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晉徽鹽商的次第崛起，緣於糧鹽物物交換和鹽銀的貨幣交換，那麼銀票之間的信用交易，則催生了中國商幫史上另一偉大的一幕，那就是票號商人的出現。從歷史上看，每一次圍繞結款方式的變革，都帶來了財富革命，當代網上購物結款也不例外。
張家口—恰克圖貿易是一條用駱駝、牛、騾、馬車拉出來的貿易通道。牛車運輸，多在春季4月出發，8月底返回，這時草原水草豐茂；駱駝運輸則從秋天9月開始，直到冬季，多走戈壁沙灘。
商隊一般在11月1日到來年4月1日這150天的冬季行路。夏天酷熱難當，晉商一般不在夏天行路。即使在夏天，一般也會選擇在晚上趕路。駱駝商隊的領路人被稱為“駝手”。駝手不僅要精力充沛，而且要熟悉路途，要知道在哪裡能夠找到水和食物，以及怎樣治療生病的牲畜等。
最要緊的還不是長途跋涉。已經壟斷了北邊外貿的晉商，最頭痛的問題就是伴隨貿易額增大而帶來的現金白銀的攜帶和安全問題。 10萬兩白銀的重量達2.5噸，為保證銀子的安全，抵禦惡劣的天氣和土匪的任務就成為每趟貿易的重中之重。於是，中國最早的鏢局，由一個叫張黑五的山西人在清乾隆年間（1736～1795）創辦，專門為遠途商人押運貨物，保駕護航。每趟運輸必有鏢師和衛犬。鏢師更番巡邏，入寢，就以犬代之。
但鏢局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晉商歷時兩三個月長途押運的風險問題，新的問題接踵而來。從1796年開始的白蓮教農民起義，持續了近20年，波及國內多個省份，鏢局的局限性被無限放大。而1823年在京城率先出現的票號，無意間破解了這一難題。
約190年前的平遙城，有關織布、染布和販賣生絲、茶葉的生意遍布在這座城市之中。來自陝西或上黨的棉花、曲沃的旱煙、嵐州的胡麻油、蘇州的綢緞、兩湖的茶葉，讓這座小城充滿了省內外的商業訊息以及包容、創新的意識。
一種叫壓寶的賭博是這座小城的主要娛樂方式。元朝從陝西漢中落籍山西平遙達蒲村的李氏家族的二公子李大全，就是這賭博房裡的常客，而來自平遙細窯村（後改成雷家堡）的雷履泰最初的學徒生涯，就是在賭房裡度過的。
雷履泰父親早逝，家道衰敗，13歲便辭母離家，棄學從商。不過三年的功夫，雷履泰就已經是賭房裡的大把式，以致財東破天荒地給他分配了人力股，以示對他的器重。三年學徒屆滿就頂人力股，這在當時平遙商界是絕無僅有的。
在這種場合裡，雷履泰練就了一副好眼力、快速心算術以及對人情的練達，這一切都被李大全看在眼裡。但賭博，畢竟不是一個談得上有聲望的行業。在李大全的邀請下，雷履泰跳槽到了西裕成。
李家是大戶人家，在平遙有高樓院落三處，同時投資新設商號十多處。西裕成是一家顏料行，顏料是平遙達蒲村的傳統手工業。雷履泰先是做業務，也就是“跑街”，他能放下身段和放棄身股來西裕成，絕非常人。很快，他就被提拔重用，1810年領班漢口分號，1814年執事北京分號，1818年接任西裕成總號總經理。
雷履泰的與眾不同，就在於他能從山西商人的商業實踐及由此衍生出來的金融工具中，找到全新的金融業務模式和商機。諸多解決資金結算、匯兌和借款的機構，在當時已經出現。中國最早的賬局就由山西人首創，出現在對俄北邊貿易的城市張家口。與賬局主要給候選官吏和商人放貸不一樣，作為小額信用借貸機構，印局產生於明末清初，放款對象主要是城市貧民與小商人。 18世紀初，大盛魁印票莊開張。
山西在金融領域諸多方面的實踐，為雷履泰的創新提供了可能。 1910年，在京註冊的賬局共52家，山西人開設的有34家。按總經理籍貫分，52家賬局中，除3家外，其他的也全由山西人在打理，在庫倫、恰克圖、莫斯科等地也有晉商的賬局。 19世紀50年代，北京159家當舖中，68.55%由山西人開辦。 1753年，全國有當舖18075家，山西省有5175家，佔28.6%。
當時在北京經商的平遙人很多，每到年底都要往家捎銀子。他們就想了一個辦法，先把這些銀子存放在北京西裕成分號，讓雷履泰親手寫封信，告訴平遙總號誰在這裡存了多少銀子，平遙人可定時到平遙總號去領。開始還只是同鄉之間幫忙，後來效仿者越來越多，雷履泰就與對方達成協議，收取一定費用，後來費用越滾越大，所賺的錢慢慢比顏料生意賺的錢還多，於是，雷履泰便藉鑑“賬局”的經驗，把匯兌業務由同城擴大到了異地。
生意中難免有銀子和銅錢的兌換，雷履泰就借鑒“錢莊”（貨幣兌換機構）的經驗，開展生意以外的銀錢兌換；經商難免有借貸，雷履泰就借鑒印局（傳統藉貸機構）的經驗，適當地放一點“印子錢”，即有利息的借貸。在這些設想日漸清晰時，西裕成的金融經營格局初步形成，雷履泰就勸財東改組西裕成為票號，獲准。
票號的要旨，在於異地匯兌和存貸，因此，擴大匯兌市場和範圍至關重要。在雷履泰的主持下，日昇昌很快就把異地匯兌業務由“北京—平遙—漢口”擴展到了全國。不幾年，分號就達上百處，遍及天津、張家口、蘇州、上海、廈門、廣州、桂林、重慶、長沙等35個城市。
從中國金融行業百年發展的歷程來看，中國票號創始人這個身份，足以讓雷履泰獲得“中國金融業百年最具影響力人物”的稱號。
1840年，雷履泰70歲壽誕，山西商會專門為這位票號先驅贈送了一塊匾額，上書“拔乎其萃”四個大字。這種分量的評價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在明清中國商幫發展的前幾百年中，獨占鰲頭的山西商人燦若群星，但從來沒有哪一個商人或職業經理人獲得過如此高的榮耀。
雷履泰的首創票號之功，將山西商人的主體從鹽商、外貿商人更進一步推進到了民營金融領域。他開創了一個讓晉商更具核心競爭力的行業，並將山西商幫推向了輝煌500年的巔峰。
日昇昌也因此成為清朝票號業的“黃埔軍校”。蔚家五聯號總掌櫃毛鴻翽、範凝晉，協同慶票號掌櫃陳平遠、百川通首任經理武大德、廣西銀行總經理王治臣等，都出自日昇昌。
“人養好兒子，只要養三個：大兒雷履泰，二兒毛鴻翽，三兒最無能，也是程大培。”這首歌謠曾經在中國票號的發源地——山西乃至整個晉商中廣為流傳。歌中所說的三個好男兒，不是別人，就是“匯通天下”的中國第一票號——日昇昌的三位創始人，即大掌櫃雷履泰，二掌櫃毛鴻翽，三掌櫃程大培。
毛程二人都是雷履泰發掘出來的苗子。毛鴻翽是被雷履泰看中，從一家油面鋪挖到西裕成的，兩人所在的村莊相距只有5里地。毛鴻翽雖出身貧寒，但從小喜歡經商，不到30歲就被提升為副經理。程大培原在李家漢口分號做號內臨時雜工，一次店裡遭遇土匪搶劫，夥友都離號逃跑了，只有程大培未逃。之後，事態平息，夥友都以為舖號大受損失。不想，程大培在土匪來之前就已將號內銀錢及賬簿等貴重財物一一收拾好，埋在房院之內，舖號毫無丟損。這次劫遇有驚無險，程大培被正式吸收入號，不久便被委任為漢口分號掌櫃。嘉慶（1796～1820）末年，程大培被調回平遙總號，提升為襄理。
三駕馬車的形成，為日昇昌的興旺發達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日後山西票號核裂變一般的鬥爭，則是從雷毛二人的個人恩怨開始的。在雷毛之爭之前，日昇昌獨吃票號生意。起初，雷毛相安無事，直到1826年雷履泰大病一場。
雷履泰一貫勤奮敬業，加之創辦票號立了大功，在日昇昌票號內說一不二，大權獨攬。生病這年，雷履泰已經56歲，毛鴻翽39歲，程大培40歲開外。儘管雷履泰年老又兼病體，但依然帶病處理號務。毛鴻翽以讓雷履泰養病為名，向少東家建議讓其離號回家休息。在毛鴻翽看來，這場大病將是大掌櫃結束掌櫃生涯和自己出頭之日。
此時李大全已經病故，擔當起日昇昌財東重任的是他年僅16歲的兒子李箴視。在李箴視看來，較之雷履泰，他與和自己年紀差距較小的毛鴻翽溝通隔閡較少，所以李少東家未加思索就答應了毛鴻翽。
雷履泰在萬般不情願的情況下，回到了自己家中，但他並未休息，而是忙著給少東家寫信。他的病還沒好，少東家前來探視，他就向少東家交底說：“字號是東家的，碼頭（即各地分號）是我安的。現在我離號了，也該寫信給各地的碼頭老幫（即分號經理或者掌櫃）讓他們撤號，東家再安碼頭，另請高明吧。”
少東家是秉性忠厚、閑靜寡語但心中有數之人，一聽此言，權衡利弊之後，便竭力勸其留下。那日，雷履泰沒有給少東家放個明白話，於是，少東家就差人每日給雷履泰送一桌酒席、30兩銀子勸慰。半個月後，雷履泰看到少東家的誠意，便答應了少東家的請求，但條件只有一個，那就是讓毛鴻翽出號。就這樣，二掌櫃被辭了。
李箴視執東期間，是李氏家族最為鼎盛的時期。日昇昌票號匯通天下，在全國設35處票號分莊。日昇通、日昇裕、日昇厚、日昇達四處錢莊，左右平遙錢業市場，稱雄一時；東如昇、如昇大、日昇祥、日昇當、日昇慶等眾多商號店鋪與之遙相呼應，互相支撐，財源滾滾，把李家推向了平遙首富的寶座。李箴視先後在平遙老家西達蒲村新建了中院、東院、西院、南院4座宅院，並自成一堡，後人稱為“李家堡”。
在日昇昌的百年發展史上，沒有發生過一次票單被誤領的現象，這其中，認票不認人的製度管理和嚴密的防偽技術，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後者，極為保密，構成了這一行業的先期門檻。例如，日昇昌的票號，有一個“昌”字的水印。寫銀票的筆跡以及字的拐彎處都可能內藏玄機，橫與豎、撇和捺都有暗記。在銀票的某個角落，扎一個針眼，也是秘密。而像毛鴻翽這樣熟悉票號的人才，在當時的晉商中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
當時，山西侯氏家族的富三代侯培餘，正在思忖著家族生意轉型的事情。一日，他正在家裡喝悶酒，忽然手下興沖沖地喊道：“天降大喜了！”侯培餘問何喜，當聽到是毛鴻翽被辭退時，他喜出望外，立即預備厚禮，登門拜訪。
當祁縣喬貴發、太谷曹三喜還在為生計發愁時，侯培餘的父親侯興域已經是百萬富翁了。奠定侯氏家業根基的是侯培餘的爺爺侯萬瞻。侯萬瞻是一位綢布商，早年去蘇杭，南販北賣，家道日隆。在山西現在可知的著名外貿商人或票號商人中，有這種家境的並不多見。
榆次常氏家族的常萬達是富二代，他與侯興域是同一時代的人。當山西商人還在有滋有味地經營著綢布生意時，常萬達已率先將經營方向由布轉到了茶，但侯興域則把生意重點由布轉到了鹽業生產。在侯興域看來，鹽業比綢布雜貨利潤大，所以就收縮了綢布雜貨生意，轉而讓六個孩子經營河東池鹽。侯興域娶有兩房妻子，與祁縣喬貴發的孫子喬致庸一樣生有六子。
從1649年以來，河東鹽業推行“畦歸商種”新政，標誌著政府從鹽業生產領域退出。一時晉商蜂擁入鹽業生產領域。僅1680年，經營河東池鹽的晉商就達513名。侯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進入鹽業生產領域的，但鹽業生產領域陋規浮費，名目繁多，商人不堪負重，侯家又見機從鹽業退出，再次將經營方向轉向了原來的領域。
這次轉型失敗後，侯家有一個至關重要的舉動，那就是將侯家的投資重點由家鄉介休轉移到了平遙，這個看似不經意的轉移成全了侯家後來的成功轉型，不然侯余培也不可能在第一時間知道平遙李氏家族兩個掌櫃鬧矛盾之事。侯家在介休張蘭鎮開設了義順恆、中義永等字號，但在平遙開設了更多的字號，像協泰蔚、厚長來、新泰永、新泰義等，領域涉及綢緞、布料、茶莊和錢鋪。
當時票號業還是一個新鮮事物，侯余培感到這是一個難逢的機會，就對毛鴻翽開出了種種優惠的條件，以期讓他為自己的家族效勞。第一，他給毛鴻翽在蔚泰厚、新泰厚兩個店鋪各頂一份人力股；第二，日昇昌不允許掌櫃的人力股身後被繼承，侯家則對毛鴻翽開了先河；第三，日昇昌不允許掌櫃後人用現銀入股，但侯氏家族又對毛家開了先例。這三點是連雷履泰在日昇昌都沒有享受到的待遇，可見侯家對這一機會的重視和把握，可以說，他們是志在必得，容不得有任何紕漏。侯家一不小心開了中國商幫史上從未有過的人事激勵的先河，與之相應的，侯家也開創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赶超傳奇。
人力股是山西票號最為人稱道的創舉，這一制度設計，是對票號職業經理人的極大激勵。很多票號大掌櫃十年二十年如一日地效力於所在的東家，甚至累死在掌櫃崗位上，人力股的存在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這也是山西票號商人與其他諸多商幫商人不同的一點。
票號的股本有兩種，銀股和身股。銀股是東家拿出的錢，身股是員工的人力資本入股。票號裡的頂身股有多有少，在光緒三十二年協成乾票號有工資的職工中，33%有頂身股。 1908年，大德通票號身股的數量是銀股的120%，這一年，郝荃、高鈺、呂永和三人的身股，達到了每人一股。對於身股在當時意味著什麼，範衛峰曾撰文寫道：
當時票號的一股，在財富上不同於現在上市公司的一股。 1908年，大德通的銀股總共才20股。 1908年的大德通每股分紅是2萬兩。 2萬兩是什麼概念？清朝一個親王，每年的俸銀是1萬兩左右，一品文官的年薪才180兩銀子。由於工資低開銷大，清朝公務員屢次以養廉銀的形式加薪，一個總督的養廉銀，達到了13000～20000兩之多，巡撫的有10000～15000兩，知府的是幾千兩，都還趕不上大德通掌櫃的分紅。
因為這種方式被掃地出門，毛鴻翽也咽不下這口氣。毛鴻翽對侯家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他正想出口惡氣以雪恥辱，便一口答應下來，發誓與日昇昌票號一決雌雄，於是，就在日昇昌票號對面，侯家的票號很快就開了起來。
說來也怪，毛鴻翽和雷履泰這對冤家都活到了79歲，並且他們的東家都是在宋元時由陝西遷入的。李家是平遙首富，侯氏也不是一般家族。清人徐珂曾對山西商人進行過一次財富排名，其在《清稗類鈔》中稱，山西侯氏有資產七八百萬兩白銀，僅次於另一個山西人亢氏。侯培餘的父親在60歲那年，將家產分給六個兒子，並將家業交給了主張把蔚泰厚綢緞莊改為票號的侯培餘主持。
侯培餘本是一介書生，曾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考中副榜，為人處世精明練達，頗具才幹。侯家的生意一經他的掌管便如魚得水，財源茂盛。掌家伊始，他廣招賢能，銳意改革，頗具大家風範。
離開日昇昌的同年，毛鴻翽將蔚泰厚綢緞店鋪改換招牌為蔚泰厚票號，這是平遙城內繼日昇昌之後的第二家票號，打破了日昇昌一統天下的壟斷局面。原日昇昌的業務骨幹郝名揚、閻久安也被毛鴻翽挖到自己門下，並帶走了一批客戶。在五聯號成立之初，雖說號稱五家票號，實際資本僅有30餘萬兩白銀，與日昇昌票號持平。中期增加到65萬兩白銀，後期近140萬兩白銀。
對於毛鴻翽的挖人舉動，雷履泰恨得直咬牙，寫信給日昇昌各地分號，譏諷跳槽的是無名小卒、牆頭草。當時，雷履泰已過“知天命”之年，但壯志凌雲，豪氣不減，他常把自己和晏子、范蠡相比，並在日昇昌前院二街門門樓子上刻上“我學鸚”、“棲鸝處”門額，以此自勉。
為保持日昇昌在各地市場上“獨居奇”的地位，雷履泰常常放款減息，少收匯費，與蔚泰厚爭攬顧客，搞得蔚泰厚一些分號苦不堪言。 1844年6月，蔚泰厚蘇州分號向其京師分號訴苦道：“蘇地錢店以及為士人學子捐納功名等生意，由於日昇昌攬做，咱號概不能做分文。”所謂代辦捐項，是指替買官者代付、匯兌款項。有些官員有前途但沒有資金走動，票號等一些經營兌付生意的山西商人就介入了這塊蛋糕。
蔚泰厚票號大約是在1835年開始代辦此項業務的。雷履泰以賠錢的代價，擠得蔚泰厚大有在蘇州待不下去的感覺，但後來蔚泰厚蘇州分號卻經營得有聲有色。衛聚賢在《山西票號史》中曾記載蔚泰厚票號：“咱號各處捐項，蘇州局第一，常德局第二。”蔚泰厚蘇州分號，1847年有存款（白銀）36000兩，放款80000兩，共承匯各地銀兩211793兩，同時收到各地匯款314192兩。
毛鴻翽是一位好鬥之人。雷履泰在哪裡開分號，他也隨即在哪裡開號，並在京津漢口等地，一再讓雷履泰丟城失地。在中國最早的兩家票號的爭鬥過程中，蘇州曾是雙方爭鬥最為白熱化的市場之一。蔚泰厚最興旺時，在全國設有33家分號。 1844年9月，蔚泰厚北京分號就受張家口5家商號的委託，在漢口、山西太谷、徐溝、交城等地，於當年臘月代收24979.66兩貨款，來年2月匯往蘇州，蔚泰厚每千兩收取他們匯費7兩。
從日後的競爭來看，日昇昌的業務重心多在經濟最為發達的東部沿海城市和南方，與很多山西本土票號一樣，蔚泰厚似乎有意迴避日昇昌的重點區域，所以，其東北和西南區域的分莊業績較為突出。在經濟衰敗階段，經濟發達地區首當其衝受到影響，日昇昌也因此被拖累，所以也有“日昇昌倒在南方”之說。隨著日昇昌與蔚泰厚競爭的加劇，雷履泰、毛鴻翽二人更成了水火不容、勢不兩立的死對頭，以至於毛鴻翽給他的孫子起名為毛履泰。
侯培餘不久後去世，他的兒子侯蔭昌接管了家族生意，並索性把蔚字號下屬的蔚豐厚、新泰厚、蔚盛長、天成享統統改為票號，交由毛鴻翽掌管。侯家與其他人合資的蔚長厚布莊也在毛鴻翽的敦促下改成票號，毛鴻翽也入了股份，至此，侯家形成了六聯號經營的格局，各票號“八仙過海，各展神通”。譬如，蔚豐厚票號與官吏來往甚密，其中尤以京師、西南、西北地區各分號為最，主要與戶部尚書趙爾巽、川北道觀察張麟閣、甘肅藩台毛慶蕃、四川總督劉秉璋、北洋大臣袁世凱、寧夏馬福祥和馬福壽兄弟等經常交往，攬做大宗官司款匯兌業務，使蔚豐厚獲益匪淺。
蔚豐厚票號中，不乏幹練有識之士。其中，票號改革家李宏齡、傑出票號管理人才郝登鰲和郝登五等均久負盛名。儘管後來日昇昌東家李氏又開了日新中、日昇通、日昇達等票號，“蔚”字六聯號還是成為日昇昌最強勁的競爭對手，並有後來居上之勢。
毛鴻翽在侯家“蔚”字六聯號票號擔任總管39年，為侯家掙了幾百萬兩白銀。在毛鴻翽時代，毛家前後購置了數百頃土地，還購置了山林六七處，這些土地、林山全部出租，每年僅地租就可收入4000餘石糧食。期間，毛鴻翽及其後人還創辦了糧行、布莊、綢莊和煙店，與人合資了票號，毛鴻翽及其後代成了山西票號業職業經理人中的另類。
讓人感慨的是，侯家和毛家後代的下場都很慘。辛亥革命後，在經濟來源斷絕之時，侯氏後輩不僅仍養尊處優，還吸食鴉片，家產從動產到不動產都被變賣，以至於到侯崇基一代，侯家連一日三餐都成問題，而毛履泰之兒孫也大都染鴉片癮，不務正業，變賣家產，甚至窮到衣不蔽體，食不果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