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台灣地區的政商關係，我講一個故事。我4年前去台灣，台灣建築工會的理事長坐車來接我，從台北接到台中，用的是輛麵包車。我當時琢磨，一般都應該小車接的，怎麼用麵包車接？但是確實那車開得很順，一路猛跑，沒遇到任何麻煩。在路上，我忍不住就問他，“為什麼跑這麼快，不怕抄牌嗎？”他笑著說，車是“立法委員”的車（他們家一親戚是“立法委員”），車前頭有一個牌子，這車沒人敢攔，但“立法委員”都是為老百姓做事的，不能配備豪華轎車，所以一般都是麵包車，有時候選舉也要用。所以，“立法委員”有很大的特殊性，“立法委員”跟企業家之間有一種“認養”關係。他說在台灣，一個企業家要認養一些“立法委員”。認養費大概得2000萬台幣（約合500萬人民幣），就像我們現在認養孩子一樣，認養以後，這些人會在“立法院”裡面替你說話。 “立法委員”通常會有一些豁免權，就像我們的人大代表有司法豁免權一樣。
我對此頗為好奇，就跟他討論很多有關選舉的事情。他講到，在台灣，他很忙，有幾次大陸開會，我們邀請他了，他沒來，為什麼呢？他說他要參加選舉，選舉時，一方面他必須在場，因為他兼了大概有幾十個商會、理事會的頭銜，他為什麼要兼這麼多呢？他說，兼得越多參加的活動越多，這些團體的選票就在我手裡，那些政治家就得求我。選舉的時候。他們就來跟我吃飯，如果我要支持他，那我就把這些理事會，底下這麼多社團都動員起來投票。
另外一次我們在台中吃飯的時候，他公司有一個餐廳，他讓我坐在主位上，他說，陳水扁曾經到他這兒來募捐，就坐在這個位置吃飯。陳水扁為了競選，會專門跑過來跟他吃飯、照相，因為他代表這麼多社團。最近我也老問到一些台灣的企業家，他們在選舉期間會怎樣應對。他們一般採取兩種態度，很有趣。一種是必須要參與，必須要壓賭，比如說馬英九和謝長廷，前者是國民黨，後者是民進黨，他說我都得壓，壓了以後呢，還得讓對方都感覺到，我只是支持你、壓你，而對競爭對手，我沒有壓。他說這個就很難，難在實際都壓了，但是明確告訴對方你就壓了一個。
實際上，競選的候選人心裡也明白，知道企業很難，所以大家就這麼磨嘰著走，互相都心知肚明，不捅破這一層。所以他說，大概每一次選“總統”，一個人總得壓個三四百萬。另一種態度就是躲，躲選舉。因為選舉太多，有“立法院”選舉、市長選舉，還有“總統”選舉，都要賭，負擔太重，所以一些台灣企業家一到選舉的季節就出國，或者“生病”，躲起來，躲攤派。台灣在選舉上企業怎樣把錢給政治家，有一套遊戲規則（潛規則），不像日本、美國都有法律明確規定通過什麼渠道、怎麼給。所以他們都是私下里給，表面上有一些限制，但私下里給的非常多。這些政治領導人，拿了這些錢，又去通過地方角頭（角頭就是地方實力人物，或者黑社會大哥）幫他來選。這是台灣目前企業界跟政治家相處的一種關係方式。
但即便認養和壓賭，政治人物也很難面面俱到、一切都擺得平。我見到另外一個台灣的大家族的老闆，他說，他們家處理的方法，就是四個兄弟，每人壓一頭，一個兄弟壓民進黨，天天跟民進黨混，不跟國民黨混；一個兄弟壓國民黨，天天只跟國民黨混；一個是專壓大陸的；還有一個壓美國，在美國留洋，然後在美國做事。他們家現在如魚得水，而且四兄弟都很專業化。我見的就是壓大陸的，守著大陸已經快20年了，倒也真的順風順水。
所以，在這種政商關係下，企業界實際上很煩惱，是壓力很大的一件事情。這些故事說明台灣的政商關係事實上已經由威權統治時由政權來分配資源和決定企業的行為模式，改變成為政權、企業的利益集團和地方勢力三方面共同來游戲和分配這些資源。這就是台灣人均GDP在15000美元左右時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