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對“智囊”的概念有點感受是在近30年前。當時學術界、思想界和政界中不太廣泛地傳看著一本“內部讀物”，書名為《出類拔萃之輩》。這本書記錄著當時美國約翰遜政府決策圈中的許多軼事。如侵越美軍司令威斯特摩蘭將軍乘飛機前往戰區時，仍在背誦日語單詞。又如助理國務卿邦迪年輕時怎樣記憶力驚人，他竟在口若懸河般地宣讀一篇論文後告訴為之鼓掌的師生，他剛才念的講稿不過是白紙一張！書的作者所以稱這些決策人物為“精英兼智囊”，為“出類拔萃者”，意在諷刺、譏笑這批高智商的人物竟會執意打一場愚蠢的越戰。 後來，在研讀世界當代歷史、政治、經濟中，更多地接觸到“精英”（elite）一詞。但讓我十分驚訝的是，這詞用得最多之處是在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亞洲、非洲興起的民族獨立運動的著述中。一大批受過完整西方教育的亞洲知識分子在歷史巨浪中，推波助瀾，左右時局，乘勢而上，爭奪政權。這些人被冠之以“精英”名號。但是由於時局的動盪、國家命運的顛沛，他們只能做“亂世之奸雄”，成為已有製度的撻伐者、鬥爭者或者顛覆者，沒有機會在平靜的環境中實現其理性治國的長遠計劃，“精英”的概念也就跟“智囊”錯開了。

和平時期，我們中國的民間向來都有許多“大隱”，他們是中華民族積極向上的“合力”。一方面，人才濟濟、精英繁盛的社會，是一個生機勃勃、潛力無窮的社會；另一方面，只有社會中的精英真正走向上層，成為國家政權的顧問者、發言者，這樣的社會才可以稱為“文明”社會，這樣的政府才能稱為高效而開明的政府。 中國開始同時有了“高層智囊”的名和實，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那時，隨著民主建設的逐步發展以及國風、民風的開放，一批力主改革的中青年知識分子和學者著書立說、頻發宏論、力陳時弊、鼓動風潮、引領思想時尚，成為社會新銳，一時蔚為壯觀。這批人物與黨內和政府內不少極具責任感的老同志相呼應，終成鄧公改革開放政策的強大社會輿論之基礎，不但直接影響到當時的政治決策和政治局面，其猛烈衝擊造成的餘波，迄今仍然烙印在中國現實之上。

不過，即使在當時，這批“智囊”當中也隱含著極大的分歧，在認識世界與改造中國的學術與政策觀點上也有著巨大的差異。 “關於新權威主義”以及藍色文明與黃色文明的爭論，就是這種差異與分歧的突出表現。在關於國情、傳統、中國歷史、中西文化經濟政治比較方面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爭論。一場在新形勢下進化論、機械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的交鋒已迫在眉睫。遺憾的是，這種爭論與交鋒因為各種複雜的原因而沒能深入下去，爭鋒的焦點沒有凸顯出來，也就未能給社會進步帶來更大的啟迪和益處。可以說，這些情況發生的原因之一，是“高層智囊”格局和製度處在發展初期，尚不完善。 當今“高層新智囊”所關注的主要是社會基本問題，它的社會關係、社會結構、社會利益、社會差別、社會走勢等。他們並不囿於自己的專業，他們自身所具備的不同門類的專業知識只是他們認識、剖析社會的階梯和橋樑，正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他們作為社會最敏銳的神經，有意或無意地感到，社會變革的本源動力應該是製度性變化，是分配關係的調整，是資源的重新配置，是公眾心理與民族素質的改善。正是由於他們的關注點聚焦於社會，作用於上層，因而也就引起了社會和上層對他們的關注與聚焦。他們在向社會灌輸著某種新理念的同時也引發了新一輪的精神解放和知識啟蒙。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系統論”等“三論”的引入以及未來學在中國的落地生根就是明證。類似者甚多。

“高層智囊”存在的意義在於：只要中國在前進，在前進的方陣中就要有鼓手和旗手；只要中國人憧憬未來，就需要有對未來的思考者、認識者、設計者和履行者。我只希望，有幸或有志於充當前沿的中國人的人們，能志趣高遠，耐得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