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此再倒推看改革開放30年。這30年是放下民族偏見，放下意識紛爭，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融入西方主流體系中，放手與西洋人、東洋人競爭，解放中國人的勤勞、智慧，形成強大的競爭力的30年。正是在這一點上，深圳的企業做得很出色，按規則玩，但玩得最認真——在商言商，以商業推動個人富裕、社會進步、國家強盛。
在《中國企業家》歷年的“企業領袖”榜單中，按城市論，深圳有6位企業家共入選16次，僅次於北京，高於上海。如果不算國有控股企業，僅將改革開放以後創立的新興企業數據作對比，深圳的優勢就更明顯。在《經濟觀察報》與北大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辦的“2007年度中國最受尊敬企業榜”上，15家本土企業，深圳企業佔了6家。深圳新興企業、企業家群體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一種“現象”。
一個從邊陲漁村起步的新城市，為何能培育出優秀企業、企業家群體？一般最容易想到兩個理由：（1）特區的優惠政策；（2）臨近香港的地理優勢。但王石感覺，這兩點解釋力不足。
因為從優惠政策上看，從一開始，深圳也並非唯一的特區；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不僅出現更“特”的經濟特區，沿海各省也推出各種地方優惠政策，吸引力不亞於特區；“兩稅合一”之後，即使是在表面上，特區也不再有政策優惠的優勢。
王石又敏銳地發現，從地理優勢上看，深圳優秀企業很少獲益於香港的產業轉移，尤其是金融、通訊設備、地產等行業；雖然深圳可以比較便捷地從香港輸入管理經驗，但從股權結構和治理模式上看，深圳優秀企業也與香港以家族企業為主的模式很不同。
是否有其他更有說服力的解釋？王石的答案是因為深圳的企業遵守商業規則，而且在商業規則的大前提之下做得很認真，很出彩。
商業社會之中，只有真正吃透了商業規則，真正按照商業規則辦事的商人，才能有最豐碩的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