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代後記一些想要補充的話

這是一本與市場妥協的作品。 歷時三年，幾乎耗盡了我們業餘的一切時間。可當全書完稿時，我們尷尬地發現，現在還有多少人能靜得下心來讀完所有文字。於是，壓縮成了我們不得不做的選擇。我們刪去了1979、1983、1988、1993、2003、2005年的一些章節，並將2009年與2010年合併在一起。 而如果說，書稿在1990年之前呈現出某些溫州人個人奮鬥兀自悲壯。那麼，之後的篇章我們更願意讓讀者看到沒有刻意的主角，而是一組溫商命運的群體雕塑。 我們最大程度地結合大時代的背景，同時並不想再用可觀的文字去描述那些至今呼風喚雨在溫州民營經濟市場的風雲人物。我們試圖還原整體，去表現“草根”與“小人物”——這些最初主導我們寫作的元素——以此，更具說服力地說明一座城市的崛起。

溫州人從夜色中走來，在黎明前搖擺，最終萬馬奔騰。 他們的故事難以述說殆盡，本書的結稿也僅僅意味著一次歷史求溯的暫時告一段落。而似乎本書之外才是他們的天地，但假若他們能從中得益一二，或許歷史將是另一番面貌，這也是我們在“大救贖”一章中努力表達的含義。 1983年我大學畢業，拿著一張紙、一支筆從家鄉江山市來到陌生的溫州，被分配在溫州市行政幹部學校工作（一年後該校整體併入剛籌建的溫州大學）。校長是一位老幹部（浙南地下黨員）楊作浩先生，他是一位純樸、正直、可敬、可愛的老人，是個被人稱為“老運動員”（即指在歷次運動中都被整肅的對象）的領導，他雖歷經“運動”，但遍求真理的勇氣未滅。 當時，溫州農村改革正興，農民“洗腳上田”，創辦家庭工廠，發展個私經濟，10萬農村能人組成的“供銷員”隊伍走南闖北，十大商品市場粗具規模，“小商品、大市場”格局初步形成，楊作浩先生對新生事物保持濃厚的興趣。當時他創辦並擔任溫州經濟學會的會長，率領一批溫州本土的經濟學者密切關注溫州農村的經濟改革，而剛剛大學畢業又學財經專業的我，因在校時即發表過幾篇“論文”，而被他慧眼識中，私下破例被“聘”為他的助理兼秘書（未經官方任命），我當時的正職是企業管理教研室的教師。授課之餘，楊作浩先生常帶著我深入農村調研。以市場為導向的農村改革及由此出現的許多新生事物，如家庭工廠、僱工現象、掛戶經營、股份合作制、專業市場等，都引起了我們的濃厚興趣，調研回來後，我們一起整理材料、一起撰寫論文，有時為了一個觀點的不同認識，還進行激烈的爭議楊作浩先生培養了我對現實中經濟問題的濃厚興趣，培養了我研究現實問題的能力，他是我走向社會的“啟蒙老師”，深深為我所敬重。 1984年，在楊作浩先生的鼓勵下，我另起爐灶，組織一批青年經濟理論工作者及青年企業家，創辦了溫州青年經濟學會（後改名為溫州青年經濟與管理科學協會），擔任了兩屆會長，帶領著一批青年學者，自費深入農村、工廠調研，編輯雜誌，撰寫論文，最多時100多個會員在全國發表了130多篇論文，宣傳、探討、總結“溫州模式”，成了最活躍的一個青年學術組織，當時，許多大學者到溫州調研，我們成了他們調研的“帶路人”、“陪研人”、“資料提供者”

1996年，我從復旦大學進修回溫，我驚喜地發現溫州的市委書記已換成我的老鄉——江山人董朝才。惜才的董書記成了我的知己，我成了董書記家的常客，週末常在他家“蹭飯”，受到他夫妻的關照。董書記對經濟問題的研究有濃厚的興趣，當時他頂住“左”的壓力，大力支持個私經濟發展，發表了大量的文章來表明他的觀點及立場，我們有了許多共同話題。週末在他家的院子裡，我們常常促膝交流，對溫州改革開放的一些問題進行探討。有一次，他告訴我，由於大力支持個私經濟的發展，他受到當時省委一些領導的批評，發生了激烈的爭議，他說，他是把“烏紗帽”擺在桌面上辦公的，帽子隨時可能被拿走。 溫州這樣一個沒有任何資源、沒有國家投資、耕地少、交通差的貧窮的地方，只有改革、只有調動老百姓的創業熱情、只有大力發展個私經濟才能殺出一條血路，才能走出一條區域經濟的發展道路來他的話使我震驚，也使我堅定了研究溫州經濟與發展的決心。董朝才書記我長期跟踪研究“溫州模式”、“溫州經濟”的精神領袖。令人欣慰的是，曾在那個年代被不公平對待的董朝才書記，在去世多年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人心，他在溫州人心目中的形像已越來越高大，他在溫州改革開放中的歷史功績也越來越被官民所承認和推崇。董書記如果地下有知，應感到欣慰。

1993年，在溫州大學任教的我迎來了一個特殊的學生。他是樂清精益集團的董事長、著名的“八大王”中的“電氣大王”鄭元忠。 40多“高齡”的他來溫大讀書，並且要與“大學的那些”小同學同吃同住同學習。在我的協助下，他成了溫州大學外貿專業的一名插班生（進修生），成了我的一名學生。當他兩年完成學業“畢業”時，他不僅收穫了知識，而且收穫了“我”。在他的極力鼓動下，正想到改革開放洪流中去驗證一下自己“理論”、嘗試一下自己能力的我，毅然辭職下海，與鄭元忠一起創辦了“溫州威麗斯服裝有限公司”、“中外合資溫州威麗斯服裝有限公司”（現中國莊吉集團前身），並擔任董事、總經理；自此我在商海第一線跌打滾爬了10年，先後在莊吉集團、巨龍集團、新商人企業發展公司等企業擔任總裁，酸甜苦辣，倍感辦民營企業的不易，既收穫過成功的喜悅，也嚐過失敗的滋味。

十年企業經歷使我對溫州企業家的創業精神有了認識上的昇華，也為我研究“溫州模式”及民營企業的發展提供了第一手的素材。陳智華（溫州華建集團公司董事長。我在大學任職時，兼任過該集團副總經理）、鄭元忠（中國莊吉集團董事長）、李國勝（浙江巨龍集團董事長）成了我的企業實踐的導師，成了我終身的朋友。令人敬佩的是，他們今天還是市場經濟的弄潮兒，還是溫州企業家中的佼佼者。 本世紀以來，我一方面重操舊業，擔任了溫州管理科學研究院院長，為系統研究溫州經濟的發展重踏征程，為溫州經濟的發展培訓人才，為黨委、政府決策建言獻策；同時，我創辦並擔任了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維權、融資、培訓、諮詢、經貿、投資，為溫州廣大中小企業服務，忙得不亦樂乎，成了溫州中小企業這個最大的弱勢群體的保姆感謝溫州30多萬家中小企業，他們給了我一個保持與改革開放第一線聯絡的“平台”，給了我大量鮮活的企業管理案例，使得我能持續地對“溫州”這個我感興趣的城市、“改革開放”這個我感興趣的課題進行不懈地探索和研究。

三十年時間彈指一揮間。改革開放帶來了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帶來了溫州的財富與文明，也帶來了我們個人命運的改變。感謝溫州，這個我深深熱愛著的城市，不僅哺育了我，而且把我從一個生澀的知識青年變成了一個相對成熟的中年學者，不僅使我這外來的“新溫州人”（現在的時髦話）收穫了愛情、家庭、生活，而且還收穫了知識、經驗、學問和財富，還收穫了人生的許多追求和理想。 因此，一直以來，我想寫一本書來紀念溫州民營經濟的發展（民營經濟是溫州最大的品牌和亮點）。 2008年，我非常榮幸地被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擔任院長的北京大學民營經濟研究院聘為特約研究員，被北京大學人才研究所聘為高級研究員，並擔任該所《溫州現象》的課題組組長。這樣，寫書成了迫在眉睫的事了。 5月12日，我應北京大學民營經濟研究院邀請，赴北京大學參加“第四屆中國民營經濟投資與發展論壇”並作主題演講，在會議期間認識了年輕有為的財經作家吳比先生（他的新作《奔騰入海》在企業界和大眾中獲得了極好的口碑）。交流中我談了出書的設想，我們一拍即合，決定共同來撰寫這本書。

初稿完成後，我即發給長期關心溫州民營經濟發展的經濟學界老前輩、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民營經濟研究院院長厲以寧教授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小企業研究中心陳乃醒教授審閱，他們提供了很好的建議，特別是陳乃醒教授在百忙中為本書撰寫了“序言”，在此我謹向兩位前輩學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謝。我還要感謝我敬重的一批溫州企業家朋友，他們是溫州市最著名的一批企業家：正泰集團的南存輝、神力集團的鄭勝濤、奧康集團的王振滔、華峰集團的龍小平、天正集團的高天樂，他們是溫州民營經濟輝煌歷史的創造者。承蒙他們在繁忙的工作之餘，認真閱讀了本書的初稿，寫下了對該書令人鼓舞的“推薦語”，他們的“友情出手”令我感動不已。 最後要感謝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的社長鮑觀明、總編輯鐘仲南，正是有了兩位社領導的認可與支持，本書才得以順利出版。感謝出版社人文編輯室鄭建主任，出版過程中他多次與我交流細節，花費了不少精力，他們在短短的時間內即完成了本書的編審和出版工作，付出了艱辛的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