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我個人，我覺得2005年是一個轉變年，我記得上一次到南開來是去年，恰好是從北極回來，當時在那次講演當中提到兩點：
一點就是在北極我們是在俄羅斯建的一個浮冰上的機場降落，在那裡感受到了俄羅斯這個民族在極端的惡劣條件下的適應能力和開發能力，同時感應到俄羅斯這個國家重裝備的動員能力。與其相比，無論是民族的忍耐性還是國家動員能力，我們都有差距。我們僅僅是電視機、針織品方面在世界上成為“製造工廠”還是不夠的，我們的國防力量、重裝備力量差得還是很遠的。我們還應該再接再勵。
第二點就是在去北極之前，北大的潘文石教授到機場給我送行，我當時很意外，老先生一直在野外從事野生動物保護，這樣的活動他一般不參加。他給了我一面生物多樣性的研究旗幟和一封信，這封信的大意是非常敬佩我們探險隊的英雄行為，而且認為這種英雄行為和他所從事的野生動物保護和為生物多樣性所做的工作意義是一致的，衷心祝愿我們能安全到達並把這面旗幟插到北極點上去。我讀了這封信之後，感到很慚愧，因為我們的行為和他是不一致的。為什麼呢？從我的行為和探險隊的行為來講，充其量是有點英雄主義的表現，更多是有一些個性的張揚，是對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挑戰，自己想去探險，甚至很高調地表現出來，說如何關心地球，關心我們人類生存空間，事實上我們沒有想這個事情。
進入21世紀，中國各類新生財經媒體用工商界名人的頭像和“業績”填滿封面、版面及電視黃金時段，造就企業家崇拜。
有一些企業家天生喜歡，也擅長在公眾面前亮相。如果可以利用好這個特點，他們能夠認識到，自己掌握的資源越多，社會責任就越大。將自己的影響力和資源導入到社會公益行動之中，從而獲得雙贏，何樂而不為？
有名氣、能夠吸引眼球，同時也要承擔起社會責任。企業家要因勢利導，用好這種社會的關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