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寧多次聲言，他對全球化進行的是理性反思，而不是簡單的“反全球化”。他認為面對全球化，中國知識分子應該獨立思考，而不能人云亦云。否定性思維是人類思維的本質，對全球化的批判是推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思想動力。
既然全球化帶來“發展的陷阱”，作為已經加入世貿組織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又不能置身經濟全球化進程之外。面對全球化的挑戰，中國如何超越“發展的陷阱”，如何突破“中心—外圍”格局，是房寧思考的重要課題。
房寧在多年研究中，先後提出論述過“實行適度開放”“推進經濟區域化進程”“兼顧效率與公平”“矯正媚外的弱勢心態”“發展戰略產業”“加速國防現代化”等六個理論觀點。現在綜合地看起來，房寧提出的相互聯繫、具有內在邏輯性、被他泛稱為“強國思想”的觀點主張，實際上構成了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六大基本訴求。
——反對全面開放，主張適度開放。房寧認為，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格局中所處的地位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有所不同。中國是一個大國，有相對獨立的經濟循環與經濟主權，中國人具有自己的民族意識和文化記憶，這些都是在全球化中免受西方經濟剝奪與政治巔覆的有利條件。但中國畢竟處於格局的外圍，全球化對於中國風險大於機遇，不利多於有利，對此中國人不能一廂情願，還需要有個清醒的認識。從目前來說，中國最重要的還是在加入WTO以後多考慮如何保護自己國家的經濟主權。許多發展中國家，如拉美的和亞洲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實際上已經喪失了經濟主權，它們的宏觀經濟權實際上已經掌握在IMF和世界銀行手裡，它們的政府實際上只是IMF和世界銀行製訂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執行者。
他認為，由於中國的社會性質和大國經濟的特點，中國既無必要也不可能效仿一些所謂“新興工業化國家”的道路和經驗。他主張走內循環為主，外循環為輔的道路。即擴大內需，同時加強對農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投入、支持和保護；限制糧食進口，鼓勵國內糧食生產；集中力量在高新技術領域實施進口替代，拒絕直接引進帶來的短期效益的誘惑，扶助本國糧食生產和高新技術產業體系的自我成長。通觀房寧的文章言論，可以認為，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對“全面開放”的，他在演講中時常抨擊“接軌”之類的說法，在網上答網友提問時，他甚至嘲弄地把“接軌”故意打成“接鬼”。
——推進區域化，建立亞洲經濟圈。房寧將區域化看成抵禦全球化負面作用的利器。他認為推進區域化有助於增強民族和地區經濟抗禦全球化浪潮衝擊的能力，所以對第三世界國家非常重要。我國對外開放主要是面向西方開放，使得東部沿海地區的工業化進程加快，同時造成了東西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引發新的矛盾。如果繼續走面向西方擴大初級產品和低附加值產品出口的路子，不僅不能解決自然資源和原材料不足的問題，反而會在一定程度上加劇資源短缺。因而房寧建議國家要重視與東南亞以及中亞和西亞國家的經濟合作，以製衡對西方（包括日本在內）發達國家經濟上的依賴，最終建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聯結東南亞、中亞、西亞和俄羅斯的共同市場，制衡和消解對日本、美國、西歐的依賴，擴展我國對外開放的空間。
房寧還十分注意中國國內工業化進程中的區域經濟發展的均衡問題。他曾提到17世紀和18世紀英國實現工業化後出現的一個“升級退出”的現象，即勞動力成本升高時，產業資本退出向外擴張。英國、美國、日本和歐洲都有這樣的過程。而中國因為具有獨特的國情特點，從整個國家來講，中國也許能夠走出一條升級而不退出的新路。他舉例說，現在東南沿海的江蘇、浙江、福建進入了全球生產體系，加入了國際資本循環。隨著發展，必然出現成本的上升，而逐漸在低附加值加工產業領域裡失去競爭力，而退出全球基礎加工產業。對於這些地區而言，今後是提高技術水平、促進產業升級的問題。但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整體競爭力並不會因此而降低。因為，東南沿海省份後面還有中部省份，如江西，江西後面還有湖北，湖北後面還有四川。中國有13億人口，勞動力趨於無限供給，幅員遼闊，內部市場廣大，中國有可能創造一個奇蹟，升級而不退出。
房寧對此很有信心。但這種關乎國家民族命運的發展道路，是有政治前提的，即中國的統一、中央政權的集中和控制能力。這也許就是當代中國需要民族主義的真正原因吧！
——尋求“效率”與“公平”的均衡。全球化造成第三世界國家社會的大分化，中國也不例外。房寧認為，在我國經濟進入小康形態後，如果繼續推行改革之初提出的“效率優先”的原則，是無助於擴大內需、啟動消費的。由於全球化的影響，中國的沿海地區與內地的差距不斷擴大，使得外資分佈不均勻。在貧富分化加劇的情況下，還會帶來社會團結和穩定的問題。所以應改“效率優先”為“兼顧效率與公平”，以防止我國內部經濟與社會的進一步分化。
——抵制西方話語霸權，矯正崇洋媚外心理。房寧說，“全球化是西方的經濟、政治、文化向全球滲透、蔓延的整體過程”。全球化有不同的層面：經濟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他提醒同胞：“我們不僅要對經濟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有清醒的認識，有正確的對策，更要警惕西方的文化全球化，對西方的文化霸權、話語霸權進行全面的清理和抵制。一個面對即將來臨的後殖民時代的外圍民族，必須進行認真的文化反思，才能在民族意識上保存民族生存的空間，保持民族生存的權利。”
房寧指出，無論從社會的視角，還是從自然的視角來觀察美國及西方文化，它只是一種“一次性”的文化，不僅不具有普適性，其延續性更值得懷疑。這種文化不能為中國所效仿。房寧反對用一種文化改造另一種文化，甚至人為地取代另一種文化的態度。他認為，文化之優劣主要在於這種文化與其生長、發展的歷史條件、自然環境是否協調。簡單地將不同文化進行優劣的比較，往往得不到正確的、可靠的結論。因此，無需自卑於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不足效法；無需自貶傳統文化。
房寧有一個很有名的說法，他提出，一個民族的落後不僅僅表現在經濟上，精神的矮化也是落後，而且是一種比經濟落後還糟糕的落後。部分同胞中濃厚的媚外弱勢心理是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特別是影響民族工商業發展的重大文化障礙。媚外的弱勢心理絕對有矯正之必要，而一旦超越西方文化的話語霸權，把思想從對西方文化的新迷信、新僵化中解放出來，中華文化將會發揚光大。
——發展中國的戰略產業和高技術產業。和所有的民族主義者一樣，房寧主張發展中國自己的重工業和戰略產業，同時對於主張中國靠加工業走“比較優勢”的發展道路，持有強烈的懷疑態度。房寧在這方面的主要貢獻是，他為在全球化時代發展中國家發展本國戰略產業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論支持。這就是他的“雁行戰略”理論。
房寧一直關注和研究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關係。他認為，戰後特別是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改變了以往的封鎖戰略，主動地向發展中國家實施產業與技術的下行性梯次轉移，進而造成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在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上的依附關係。房寧將其稱為“雁行戰略”。一方面，不斷的下行性的梯次轉移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產生強烈的抑製作用，抑制其產業的自主性成長，抑制甚至摧毀其自主性的科學技術研究與開發系統，結果使得發展中國家在雁行模式中永遠也不可能趕上和超過發達國家，而被束縛於國際垂直分工體系的底部。
房寧一再強調“雁行戰略”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潛力的破壞作用。他指出，不斷的下行性梯次轉移的結果是：造成了發展中國家的科研系統與技術開發產業面臨“投資無回報，研究無成果，開發無市場”的“三無”局面。久而久之，發展中國家的科研與技術開發系統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他指出“雁行戰略”的經濟實質是國際交換中的壟斷，即在資本的國際循環中“中心”與“外圍”交換的高端——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出售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時，形成了賣方壟斷，並造成發展中國家無法實施技術上“進口替代”，進而產生對發達國家的技術依附。 “雁行戰略”使當代世界經濟體系中的經濟依附關係日益轉化為一種技術型的經濟依附關係。
由於對“雁行戰略”的深刻洞察，房寧為發展中國家發展本國戰略產業和具有本國知識產權的高技術產業，提供堅實的理論證明。
——加速國防現代化。房寧近年來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現代化是四個現代化，也包括國防現代化。他的意思顯然是認為：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出現了不均衡的狀態，國防現代化滯後，而在他看來，沒有軍事力量保護的現代化是脆弱的現代化，最終可能被終止或夭折。
一次做客新浪網與網友對話的時候，房寧從當年陳毅元帥的說法點化出“小康之家要養上幾條大狼狗”的說法，流傳一時。他的意思是：隨著經濟發展，中國必須相應地加強國防建設。房寧認為，為應對當前國際局勢的深刻變化，中國應集中一段時間集中精力加速國防現代化。房寧的這一判斷是與他對中美“結構性矛盾”的看法密切相關的。
房寧很看淡中美關係的前景。他認為中美之間存在著無法調和的戰略利益衝突和經濟結構矛盾。他說：“地球就那麼大，資源就這麼多，環境就這麼脆弱。國家之間，具體說就是中美之間在生存與發展上矛盾是客觀的，中國要發展，中國人要富裕，就只有過美國這一關，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的現代化就永遠畢不了業。”
為此，近年來房寧日益明確地表達了他對國際形勢的看法，在他的新作《新帝國主義時代與中國戰略》中，他這樣寫道：“美國分化中國的戰略是既定的，美國不僅亡中國之心不死，而且已經越來越多地付諸行動。中國無法改變美國的戰略意圖，中國無論多麼'順從'，美國也不會將中國從競爭對手的名單上去除。……中國在美國戰略包圍和遏制中的'突圍'取決於中國能否盡快在短期內與美國取得一定的戰略均勢。”房寧提出三個“刻不容緩”：“中國要刻不容緩地進行戰略佈局的調整，刻不容緩地進行戰略產業重組和調整，刻不容緩地發展關鍵軍事技術。”他說：“未來若干年內中國軍事技術的突破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美關係走勢，這也是決定中國能否繼續獲得一個和平與發展的有利的外部環境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