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四章致命內傷：中國經濟太實在

在前面的講述中，我們已經知道了國富國窮的兩個邏輯。 第一個邏輯是，兩百年前，西方國家是用工業品來交換我們的原料和農產品，工業品與農產品之間巨大的生產效率差異注定這是一種不對等的貿易，這種貿易是一種盤剝，這種盤剝是當時的工業國越來越發達，而我們越來越窮的原因。 第二個邏輯是，兩百年後的今天，當我們也能生產工業品的時候，西方國家就不再在產品本身下工夫，他們乾脆不生產了，而只經營品牌、技術和專利。同樣的鞋子，貼上他們的品牌標籤，一雙就可以交換我們的一百雙。這樣的盤剝比之兩百年前的盤剝來得更兇猛、更有效。所以你會發現今天的發達國家物質比兩百年前更富足，他們更加富強了。 今天的中國明白第二個邏輯了嗎？

我看是沒有。 今天的中國製造還在遵循著兩百年前的邏輯，中國製造僅僅是在製造產品而已——實實在在的物質產品。這樣發展下去，中國成了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可是你會發現越生產，別人（歐美）就越富足，而我們得到的是殘羹冷炙。 郎咸平對中國製造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是點中了要害的（我在後文會指出他的問題），他說中國製造業淪落在了價值鏈的最低端。 他用所謂的“6+1”理論來說明這個問題，“6”就是指現代產業鏈中比較能賺錢的六個環節：第一，產品設計；第二，原料採購；第三，倉儲運輸；第四，訂單處理；第五，批發經營；第六，終端零售。至於“1”當然就是指物質產品的生產這個最沒價值的環節了。 美國把價值最低的製造業一端（即“1”）放在了中國。價值最低的製造業浪費資源，破壞環境。因此，美國人把它全放在中國，而產品設計、原料採購、倉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和終端零售六塊非製造業（即“6”）都掌控在自己的手裡。 “6”是“軟”的生產環節，“1”是“硬”的生產環節。在這樣一種“6+1”產業鏈的定位下，中國就淪落在了價值的最低端。

以浙江生產的芭比娃娃為例，芭比娃娃出廠價是1美元，到美國沃爾瑪就是10美元，按照郎的理論，多出來的9美元都是“6”創造出來的。明明是我們生產出來的芭比娃娃，在市場上能賣10美元，而我們只能拿到1美元，於是郎感嘆這是多麼可悲。這的確很可悲，不過郎教授沒有搞懂這可悲之處到底在哪裡。 第一，芭比娃娃如果由中國生產，出廠價1美元，而在美國賣10美元，注意這是賣給了美國人而不是中國人。那麼我們根本就不可悲，因為這個生產我們沒有任何損失，我們賺了1美元，至於美國人願意花多少錢就買去吧。其實，真正可悲的地方在於，芭比娃娃是要在中國賣的，我們中國工廠生產出來的芭比娃娃物質實體，出廠廠家拿了1美元，貼上芭比娃娃的標籤之後轉手就以百元人民幣的價格賣給了中國人，這才是真正的可悲之處，這種交易其實正是一種盤剝。你想想，美國人甚麼不用乾，僅僅是貼了一個標籤就賺了近百元人民幣，而他們拿著這無數的100元人民幣，又可以買很多的中國製造的廉價商品：衣服鞋帽、自行車、洗衣機、冰箱等等。這種交易的實質是空手套白狼，用芭比娃娃的概念捲走了我們數額巨大的實實在在的物質財富。

第二，我告訴各位，“6+1”中只有1才是創造價值與財富的，其他六個環節根本就不創造任何財富。千萬不要被事情的表象蒙住了眼睛，中國工廠生產出一個芭比娃娃，它就是一個，不會因為產品設計、原料採購、倉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和終端零售折騰之後變成了兩個，這是最簡單的物質守恆。 至於為什麼經過折騰之後芭比娃娃的價格變成了10倍，我告訴各位，這不是因為那六個環節創造了9美元的價值，而是美國人通過品牌把戲拐走了我們的9美元。 為什麼說它不創造價值而是拐走價值呢？ 很簡單，那六個環節折騰之後，這世界上不會多出任何的物質財富，只是這六個環節的人憑空得到了總額九美元的貨幣而已，這九美元本身不是財富，但是它可以再去購買更多中國廉價商品。還是回到第一點的邏輯，美國人通過這套把戲白白套走了我們的物質財富。

簡言之，只有物質產品才是真正的財富與價值，但是在實際中美國通過品牌空手道，可以讓本來不是財富的東西在市場上值很多錢，有很高的價格，從而捲走我們實實在在的巨額物質財富。 中國製造什麼時候才能走出被人捲走財富、被人坑的死循環呢？ 唯一的途徑就是向美國“學習”，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是品牌，我也搞成品牌，這樣我們就平起平坐，你就無法剝削我了。同樣質量的鞋子，你是品牌我不是，你就可以一雙換我十雙，有朝一日我也做成品牌了，你一雙也就只能換我一雙了，你再也賺不到我的便宜。 總之，中國製造一定不要再搞兩百年前的那些玩意兒，這樣下去只能永遠被人盤剝，永遠也無法趕上發達國家的腳步，更別提超越美國。 我們已經知道，明星娛樂業在當今是作為發達國家剝削髮展中國家的工具在使用的。美國好萊塢大片，就是它在全球席捲財富的法寶。

中國的娛樂業呢？ 只能用悲劇兩個字來形容。一句話概括它的現狀就是：自娛自樂，在外來娛樂產品入侵面前毫無招架之力。 看看最近《阿凡達》和的票房戰績吧。 要多少部才能抵得上一部《阿凡達》在中國的票房？當前者只有9000萬票房的時候，後者在大陸已經有10.9億的票房，前者只是後者的零頭。 中國大陸的明星娛樂業，純粹是在國內瞎折騰的小丑，非但不能走向世界，哪怕是在亞洲乃至東亞都不能佔有一席之地。日韓輪番轟炸，你方唱罷我登場，從改革開放之初的港颱風到近幾年的韓流，我們沒有一次能招架得住。 韓劇的熱播意味著什麼？ 那是滾滾白銀外流。 2005年韓國的電視劇《傷心戀歌》還未播映，日本的富士電視台便以高達40億韓元購買了劇集的日本版權，可說是破了近年韓劇版權費的紀錄，韓國媒體預料《傷心戀歌》在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和東南亞的版權費，會比平時的高兩至三倍。

明星娛樂業是一種虛的東西，精神的東西，它的產品可以說是一種可以無限複製，一本萬利的東西。 電視劇、電影的膠片、光盤，流行歌曲的碟子都是可以無限複製，而成本幾乎為零的，中國有13億人口，哪一個國家的娛樂產業能不覬覦這塊大肥肉？ 好在中國現在盜版比較猖獗，買正版的習慣也沒有形成，去影院看電影的人也極其稀少，否則，中國被外國娛樂產業捲走的財富將會是現在的百倍、千倍。 你得知道老外跑到中國最感嘆的事情之一就是我們這裡的各種影碟、音樂CD是如此的便宜，須知這些東西在他們那裡是很貴重的，上百美元一張的音樂專輯是很平常的，如果在生日的時候能收到一張你喜歡的歌星的CD，會是多麼寶貴的禮物。所以老外來到中國無一例外都要瘋狂採購影碟和CD。試想，如果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也做到他們那樣，我們買一張美國大片的正版影碟或者外國明星的一張專輯都要花上千元或者幾千元，那麼外國娛樂業對我們的盤剝將會是何等猛烈。所以中國當前的情況是不幸之中的萬幸。話又說回來，這種幸運之中其實告訴我們更大的危機。

中國要進步，是不是得不斷推進知識產權保護？中國人素質不斷提高，是不是會有更多的人去影院看電影？如果有朝一日我們都只能購買正版影碟，盜版被打擊到斷子絕孫了；如果有朝一日我們中國人很大一部分都把周末去影院看電影當成生活習慣了，那麼真正的災難就來了。因為你會發現，中國的各類娛樂產品在外來的好萊塢產品面前毫無競爭力，面對貴的要命的影碟，人們只會買美國大片，只會買美國、日本、韓國歌星的專輯；而在好萊塢大片和國產片同時上映的時候，選擇好萊塢大片的也一定是佔絕對多數。 我們可以單就電影這一塊粗略地算一下賬。各位知道全中國有多少電影院，總共有多少塊銀幕嗎？一共只有4097塊銀幕，13億人口只有4097塊銀幕。那麼美國有多少塊呢？有38990塊銀幕，而他們只有3億人口。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隨著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假定10年之後看電影的人數比例不斷增加，我們不說太樂觀，就說能達到美國的十分之一好不好？美國現在是7000人有一塊銀幕，那我們到時候是7萬人有一塊銀幕，那就是全國總共有近2萬塊屏幕，也就是說看電影的人增長了五倍（因為屏幕數量增長了五倍），不妨假設電影總票房也增長五倍，那麼2009年中國的票房收入是多少呢？ 60億人民幣。按照假設十年之後也就是300億人民幣，這當中要有多少被外國電影拿走了，答案是一半以上。也就是十年之後單單一個電影行業，我們每年就會被老外捲走200億人民幣的財富。可怕嗎？很可怕。 我們繼續以電影業為例說明為什麼中國娛樂產業只是在國內瞎折騰的小丑，我們用真實的數字說話。先來看中國電影業的出口額。 2009年，中國共有22家製片單位在海外銷售了45部影片（其中合拍片34部），銷往68個國家與地區，共計185部次，實現銷售收入27.59億元。其中，海外票房銷售收入24.04億元，影片後產品收入3.55億元，收入總數比2008年增加2.31億元。

此外，與2008年相比，新增製片單位3家，新增銷往7個國家與地區。 2009年，國產電影的海外市場仍然集中在北美、歐洲及亞太三個傳統地區。其中，有兩部合拍影片銷往美國，票房發行總收入為6.10億元，佔全年海外收入總額的22.11%；共有15部國產影片（其中合拍影片9部）銷往歐洲，實現收入4.06億元，佔全年收入總額的14.72%；共有8部國產影片（其中合拍影片6部）銷往日本的，收入7.61億元，佔全年收入總額的27.58%；共有11部合拍影片銷往韓國，收入總額為3.14億元，佔全年海外市場總收入的11.38%。由於中國內地影片受題材和受眾所限，大多數根本無法走出國門，即使走出國門，票房成績一般也不理想，2009年在中國內地票房高漲的同時，海外市場的增幅依然較低。從這些數據可見，中國電影業在海外的銷售總額（約30億人民幣），差不多只相當於人家好萊塢一部大片（例如《阿凡達》全球票房有望達到30億美元）在全球收入的1/10。所以中國電影走出國門很難成功。

2002—2009年中國電影產量我們再從國內看，這些年來，中國國產電影在數量上是氾濫了，如下表所示，2009年中國的電影總產量已經達到了456部，只可惜由於多數屬於粗製濫造，這其中只有130部得以在影院上映。那麼這已經上映的一百多部影片面對好萊塢大片的表現如何呢？ 2009年中國票房過億的電影總共只有18部（含進口片），也就是說130部得以上映的國產電影絕大部分都是低票房收入電影。那麼對比一下18部票房過億的電影中國產片與進口片就知道二者有多懸殊了，如下圖所示。 18部中只有7部進口片，其總票房近18億元，而剩下的11部國產片票房總共才20億元左右，幾乎平分秋色。 如果把《阿凡達》在2010年的票房也算上，阿凡達總共票房達到了12億元人民幣，一部《阿凡達》就差不多就是所有中國排在前十名的大片票房之和了。 所以，中國電影不但走不出去，並且在國內也擋不住別人的進攻，數十年不變的頹勢一發不可收拾。電影業的局面反映的是整個中國娛樂產業的落後，它進則死路一條，退則抵禦無力。這樣我們就只能眼睜睜看著海外娛樂產品來席捲我們的財富。而隨著中國人在娛樂產業上的生活開支加速增長，海外娛樂業盤剝中國財富的規模也將以加速度翻番擴大。 列寧這樣的革命導師有時候你會發現他也挺可愛的，比如他在那個年代就指出了帝國主義已經發展到了金融帝國主義的階段了，他一針見血地說，金融掠奪是資本輸出的最高階段。 說真的，看了這話我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我告訴各位，列寧他們這一代革命者的問題是多，但是他們對許多重大問題的看法卻著實高明，放到今天非但不過時，反而更貼切，更適合於描述今天的國際經濟局面。 金融對於當今各列強而言，其意義早已超出了為實際經濟服務的初衷，其最重大的意義是跨出國門，進行國際剝削。 至於這種剝削具體是怎麼操作的，後文詳述。在這裡我們只需要先明白這麼個道理，對於一個對外開放的經濟體而言，它的金融如果不能去剝削別人，那麼就只能是被別人剝削，沒有什麼折中情況可言。 一國面向國際的金融，核心是其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然後才談得上所謂的面向全球的金融服務業，建立若干國際金融中心，在全世界範圍營銷金融產品。 中國的金融業和娛樂業一樣，都只能在國內折騰，跨出國門一步都是步履維艱。人民幣連東亞小區域內的結算貨幣都算不上，距離國際貨幣相差就更遠（這是一種很不應該的局面）。 我在後面會講到一國貨幣的國際地位對這個國家的極端重要性，可以打個比方說，如果人民幣能到達美元那樣的地位，那麼到那一天中國人都不用乾活就可以白白得到富足的生活，因為我們可以印錢去全世界購物，千萬不要以為這是天方夜譚，我後面會告訴各位，這就是美國人一直在幹的事情。 我們的股市、銀行都沒有真正市場化，它們時至今日仍然主要是為國有企業服務的。中國的股市曾一度被質疑為是為國企解困的圈錢工具，是忽悠廣大中小股民令其財富灰飛煙滅的場所。 股市的情況最能說明中國金融這種只能在國內瞎折騰自己的老百姓的財富的悲劇現狀。 中國的股市連最基本的金融功能都不具備，股市本來是為有發展前景的企業融資的，它是鼓勵有才華的企業家或者發明家創業的，你看看美國的比爾·蓋茨為什麼成了世界首富，它的微軟帝國的起步全都仰仗了美國股市的幫助。我們的股市連這點最基本的功能沒有，全都是圈錢為國企補窟窿，所以很難鼓勵民族的科技創新，你看看張朝陽這些人，都得跑到美國去，依靠那裡的股市機制才建立起了自己的科技企業帝國。 一句話，我們的股市不具備它最原始的應有的金融功能，而純粹是折騰國內財富的工具。非但如此，它還時常成為海外熱錢的提款機。每次大起大落，這些海外熱錢也不知道怎麼就算得那麼準，總是能在合適的時機進出。 我們各種各樣的金融產品，包括國債在內，也不用說都是自產自銷，自娛自樂。從來也沒聽說過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次級貸款”債券變成金融債券打包賣到全世界去。這種好事只能輪到美國人頭上，我們沒這福氣。 今天的中國到底有沒有世界級的品牌？ 搞不好是有的。聯想不是嗎？海爾不是嗎？ TCL不也是嗎？ 只可惜我要告訴你，聯想是國際品牌只不過是你的“聯想”而已；海爾出海已經快被淹死了；TCL國際化則遠遠沒有達到它這三個字母的“國際化”水平，這三個字母在海外誰都認識，但連在一起就夠戧了。我們必鬚麵對一個慘痛的現實：30年了，我們仍然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品牌。 所謂國際品牌，必須在國際範圍內獲得一種普遍的品牌美譽度，必須在同類產品中佔有相當的市場份額。我有一個最簡單的驗證國際品牌的標準，那就是在世界某個角落的某個人在擁有它時是不是引以為榮，如果世界每個角落的人都是以擁有它而感到自豪的，那麼這就是一個世界品牌，真正的國際品牌。比如芬蘭的諾基亞手機、韓國的三星手機，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你擁有它，都不是一件掉面子的事，所以諾基亞和三星就是國際品牌。 聯想為什麼不是國際品牌？只需要簡單地套我的評判辦法即可，試問世界上有誰會覺得擁有聯想筆記本是件光榮的事情？美國人會嗎？德國人會嗎？都不會，為什麼我可以如此肯定地說不會，因為連中國人都還沒有覺得擁有聯想筆記本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更何況老外？當然，你不能拿IBM來說事。 要驗證聯想是不是國際品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你跑到中關村去看看，如果說聯想在台式電腦的輝煌成就了聯想的壯大，那麼現在聯想在筆記本電腦特別是消費筆記本電腦上的表現則有可能導致聯想的沒落。漫步中關村電子市場，你會明顯感到聯想家用筆記本電腦所受到的冷落，感受不到作為全球排名第三應當受到的禮遇，同樣配置SONY可以依靠其品牌比HP、DELL貴出1000元贏得顧客，華碩也可以依靠比HP等廠商便宜1000元贏得顧客，而可憐的聯想雖然擁有國際化的排名，卻享受著國產品牌的待遇。 所謂國際化品牌，直觀的印象就是同樣的質量就是比國內廠商要貴，因為國際化品牌代表著消費者的虛榮、尊嚴、甚至身份，聯想具有這樣的功能嗎？完全沒有，所以它還不是國際品牌。 同理可得，海爾和TCL也都還不是國際品牌。 我們國內很多人可能有誤解，覺得海爾應該在國際上有很高的美譽度，是一個老外也認可的品牌，這些都是在國內電視看多了形成的錯覺。我們看張瑞敏先生自己是怎麼說的：“……我在德國一次晚宴上，一位先生帶了他的太太來，我說你知不知道海爾產品，她說知道，我說我們的產品質量很好，她說知道，但是我不會買你們的產品，我還是會買米勒的，是德國很知名的品牌。我說為什麼？我們的產品比米勒的質量不差，而且價格還好。她說因為米勒的產品是藝術品，她把米勒的產品看做是一種藝術品，如果在當地消費者心中做成藝術品的印象，我覺得還需要很長時間，不是一朝一夕的時間。我覺得中國企業真正國際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還需要很長時間……” 海爾國際化一開始就是走的歐美高端路線，但時至今日，海爾的品牌仍然沒有被主流認可。你拿美國為例，至今許多美國人都誤以為Haier是個德國品牌，也多虧了這種誤解，如果知道是中國品牌，海爾在美國的銷量會更差。還是拿數據說話吧，目前海爾在美國100千克以下的冰箱市場佔領了30%以上的份額，成為美國市場第一位，在日本5千克以下洗衣機市場佔了日本主流渠道的第二位。不幸的是，在美國250千克以下的冰箱才是主流產品，在日本7～8千克的洗衣機才是主流產品，所以海爾顯然還沒有進入主流市場，而只是在非主流中佔據了一席之地。 TCL國際化之路走的是和聯想差不多的併購海外知名品牌的路線，結果如何，我就不多說了，各位只要上網稍微查找就能看到它有多麼難堪。 其實，判斷國際品牌的最為專業、最一針見血的標準是兩個字：暴利。國際品牌一定是暴利的，因為它佔有穩定的、龐大的市場份額，並且與同類產品相比，其同樣的成本價格可以賣出高幾倍的價格。 所以，要看聯想、海爾和TCL的國際化到底有沒有成功，只要看他們有沒有獲得暴利就一目了然了。目前可以查找的最新數據是，2007年海爾集團的年營業收入為1180億元，而其利潤總額僅為18億元，企業利潤率僅為1.5%。這當然算不上暴利。至於聯想和TCL則在今年內經常傳出巨額虧損的消息。三個在國人心目中挺牛的品牌，都被否決了，那麼，我們還有國際品牌嗎？答案不言自明。我說了，品牌就是暴利，國際品牌就是國際暴利。什麼叫國際暴利，那就是美國拿著它的品牌可以搞掉中國的巨額財富。 所以，沒有國際品牌對於中國而言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我們只能眼睜睜看著別國的國際品牌在我們這裡賣得貴的要命，白花花的銀子如海水般洶湧流向了列強口袋裡。品牌，是國際剝削的超級利器。 最後我要說的是在品牌的問題上我並非是完全絕望的，我們雖然沒有真正的國際品牌，但是我要告訴各位，我們已經有了一些國際品牌的胚子了，它們不是聯想、海爾和TCL，而是我們的民營品牌，那就是華為、中興、比亞迪、華旗等屈指可數的具有核心技術的企業。至於我們30年都沒有創造出一個國際品牌的原因，以及到底如何才能殺出一條血路，留到下一部分探討。 奢侈品是最高端的國際品牌，由於它的獨特性，我把它單獨拿出來討論一下。 奢侈品絕不是一般的商品，也不是一般的國際品牌，它是商品拜物教的最頂層，它純粹是一種信仰。它是人類對於完美、卓越、奢華的變態追求。 許多人都搞不懂現代意義的奢侈品到底是什麼，你翻開書本也有各式各樣的定義。 其實我告訴各位，當代意義的奢侈品其實很簡單，它就是指可以列出清單的那些知名的奢侈品牌，也就是說，奢侈品是可以羅列出來的，分門別類，有汽車、鐘錶、珠寶、服飾、香水、皮具，等等，每一類都有確定的奢侈品牌。除了這清單上羅列的名字之外，其他一切都不屬於奢侈品。 當代奢侈品絕不是等同於昂貴商品，而是專門指這些品牌化、符號化的異常昂貴、被全世界上流社會所普遍認可的商品。我前面說了，中國目前連一個國際品牌都沒有，就更別提什麼奢侈品了，你在國際奢侈品的名單中想找出中國的產品那絕對是徒勞的。 國際品牌是國際暴利，而奢侈品則是暴利中的暴利。 尤其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不具有任何奢侈品牌的國家而言，中國的富人去大肆購買海外奢侈品，其本質上就是整個中國遭受了巨額的國際盤剝，因為富人的錢也是全體國民勞動創造的。 一個珠三角的中小企業老闆去法國購買奢侈品，其本質就是拿著中國無數廉價勞動力的減價產品去交換虛無的符號。 在全球經濟危機中，中國已經赶超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這樣的增長勢頭，赶超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費國也只是時間的問題，並且這一天不會來得太晚。 我要說的是，奢侈品這種東西，除了滿足富人的虛榮炫耀外，對於整個國家有百害而無一利。奢侈品不會給國家民族的進步帶來絲毫的積極意義。 奢侈品不是生產性的，也不是技術性的，而是炫耀性的、揮霍性的。 毫無選擇、絕對地抵制外國貨是愚蠢的憤青思想和行為，但是有一個層面的外國貨是有必要進行限制的，那就是來自國外的虛的東西。這些虛的東西除了捲走中國勞動者的財富外，對我國毫無益處。 奢侈品其實是“高雅”國家對相對“低俗”國家的一種剝奪，因為這種高價值的東西，可以一夜之間剝奪掉他國的巨額財富。 拿著百萬千萬上億資金在法國購買奢侈品的中國富人，他們的財富歸根結底是中國的勞動者創造的，這種交易表面上是富人的貨幣與奢侈品的交換，實質上是中國勞動者實實在在的勞動產品與法國奢侈品這種虛得不能再虛的東西進行交換。 法國人一個路易威登的小包可以交換一個中國珠三角的勞動者三年的勞動成果。這種剝奪，是相當可怕的。 奢侈品不會給國家民族的進步帶來絲毫的積極意義。奢侈品不是生產性的，也不是技術性的，而是炫耀性的、揮霍性的。國人對奢侈品的大量消費，不但絲毫不會帶來我國技術水平的提高，也絲毫不會帶來我國經濟產業結構的提升。但市場機制又是無法阻止中國富人去接受法國“剝削”的，所以需要中國政府在這方面有所作為，徵收重稅是沒用的，在奢侈品消費上富人不在乎價格，越貴越買，這方面要靠強制性措施。限制奢侈品並非是限制炫耀性消費，筆者從不認同對炫耀性消費進行道德批判。相反，我一直認為炫耀性消費只涉及本國產品，則利處甚大。富人手中的財富，必須花出去或者送給窮人(捐贈)才會進一步帶動經濟增長，造福社會。 而中國的國情是，富人對慈善事業的熱情不夠，那麼除了投資，富人的錢想要以更快的速度花出去，購買昂貴商品無疑是一種最好的方式。所謂炫耀性消費，就是同樣功能的物品，富人的購買價格十倍百倍乃至千倍萬倍於窮人，這叫做與窮人形成歧視性對比，富人從中獲得快感。儘管這樣的炫耀性消費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窮人的精神損傷之上(窮人由於妒忌可能產生精神痛苦)，但是這種損傷是無足輕重的。同時，只有這樣的對比，才能讓人形成激勵，形成對擁有財富的憧憬，經濟社會發展才有活力動力。只有炫耀性消費能讓富人更快地花錢，倘若富人也和平頭百姓一樣，一頓飯只花費幾元錢，那麼他們這一部分的內需潛力就遠遠沒有開拓。好在現實中的中國富人恰恰不是這樣，胡潤說，在中國年消費8000萬元人民幣才算新貴。這是多大的一個內需動力？如果愚蠢到讓富人節約，何年何月能花掉8000萬元。我們要反對的是那種跨越國門的炫耀性消費，也就是購買國外奢侈品的行為。由於奢侈品特有的信仰邏輯，所有奢侈品都只能誕生於西方世界(主要是西歐，美國有少量)。 這些奢侈品產地國可以十拿九穩地盤剝全世界的財富，而不用擔心有其他地區的競爭者出現。在全球範圍看，奢侈品是他們高度壟斷的產品。經濟學告訴我們，壟斷性產品可以任意定價，目標是實現利潤最大化。所以一個奢侈品的小皮包售價十幾萬元人民幣不足為奇，如果他們願意，完全可以定價一億元，也一定會有人買。奢侈品本質上是一種商品信仰，它體現的是人對於完美、卓越的無止境、也可以說變態的追求。 前商務部長薄熙來曾經痛心疾首地指出這樣一個事實：我國得用8億件襯衫才能進口一架空客飛機，儘管這個現實已經夠讓人難過，但畢竟購買外國大飛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而且是造福全體國人的事情。然而，我們用1萬件襯衫(每件10元人民幣)去換一個奢侈品小皮包(價值10萬元人民幣)，則完全是不同性質的事情了。後者僅僅是為了滿足極少數富人的短暫而變態的快感，於國於民無任何益處。這種交換，本質上是奢侈品產國利用一些虛無縹緲的商業概念(或曰商業意識形態)空手套白狼。這種交換是我國財富對外的高速流失；而只涉及本國產品的炫耀性消費無論怎麼折騰，財富仍在國內間流轉，其擴大的是內需。所以，奢侈品遠非善物，金融危機下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則是一個大大的壞消息。 說了這麼多，總結為一句話，那就是中國經濟太實在，我們30年來都沒有去玩虛的，或者說不知道怎麼玩，也去嘗試過，但沒玩出花樣和名堂來。 我要說的是，如果我們不學會玩虛的，那麼我們就永遠不會成為發達國家，毋庸說超越美國。 如果我們沒有高質量的虛的產業與之對抗，那麼諸如國際金融業、明星娛樂業、奢侈品、國際品牌等來自發達國家的緊箍咒就會一直牢牢地附著在我們身上，任由他們吸光我們的血而無能為力。 發達國家向我們出口的都是國際品牌化的各種電子產品、機器設備、精密儀器、民用飛機、汽車以及高級耐用消費品等高附加值產品。 這種高附加值的國際品牌的進口與我們的廉價商品出口之間的對比是恐怖的，例如，1997年中國與法國雙邊貿易中，法國對中國出口的最大宗商品為24架飛機，其總價（約為12.1億美元）竟大大超過中國向法國出口的服裝、鞋帽、箱包、玩具、塑料製品、家具及紡織紗線等前十類商品的總價值（約為10億美元）。這還算好的，儘管法國大飛機必定是暴利的，其價格也一定是不公道的壟斷價格，但是畢竟我們還得到了我們自己生產不了的大飛機，這大飛機怎麼說還有巨大的實用性。 更壞的還是這樣一些情況：一部好萊塢電影從中國捲走10億元人民幣；一個奢侈品小皮包被中國人用10萬元人民幣買走；成百上千億的中國資金去購買諸如次貸債券之類的美國金融產品…… 最後的結論就是：中國必須學會玩虛的。 通過這個案例，可以把本章以及本書前面的內容都可以串起來。看似完美的“6+1”理論近年來，在各類媒體（尤其是網絡）有一個流傳甚廣的用以解釋中國大學生就業難的“理論”，那就是郎咸平提出的“6+1”理論。郎咸平在許多不同場合闡述過這個理論。他認為，今天的國際不再是產品競爭，而是進入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產業鏈的競爭階段。產業鏈包括七大環節：一是原料與生產，二是產品設計，三是原料採購，四是倉儲運輸，五是訂單處理，六是批發經營，七是零售。在這七個環節中，後面六個環節是需要大量大學生去做的，第一個環節則是基本不需要大學生的，而中國恰恰在國際分工中分到了所謂的“6+1”中的“1”，即生產環節，也就是說中國的主要產業是低端製造（對產品物質形態的製造），這種產業根本不需要大學生，中國在“6+1”中需要大學生的“6”中極度欠缺，所以導致中國大學生就業難。 咋看這一“理論”，似乎無懈可擊，完美地解釋了中國大學生找不到工作的問題。實際上，郎咸平先生的確找對了門路，可惜的是淺嚐輒止，並沒有深入下去，這種“6+1”理論的解釋只能是膚淺的。為何這樣說呢？ 我們先來看美國大學生就業情況吧。 美國為什麼能長期消化大量大學生就業從20世紀末開始一直到今天，十多年的時間，中國大學生就業愈發艱難，無論是量（就業率）還是質（工作的好壞）都每況愈下，而這十多年恰恰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繁榮興盛的時期。這就是中國大學生就業問題的離奇之處。 美國絕不會出現這種局面，美國祇有在遭遇經濟蕭條時才會出現暫時的大學生就業困難，這種局面往往是幾十年才一遇，在大多數時期，美國大學生畢業之後是高枕無憂的。即便是在經濟危機和金融海嘯之後的今年，美國大學畢業生就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但並未遭遇特別嚴重的就業寒冬，美國大學和雇主協會在今年4月對850所大學的3.5萬名畢業生所作的抽樣調查，在申請工作的應屆畢業生中有19.7%的學生找到了工作，乍看起來很嚇人，其實2008年同一比例是26%，今年與去年相差並不大。從就業的“質”的層面看，2009年應屆畢業生的平均起薪是49353美元，幾乎與2008年的平均起薪49300美元相同，有一半以上的專業起薪還有不同幅度的上漲，比如，金融專業畢業生的起薪上漲了2.3%，達到49754美元。 這麼多專業起薪逆勢上漲，說明美國大學畢業生的質在提高，這個事實只能說明美國大學生就業即使有困難，那也是暫時的、局部的、不嚴重的。 那麼，美國為什麼能長期吸收那麼多的大學生就業呢？ 其實很簡單，這是因為美國擁有的是高技術、壟斷性、“虛”的產業，這些高技術和虛的產業恰恰就是大量吸收大學生的產業。高技術自不必說，美國的軍工、航空、計算機、互聯網等都是需要大量大學生的，本國的學生還不夠用，還必須在全球範圍內吸收優秀人才。 至於“虛”的產業，就是指美國基於綜合國力和文化優勢，建立的非物質形態的產業，這主要包括“虛擬化”經營的世界級品牌（美國僅經營品牌符號本身，物質產品放到中國大陸來生產）、金融服務業、娛樂產業、少量奢侈品等等，這幾樣虛的東西，無一不是美國在全球範圍內搜刮財富的強大工具，而這些產業，恰恰需要大量大學生來做。 我舉一例來說明這個問題。 美國的耐克鞋有30%左右都是中國東莞一家叫做裕元工業的台商企業生產的，假定一雙耐克鞋最終售價1000元人民幣，裕元工業頂多能拿到100元，中間商（運輸、售賣）和品牌所有者（即耐克總公司）各拿450元左右。在這個過程中，美國人把中國人生產的鞋子，貼上一個商標之後又賣給了中國人，賺到的錢又可以回過頭來從中國進口五雙同質量的鞋子，這就是說中國的裕元工業每為耐克生產一雙鞋子（賣給中國人），最終還要再附送五雙同等質量的鞋子給美國人穿。 這樣的空手套白狼的國家，物質能不極大豐富嗎？ 美國本土保留的是產品的品牌塑造和產品設計等“虛”的層面，這些層面恰恰是需要大量大學生來完成的。高技術、壟斷性（對全球而言）和“虛”的產業保障了美國大學生的持久高就業率，這就是我的解釋。 那麼，我的解釋與郎咸平的“6+1”理論有什麼異同之處呢？ 相同之處在於，二者都看到了“虛”的層面是能吸納大學生就業的所在，沒錯，吸收大學生的就是“6+1”的“6”。 不同之處在於，郎咸平只停留在了表面的七個環節，錯誤地得出今天的國際競爭不再是產品競爭，而是產業鏈競爭的結論。 要證明郎咸平的錯誤非常簡單，按照他的理論，我們只要發展好“6+1”的“6”就能在國際產業鏈競爭中取勝，大學生就業問題就能迎刃而解，而實際上，中國在“產品設計、原料採購、倉儲運輸、訂單處理、批發經營、零售”六個環節早就達到了世界一流水準，許多世界品牌的這六個環節都是中國人在做，除了產品設計這一環節可能稍遜，其他五個環節中國人做的非常好。 事實上，問題的關鍵根本就不在於這六個環節本身，問題仍然在於產品（品牌），國際競爭仍然是產品的競爭，而不是所謂的產業鏈競爭，你只要創立了世界級的品牌，那六個環節自然而然就運作起來，如果你沒有品牌，去搞這六個環節就如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也就是說，所謂的六個環節，是圍繞一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品牌去運作的，而不是獨立存在的，是品牌競爭勝利之後催生了六個環節，而不是靠六個環節本身去競爭。 如果中國創造出一個可以和耐克匹敵的世界級運動品牌產品，那六個環節馬上就會運作起來，大學生就業崗位就源源不斷。品牌的打造只與六個環節中的“產品設計”有關聯，單靠產品設計是打造不出品牌的，品牌打造是一個綜合性的龐大工程。所以說，“6”是果，而不是因，把大學生就業難歸根於“6”本身是值得商榷的。 “6+1”理論除了膚淺之外，還在於片面，僅僅設計了產業領域的大學生就業，而實際上，政府部門也是吸收大學生就業的關鍵領域，政府對大學生的需求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維持日常運作，二是開發公共產品（包括國防產品與技術研發、制度設計、法律建設、經濟政策研究，等等）。大量的大學生是直接進入政府工作或者為政府打工的，國家戰略和方針政策也就成為影響大學生就業的一個重要因素。 因此，我想綜合考察中國大學生就業困難的原因，但政治層面只一筆帶過： 其一，國家戰略，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是低技術發展戰略，國家對技術研發和自主創新投資嚴重不足，這一領域恰好是需要大學生來完成的。 其二，法制化進程。 我國的法制化進程障礙相當大，行政力量依然非常強大，法律“說話”不算，這就導致法律人才的需求大打折扣，如果我們能像美國那樣，每一個人都聘請為自己長期服務的私人律師，法律專業的大學生就業將大大增加（增加數十倍、數百倍甚至數千倍），甚至不夠用了，其他專業的大學生就會轉學法律類。 其三，其他一些短期政府政策。 我們回到經濟層面作為探討的重點，畢竟大學生就業是一個經濟問題。 從經濟角度看，只有兩類產業是“大學生密集型產業”，這就是高技術產業和“虛”的產業，大學生就業難就在於缺少這兩種“大學生密集型產業”，而不在於什麼“6+1”理論。 從高技術產業看，我們的計算機產業、軟件產業、汽車工業、軍事工業、航空航天工業沒有一個能在世界上佔據重要位置，產品在世界範圍內銷量太小，自然就無法吸收更多的大學生來生產、研發產品。 在這些方面，中國哪怕能在一個領域佔據世界市場的較大份額，就能讓理工科大學生就業大大改觀，韓國都能創造出現代這樣的世界品牌，難道中國舉全國之力就不能做出一個來嗎？ 從“虛”的產業看，我們幾乎不擁有世界級的品牌，沒有一個奢侈品牌；我們的明星娛樂產業沖不出華人圈；我們的金融業非但不能剝削別人，反而成為國際游資席捲我國財富的工具，所謂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也主要靠大陸支撐著。 虛的產業無一例外都是大學生密集型產業。 如果我們有世界級的品牌，我們就可以虛擬化經營，讓印度的廉價勞動力為我們生產物質產品，我們只須僱用大量大學生進行技術研發、外觀設計、廣告宣傳（明星代言），須知，韓國三星手機僅僅外觀設計團隊就聘請了500多名藝術類的大學生，軟件和硬件等技術類的大學生更是數量巨大。 如果我們有真正的世界級的金融服務業，我們經濟類的畢業生就不必擠破腦袋去外國的投行，我們自己就能消化掉這些畢業生。 如果我們有能走出國門的明星娛樂業，我們就需要大量的文科大學生進行編劇、攝像、表演、導演、營銷、宣傳、策劃，等等，事實是，我們連“韓流”都抵擋不住。我們所謂的去了好萊塢發展的導演和演員，只不過是出口轉內銷而已，他們只是充當了美國人佔領中國市場的好工具。我們的娛樂明星如果只能在華人圈裡折騰，那麼所能吸納大學生的數量是相當有限的。 如果我們能有在世界範圍內或者至少在亞洲範圍內大行於世的軟件、網游產品，我們就可以吸收大量的計算機專業的大學生進行軟件開發和產品生產。事實上，我們的網游市場被韓國人佔據了半壁江山。 縱觀所有發達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在某些虛的產業或高技術產業上在國際範圍內佔據一席之地，這是他們不存在大學生就業難問題的共同原因。 法國有無數奢侈品和國際品牌，還有飛機，德國也有諸多國際品牌，日本汽車工業世界首屈一指，美國軍工、金融服務業、汽車行業也是世界領軍，韓國也有三星、現代等國際品牌。 所以中國大學生就業難，不在於“6+1”，不在於高校擴招，也不在於專業不對口，我們的大學生比例還遠遠低於發達國家，而在於缺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技術產業和虛的產業，一句話，我們缺乏“大學生密集型產業”。 要解決中國的大學生就業問題，只有一條路可以走，那就是大力發展“大學生密集型產業”，也就是要在高技術和虛擬產業上在世界範圍內殺出若干條血路，日本和韓國都能做到，中國也一定能做到。 須知，日本和韓國乃至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都是依靠大量虛擬產業寄生在中國大陸無數勞動者身上的，我們必須擺脫這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