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原罪”的紛擾，實際上需要一種歷史的大智慧，要從一個更長遠和更寬廣的視野來看。比如，把改革開放的歷史放到100年的背景下來看，我們現在這個改革所要解決的根本變革，就是要把經濟運行模式從單一的公有、國有，轉化為私有、民營為主的市場經濟。這麼大一個轉變，實際上就牽扯到一個財產的騰挪問題。人類歷史告訴我們，這種財產的騰挪或財產關係的根本變革，只有三種形式。一種就是戰爭和暴力，比如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起與國民黨打到1949年，28年的鬥爭，中間還有抗戰，死了幾千萬人，才把私人財產從國民黨官僚統治集團即四大家族手裡，轉移到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來，從私有變成了公有和國有。這是一種財產轉移的方式。
第二種方法，是意外的饋贈。比如歐洲的小公國的國王互相贈送，乞力馬扎羅就是德國人和奧地利人送給法國人做生日禮物的。但這種饋贈，在歷史上很少見。
第三種財產轉移方式，就是通過市場和交易，通過民間千百個分散的行為，合理卻不合法的，合法卻不合理的，或者合理又合法的，慢慢這麼倒騰。
用第一種方法，共產黨和國民黨打了28年仗，使得官僚資本轉移到黨和國家手中。我們現在又是個28年，改革開放，做買賣，通過市場和交易的方法把一部分財產倒騰到民間的無數多的私人手裡，而在這一過程中，國有資產和公共利益也大大增值，國有資產最近幾年增長的速度不比民間的資產增長得慢。顯然，這是一種最成功的雙贏的辦法，也許我們應該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理解所謂“原罪”。如果我們從改革開放最初十年開始，連這個所謂的“原罪”都不能容忍，那我們永遠不可能完成這種財產的歷史性的轉移過程，也建立不了市場經濟，更不可能出現私人產權制度帶來的競爭和市場。
我們經過28年，靠一代人的時間，實際上已逐漸建立了以私有財產為核心的市場經濟。那怎麼建立的私有財產呢？一定是第一代人相對來說有一部分“原罪”，第二、第三代人就沒有了。第一代人叫“原始積累”，第二代人叫“資本積累”，以後就完善了。所以我們要有歷史的大智慧，那就是寬容，這實際上不僅是寬容某些民營資本，更是在寬容改革開放中所付出的代價，也是寬容過去管理經濟的舊政策與僵化的體制。因為只有允許民營資本經過五到十年這樣的原始積累，我們才能夠穩定地過渡到現在的市場經濟。如果連這個智慧都沒有，我們就等於自己把社會進步的路子堵住了。
從另一個角度看，為什麼說國家保持寬容也是寬容自己呢？因為國家當時的法律不完善，是國家的責任，你現在不追究，等於承認自己當時制定的法規有漏洞、不健全，這就行了。你如果現在追究，就說明當時那個法律是對的，這豈不是說沒改革的必要、自己否定自己嗎？比如說沒有《公司法》，國家當時就沒制定，法律上有空缺，怎麼反倒怪別人呢？所以寬容民營企業的一部分“原罪”，實際上是使市場經濟在初期得到一個發展的空間、解決自己的一個救贖問題，也就是說，任何一個財產轉移的過程當中都會出現這個問題。我們發展市場經濟，如果當時不讓民間的資本“摸著石頭過河”，經歷這麼一個過程，那麼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了。
所以，我覺得用寬容和歷史的智慧、以不了了之的方法逐步淡化“原罪”問題是最明智的選擇。今天人們可以看到，凡是新創辦的企業已經沒有這些所謂“原罪”問題了，市場規範了。現在所有新辦的企業都得有資本金，而且如果你違反法律，就會被起訴，依法治企，現罪現辦。所以，如果今天還繼續談“原罪”問題，實際上是在談一個歷史上的問題，而不是一個現實性問題了。
如果今天還把“原罪”作為一個現實問題來討論，那我們這個社會就很麻煩了，天天都吵架，永遠不是斗地主，就是鏟農民，鬥來鬥去，越鬥越窮。如果是歷史問題，那我們大家都用歷史的態度和時間來解決歷史上的問題吧。就像萬通，萬通的“原罪”問題也就是靠時間和歷史的智慧解決的。到今天為止，我們已經把所有的歷史欠賬還掉了，跟別人的法律糾紛也沒有了，資本壯大了，公司業務也正常了。解決了歷史上的“原罪”，就變成一個正常企業了，這個事花了我們多少年呢？我們花了十五年，用十五年把公司愣給做正了，自然也就沒有那個“原罪”了。
總之，我覺得面對民營企業的早期歷史，需要我們用大智慧來化解歷史矛盾，千萬不要立足一個簡單的道德標準評說是非。今天，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日漸規範和完善，民營企業的“原罪”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既有的問題也就成了一個舊話題，我希望它成為一個過時的話題，而不再是個新的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