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三年期間，對專業不感興趣，時間用在自學英語和政治經濟學上。畢業後從事鐵道工程，政治經濟學和英語都派不上用場。三年後，卻因英語的基礎轉行到了外貿部門。
1983年到深圳經濟特區。沒過多久就發現自己同別人思維方式不一樣，總能在信息把握、市場判斷上快半拍。什麼原因呢？因為有閱讀英文能力，信息的收集上處於優勢，再者大學期間自學政治經濟學的訓練，使自己對商品經濟規律有了方法論上的掌握。自知做企業還需補很多書本知識，就利用到香港辦公的機會購買財會、企管書籍。頭兩年，白天辛苦一天，回到住處無論多晚也要自學兩個小時的課程。
到了80年代中期，驚喜地發現國內出版界開始大量出版過去被視為禁書的種類，令我開心智的是一套“走向未來叢書”，尤張五常先生《賣橘者言》、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增長的極限》、科爾內《增長、短缺與效率》……猶如緊閉的屋子，窗戶洞開，一股清新空氣撲面而來。閱讀次數最多、愛不釋手，又無法連續閱讀的是英國史學家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上、中、下三冊，用了兩年的時間才通讀了一遍，湯因比對人類文明都要“經歷萌芽、興旺到衰亡”過程的觀點卻改變了我傳統認知的世界觀。朋友推薦的黃仁宇亦讓我找到審視中國歷史的新視角。
雖然偉大的企業家沒有一個是讀書讀出來的，卻並不意味著企業家可以不讀書。
企業家和一般人不同。他們是一群主體意識極強的人，很少迷失自我。他們能輕鬆判斷出什麼是對自己最重要的，並善於以最低的成本、最高的效率實現目標。
第一代成功的企業家往往是沒讀過什麼書的文盲。沒有讀過書的優勢是不受保守的傳統文化的束縛，敢闖、敢干。在那個初創時期，知識並不重要，甚至可能是包袱，所以，無文化者成功了。但是，創業成功的人並不一定是能笑到最後的人。隨著市場經濟的完善，企業必須從經驗型企業轉變為製度型企業。經驗型企業的管理者可以沒有文化，不讀書，依靠個人能力和過去積累的經驗取得成功；但制度型企業是一定要有現代企業管理理論與知識的。管理理論和知識固然來自實踐，但絕不是一個人的實踐，而是千千萬萬企業家的實踐。學者把這無數企業家成功或失敗的經驗與教訓總結出來，寫成書，就成了理論，可應用於創立和管理制度型企業的實踐。
很多看上去和商業生意沒有直接關係的書，實則能通過啟迪智慧，增加涵養的方式潛移默化影響一個人的眼光和判斷。因此，企業家也應多讀雜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