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3月21日下午，從中國駐比利時使館參贊位上卸任不久的吳建民，走進了北京國際俱樂部的外交部記者會現場。這是他擔任外交部第10任新聞司司長後，首次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身份在公眾中亮相，成為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第9任外交部發言人。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制度始建於1983年，由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的錢其琛首倡，他也是中國政府第一位新聞發言人。此後這個肇始於外交部的發言人制度在政府其他部門中得到推廣。
政府發言人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工作，當事者不但要具備敏銳的政治嗅覺、深厚的文化積澱，還需要有靈活的應對技巧和把握現場主動的能力。外交部更是國家的一根敏感神經，牽連到國家利益和對外關係，稍有差池都將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然而從1991年到1994年，吳建民以“發言人”的身份共主持了170場記者招待會，從未出現閃失。他敏捷的思路、出色的口才以及從容、果斷、剛柔相濟的應對藝術，受到國內外同行、政治家和記者的好評。
人們一定不會忘記，中國人為了申辦2000年奧運會主辦權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更不會忘記1993年秋天北京奧申委將士們為了奪得奧運主辦權出征蒙特卡洛的日日夜夜。
1993年9月16日，以李嵐清為首的北京申辦城市代表團飛赴摩納哥的蒙特卡洛，參加國際奧委會第101次全體會議。這次會議將決定2000年奧運會的申辦城市。為了加大申奧的宣傳力量，北京奧申委在主管宣傳的吳重遠、丁維峻外，添加了外交部發言人吳建民。
當時，由於“八九風波”的後續影響，西方一些國家一直拿“人權”等問題對中國橫加指責，中國外交承受著很大壓力。繼當年7月份美國眾議院通過反對讓中國舉辦奧運會的決議後，9月16日歐洲議會正式通過決議反對將2000年奧運會舉辦權給北京。英國和澳大利亞的政府也互相配合行動。 9月14日澳大利亞總理基延訪問美國時，公開聲稱“不要讓政治壓倒了體育理想”，要國際奧委會不要選擇北京；9月16日正在澳大利亞訪問的英國外交大臣赫德，在九頻道電視台的早餐採訪中，對記者說，“最佳的選擇是曼徹斯特，萬一曼市落選，大家就應該來悉尼參加奧運會。如果選擇北京，將是一個壞主意”。種種跡象表明，西方“有備而來”的記者將會在蒙特卡洛圍攻中國。
17日國際奧委會執委會下午在蒙特卡洛希維體育宮開幕。吳建民和吳重遠在蒙特卡洛新聞中心舉行首次新聞發布會，介紹了北京代表團的有關情況後，毫不客氣地批評了赫德在悉尼關於“北京如舉辦奧運會是壞主意”的說法。
20日，國際奧委會第101次全體會議開幕。吳建民在蒙特卡洛新聞中心舉行了來蒙特卡洛的第4次新聞發布會。正如人們所料，西方一些記者利用這次機會就“人權”問題向中國輪番進攻。吳建民語氣激昂地回擊道：
“中國政府非常關心人權。中國人民起來革命，奮鬥了100多年，就是為了人權，爭取做人的權利……1949年以前，中國人有80%吃不上飯，一旦遇上災荒，幾十萬、乃至上百萬人因飢餓而死亡。當啼飢號寒的中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掙扎在死亡線上，西方大國有誰同情過中國的人權？有誰來呼籲中國的人權？相反的是他們都站在壓迫者一邊——這是不爭的歷史事實。而在今天，中國人民吃飽了，穿暖了，他們倒'關心'起中國的人權來了，這豈非咄咄怪事？！”
一記者看到吳建民說話時表情異常嚴肅，明知故問道：“你為什麼這樣激動？”
吳建民說：“你們應該理解，一個人被平白無故地罵了一通，能保持平靜，能不激動嗎？”
又一記者說：你們中國“講人權”就是“政治干預體育”。
吳建民說：“不是中國人首先講人權，是有人天天罵我們。整整罵了四天。我們已經退避三舍。難道我們就連一點辯解的權利也沒有了嗎？那也太不公道了！”他還用英語大聲疾呼：“奧林匹克精神是純潔的，理想是高尚的。”
在座的記者都被吳建民大無畏的精神所震撼。美聯社在當天的一篇通訊中評價吳建民的發言“充滿感情”“用流利的英語發表講話，沒有發言稿”，並稱“這種口氣和談話方式的改變，似乎是隨著投票時間的逼近來提高北京的形象。”正在蒙特卡洛的李嵐清副總理也對吳建民的出色表現大加讚賞。
時間到了1994年春天，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帶著克林頓的“最惠國待遇”牌和“人權”大棒訪華。作為外交部發言人，吳建民在中國領導人與克里斯托弗會談後舉行了一個“吹風會”。
一位美國記者上來就問道：“美方認為其外交官在國外可以隨便、自由會見外國公民，你對此有何評論？”
吳建民答道：“美國有美國的法律，中國有中國的法律。中國不可能同美國一樣。有人總是覺得美國那一套最好，其實不一定。本人在貴國呆過10年，我看中國要學美國哪怕是100%的成功，中國也不會太平。美國的無家可歸者有500萬，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5倍。諸位想一想，如果2500萬無家可歸者在中國的大城市裡到處遊蕩，中國還會太平嗎？”
又一美國記者問道：“現在距離6月3日已經不遠了，中國打算採取什麼行動來滿足美國提出的關於人權問題的七項要求，以便保持最惠國待遇？”
吳建民說：“這番話典型地反映了你們美國人的性格，急得很！你急什麼？你們美國人有美國人的性格，我們中國人有中國人的性格。為什麼要學你們的？這個時限是你們美國人定的，不是我們中國人定的。美國有美國的計劃，中國有中國的計劃，我們誰也不要強加於人。本人參加了去年江澤民主席和克林頓總統在西雅圖的會晤。克林頓總統也說，我們美中雙方誰也不要強加於人，這很好嘛！你們美國人走美國人的路，我們中國人走中國人的路。中國人走自己的路已經走了5000年了！”
說到這裡，會場傳出一陣哄笑聲。
這時，一位西方記者提問道：“克里斯托弗訪華你們戒備森嚴，如臨大敵，怕什麼？是不是怕你們的政權不穩？”
這個問題倒是吳建民事先沒有想到的，事先也沒有統一回答口徑，怎麼辦呢？吳建民急中生智，突然想起他在西雅圖親身經歷的事。他說：“1993年11月，我作為中國外交部的工作人員參加西雅圖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談時，有一次我上電梯，正值有一位領導人要走過來，美國的保安便一巴掌把我給推開了。”
記者煞有介事地問：“你抗議了嗎？”
“雖然心裡不高興，但我理解那位保安是在履行職責。”吳建明堅定地說，“中國政府沒有什麼好害怕的，在世界上我還沒有見過哪個國家，當經濟以兩位數增長時，政府會倒台”。
在場的美國有線新聞網駐京記者對吳建民說：“講得好，這話我等了兩年了。”還有一位香港常駐北京記者激動地稱他是中國“外交麻辣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