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從整肅吏治的角度出發，進一步完善乾部交流制度，發揮出其應有的積極作用。
“這個職位還沒坐熱，下面情況還沒摸清，又得交流到其他地方，無法真正安心做點事。”日前，記者一位在南方某縣幹部交流任期將滿的朋友，顯得困惑和無奈。
據介紹，我國干部交流制度，是指各級黨委（黨組）及其組織（人事）部門按照幹部管理權限，以調任、輪換、轉任、掛職等形式，對黨政機關幹部、企事業單位幹部的工作崗位進行交流。
“實施幹部交流制度的初衷，除培養、鍛煉幹部外，還在於防止出現任人唯親、用人失誤、考察失真、官官相護的腐敗現象。”國家行政學院龔維斌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
記者在調查中卻了解到，近年來，幹部交流制度在實施過程中產生不該有的一些負面效應，其“派生”的某些現象應引起高度重視。
1990年中央發布的《關於實行黨和國家領導幹部交流制度的規定》，對此作出了明確規定和要求。 1994年，在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上，再次重申了乾部交流的重要性，並從多個層面完善領導幹部交流制度。
2002年7月9日，中央頒布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規定，實行領導幹部迴避交流制度，其中對任職迴避分為事務迴避、親屬迴避和地區迴避等三種，其中以地區迴避面最廣，影響也最大。
2006年8月6日，中央頒布《黨政領導幹部交流工作規定》，對領導幹部交流規定方面又作了細化和完善，而其中的“交流、迴避”，在2006年1月1日正式實施的《公務員法》中，已成為第十一章的條文內容，上升到法律的層面。
“目前，幹部交流制度主要是在上下級機關之間、地區之間、地區與部門之間、黨政機關之間以及沿海與內地、經濟比較發達與相對落後地區之間進行交流。”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教授對記者介紹道。
據了解，在以往各地干部交流中，實施對象基本是縣級以上地方黨委、政府的領導成員，紀委、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黨委、政府部分工作部門的主要領導成員。
有統計資料顯示，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與地方交流的省部級領導幹部超過100名。從2003年到2006年底，全國共交流各級領導幹部139.4萬人，其中地廳級0.9萬人，縣處級13.5萬人。
近來，各地黨政領導幹部交流力度還在不斷加大。比如重慶市級機關啟動千名處級公務員輪崗交流；浙江省嘉興在市、縣兩級機關大規模“換崗”，開展了中層幹部跨部門競崗交流；湖南省株洲縣啟動“一般幹部大交流”，等等。
“大規模幹部交流，還可讓幹部了解地方實際情況，加強貧困地區與其他地區的聯繫，同時也有利於讓幹部不脫離群眾，培養艱苦樸素的作風，便利溝通上下級之間的關係。”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毛壽龍分析認為。
一般來說，對地方經濟最有影響力的縣級領導，在一個地方交流任職年限大多為3年至5年，他們今後的去向與其政績緊密關聯，而其政績的評價標準，又直接掌握在對其有任命權的上級領導和黨委手裡。
多位受訪者認為，這種“向上負責”的利益取向，容易導致領導幹部在作決策時，極少考慮地方或部門的遠景發展規劃和群眾的長遠利益；而立竿見影的政績、短、平、快的項目則相對受到青睞。
“如果不在交流任職的地方深入地對該地進行調查研究，是絕不可能勝任主要領導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尹韻公研究員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有些領導幹部'亂放炮'、瞎指揮的現像很普遍，以致造成一些重大的決策失誤，這與乾部交流制度存在的弊端不無關係。”
受訪者還反映，儘管重要部門、關鍵崗位的干部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裙帶關係網的形成，但有些幹部利用交流的機會拉幫結派，為自己以後的升遷編織良好的官場關係，反而使官官相護的局面更為普及。
“這些幹部異地任職，由於來路不明，社會關係不透明，當地群眾和乾部對其不敢監督，也無法監督，無形中也加大了乾部腐敗的機會。”北京大興區的年輕公務員小王這樣告訴記者。
值得警惕的是，有些幹部借調整之機，通過暗箱操作，使一些親屬、親信、朋友在交流過程中，能夠不動聲色地安插到如意的地方或職位上，為自己將來發展佈局人際資源網絡。
“領導幹部交流是一個集體大動作，既有平級調動，也有明昇暗降含義的區域性調動，個中微妙鮮為人知。”尹韻公認為，“為了避免被交流到自己不想去的地方和職位，有些領導幹部將有調整權力者視作供奉對象，交流之前加強'聯繫'，催生了'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的市場。”
從以往報導來看，不乏此類大案。比如黑龍江省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賣官案，河南省原漯河市委書記劉炳旺賣官案，安徽阜陽“白宮書記”張治安買官賣官案，陝西省商洛市原商州區委書記張改萍賣官案，等等，這些權錢交易不少是以“幹部交流”方式來完成的。
2002年10月至2003年10月期間，龔維斌曾掛職江蘇省海門市副市長一職，對乾部交流情況比較熟悉。
“大多數時候，被交流的干部家屬的調動與安置問題往往得不到同步解決，給夫妻生活、贍養老人、子女教育等造成不小的影響。”龔維斌坦言。
不可否認，在現實生活中，有些交流任職幹部長期夫妻兩地分居，雙方情感交流與夫妻生活處於極端不正常的狀況，不但影響夫妻感情，也為婚外情與婚外性的發生埋下伏筆；有的直接危及到家庭穩定，甚至發生刑事案件。
這是一個震驚全國的案例——原濟南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段義和，當年異地交流任職時住在賓館裡，把自己所住賓館的服務員柳海平發展為情婦。後來，因為柳海平貪得無厭而關係惡化。 2007年7月9日，段義和僱凶在濟南鬧市區引爆柳海平駕駛的汽車，將其當場炸死，由此也把自己送上“斷頭台”。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不少群眾對乾部交流的成本問題也頗有微詞。由於異地交流任職，幹部要經常回家與家人團聚，很多地方解決幹部探親的交通問題，普遍做法是安排公車接送，加劇了公車私用現象。
“幹部回家探親，一般不願意與普通人一樣去擠公共交通。”在雲南省某市做市長秘書的朋友告訴記者，大多時候是專職司機長途往返接送，也有些領導自己開公車來往，汽油費、過橋費、過路費等加起來，每年開支驚人。 “這些費用由領導幹部個人承擔不太現實，自然也就公款報銷了。”
也有基層群眾向記者反映，有些交流任職幹部周末和節假日回家同老婆孩子團聚去了，當地若有急事很難找到他們。
記者還了解到，一些幹部交流任職，覺得三年或五年就走，也就不太願意帶家屬。大多數交流乾部，基本被安排在當地檔次較高的賓館住宿。由此產生的費用，也是公款報銷。比如平均每夜的住宿費在300元上下，每人每年下來的費用也是個驚人的數字。
據報導，2009年1月6日，安徽省長豐縣賓館發生火災，導致4名縣領導1死3傷。從資料來看，死傷的4名縣領導都是從外地來長豐縣的交流任職幹部，他們一直住宿在賓館。
多位受訪專家和乾部向記者反映，目前幹部交流制度存在的漏洞，說明有必要從整肅吏治的角度出發，進一步完善這項製度，使其發揮出應有的穩定大局、促進交流、保證政令暢通的積極作用。
“對乾部交流應實行工作目標責任制，把考核結果作為乾部交流、提拔使用和獎懲的重要依據。”尹韻公認為，“考核時不但要看重上級的評價，更要看重群眾評價。只有徹底改變交流乾部'唯上'的心態，他們才能安心紮根基層，誠心為群眾辦事實。”
為此，尹韻公建議：“對交流乾部任期內的政績考核，要把長期效益與短期效益有機結合，加大激勵力度。對業績突出，特別是在艱苦地區做出業績，且群眾公認的交流乾部，可優先提拔使用。對完成任務較差，經考核基本不稱職的，要視具體情況，給予必要的組織處理。”
在採訪中，受訪者普遍建議，為便於當地群眾和乾部監督，交流任職幹部的基本信息應進行公示。包括：公佈交流任職幹部的知識背景、從業履歷、工作實績及崗位職責以及任職承諾；另外，在落實《關於領導幹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的基礎上，要公佈其住房、投資、配偶子女從業等情況。
“要使年輕幹部在基層真正沉下心、紮下根，不但需要對交流乾部提出明確的工作任務和要求，加強民意考核，還要積極探索建立上級黨政機關從基層一線逐級遴選幹部的製度。”龔維斌認為。
多位受訪專家還認為，黨委主要領導可異地交流任職，但政府主要領導應盡量在當地產生。他們的理由是，因為一個地方的發展，必須在熟悉當地情況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深思熟慮的長遠規劃。這樣可在保證黨委統攬全局的前提下，既能保證工作的連續性、穩定性和有效性，同時也能調動班子乾部的積極性。
據專家介紹，美國是選舉制度最完善的國家之一，但各州憲法都規定州長候選人，須在本州居住有一定年限，如《佛蒙特州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任何至選舉日以前非在本州居住滿四年者，不得當選為州長或副州長。”
“針對異地交流所帶來的成本問題，有關部門應制定相應的配套對策。”齊善鴻認為，“領導幹部異地交流原則上應帶家屬，接受地要妥善解決好交流乾部家屬、子女的入學和工作安排問題，在政策範圍內統籌解決好交流乾部的住房問題；不便帶家屬的，則給予適當的探親補助費。至於其他生活、探親等純屬個人私事的，單位一律不得買單，嚴格控制公車私用的現象。”
在受訪專家看來，要減少干部交流任職中出現的問題，關鍵是進一步擴大民主，加大群眾監督力度，並引入競爭擇優機制，改進交流人選產生方式，這是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