”異化成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管仲之道被暴力取代。
第二，管仲思想與儒家格格不入。
儒家以“賤商”著稱，在他們看來，管仲從出身背景到行事作風、施政綱要，都是毛病多多。在《論語·憲問》中，子貢就認定“管仲算不上是一個仁者”。他的諸多經濟政策，無論是刺激商貿、鼓勵消費還是“以商止戰”，在儒家看來，統統都是異端邪說，鹽鐵專營政策也遭到儒家的抵制，在後面的章節中我們將看到，西漢的武帝改革及宋代的王安石變法中，大儒董仲舒、司馬光都是專營政策的最大反對者。儒家在經濟治理上只有“三斧頭”：一是“以農為本”，二是“輕徭薄賦”，三是“克己仁義”。遺憾的是，這三條在管仲那裡都找不到。
在這個意義上，管仲是一個被意識形態“謀殺”的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