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見老牟是在一個有很多人的不正式的地方，遠距離望見他，他並不認識我。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體改所有一批人就開始跟老牟接觸，主要是張鋼，當時張鋼在牟其中那兒有個辦公室，牟其中出錢資助他做研究。我在體改所的時候就經常聽說老牟如何了得，有個印象，但一直沒見過。 1989年，我在海南碰到南德公司在海南的一個代表，這個人是幫助牟其中做成飛機生意的三處處長汪兆京，他是北京鋼鐵學院畢業的，當時他跟我說了一些牟其中的事。 1989年9月，汪兆京說你現在沒事兒做，也沒工資，可以去牟其中那兒折騰。我就這樣去了南德。
第一次正式見老牟是在他的辦公室。北京軍博大院裡比較奇怪的一棟樓，老牟佔了地下室和地面一層共兩層的空間。他辦公室旁邊有個會客的地方，兩排沙發，一個破茶几兒。他給我的印像是個子特別高，手裡總是拿個大茶缸——後來他也一直是這個形象。他把茶缸往茶几上一放，開講的事情就是天下、國家、改革、命運之類。正巧他當時碰到一個具體的事，可能也正是因為這件事，他讓我做了後來的事情。
1989年以後，因為南德公司裡體改所的人比較多，所以不斷地被查。牟其中需要澄清他和“六四”的關係，需要宣傳、解釋、講清楚。他就讓我幫忙做這些事，而且給了我個頭銜，叫政務秘書。我的辦公室在他對面的小樓裡，當時他資助的老區建設促進會（簡稱“老促會”）也在小樓裡，我就和這些老幹部在一起。頭一個星期上班，沒人理我，我也不知道該干什麼，每天做的事就是按時拿飯盒打飯。他們的飯很好吃，川菜廚師做的，又不要錢，我在南德打工的階段是我吃得最胖的時候。但是，有個很大的困擾就是沒事幹，午睡就睡在辦公室地上。他當時倒一批高仕達冰箱，砸手裡了，賣不出去。韓國的冰箱很高，所以冰箱外包裝紙盒很多，我把它們壓癟了，拿來墊著睡覺。一周之後，牟總讓人來找我，說他有一篇文章，讓我幫他發表。後來這篇文章先刊登在《中國青年報》上，叫《牢牢記住黨和國家的利益》，主要描述他和萬潤南的辯論，澄清南德和1989年那撥人的關係，後來《人民日報》等報紙轉載了。這篇文章由此為他樹立起一個正面的形象。據說他和萬潤南辯論時被電視台錄像，拿到香港播過。
很多人詢問錄像帶在哪兒，老牟為了進一步證明他的清白，把這個任務也交給了我，讓我去香港把錄像帶拿回來。我當時為他打工嘛，很想努力表現，加上剛好認識幾個香港記者，就答應下來了。老牟給了我500元差旅費，我就走廣東去寶安、深圳一線到香港。但1989年之後形勢非常嚴峻，我走到寶安就走不了了，沒有通行證往前走很危險。因為有點北京口音，還不能在大碼頭附近停留，就找了個小旅館住下，見人不說話，偷偷打電話讓香港記者到寶安來找我。我還怕完成不了任務，兩手準備，向農民打聽如何繞過邊境，他們告訴我花幾十塊錢可以找人騎摩托車帶我繞到很遠的地方出關。我當時想如果香港人過不來，我只有用這個辦法到深圳，再和那邊接應。我在旅館耗了20天，每天吃很少的東西，等待電話內容一個轉一個地最後到達對方，對方定好時間地點再輾轉通知我。那個記者終於來了，是個女的，跟我在小旅館見面，她從胸罩兩邊掏出打散的錄像帶，我有點哭笑不得，過去從沒見過這陣勢呵。我拿報紙包起那堆帶子，帶回了北京。老牟復原了盒帶，又復制了很多份送給有關部門，證明了南德的立場。
自此，老牟開始重用我，而我也慢慢表現出在表達能力和組織能力方面比他原來的草莽班子要優秀得多。我主要負責外部聯絡與形象經營，作為第一任主編辦了一份小報《南德視界》（牟其中原來設想的是“世界”，我給改成“視界”的），報頭是牟其中寫的，發刊詞是《造就一代儒商》。他的文章還真有點兒縱橫捭闔的氣勢。後來有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所有民營企業都愛編小報了。之後我做了總辦公室主任兼西北辦主任，介紹很多人過去，萬通最初的創始人裡有四個人在南德干過，還有一些體改所的人，結果，在南德里有三分之二的部門經理是我引進的。
更有意思的是我離開時以及離開之後與老牟在內心的較量，這純粹是一種男人和男人之間的較量。當時我和功權覺得南德不是我們的事業，和老牟也存在太大的年齡差異，所以我們幾個經常到中央黨校和青年公寓（有幾年我借住在張維迎的房子裡）商討，思考未來的路怎麼走。我們想了一條路：人在牟其中那兒，私下里做些生意，慢慢培養起經濟條件後再一起出來，說得調侃一點兒是“勉從虎穴暫棲身”吧。所以我們一邊在門頭溝（南德員工宿舍蓋在門頭溝）物色了個店面想開餐館，一邊又想辦一個實體，起名“萬通代理事務所”，沒有啟動資金就註冊成事業法人，幫別人出書。但都沒辦成，里外都不滿意，後來就乾脆放棄了。我們又開始想對老牟實行規範化改造，仔細研究了張學良，準備集體兵諫老牟，讓他只做董事長，我們來管理公司事務，把南德做成中國最好的企業。可是，想到老牟五十多歲了在香山吃飯時還會為了爭一個凳子一拳把人家的嘴打得縫了5針，在街頭看見別人打架他就興奮地喊“打啊！打啊”，聯想老牟流氓無產者的習氣和土匪的勁頭兒，我們認為實行“兵諫”只能更糟。結果只能選擇自己走路，從頭折騰起。
自己走是需要機緣的。柯雲路當時寫了一本書，其中提到的那個謝老闆，當時在北京，希望我跟他幹。我跟他說我想自己做，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於是我和老謝手下兩個人一起去海南，他們拿著老謝的錢，準備在海南辦一個公司。為了要走，我就開始裝病請假。離開北京那天也頗有戲劇性：訂好飛機票後，我讓太太花70塊錢買了一個個體戶常用的密碼箱，正準備離開住處，老牟派人抱了個大西瓜來探望，因為我已經幾天沒去公司，請假說自己病了。我趕緊上床蓋上被子裝病，聽來人寒暄著“天氣熱多注意身體”什麼的，我一邊應承著，一邊心急如焚，擔心再不走趕不上飛機了。那人終於離開了，我翻身下床穿上衣服就火速往飛機場趕。
老牟知道後非常惱火，因為我一不要錢二連招呼都不打，說明內心極其自信，且不把他當回事兒。我是南德歷史上第一個炒老闆的人。他曾經對我有評價：沒有缺點的人是最可怕的。沒缺點的具體表現就是從來不佔便宜，每次活動別人不交錢我交。牟其中常說，有缺點的人好用，容易控制；沒缺點的人可怕，因為他有巨大的慾望和意志力。其實我們之間有一種英雄主義是可以溝通的，但我的出走對他心理上是個巨大的挫折。我在海南待了一個月之後，他辦事也正好要去海南，王功權他們給我透了個信兒，所以我就到機場接他，想給他一個解釋。
他從機場出來，我叫了一聲“牟總”，他頭一揚不理我。我跟著一直走，到了瓊苑賓館進了房間，他順手把門關上了。我讓他手底下的人進去說合，還是想再解釋一下，回話還是不見。我心想算了，吃了兩塊西瓜就走了。一兩個星期之後我回北京辦事，南德搬到永定路，我又去找他，還試圖溝通，他依然不改口，就是不見。我就回來了，也放出了話說：“活著就不要見了。”後來他編了一些故事，說我捲走200萬，組建反革命集團，舉報我們。我極其撮火，但也沒辦法。他飛機生意做成了，贏得巨大聲譽，我們也慢慢做大了，南德的人待遇一不好就往我們那兒跑，老牟又不高興了。
到他越來越困難的時候，就讓下面的人找我合作，功權他們也勸我見見，但我堅決不見。然而感情上是有瓜葛的，我們內部“MBA教材”全是老牟的案例，有一天半夜一兩點鐘我們討論生意，專門跑到南德門口轉了一圈，遠遠地看著這個公司，然後就走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兩次奇蹟般的邂逅。一次我們全家去三峽，登機的時候，他站我前面，一回頭，太近了，沒法弄啊。我就叫了聲“牟總”，他“哦哦哦”，問我是不是去重慶，我說去三峽，他又“哦哦哦”了一陣。飛機上他坐在我後面兩三排的地方，下飛機我沒打招呼就先走了。第二次是在華盛頓的中餐館，我坐著吃飯，呼啦啦進來一群人，一看正是老牟，遠遠瞪著我，我沒站起來，看了他一眼，繼續吃我的飯。這是兩次邂逅。
後來他就出了狀況。有一天他突然給我打來一個電話，說：“我是牟其中，我沒出事。給我拿些錢，回頭我還給你。”事後我分析肯定是公安給了他我的電話號碼，因為他需要請律師。過了一段時間，他在武漢監獄里手寫了一封信託人帶來，大概說了一下案子的情況，還是希望我給錢，準備繼續請律師。我跟功權商量了一下，做了一個決定：第一，在二審判決之前不便介入，也不便給予任何資金上的支持，因為會形成和政府的直接對抗，法律關係不清楚，不知道這筆錢算什麼性質；第二，如果二審判完了，服刑的話我們會去看望；第三，牟其中勞改出來了，生活上所有的事歸我馮侖管，我負責養老送終。對我個人來說，無非多了一個爹，原則上我爹多少他多少，對朋友也是個安慰，他歲數和我父親差不多。
我近期剛和王石一起去過武漢，看了看他。這違背了我“活著不見面”的賭氣誓言，但時過境遷，心境不一樣了。從1989年到現在，我認識老牟已經18年了。我開始創辦萬通的時候，多少有一點商業的經驗，這和兩個人有關係，一個是王功權，他曾經在海南做過一個房地產公司的老總；另一個就是牟其中，我跟著他耳濡目染知道了一些生意上的事。這些構成了我們最初創業的商業背景。牟其中是被社會長期壓在底層的一個角色，其悲劇性在於要用衝撞體制的辦法不斷證明自己的強大，要翻身。牟其中是第一代貿易類民營企業中做得最成功的，單筆金額幾個億，沒人做得過他。實際上，倒飛機這件事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的體制下私人資本創造的最了不起的商業奇蹟。至於他的商業倫理、公司內部組織，都和他的出身、經歷以及社會制度的變革有關。這樣來說比較公允，不能籠統說他是個江湖騙子或者壞人。
第一代民營企業家江湖豪俠、英雄氣節、政治情結非常濃烈。 20世紀90年代初在全國做承兌匯票做得最大的是海南南方信託的老闆朱邦義，他也是四川人；而老牟在北邊控制信用社。他們都是社會底層混上來的，互相不買賬，光約會見面這件事，我作為總辦主任都銜接不好。老牟要在北京見，那邊說在南方見，這就是民間江湖較勁的方式，因為涉及江湖地位的問題。
當然，老牟也有失手的時候。當時招了一個秘書，從山西來的，平時不怎麼吱聲，文化水平不高，長得挺端正的，被評為“南德小姐”，和老牟關係不錯。有一天海南突然來了三個人，一個東北人，一個浙江人，還有一個海南本地人，一起來游說老牟在海南辦三個信用社。這三個人就住在南德的宿舍裡，我們誰也不知道；三個人走的時候老牟每人給了20萬開辦費。
那個海南本地人姓楊，老婆是唱瓊劇的，他居然在此期間把山西來的女祕書搞掂了。信用社辦成了，跟老牟沒關係；那個女祕書也離開老牟跑到海南和姓楊的一起裹著做信用社。老牟那個氣呀，因為姓楊的騙了他的錢拐了他的人。他發誓要把這人弄進去，後來真的弄進去了，南德小姐流落街頭，我們正好辦公司，就暫時收留了她；後來不知道她去了哪裡。
倒飛機時，有一夥人就想“兵變”，計劃把所有相關文件拿走自己做，老牟連夜把那些人抓起來捆在地下室裡。所以我們當初的判斷是對的，如果我們“兵諫”，估計也被捆起來了。老牟不論開大會開小會，從來沒人主持。講台上放一張小方桌，他拿個大茶缸子坐下，講完就散會。不聽大家說什麼，他講過癮了就行。
老牟早上堅持在玉淵潭冬泳，且博覽群書，我們離開南德前，有一次他過生日，我和功權還湊錢買了一套送給他。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生意人。政治情結、江湖大哥、民間智慧、合理的商業想像力，以及我們有限的體制空間，塑造出牟其中這樣一個形象，現在沒有此類人物了。生存就是在每個階段改變自己，適應環境，不斷改變行為方式；而以原有方式一直往下做，環境改變人不變，會死得很快。
我也是被蓋上時代印戳的人，在我自己眼裡，我現在是資本家的工作崗位，無產階級社會理想，流氓無產者生活習氣，傳統士大夫的精神享受。我也是一個不倫不類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