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秦曉鷹在談到從“文化革命”到今天這36年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中，總結出三大變化：一、從書本到實踐；二、從城市到基層；三、從全盤接受西方理念到正視與尊重國情。他說，這第三個變化始於1989年之後。
一位美國記者在接觸了秦曉鷹後說，他的言談和文章論據充足、語彙豐富，對世界歷史和人類文化很熟悉，又對自己的國家充滿感情，有一種讓人在邏輯上無法抗拒的雄辯色彩，同時隱含著一股不容置疑的“霸氣”。聽到這種評論，秦曉鷹只是一笑，反問：“美國人甚麼時候懂中國的事兒了？”
這次會面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初。
當時，美國駐華使館文化處為了了解中國國內知識分子在“八九風波”後的政治選擇，便指派一名記者採訪當時中國政治上活躍的知識分子。
這個美國記者著重採訪了3個人，一個是何新，一個是林炎志，另一個就是秦曉鷹。
何新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任歷史學家黎澍的助手，當然，他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人物。
時任北大黨委副書記的林炎志是革命家林楓的兒子。他的父親1927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北平市委書記、天津市委書記，建國後又擔任過國務院文教辦主任、中央黨校校長等職，從白區到抗日鬥爭前線，從地方到中央，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付出了畢生的精力。林炎志是恢復高考後首批考取到清華大學的“新三屆”高材生。 “文革”時期，還不到20歲的他因為為受衝擊的父親鳴冤而被造反派投入監獄4年半。但他身上流淌著老革命的血液，頗具反叛精神。在“八九風波”中旗幟鮮明地反對這場風波。
美國記者在採訪了何新和林炎志後，似乎仍然意猶未盡，便把目光投射在秦曉鷹身上。
秦曉鷹1978年從南開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畢業後，進入了以前被稱為“學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成了世界歷史研究所中最年輕的一個筆桿子。在那個思想的冰層還沒有化解的年份裡，他以超常的冷靜和上山下鄉打熬出來的頑強毅力，潛心苦學，開始了一個青年學者最初的獨立思考。
1979年，改革開放初現端倪，秦曉鷹的一篇題為《蘇維埃俄國的新經濟政策及其理論》的理論文章就在學界引起震動，並受到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重視，被胡耀邦點名要求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內部刊物上發表。這可以稱得上是一篇吹響時代號角的先驅性文章。因為按傳統的看法，包括聯共黨史都認為，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退讓，是一種被迫做出的臨時性妥協。但秦曉鷹認為，新經濟政策並不是絕對的退讓，而是一種十分有利於社會發展的探索，後來這種策略上的“退讓”變成了列寧的理論思索，逐步形成了建設不發達社會主義的指導性理論。因此，具有普遍意義。秦曉鷹通過對列寧新經濟政策的系統的研究和分析，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應該從哪裡起步等一系列事關國家與民族興衰的大問題，做出了前瞻性的強烈的暗示。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成為我國新時期改革者形成改革開放大戰略的最初理論基礎和實踐的原動力。
秦曉鷹在當時的另一個身份也引起美國記者的興趣。他是那套曾於1984年開始風靡全國的系列大型叢書《走向未來》的編委。這套叢書偏重介紹新興的邊緣學科，把當時世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文學藝術方面創造性的成果，介紹給社會，使青年讀者從整個人類文明的曲折發展和更迭中，理解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和歷史地位。叢書共推出100種，在中國掀起了持續不絕的文化熱和對新興學科的強烈追求，成為新啟蒙運動的發端。據當時外電評論，這套叢書的編委大多由思想激進的“新啟蒙”知識分子組成，而秦曉鷹便是這些知識分子中活躍的一員，用他的話說，這是新時期以來的“百科全書派”的標誌性行動。
應該說，秦曉鷹在20世紀80年代初已是中國理論界的一匹“黑馬”，他以眼光獨到的大量理論文章在國內外享有較高的知名度。 1985年他調入中共中央宣傳部，先在對外宣傳局，又到宣傳教育局，接著又到《黨建》任總編室主任。有趣的是，他在業餘時間還兼著一份很有“含金量”的雜誌《中華英烈》的副總編，在中國國際戰略基金會還是一名特約研究員。多方面的涉獵，使其走向一直受到國內外的關注。
美國記者找到秦曉鷹後馬上被他的“威猛之相”所驚住：典型的東方四方臉，腦門兒很寬，鼻樑挺挺，有棱有角的嘴角掛著一絲捉摸不定的微笑，一雙炯炯發光的大眼睛，有些咄咄逼人。
記者開門見山問秦曉鷹：“秦，你還支持鄧小平嗎？”
秦曉鷹的聲音是渾厚的：“我支持！”
“為什麼？”
“鄧小平改革開放的道路是經過中國'文革'十年的痛苦換來的，容易嗎？”秦曉鷹說，“中國的特點不需要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不應該是，也不可能是。”
記者停了停，又問：“那西方國家對你們中國的製裁是有效還是無效，或者說對還是不對呢？”
秦曉鷹說：“這是你們的政策，沒什麼對不對，你們願意幹什麼就乾什麼。”
記者聳聳肩膀，兩手朝兩邊一攤，做出一個無可奈何的樣子。
秦曉鷹接著說：“但是你不要以為你們的封鎖就能封鎖出害怕和屈服來，我告訴你，你們的封鎖將會在中國造就一批民族英雄，就像當年美國的麵粉造就了朱自清一樣。”
記者說：“你很激動，秦！”
秦曉鷹用手指著自己的胸口說：“因為這不是學術或文化的討論，這已經成為政治。學術無疆界，學者有祖國。我只能站在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的一邊，不能站在西方政治家的一邊。因為我是中國知識分子！明白嗎？”
美國記者和秦曉鷹的初次見面就在這樣一種不太融洽的氣氛中結束了。當採訪結束秦曉鷹起身告別時，美國記者伸出手握住秦曉鷹十分有力的大手，說：“秦先生，我對你很有興趣，我們還會見面！”
果然，不久，這位美國記者在回國前在北京香格里拉飯店宴請秦曉鷹，向他告別。當他們走出飯店時，意外碰見了秦曉鷹以前的同事，女作家戴晴。
戴晴的父親曾是大革命時期蘇聯顧問鮑羅廷的翻譯，在一次執行秘密任務時被北平的日本特務機關殺害。據說，從此她成為葉劍英的養女。戴晴1979年因在《光明日報·東風副刊》發表小說處女作而走紅，成為中國當時知名的作家。
1987年，有關部門籌備宣傳革命烈士的雜誌《中華英烈》，秦曉鷹和戴晴同時擔任《中華英烈》的執行編委。在一起工作的時間中，兩人在稿件取捨和一些編輯指導思想與觀點上存有分歧，其間也有齟齬，後來戴晴離開了雜誌社，倆人便沒有了聯繫。
秦曉鷹與戴晴在《中華英烈》雜誌社共事的這段經歷，美國記者並不知道，因此當戴晴和秦曉鷹儼然老熟人般寒暄客套時，美國記者十分吃驚地問戴晴：“你們認識？”
戴晴說，秦曉鷹是最能幹、最聰明的中國知識分子，但他絕對是為共產黨服務的……聽這話時，美國記者若有所思地點點頭。也許，這位先生此時才發現中國還真有這樣一批思想十分銳進，但又非常忠實於自己國家的傳統和現存制度的青年知識分子。在西方人看來，要改革就只有全盤接受西方，否則就不是真正的改革。此時，離東歐劇變已經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