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企業如果面臨死亡，在快死還有救的時候，怎樣來救活它？瀕死的企業有沒有活的希望？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據我了解，最近七八年來，工商聯也好、社會上也好，都在關注如何拯救瀕臨死亡的民營企業，特別是在德隆出事以後，大家一直在討論。政府要不要管？究竟應該用商業的辦法來管，還是用行政的辦法來管？國企快死的時候政府都是要管的，比如債務免除、員工分流、買斷工齡或者說政府注入資本金，總之國企政府是管的。民營企業快要死的時候怎麼辦？德隆這件事情最後還是政府來管了，只不過政府是用市場的辦法管的，這算是一種進步。幾大資產管理公司接管了它，把它的資產分開，然後由這些大的經營機構把債務還掉，同時進行業務重組。
現在民營企業如果出問題或者說遇到危機，應該怎麼來管？
一個辦法還是像德隆這樣由政府管；第二種辦法是政府道義上管，實際靠法律去管，比如顧雛軍被查出假賬問題、挪用問題、虛假出資問題之後被抓起來，有人試圖救他，工商聯也在道義上幫他聲張，不斷地為他奔走、說明、解釋、呼籲，但是進入了司法程序，政府也管不了，目前科龍被海信收購了。結果是用商業的方法管了一部分，工商聯在道義上管了一部分，然後法律管了一部分，使這個企業改換門庭，重新走上一條復活的道路。
第三種辦法是一些民間機構、工商聯自己想出來的互助救援方法。工商聯下邊一些會員和領導曾經想過一個辦法：成立一個基金，專門來幫助那些瀕危的民營企業。在德隆出事以後，工商聯繫統對這些商業救援有很多研究和提議，但目前還未成功。但在“中城聯盟”機構內部卻有一些成功的嘗試，聯盟成員享有一種“救援機制”，即當一個成員企業出現商業危機的時候，聯盟啟動它的基金、管理力量或其他成員的財務能力，把這個公司接管，或者購買它的一部分資產，或者託管企業本身，然後把它恢復、發展，等該企業家回到企業的時候，再把這個公司完整地交還給他。
比如雲南有一家企業，當年出現了危機，王石是這家公司的董事，他就派了一個經理人，管了3年，把這個企業管得很好，賺了很多錢；在當事人恢復自由後，他把企業又還給當事人，這家公司現已成為雲南最大的地產企業。最近聯盟成員內部的一家企業出現了問題，我們就簽署了一個託管協議，託管他這個企業，然後實施救援、搶救，保證對企業的員工負責，對財產負責，對社會的穩定負責。這樣，即使當事人面臨法律訴訟，面臨其他的困境，也由他本人去面對，而企業的資產、員工和業務卻被保護起來，企業也能保證正常運營。當民營企業在困難和死亡邊界的時候，能有很好的救援機制來避免死亡，這既是社會和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也是進步的象徵。
我看到，在國外，在完全市場競爭的環境下，這個問題本來不是問題。為什麼呢？因為真正的商業機構、商業競爭，完全可以用商業的辦法來處理。假定說你一個人面對司法的訴訟，那麼你的企業可能就被人買了，這就是商業問題。賣了以後，將來有錢了，你再把它買回去。所以如果國內在併購資產管理、信託等方面越來越成熟，實際上必將形成一種用商業手段來解決問題的救援機制。救援最終不是一個道德問題，也不是一個政治問題，而只是一個商業問題——它也許是戰略上的失誤，也許是管理上的失誤，也許是財務上的失誤。最好的辦法就是用商業的方法來解決將要死的企業，把它救活。
所以作為一個民營企業領導人，你每天都要有危機意識，要清楚地知道你快不行的時候誰會來救你。只有每天不斷把這個問題想好，才能夠給自己的企業架設一個安全的未來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