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相同的企業，相同的錢，相同的時間，你要怎麼樣保證你的高回報呢？那實際上就是要看所投資的是什麼樣的人。這時候，人決定一切。大家都說人特別重要，但在做的時候往往又重視錢，忽視人。個人的價值實際上表現在很多方面，但人們通常容易注意的是人的技能和外在的身世背景，其實更重要的是人內在的價值觀，他的理想和信念，以及他過去的信用記錄。
西方的風險投資特別重視人（包括管理團隊）。有一次王功權給我打電話，說最近他們在國外要路演，爭取拿到3億美元，投資人正考察他，所以會跟我打電話問幾件歷史上的事，核實一下他的履歷。我說沒問題，往好裡說就完了。他說不是往好裡說，得往真裡說。他說有幾件事你幫我回憶一下，比如某年某月某日，我們做過什麼事情，當時投資到哪兒了，我大概什麼職務。他說你仔細回憶一下，別到時候你忘了，說沒事我想想，這一遲疑，可就把我給毀了，人家會認為我現編故事。
但是別人也可能不打這個電話，為什麼呢？這是個方法，投資人會首先問，你允不允許調查。如果說允許（一般誰都不會說不允許），人家會覺得你可能沒事兒；你一說不允許，人家就判斷你肯定有事了，也就不投你了。但你說允許後，他們會接著讓你提供5個人的電話，你認為哪5個人可以如實地介紹和證明你所說的那些是真實的。他們拿到這5個電話，可能打也可能不打，而被考察的人就會很緊張，他會想：跟這5個人說是不說呢，萬一說了，人家又沒問，那不是就露怯了；萬一不說，人家真要問了，答得不周詳，可怎麼辦？
投資人時刻都在考察你，他們的問題看似都非常簡單，但經過這麼三問兩問，他對你的能力就有了一個判斷。最後，投資人終於還是沒給我打電話，王功權也把錢拿到了。這個例子說明，對人來說，考察他的誠信記錄、他的價值觀、他的信念非常重要。
王功權還給我講過一個故事：有一個項目，他們考察完了，什麼都挺好，最後決定投資的時候，發現地球上沒這個人。這是他認為最荒誕的一個投資案了。為什麼地球上沒這個人呢？因為跟他要身份證，沒有；身份證明，沒有；戶口本，也沒有。那是哪個學校畢業的，畢業證有沒有？回答仍是沒有。後來那人老實說了，他當時到學校不到18歲，沒辦身份證。開始有戶口本，遷到學校以後，他家的戶口本上就沒他了，他變成集體戶口了。畢業的時候，他拿著手續到地方，覺得工作不太好，不想幹，就自己折騰了，沒想到把放口袋裡的畢業手續給丟了。他到學校去補，學校說，你不能說丟了就丟了，丟了得有人證明。他又嫌煩，沒弄，稀里糊塗地五六年就過去了。
所以在中國所有有文字記錄的檔案裡，沒有這個人了。功權說法律上根本沒這個人，怎麼投呢？最後確定不投了。投資者認為這個人連自己這點事情都管理不好，怎麼會相信他可以把這個企業管理好？
所以，對人得仔細考察，在時間、地點、金額、企業相同的情況下，人就是最重要的考察對象和決定是否投資的唯一條件。華潤這幾年的併購非常成功，在啤酒業裡已經成為全國第一。我跟華潤的老闆聊，發現他們特別重視原有企業的人力價值，而且把被收購企業的高管安排在合適的位置，同時再給他們一個很好的激勵，讓這些企業在同樣的錢、同樣的機器、同樣的產品的情況下，改變人和體制，使整個企業徹底改觀。
那麼，投資於人，主要投資於人的哪些方面呢？這有很多種投資法，有很多種動機，但總體來說都是希望有回報，金錢的回報或者其他的（安全的）回報。
首先，投資於人是投資於人的才能，投資於人的才能最典型的是投資藝術家。有一天晚上，我到一個收藏家家裡閒玩，發現他是這麼投資於人的才能的。他說他把一個畫工筆劃的人給買斷了。那個人從五六歲就開始跟著家裡學工筆劃，現在四十七八歲，已經練了40年了，在中國沒有一個人比他畫得好，他畫出來的羽毛，看上去跟真的似的，比拍的照片還真，他能畫出那種感覺。收藏家把這個人買斷了，買斷15年。今後15年裡，這個畫家所有的畫他都收，一英尺4000塊錢。買斷以後，就開始包裝和向市場推廣這個人。現在，這個畫家的作品已經到一英尺一萬了。但他不需要先給畫家錢，畫家畫完一張才給一次。他說這種畫畫得特慢，一張畫，大一點的要畫兩個月，太精細了，所以產量也不會大。那麼15年以後，這個人為什麼就不值錢了呢？他說，畫工筆劃的15年以後手就哆嗦了，功夫就不好了，所以15年以後的價值一般要往下掉。這就叫買人的能力。又比如說現在的球星，為什麼轉會費很高，這都是要買斷他的能力。所以投資於人的能力是一個基本共識，投資於人的特殊能力是有唯一性的，而且市場的價值空間也比較大。
再有就是投資於人的政治前途，通過投資於人的政治前途，來獲取經濟利益。這方面，歷史上有兩個人是最成功的，一個是呂不韋，投資於皇帝，就是後來的秦始皇，當了皇帝他爹，經過曲折的故事，最後成為最牛×的商人。另外一個就是胡雪巖。胡雪巖從投資王有齡到左宗棠，幫朝廷打理錢糧之事，最後成為江南的巨富。他們都是通過投資於人的政治前途，然後通過與權力的結合，來獲取財富。投資於人的政治前途風險就非常大，比如說張榮坤投資陳良宇，結果就成了負數。因為投資於人的政治前途，容易變成一種不正常的權錢交易，形成一種高風險，因而是高收益、高風險的投資。
第三種是投資於人的關係。這是指投資於某個人的某一層關係或關係網，以尋求一個安全的作用，不一定是牟利，只是一種保險、安全的做法。這有兩種投法，一種是成批量地投，叫公關。這個投法呢，就是讓你擁有一個標準行為，然後花必要的錢去做那些形象推廣，或者進行特別的溝通，以獲取投資者或社會的認知。中國往往會把公關變成私關，明明是公關的事，最後變成一對一的私事。跨國公司的公關部門中有三類人最重要，第一類是數理統計專家，這些專家是乾什麼的呢？設計問卷、選擇樣本、發放問卷。
數理統計專家擁有社會調查當中的技術，他負責施行這項技術，保證每次調查抽取的樣本和訪問的人數是合理的。第二類是社會心理專家，是專門研究社會心理問題的。第三類是經濟或者法律的專家。這三類人是怎麼合作的呢？假如說現在中國有百姓排日，那麼他們就會去設計一個問卷，發出去進行調查，然後把問卷拿上來，這幾個專家坐一塊兒分析，為什麼會排日，大概有幾個要點。比如說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這個事是一個敏感的事，那麼他們就一起來設計一個什麼事，讓民眾改變看法，把參拜靖國神社這個事軟化。也許他們會設計一個事件，搞一個活動，然後再發一輪問卷，再看大家的狀態，改變沒有。這是很科學的一種做公關的方法，跨國公司都是這樣做的。
美國的華盛頓有一條大街叫K街，整條街全都是專門的遊說公司，他們的主要工作（業務）就是公開地遊說這幾百個參議員、眾議員，通過遊說來改變公眾和一部分人對自己的看法，來使自己獲得安全感和發展，這是一種公關。另外一種，就是重點投資某個人，通過投資這個人獲得一些安全感。這方面有句古話叫“寧打一口井，不挖十個坑”，其實說的是你認真結交一個縣令比跟十個州官混熟臉要強得多。
在正常情況下，人一生交往的關係人是10—30—60。什麼意思呢？你遇到危難的時候，能藉錢的對像不超過10個人。每天你都可以想一遍，誰能夠借錢給你？就算是把親戚、朋友、父母都加上，你到那時候能張口借錢的對像也不超過10人。再一層就屬於熟人朋友，經常打交道的，做過點事的，大概不超過30人，這30人還包括我前面說的那10人。所以雖然你電話本里人多，但其實你多數都記不住，有時候乾脆忘了。最外一圈是所謂的熟人，也就是打起電話來記得住這個人，而且也大概了解他的背景，可能很長時間都沒見的那種“朋友”，最多也就是60個，這60個還包括了前面說的30個。所以，人這一生，其實不需要太多的關係就能應付得了。需要花精力去了解的人，其實很少，不會很多，不超過60個。只要把這60個人的名單每天都盤好，就夠你一生用了，不需要像有些人那樣，一天到晚在外面忽悠，忽悠的結果其實大多沒什麼用。投資人的聰明之處就是重點做極個別人的長期投資，他可能得到的回報要大大高於泛泛地交往。歷史上有一個最成功的例子，就是袁世凱做李蓮英的投資。
在戊戌變法前後，有一天慈禧召袁世凱在頤和園議事，袁世凱看到慈禧身後站著的李蓮英不時在老佛爺耳邊嘀嘀咕咕，對她影響很大。於是他就知道這個李公公很重要。但是他不便直接去接觸，於是就開始在李公公身上投資。怎麼投的呢？非常簡單，逢年過節送點禮，再簡單不過了。開始李蓮英也不知道，說也不大熟悉這個人，怎麼會送禮呢？但是他也習慣了，因為巴結的人太多了。關鍵是袁世凱堅持若干年，不斷地送，越送越大。
終於有一天，李蓮英覺得不安了，心想這人怎麼送了好些年禮，而且越送越大，為何就是不提要辦什麼事呢？於是他就老想見袁世凱，心想見了以後，幫著辦件事，這事就算平了。但袁就是不見，說沒有什麼事，只是對公公表示敬意。這時間越長，李蓮英就越不安，就覺得一定得幫袁世凱辦事，但越這樣，袁世凱就越不提辦事的事。時間耗了很久。終於有一天，袁世凱主動通過人來約，要跟李蓮英見面，李蓮英特高興，說終於能見，見了就把事給平了，把這麼多年欠的人情給還了，而且想，估計是個棘手的大事了。袁世凱約的時候，手下人都不解，都說，那麼如日中天的大總管李蓮英，咱跟他也沒什麼往來，咱能約出來嗎？袁世凱很自信，就吩咐手下去傳話，幾點幾時在哪兒見面。下邊的人說，那不行吧？袁世凱說：“你別管，肯定行，就這麼辦。”
李蓮英一聽袁世凱約見，心頭既不安又高興：憋這麼多年了，趕緊得見。見了以後，以為肯定有大事，結果沒想到，袁世凱又給了20萬的銀票，意思就是這銀票是管這次幫忙，前面的人情你還欠著。李蓮英收了這個銀票後問：“大人有什麼事情嗎？”袁世凱說：“很簡單，下官也沒什麼事情，就是想請公公費心，在宮裡散佈點消息。”在宮裡造個謠。造什麼謠呢？造袁世凱政敵的謠。具體就是印一份假的報紙給慈禧看（那時候宮廷裡有一份報紙，專門給皇上看的，叫《邸報》），在這份作假的報紙上造謠說袁的政敵要幹壞事。這活看似簡單，其實一般人還乾不了。而這對李蓮英太容易了，不就放個小話，然後拿一張假報紙嘛！反正每天這些報紙就是給老佛爺一個人看的，外面也沒發行量，就偷梁換柱拿著給看一下不就完了。
後來李蓮英就用這種辦法，借慈禧之手幫助袁世凱把政敵給扳倒了。所以投資於人這件事情，時間越長、越隱蔽，回報就越高。批量投資的投資方式，是一個改變公眾看法的過程，但是真正有效的投資實際上是投資於極少數人，而且時間要長，又要隱蔽，不為人知。
所以投資於人的回報，特別是在安全上的回報，遠高於一般的投資或者存銀行。比如我有60萬塊錢存在銀行，遇到麻煩會是個什麼結果呢？第一，兵荒馬亂中到銀行去取錢，銀行可能說不上班；第二，真出事了，要吃糧食，銀行不能變出糧食，存在裡邊的錢也不能變成糧食；第三，這個錢還貶值，還收利息稅。但如果投在6個人身上，一人10萬塊錢，只要有一個人相對比較成功，或者一直關係不錯，那麼遇到危機的時候，他肯定先打電話問有什麼事，或者衝過來直接幫忙了。萬一他發達了，10萬或者50萬塊錢，對他也不是大事，不用你到銀行，他就直接給送過來了。所以投資在人身上是值得的。而把錢都簡單存在銀行，或者說把它變成一個死的東西，是很短視的。好的企業，一定要在人身上投資，要不斷地發現優秀的人才，並且能很好地培訓他們。一個好的經理人，除了做出一個好的產品，管好一個公司，更重要的是不斷培養出很多人。
那麼，投資於人，到底投資在他的什麼上呢？是投資在他的技能上，抑或投資在他的價值觀上，這點非常重要。一般來說，學生家長（也是投資人）多數都投資在孩子的技能上，為了應付考試，可能三天兩頭經常逼孩子做作業，但很少拿三天五天去跟孩子談價值觀的問題，說明通常人們比較願意投資在技能上，相信技能能夠轉換為一種能力。但事實上，技能是最容易學的。一個人天天被你逼著寫作業，他就會寫。可他這個技能，最後往往沒有競爭力，因為大家都被這麼逼，結果就都差不多，誰也不比誰強。比如被逼學會上網了，但大家也都會上網，這就不算技能。所以最重要的還是應當在價值觀的培養上下工夫。在價值觀上的投資相當於給人生裝上一個GPS，人生觀就是人一生的衛星定位導航儀，有了它，這個孩子在人生的任何時候都能找到方向，找到方向他就有生存能力。這就相當於在沙漠裡，或戈壁灘上，有一個GPS，能正確使用，你就知道往哪兒去，就能活下來；但你沒有這個GPS，或者定位定錯了，你就會走錯方向，甚至死亡。
投資於人的價值觀，就是要考察清楚人的世界觀、人生觀，最重要的是要花時間去了解，去發掘，去研究，去塑造他正確的價值觀，使他的人生有一個好的GPS。我們身邊有很多朋友，因為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而走散了。所謂道就是這種價值觀，就是你人生的一個GPS，定位儀。這個東西會決定每個人的行為方式，比如說有的人就願意投機取巧，他總是想不勞而獲，這是他的價值觀，那這種價值觀就決定了他會跟哪些人在一起和他會做哪些事情。另外一些人希望做長期的事情，往好裡做，那麼這些人就會在一起。所以不同的價值觀，最後把人做了區分，人一生的幸福和方向就會有所不同。
不同價值觀帶來的福利是不一樣的。例如“小姐”和良家婦女的福利曲線就是完全不同的，“小姐”的福利曲線是剛開始大起大落，隨後一路往下或在低位平著走。她的價值觀就是及時行樂、撈錢。她16歲就不上學，出來混，18歲收入就達到了峰值，20歲就開始生病，也開始介入是非，馬上曲線就往下走了。然後開始不斷地遇麻煩，一會兒勞教，一會兒折騰，老了以後就貧病交加，也嫁不到一個好男人，最後就把自己毀了。
但良家婦女呢，研究生畢業都24歲了，才掙3000塊錢，之前全是花錢；二十八九歲了，找個老公，兩口子大概每月掙兩萬塊錢，開始供個房子；到45歲的時候，小孩兒也慢慢大了，上初中了；到50歲的時候，小孩兒上大學了，兩口子可能房子也供完了。這時候老公的收入不錯，自己的收入也不錯，越老收入越高，保險啊什麼都有，又體面，又安穩。退休後還可以繼續兼職掙錢，社會也尊重。總之，她是越老越好，人生曲線是喇叭口朝上的。
女人們的人生觀、價值觀不同，造成了她們一生的福利曲線也是不一樣的。男人也是一樣。一個人如果在公司創業時想撈一把就走，那他後面的故事就沒有了。但如果不急，踏踏實實跟著走，即便三四十歲沒掙到特別的大錢，但實際上他的福利曲線就像良家婦女，越往後走越高。就像王石，前17年，每年掙的錢連10萬都不到；下海第17年以後開始掙錢，到現在掙的錢多得擋都擋不住，他不僅成了打工皇帝和億萬富翁，而且還有名譽、地位和自由。跟他同時做的那些人，希望在三五年內就掙得很多的人，都離開他了，而且當時肯定都比他掙得多，但今天卻沒有一個比他更富有。越老，掙得越多，掙得越體面，這就是他的福利曲線。投資於人，實際上是要選擇人的價值觀，不同的價值觀帶來的福利曲線是不一樣的，回報也是不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