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從法律上還是從情理上，公眾都應有關於公務員收入的知情權，這是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也是和諧社會的題中之義。
2008年11月30日，北京大學應屆畢業生小張6點起床，匆匆做了一些準備，就趕去參加公務員考試，而與他一同接受挑戰的，還有全國各地77.5萬名考生。
這天，2009年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公務員考試公共科目筆試，在全國31個考區的38個城市同時鳴鑼開考，爭奪1.35萬個職位，錄取率僅1.75%！
“如果考上公務員，不但旱澇保收，工資加上各種隱性收入，每月收入也相當可觀。”上午緊張的考試結束，小張終於舒緩了一口氣，他向記者坦言。
在公務員報考者中，有小張這樣想法的人比較普遍。據了解，很多人報考公務員，除看重公務員工作穩定、壓力小、福利待遇優厚外，對公務員工資外隱性收入的期待，已成為眾多報考者的隱諱心理。
記者調查發現，儘管我國公務員工資不高，但工資外大量名目繁多的津貼、補助等隱性收入，使一些公務員的工資收入與實際收入差距甚大，為公眾留下很多懸念和無限聯想的空間。
不少受訪者認為，這些公務員工資外隱性收入的存在，為腐敗現象的乘虛而入創造了機會，國家應該把預算外資金全部納入政府預算控制，實行徹底的收支兩條線，公務員收入由國家統一劃撥，才能建立起一個公平、透明的公務員收入分配體系。
2008年11月以來，有消息傳出一些地方為公務員加薪，其中河北唐山公務員津貼補貼人均每月提高600元，河南全省公務員平均每月津貼補貼增加300元……而更多地方，第二輪調薪可能漸次展開。這個消息馬上引來口水一片。
對於公務員加薪的消息，先是河南、河北唐山方面出來“闢謠”，稱從未有加薪的計劃，兩地只是規範了公務員的津貼補貼。接著是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出面公開予以否認。但是，社會輿論似乎並不買賬，有關公務員變相漲工資的指責依然繼續……
據了解，公眾對公務員加薪如此敏感並不奇怪。多年來，公眾的切身感受以及對公務員工資外隱性收入的質疑和猜想，已經使公務員加薪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民意基礎。
早在2008年3月，北京市工商局某正式在編人員的工資單顯示，在一張月收入為5935元的工資單上，個人所得稅一欄為零。當事人堅稱已繳納個稅，當事人單位也聲明個人所得稅已經由單位統一代扣代繳，而稅務部門卻含糊其詞，至今未見下文。
這樣的事例，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公眾的某些直覺和判斷，公務員實際收入對公眾來說一直處在“雲山霧罩”之中。
據2003年數字顯示，全國公務員年平均工資為15487元，與同時期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年均工資16024元基本相當。
但是，對這樣的統計結果，公眾並不認同。不少受訪者認為，從全國范圍來看，公務員的平均薪資並不高，但這沒有包括一些政府部門在製度規定外，給公務員發放的津貼、補助，如飯補、房補、防暑費、取暖費、書報費、洗理費等五花八門的隱性收入。
雲南省某州一位剛參加工作兩年的公務員向記者透露：“在省市實權部門工作的公務員享受的待遇最好。有些公務員擁有兩張卡，一張工資專用，另一張用來發各種補貼、津貼，有的婚喪嫁娶也在其列，並且不繳納個人所得稅。”
“公務員正規渠道之外的收入分配，歸於分散狀態下的暗箱操作，為數愈來愈大。”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賈康更是直言不諱，“很多地方和部門，公務員工資單之外的收入早已大於工資單上的收入。”
資料顯示，從1985年到2003年，我國對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工資制度進行過8次調整，不同職級公務員之間的工資差距，由1985年的10.2倍縮小到2008年的6.6倍。
“我國公務員的工資差距並不大。但實際運行中，中央國家機關、省市、地縣公務員待遇不同，甚至同一職位不同地區、行業、部門之間，收入差距可達幾倍。”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分析認為，“導致收入差距的是各類津貼、補助和實物等隱性收入，它們甚至在一些地區和部門構成公務員收入的主體。”
據了解，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工資包括基本工資、津貼、補貼和獎金。”針對各地區公務員年津貼補貼標準，國家出台了一個範圍，平均值不能低於年2.1萬元，也不能高於4萬元。
“國家雖然統一規範了公務員薪酬結構，但並沒有建立統一支付制度。”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李成言教授接受采訪時表示，“公務員基本工資實行全國統一標準，由中央財政支付，至於津貼、補貼和獎金，完全看各地各部門的財政收入。從縱向看，中央、國家機關的公務員所受監管更多，所享待遇並非想像的那樣好。從橫向看，黨的機關、人大機關一般低於其他機關。”
記者調查發現，公務員隱性收入主要來源於預算外資金，而目前預算外資金的收支，多數集中在地方層次。部門各種各樣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基金和罰沒收入成為預算外資金主要組成部分。
從近年公務員報考情況分析，司法、交通、工商等一些具有罰沒權的部門，始終是公務員報考者趨之若鶩的地方。同時，一些大城市、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基礎條件好、財政收入高，也為眾多公務員報考者所青睞。而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公務機關則既無法吸引人才，也很難留住人才。
“我是陝西北部一個鄉鎮的公務員，剛工作2年，現在月工資還不到2000元，除此之外幾乎沒有其他收入，年終獎金僅有200元。”記者在某網站論壇看到一位網友這樣留言。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08年12月，上海一名剛轉正一年的女公務員在網上曬出她的年工資（含基本收入59150元、補貼收入24900元、非現金福利6000元）90050元，月平均7500元左右。
“公務員收入分配不規範，助長了一些權力部門公權尋租行為。”北京石油化工學院人文社科學院楊鍾紅副教授認為，“公共部門濫用其手中的公共權力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危害公共管理和行政效率，為腐敗的產生提供了可能。”
“隱性收入必然會影響國家的收入分配製度，導致分配秩序的紊亂。”中國社會科學院尹韻公研究員對記者說，“在初次分配領域，將導致要素配置的扭曲，影響效率，影響未來經濟發展。在再分配領域，可能會造成國民收入的逆向再分配，把本該用於低收入居民的資金，通過非正當途徑轉移，進一步擴大了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
“建立和諧社會要規範收入分配秩序，應從機關公務人員的收入分配秩序開始。”2006年3月8日，全國政協委員、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王建倫在全國“兩會”上表示，“希望政府出台相關方案，規範公務員工資外隱性收入。”
早在2005年，中辦、國辦就轉發了六部委《關於做好清理規範津貼補貼工作的意見》，2006年，中央紀委等六部門再次發布了《關於規範公務員津貼補貼問題的通知》，對中央機關、各省市津貼補貼發放進行清理規範，計劃用三年時間，將地區差控制在合理範圍，並通過行政手段“削峰填谷”，使同級政府不同部門之間的津貼補貼水平大體相當。
2007年7月，北京啟動“陽光工資”改革，把公務員的所有收入公開化、透明化——公務員收入的部門差、地區差，收入的不透明，津貼、補貼、獎金等眾多“隱性收入”，成為這場改革的目標。這一舉措，撼動了長久以來的部門、級別和地區間公務員收入落差和工資外收入的隱性地域。
此外，上海、武漢、廣州等地，也相繼成為推行公務員“陽光收入”制度的城市。
但是，這些改革還是遇到不少人質疑。他們認為，如果只規範公務員津貼和補助，不規範“能力”，隱性收入還會通過津貼以外的方式來實現，比如奢華的職務消費，比如單位代替員工繳納個稅，也是一種手段。
“這種改革不能徹底杜絕非陽光部分的繼續獲取，還容易讓那些既有權力，又有地位，還有職務消費的公務員，把過去的非法所得合法化，擴大他們與其他人的收入差距。”楊鍾紅說。
不少受訪者認為，只要預算外資金依舊氾濫，那麼，規範公務員隱性收入的意義就不大，甚至完全不可能實現。
資料顯示，我國2006年預算外資金總量，與3.9萬億元的國家財政收入不相上下，而其中各級政府部門的行政收費占到總預算外資金的1/4多。換言之，公務員隱性收入氾濫只是一種表象，預算外資金氾濫才是問題的根本。
受訪的多位專家認為，要真正規範公務員隱性收入，有效途徑是把預算外資金全部納入政府預算控制，實行徹底的收支兩條線，杜絕預算外資金，公務員收入由國家統一劃撥。
據了解，西方國家普遍通過立法縮小職工收入差距。比如，美國為了抑制公務員工資的過快增長，制定了《聯邦工資比較法》，嚴禁不合理收入，所謂不合理收入，既包括工資收入也包括工資外隱性收入。類似這樣的法律還有德國的《聯邦工資法》、日本的《一般職工工資法》，等等。
賈康則建議：“首先，逐步提高公務員正規渠道的薪酬水平。同時逐步壓縮、歸併那些細碎、煩瑣的具體標準，適當拉開薪酬檔次，合理體現薪酬中崗位、年功、業績等不同要素。其次，大力減少和消除正規渠道之外五花八門、各顯神通的現金與實物發放，把暗賬翻明，建立有效的監督制度和協調各部門、單位發放總水平的調控制度。第三，協同公共財政的預算管理改革，把公務員收入分配納入部門預算，實行'收支兩條線'、走上國庫集中支付、全過程接受監督的製度軌道。第四，與政府系統現存事業單位的改革相配合，逐步使公務員薪酬與今後仍需由財政提供經費的少數事業單位人員的薪酬，以及應當社會化、企業化事業單位人員的薪酬各行其道，各自形成規範的製度與合理的機制。”
“公務員工資改革的總體取向，應該是杜絕公務員法外收益。”北京合川律師事務所鄒瑾律師認為，“這就需要建立、健全國家公務員收入監管機制，未經全國人大或者地方人大批准，行政單位不得擅自分配預算外資金，確保公務員收入來源的合法性和唯一性。”
“同時，積極創造實施財產、收入公開等製度的條件，對公務員尤其是高級公務員，實行充分的財產申報製度。”尹韻公認為，“要切實加強人大的監督作用，逐步擴大社會監督，對公務員收入形成更加有力的外部監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