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最核心的，也是最被後人所漠視的治國思想是“以商止戰”。
“止戰”--防止戰爭（無論是內戰還是外戰）是治國的第一要義。後世思想家提出過很多“止戰”的主張，如墨家、道家提倡“以農止戰”，法家是“以戰止戰”，儒家是“以仁義止戰”，明清兩朝是“以閉關鎖國止戰”，及至晚清時，魏源、鄭觀應提出“兵戰商戰”之論，凡此種種都不同於管仲的“以商止戰”。
就國家內政而言，“以商止戰”就是發展商品經濟，讓國民富裕而不至於造反。
管仲有很強烈的民本思想。他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他不主張用嚴酷的刑罰來威懾百姓，因為“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
那麼如何才能做到“順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從其四欲”，即“百姓厭惡勞苦憂患，我就要使他們安逸快樂；百姓厭惡貧困低賤，我就要使他們富足顯貴；百姓厭惡危險災禍，我就要使他們生存安定；百姓厭惡滅種絕後，我就要使他們生養繁衍”。他認為，為政者只要懂得這些道理，把給予看成是取得，就是從政的法寶了。基於此，管仲提出了那句非常出名的格言：“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在諸國中，齊國是食鹽、冶鐵以及絲綢的輸出國，是稅率最低的自由貿易區，是糧食產銷最穩定的國家。管仲的經濟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產階級的勝利。
就與各諸侯國的關係而言，“以商止戰”就是擴大對外貿易，並以軍事的威懾力維持均衡。
齊國因經濟改革成功而坐擁最強之國力，它有三萬裝備精良的軍士，當時無人敢於爭鋒，管仲卻鮮用兵征伐四野。終齊桓公一代，只滅過譚、遂兩個小國，甚至當宋、鄭等鄰國發生了內亂之後，管仲還設法幫助其君主復國。
齊桓公曾多次召集諸侯會盟，儼然成為諸國的盟主，《史記》說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也就是九次召集各國諸侯到齊國開會，每次會盟，除了炫耀國力之外，重要的內容就是以霸主身份統一各國的關貿稅賦。公元前679年（齊桓公七年），齊國會盟諸侯，達成關稅協定，市場交易的稅賦為百分之二，進出口關稅為百分之一。第二年，齊國再度會盟諸侯，規定與會各國要修建道路，劃一度量標準，統一斤兩稱數。管仲的這些做法，好比是在創建一個區域經濟的關稅同盟體，這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仍然是國際貿易的遊戲慣例。
當齊國與周邊國家關係不協時，管仲似乎更樂於用商戰的辦法來削弱其他國家的勢力。在《管子·輕重戍》中便記載了一則十分精彩的案例--
魯國和梁國都是東方的大國，特別是魯國，向來與齊國並稱“齊魯”。魯、梁兩國的民眾擅長織綈，這是一種厚實而光滑的絲織品，用它裁剪而成的衣服是當時最高檔的服裝。管仲就懇請齊桓公帶頭穿綈衣，還讓他的左右侍從也跟著穿。很快，穿綈織的衣服成了齊國上下的時尚。雖然綈的需求量猛增，供不應求，管仲卻不允許本國人生產綈織品，而是一律從魯、梁兩國進口。管仲召集這兩國的商人，對他們說：“你們為我織綈十匹，我給你們三百斤銅，如果織了百匹，我就給三千斤銅。這樣一來，你們兩國即使不向人民徵收賦稅，財用也足夠了。”魯、梁兩國果然中計，在政府的鼓動下，民眾紛紛從事綈的紡織，農事因此荒廢。一年多下來，糧價暴漲。到了這時，管仲下令關閉與魯、樑的通商關口，不再進口一匹綈布。兩國經濟頓時崩潰，難民紛紛湧入齊國，管仲順勢讓他們去開拓齊國的很多荒地，反而促進了農業生產。魯、梁從此一蹶不振，魯國的國君不得不親自到齊國去納幣修好。
管仲還曾用同樣的手段製服過莒國和萊國。這是中國古代史上罕見的商戰案例，管仲無疑是利用了國際貿易中的供求關係，其手段之高妙和狠辣，迄今仍讓人嘆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