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第七篇中美合作：大勢所趨

如果我們仔細分析美國戰略家們的言論，會發現並不是所有的戰略家都對中美關係持悲觀的看法，持悲觀看法者僅限於傳統的現實主義者和新保守主義者，而這些人仍然在用傳統的國際政治思維來考察大國關係。如果跳出傳統的國際政治思維，特別是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思維和新保守主義的冷戰思維，人們也許會遵循這樣的邏輯：既然以往大國政治都以悲劇告終，那麼在經歷了數次的悲劇後，大國應該努力尋找跳出現實主義鐵律的出路，人類應該擁有找出這種出路的智慧。實際上，在核時代，進攻性現實主義的邏輯已經陷入死胡同：大國衝突的結局是衝突雙方乃至整個世界同歸於盡，大國政治的悲劇只能上演最後一次，谁愿意充當這個最後悲劇的主角呢？嚴酷的現實迫使大國的戰略家們必須擯棄現實主義的權力政治思維。

問：在您的《美國力量的悖論》一書中，您將國際力量劃分成三個層次，而中國和美國在這個力量結構中處於不同的位置，這對中美關係會產生什麼影響？ 答：首先要看到，國家間力量變化正變得更加重要。然後，想一想美國和中國將會在變化的國際力量中有更多的可選擇的合作領域。無論是恐怖主義，還是傳染病擴散，或全球基金變化，這些問題在20年後會比現在嚴重。所以，我認為它們將為美中合作創造壓力。特別是，當中國變成世界經濟的一個較大部分時。而經濟將是中美關係的重點。當布什剛上台時，我們都似乎有點對之擔憂，他正尋求國家間關係的傳統詞語。但是，突然間他回到了20年前的美國的立場——尋求中國作為一個戰略夥伴。 問：根據傳統現實主義理論，新興大國的崛起會導致同舊大國發生衝突。您怎樣看這種觀點？

答：注意這個理論中的說法，崛起的大國與現存大國走向衝突，是依據恐懼因素，即互相擔心對方會威脅自己的安全。實際上，大國關係並不僅僅依據恐懼，還有很多因素會影響大國關係。而且，正在崛起的大國並不只是中國。 問：有一種觀點認為，現在中美關係比較好只是由於恐怖主義因素。換個說法，美國目前的對華政策（尋求合作）只是暫時的？ 答：在某種意義上，布什政府相當戲劇性地改變了其政策，因為恐怖主義的威脅。如果你認為這種跨國界的威脅不會很快消失，那麼它就不是暫時的，美國也就需要中國的合作。我個人認為，這種跨國界的威脅不會輕易消失。因此同中國的合作就不是暫時的，而是會繼續下去。但這並意味著雙邊關係是完美無缺的。比如，中美在台灣問題上就存在分歧。

問：您作為外交官，曾參與了許多涉及中美關係的重大事情，對中美關係有更直接的感受。您怎樣看未來中美關係的發展趨勢？ 答：我認為，中美之間確實存在著很多共同利益，有廣闊的合作空間。第一屆克林頓政府對此了解得不夠充分，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特別是90年代中期美國戰略界有關對華政策的大辯論，可以說，第二屆克林頓政府基本清楚了美國在中國的利益所在，也基本確立了美國對華戰略，所以才有兩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提出。布什政府上台後，試圖否定克林頓政府的政策，將中國作為戰略競爭對手。事實證明那是錯的。實際上，布什政府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布什上台沒幾個月，就開始恢復同中國的交往。後來發生了“9·11”，中美關係迅速升溫。從一定意義上說，現在中美關係這樣好不是常態。比較正常的狀態應該是第二屆克林頓政府時期。

國際政治學如果不能找到擺脫大國政治悲劇的出路，而只是仍舊拘泥於論證大國政治悲劇，這不能不說是國際政治學的悲劇。尋找擺脫大國政治悲劇的出路，恰恰應該是當今國際政治學的重任。 歷史上，大國對抗、衝突的悲劇不勝枚舉，中美兩國的戰略家和政治家應該認真地吸取歷史教訓，小心地經營中美關係，不再重蹈大國政治悲劇的覆轍。 從世界近現代歷史來看，每當一個新興大國崛起的時候，確實經常伴隨著向外的擴張，進而發生同霸權國家的衝突，最終結果是：新興大國的崛起成為泡影，霸權國家也走向衰落。二戰前的德國和日本是崛起失敗的典型，英國則是霸權國家衰落的例子。但是，新興大國崛起導致同霸權國家的衝突並不是鐵的定律。美國就成功地在英國霸權下崛起，而沒有同英國發生衝突。雖然美國崛起的也伴隨著一系列的戰爭，但它一直沒有同霸權國家發生直接的衝突，而且在國際競爭中往往是站在霸權國家一邊。美國雖然參加了兩次世界大戰，但大戰並不是因美國挑戰霸權國家而起，美國甚至開始不是參戰國。美國恰恰是抓住了兩次世界大戰所提供的機遇，趁其他大國相互廝殺之機，加快了崛起的進程，進而奪取了世界霸權。

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告訴人們，通過武力擴張並挑戰現存國際秩序和霸權國家的方式，是不可能實現崛起的，而霸權國家通過武力來阻止新興大國崛起，最終也會使自己付出沉重的代價，最終霸權不保。冷戰的經驗教訓則告訴人們，雖然崛起的大國與霸權國家之間沒有發生戰爭，但挑戰霸權國家的大國也是不能最終實現崛起的，而阻止大國崛起的霸權國家也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同以往的霸權國家相比，美國應該慶幸的是，在美蘇較量的過程中，日本和德國雖然趁勢興起，但實力還沒有發展到能夠挑戰美國程度。這在某種程度上，應歸咎於這兩國的自然條件，特別是人口。如果按這兩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如果有同美國相近的人口，那麼它們的經濟實力就會與美國相當，軍事實力也極有可能相應增長。美國還應慶幸的是，像中國、印度這樣的人口大國，並沒有充分利用冷戰所提供的機遇來發展自己，或者是原來的基礎太差，不可能很快實現發展躍進，到冷戰結束時，它們的實力仍然很弱，與美國相距甚遠。

在太平洋戰爭之前，美國一直沒有直接單獨同世界大國相對抗。美國參加一戰時，交戰雙方都已精疲力竭，美國輕而易舉地就成為戰勝國。只是在二戰後期，美國才在太平洋戰場上成為抗擊日本的主要海上力量，算是同日本在太平洋上直接對抗。用米爾斯海默的說法，在太平洋戰爭前，美國一直充當“離岸平衡手”的角色，這是美國能成功崛起並維持霸主地位的關鍵。而在冷戰中，由於除了美國再無其他大國能夠抗衡蘇聯，美國不得不扮演抗甦的主要角色。充當“離岸平衡手”需要一定的條件，即在美國關注的地區，比如歐洲和東亞，存在著不平衡的多極體系。在這種體系中，有一個大國將成為潛在的地區霸主，而其他大國由於畏懼這個潛在霸主，試圖遏止其崛起，並有聯合地區外大國的意願。按照米爾斯海默的分析，在東北亞地區，中國最有可能成為潛在的地區霸主，而俄羅斯和日本則會自然把中國作為戰略競爭對手，並謀求區外大國特別是美國的合作。如此，美國可以再次充當“離岸平衡手”的角色。但是，這只是一種可能性。如果將來中國伴隨著崛起，成功地處理好了同東亞大國的關係，東亞大國都沒有意願同中國對抗，那麼美國也就沒有條件扮演“離岸平衡手”的角色了，那時，美國要么容忍中國的崛起，要么同中國直接對抗。而後者的結果肯定是中美“大國政治的悲劇”，美國有可能在同中國的對抗中付出慘重的代價，甚至是失去霸權地位。

對中國來說，“和平崛起”是惟一的選擇。中國已經明確表示要走和平崛起之路。針對這樣的中國，如果美國還是極盡遏制、牽制、搗亂之能事，恐怕它的國際形象和影響力會大大受損，其霸主地位也很難維持下去。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及崛起後不挑戰美國的世界地位，而美國則容忍一個和平崛起的中國，恐怕是兩國戰略家的最佳選擇。 問：中國領導人認為，在21世紀頭20年，中國有一個戰略機遇期。不過，有人認為，這個機遇期有可能消失，因為中美關係很可能走向對抗。您怎樣看這個問題？ 答：我想21世紀不會像20世紀那樣發展，會有不同的大國興起，它們相互競爭、制衡。我想中國很有可能成為一個世界強國。現在它只是個地區強國。我看不到將來中美衝突有什麼必然性，因為我看不到我們相互之間有根本的利益衝突。我們在很多事情上有不同的看法，在許多問題上有分歧，但是比較納粹德國、軍國主義的日本以及過去的蘇聯，你能看到那樣的衝突嗎？所以我認為，如果我們相互信任，並努力相互理解，在中美之間就不會產生對抗。

問：那麼您怎樣看米爾斯海默的理論？ 答：我讀過他那本書。但我不同意他的觀點。我不是說大國間不會有衝突，衝突是可能的，我只是認為衝突不是必然要發生的，我不認為衝突是我們所尋求的事情。 問：中國領導人提出，中國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您怎樣看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在崛起過程中有可能避免同美國發生衝突嗎？ 答：我們要考慮的一件事情就是變化。看看你提到的恐怖主義、原教旨主義和環境問題，我們面臨著許多問題，它們不同於上個世紀人們所面臨的問題。恐怖主義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它到處存在，是全球問題。沒有哪一個國家通過自己的力量能夠解決它。環境問題也一樣，沒有哪個國家能自己解決。還有能源問題。我們看到，這些21世紀的問題的性質是不同於20世紀國家所面對的問題的。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不得不合作。

問：可是有人認為，“只有大國才能威脅到美國的生存和世界地位”。您怎樣評價這種觀點？ 答：我想這種觀點有一點道理。恐怖主義能夠威脅我們人民的安全，但它不能威脅我們的製度。恐怖主義的威脅與當年蘇聯和共產主義的威脅是大不相同的。但是，我們不能走到極端，過高地估計大國的威脅，而忽視恐怖主義的威脅。 “9·11”對美國造成的傷害是深刻的，但那與大國無關。許多美國的人說，中國是一個自然崛起的威脅，中國是一個共產主義大國，有統治世界的野心。這與事實不符。我看不出中國有這樣的野心。我們不必老去想20世紀，那個世紀已經過去了。那個世紀的總體概念是國家的競爭、力量平衡，我想這些不會是21世紀的特徵。 問：21世紀新型國家關係應是什麼樣？

答：我想新型關係基本上不同於國家反對國家的模式。可能有一些小國，像伊拉克或其他什麼地方，要發展核武器，它們可能威脅任何人。 問：傳統現實主義和新保守主義認為未來中美會走向衝突。您怎樣評價他們的觀點？ 答：如果中國能等待，你就不必擔心。因為反恐戰爭可能要花200年時間。 問：您怎樣看未來的中美關係？ 答：中美關係是非常複雜的雙邊關係。一方面，中美關係發展有很大的空間，雙方都有發展雙邊關係的需求。這是因為兩國的相互依賴性越來越強。另一方面，兩國都存在著舊的思維。在美國，有些人把中國看成威脅，在中國，也有人把美國看成是威脅。 問：中美之間確實存在著很多共同利益。但是根據傳統現實主義的理論，當一個新興大國崛起時，必定要同現有大國發生衝突。您怎樣看這種理論？ 答：我認為，那種思維已經有些不合時宜。它現在是錯的，將來更是錯的。當今世界，民族國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民族主義並不總是引起國家的競爭。回顧過去，國家間競爭似乎是很持久，特別是由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或其他類似的因素所引起國際競爭。這些因素將一些國家拉到一起，將另一些國家推到對立面。這種國際競爭在20世紀發生了兩次：一次是奉行擴張理論的法西斯主義引起的，另一次是奉行帶有擴張傾向意識形態的共產主義引起的。其實它們的背後都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曾經是很危險的。但是我認為，過去那種意義上的純粹的民族主義在將來不會那麼強烈了。所以，美中關係面臨著良好的發展機遇。這種關係是更為複雜的，與簡單的你輸我贏或你贏我輸的敵對關係不同。此外，美中雙方將在能源、環境、水資源方面對外部的依賴性很大，這些問題都不是民族主義所關注的。我看不出中美之間有什麼根本的利害，會將雙方引向敵對。我們相距遙遠。美國雖然在亞洲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但美國沒有領土要求；中國的傳統也是沒有領土擴張。所以有很多理由可以相信，將來美中能有很好的合作。 問：您認為中美將來能走向對抗嗎？ 答：在中國，有人倡議中國同俄羅斯、印度、伊朗結成反美聯盟。這沒有意義。這不符合中國的利益。這種聯盟也不可能形成。那不是中國真正的戰略選擇。如果那樣，就會給世界帶來一些根本性的變化。我並不說那絕不會發生。 所以我不認為美國在反恐戰爭之後改變對華政策的可能性很大，即傾向於反對中國、遏制中國。我的回答是“不”。從戰略上考慮，我也不認為中國的政策會有根本性的變化。對中美兩國來說，都不存在著根本改變政策的邏輯。針對恐怖主義的戰爭並不是美國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的最主要原因。在2001年9月恐怖襲擊之前，在6-7月份，中美關係就已好轉。這非常重要。我看不出20年後，當中國變得更強大時，會突然變得更具有進攻性，決心要把美國趕出亞洲。我認為，中國參加國際秩序會使它更強大，而毀壞這個秩序不會給它帶來什麼好處。當我們的經濟與中國保持密切聯繫是時，美國為什麼要突然決定實行遏制中國的政策呢？我認為，現實主義的戰略邏輯是簡單的，只是能被歷史證實，而不符合現實情況。我想，回顧一下現實主義者在10-20前對中國做出的預測是很有意義的。那時他們認為，中國將變成一個更具進攻性和革命性的力量，它要改變國際秩序。事實是這樣嗎？不是，即使中國變得更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事實是，中國正努力交朋友，不強調外交政策中的軍事方面，比美國還積極參加國際秩序。 問：美國是否有可能儘早結束反恐戰爭，將主要注意力轉移到中國，就像布什政府剛上台時那樣呢？ 答：不少人有這種看法，而且還以美國的對台政策為論據。我認為，美國的對台政策不是出於現實主義戰略，即不是出於牽制中國。將中國製造成敵人是愚蠢的。在某種程度上，軍方鼓動親台是在為出售武器製造藉口。 還有人將一些美國智庫關注中國人民解放軍作為美國要改變對華政策的論據。其實，那些研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人可分成兩部分：一部分認為解放軍尚未實現現代化；另一部分則認為解放軍正變成潛在的威脅。這種爭論將永遠存在下去。但那不意味著美國會說反恐戰爭要結束。 問：您認為是反恐戰爭使布什政府的對華政策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了嗎？ 答：目前的中美關係並不完全歸因於反恐戰爭。我認為，這屆政府在很多方面曾是很意識形態的，但已變得更實際。比如，他們認識到美國在很多戰線上需要中國，在反恐上，在北朝鮮問題上。中國經濟的發展是世界和平的巨大動力。我相信這個國家的和平發展會給世界帶來巨大益處。它將提高亞洲的生活標準。它幫助這些國家，因為它平穩地保持這個進程。很多中國人來美國學習是兩國利益的組成部分，那也極大地幫助了美國。即使我們使他們中的一些回國，它也是真正的機遇。因政治上的差異而失去他們是愚蠢的。在可預見的將來，我們還會有政治差異。但是我們有很多合作的理由。我認為，布什政府要比剛上台時有更成熟得多的對華政策。在國務院，我想我們有合理的好政策。白宮的安全委員會也是這樣。但是我認為，五角大樓起初對所有國家都有一個非常進攻性的政策，並不只是對中國的。所以他們討論很多關於為日本、台灣等提供導彈盾牌的事情。導彈對使所有國家更安全沒有幫助。 問：您怎樣看傳統現實主義的大國衝突論？ 答：有很多書談論這種理論。他們談論當中國崛起時，衝突將不可避免。我不相信這些東西。直到一個事情爆發之前，沒有什麼是絕對不可避免的。我堅定地相信這一點。美國和中國將應對它們之間的分歧。當然會有分歧。有人稱中美之間將有根本性質的對抗，是如此之深，以致於引起衝突。我也不相信這一點。我認為在歷史上，美中關係是友好的，即使存在著像冷戰仇恨那樣的敵對。除了朝鮮戰爭外，我們都是間接地打仗，而不是直接打仗。所以，對美中關係，我是很樂觀的，儘管有分歧。不使中美走向戰爭，而是使之盡可能地和平合作，是政治家的工作。 問：您怎樣看新保守主義的政策？ 答：我把新保守主義的對外政策解讀成是一場災難。 問：您怎樣看中國崛起、戰略機遇期與中美關係？ 答：我對戰略機遇期這個概念很感興趣。如果你是一個對中國長期意向有點持懷疑態度的美國人，你聽到這個概念，會說中國人是含蓄的。它正在趁美國忙於別的事情的時機建設自己的力量。早晚，當機遇期結束的時候，20或30年，中國將挑戰美國。有些人會說，這個概念中的一個值得強調的假說是，大國衝突不可避免。這是很現實主義的概念。所以一些美國人將從這個概念以及它所蘊含的現實主義學說得出結論，美國目前就應當關注這個問題。讓中國變得更強大不符合我們的利益。我認為，這恰好有點改變了美國關於中國的辯論。我希望我們將來的關係不是敵對的。如果結局是兩國互相挑戰，那意味著我們兩國的失敗。那是糟糕的結局。如果人們相信這樣一個概念，即國際政治只是允許大國敵對，那麼我猜想，我們不得不接受它，接受對未來悲觀的看法。在美國的人要把中國看成敵人。我們不得不為這種行為辯護。然後，中國就會變成敵人，只是因為我們把中國當成敵人。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大國敵對是國際政治的惟一真實形式嗎？大國敵對有沒有選擇？如果有，它是什麼？我們怎樣才能使從現在起20至30年的兩國關係更有可能建立在更積極、樂觀的國際關係基礎上，而不是更悲觀的國際關係基礎上。我意指，米爾斯海默的概念在戰術上是樂觀的，但在戰略上是悲觀的。 我能想出幾個國際政治中的概念，它們也許在考慮大國敵對不可避免時可被選用。第一個是基於經濟相互依賴，一種新自由主義的概念。根據它，美國和中國會變得互相依賴。從經濟的觀點看，那使衝突變得不可想像。中國依賴美國的市場、技術、資本，還依賴日本和歐洲。這種依賴對中國的國內穩定關係重大。中國有成千上萬的失業人口。所以，挑戰美國是個壞主意。那不意味著美國將要控制中國。那可被看成是一種基於經濟合作基礎上的和平共處。 另一個國際政治概念，我想可以被稱作“大國協調”。和諧是一組人一起工作。這個觀念曾被用於1815至1848年拿破崙戰爭後的歐洲。當大國都要吸取拿破崙戰爭的教訓時，它們都同意一起努力來維護和平與穩定。它們不讓它們之間的互相敵對爆發成衝突，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它們壓制來自內部的挑戰。這是很困難的。但它運作了30年。它提供了一種大國如何在21世紀一起工作以維持穩定，避免敵對的理念。大國協調都涉及什麼？我想在當今世界，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問題正威脅著和平與穩定。恐怖主義是其中之一。失敗國家是另一個。我的希望是，大國，世界主要力量——美國、中國、歐洲、俄羅斯、日本，也許還有印度——決定走到一起，進行合作，至少控制這些問題，或許解決它們。前提是這些問題正威脅我們所有的國家。我們在維持和平與穩定上都有這樣的利益，為了經濟及其他理由。我們有共同和責任把這些大國聚到一起。如果我們使它們分裂，使它們走向衝突，我們就會面臨麻煩。 在伊拉克問題上，美國與法國、德國南轅北轍，那是壞事，是壞結局。但是如果在伊拉克，我們能找出一個辦法，使美、歐、中、俄達成共識，就會有好得多的結局。我們在朝鮮半島問題上所做的就是基於地區基礎的大國協調的例子，我對之很感興趣。東亞負責任的力量——美國、中國、韓國、日本——在中國的領導下，正努力尋找解決這個難題的辦法。這也許不成功，但卻是一個大國協調能否工作的試驗。那是個絕好的機會，如果我們能夠成功，就找到了一個每個人都能接受的方法，一個實際上改善朝鮮人民生活的方法，那將是個巨大的成就。 所以，我的希望是，我們能夠找到一個避免大國敵對的辦法。我們能找到一個證明現實主義不正確的方法。這個選擇是：在政治和安全問題上將經濟依賴和大國協調結合起來。如果那是我們的前進方向，那麼中國的戰略機遇期就沒有終點。戰略機遇是無限的。美國人也就不會擔心在中國的戰略機遇期之後會發生什麼。 問：您認為未來的中美關係會變得像美蘇關係那樣嗎？或者像90年代克林頓政府時期那樣？ 答：這是不同的問題。 90年代不是常態，因為蘇聯垮台。但是克林頓政府沒有利用好這一點，他對世界範圍的形勢不太感興趣，所以中國是幸運的，中國在90年代做得很好。如果沒有“9·11”，這種狀態可能還會繼續。 “9·11”使美國政府更加準備好了居於世界頂部，保持強大，使用武力。它提高了美國人民的外交政策意識。而在90年代，他們對外交政策不太關注。 關於你的問題的另一部分，我們不能說美中關係形勢完全像美蘇關係。美國和蘇聯有很多戰略利益衝突，它們在柏林很接近，歐洲分裂為東西兩部分，古巴的存在，到了70年代，蘇聯甚至進入第三世界國家，如阿富汗，使之成為蘇聯集團的一員。與之相對照，美國和中國沒有多少戰略利益衝突。在另一方面，中國和美國也沒有很迫切的共同利益，這也是真的。蘇聯和美國有一些迫切的事情要相互配合，即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中國和美國即沒有迫切的共同日程，也沒有戰略衝突。其結果是什麼？結果是各種各樣的公共事務，既屬於安全問題，也屬於國內問題，它們跳出來，使得政策內容很豐富。外國學生問題、貿易問題、專業交流、傳教機會，它們都有點難處理。所以我們將不會有任何事情是順利的，不像尼克鬆與毛澤東、周恩來時期，那時因為在蘇聯問題上的共識是相當嚴肅的，所以兩國關係很密切，幾乎是同盟關係。為什麼現在兩國不能像那時那樣互相幫助，除了台灣、西藏外，有很多理由。總之，我不認為它會像美蘇關係。 問：您怎樣看中國崛起後的中美關係？ 答：首先，我認為我們要超越大國政治理論，那種理論認為，擁有巨大實力的國家會互相視為敵人。我看不到大國衝突的不可避免性。我不認為美國和中國一定成為敵人。一些人相信這個理論，他們將要在五角大樓任職。他們是少數。美國兩黨的絕大多數相信，我們能夠塑造同中國的良好關係，至少我們必須試一試。現在有個很好的時機。這意味著美國今天不尋求同中國打仗，即使沒有了同恐怖主義的戰爭。我們不要同中國打仗。當然，關於中國應該掌控其對外政策的方式，我們有一定的信心。我們不認為中國應當入侵台灣。我們希望中國、韓國、日本不要為了海床資源和領土爭端而打仗。我們希望中國不要在它所在的地區以危險的方式使用它的肌肉。如果出現問題，我們將肯定保衛我們的盟友。但是我們不尋求使用軍事力量反對中國。反恐戰爭再次使中美關係變得重要並更積極。但是我認為，即使沒有反恐戰爭，也沒有中美間的戰爭。可能有某種一般意義上的競爭，但不必然有某種潛在的軍事上的競爭。所以，即使反恐戰爭成功了，我看不到任何美國需要將中國作為敵人的跡象。所以，我不相信中國的戰略機遇期一定是短暫的或很有限的。 其次，中國實現崛起需要很長的時間，這種消息是好壞參半。是好消息，因為它意味著中國應當集中精力於貿易及其他經濟問題，以及人民的生活。那可以減少軍事競爭的可能性。但又是壞消息，因為它意味著中國將肯定有復雜的利益。它可能與美國競爭，也可能與美國的利益重迭。現在我們需要石油，自然資源及其他資源，我們都對海洋進行調查以獲取食物。為了保護環境，我們都在努力使經濟增長保持平衡。在某些問題上我們可能有衝突。所以我們的視野要超越20年。中國會有很多同美國合作的需要，但在某些領域我們也會有分歧。中國的戰略機遇期最終會結束，可能在反恐戰爭完成後，甚至更晚一些。我不認為，存在著美國同中國競爭的基本戰略因素。因此，兩國仍然需要一起工作，互相幫助以解決各自的國內問題。所以我非常樂觀，覺著這個戰略機遇期會存在較長時間。 在核時代，核大國的衝突很可能毀滅包括當事國在內的整個世界。這是負責任的戰略家和政治家必鬚麵對的問題。 核武器的出現是武器發展史上的一場革命，它巨大的殺傷力改變了戰爭的性質，使得戰爭失去了其傳統的意義。傳統的戰爭，作為政治的繼續，主要為了保證安全、獲取財富、傳播價值觀，而核戰爭則幾乎不可能實現這些目的。 在人類歷史上，只有兩枚核彈被用於戰爭目地，即在二戰結束前美國投在日本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投在廣島的“男孩”幾乎立即奪去了66000人的生命，使16萬人傷殘，市區81%的建築頃刻間變成一片瓦礫和殘垣斷壁。後來又有數万人喪生。投在長崎的“胖子”使40000餘人喪生，60000人傷殘，68.3%的建築被毀。然而，這兩顆原子彈的爆炸威力只分別相當於1.5萬噸和2萬噸梯恩梯炸藥。後來的開發出的核武器，威力要遠遠超過這兩顆原子彈。在各國的核武庫中，許多核彈頭的爆炸威力相當於100萬噸以上的梯恩梯炸藥。如果一顆當量為100萬噸的核彈頭在產生最大威力所需要的高度爆炸，將會即刻摧毀半徑5.6公里範圍內的全部磚房；爆炸引起的氣浪能以毀滅性的速度將物體甚至人拋到10.5公里以外；在半徑9.7公里左右以內的地區，絕大部分織物和紙張將會著火燃燒；爆炸能在17.7公里以外的地方造成二度燒傷，引燃草木；爆炸後數周乃至數月，將有更多的人由於患放射線病而死去；母體內的胎兒受到輻射，可能生下來就畸形……。到冷戰結束前，僅美蘇兩國的核武庫就擁有各類核彈頭50000餘枚，爆炸總威力超過130億噸梯恩梯當量，是投在廣島原子彈的80萬倍，相當於全世界每個人頭上懸有2.5噸多梯恩梯炸藥，足可以毀滅人類若干次。如果爆發核大戰，交戰雙方的每一方都可以摧毀對方，但是自己也要被毀滅。這無疑制約了大國的衝突，因為大國的衝突很容易引發核大戰。著名美國學者查爾斯·庫普錢認為：“核毀滅的前景可能足以阻止現居統治地位的霸權同正崛起的挑戰者為爭當老大而走向大規模爭鬥，而這種爭鬥通常伴隨著一個大國的衰落和另一個大國的崛起。” 就是米爾斯海默也承認，“毫無疑問，核武器極大地降低了大國戰爭的可能性”，在歐洲，“俄羅斯和美國裝備有核武器，這是一個和平因素”，在東北亞，“中國、俄羅斯和美國都有核武庫，它們之間發動戰爭的可能性更小”。 冷戰後，美國和俄羅斯都對核武器進行了削減，但是它們所剩下的核武器仍然具有毀滅整個人類的威力。依據2002年5月簽署的美俄削減戰略武器協議，美俄兩國仍然分別保有1700枚和2000枚核彈頭。 中國的核力量雖然與美俄有很大的差距，據估計僅有400枚核彈頭，但是足可以構成有效的威懾力量。對任何國家來說，毀滅一次與毀滅數次意義是一樣的。 問：您怎樣看現實主義的中美必然衝突的觀點？ 答：現實主義理論主要基於歷史。大國通常是互相競爭的。我認為，在現代世界，在某些方面已經有很大不同。在現代世界，首先我們承受不起戰爭。戰爭已變得太具有毀滅性，甚至在核武器出現之前，戰爭已極具毀滅性，難以置信的毀滅性。所以我認為，大國現在已學會，軍事競爭以它們之間的衝突而結束，是它們極不願意的選擇。 其次，沒有哪個國家真正要去獲取另一個國家的領土或更多的東西。國民財富的基礎是技術、工業生產。我們需要獲取在土地上的某些自然資源。但我們不需要征服中國的土地。我不認為其他國家要征服別國土地。也許有一天中國想要一些西伯利亞的土地。但我不認為中國將入侵西伯利亞。我不認為中國會入侵朝鮮，或者入侵越南或緬甸。任何其他國家也不會。這也是當今世界的不同。那是兩個主要理由。 最後，國際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挑戰現狀者很少，像美國、日本、韓國、北約，都不挑戰現狀。如果中國大叫大嚷著要挑戰現存秩序，這不只是會激怒美國，而且會激怒整個國際社會。我不認為，中國有任何需求那樣做，也沒有意願那樣做。所以尋求財富的性質已變，尋求國家權力的性質已變。戰爭是毀滅性的，而核武器使之更糟。將所有這些放在一起，我認為現實主義的方式在過去是對的，但在將來未必對。 中美兩國的地理位置為減小兩國衝突的係數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中美之間隔著太平洋，而中國是陸地強國，美國是海上強國。這種狀況減少了中美之間發生軍事衝突的係數。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陸伯斌認為，浩瀚的太平洋“為美國的海軍力量提供了重要的防衛'壕'”，而“中國的陸上力量缺少離岸進攻能力”。不僅如此，“陸上強國面臨著嚴峻而長期的由許多潛在敵人帶來的邊境安全的挑戰，如果中國要在發展海上力量方面投入足夠的資金，將會面臨嚴重的困難”。更為重要的是，陸上強國與海上強國較少存在“關鍵利益上沖突”，從而使“安全困境的影響大為減輕”，進而兩國之間發生“高度緊張、危機不斷和軍備競賽的可能性也就減小”。 問：您非常強調地理因素對中美關係的影響，是嗎？ 答：我相信地理方面的事情。在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的軍事力量緊靠著。我們參與歐洲事務的決策。這使得戰爭的可能性非常大，相當危險。因為雙方都擔心在歐洲發生突然襲擊。在亞洲情況就不同。能引發戰爭的突然襲擊，發生的可能性不大。對美國發動突然襲擊，最後可能是美國贏得戰爭；如果我們對中國發動突然襲擊，我們可能毀滅不了中國，但卻導緻美中間的大規模衝突。 有人相信，崛起大國引起戰爭，一些人相信美中關係必然走向衝突，其中有代表性的一個是米爾斯海默，其他人不相信這一點。我認為，這種觀點忽視了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它沒有考慮到地理因素。地理因素影響大國的政策。具體一點講就是水的因素。我在一篇文章中專門談了這個問題。中美之間隔著浩瀚的太平洋，使得雙方都不易對對方發動大規模的攻擊。 問：中美關係會像美英關係那樣和平發展嗎？ 答：我想是有可能性的。這樣想，有許多地理的、歷史的理由。中國作為一個陸地大國，美國作為一個海洋大國，能夠找到共同利益的空間。涉及到的一個大問題是台灣。台灣或者是海洋力量的一部分，或者是大陸力量的一部分。那是不確定的。從另一方面來看，在冷戰期間，英國和美國關係穩定的一個原因是民主文化。我們有共同的敵人，先是希特勒德國，後是蘇聯。它們幫助我們兩個大國走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