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高校要發展，最重要的是打破“官本位”，致力於在高校建立以教師為本、以學術為本的現代大學制度。
天津大學2008年1月11日出台的《人才強校戰略實施綱要》提出，學校計劃在5年內培養100名學術帶頭人，重點培養300名青年骨干教師，吸引更多國際知名高端人才來校工作，實施“北洋學者”計劃，打造一批學術創新團隊。
天津大學龔克校長在人才戰略實施新聞發布會上還明確表示，學校將對學術委員會進行改革，人員要在教授真正推選基礎上產生，在學術建設上要把權力交還給學術委員會。他認為，目前包括天大在內的許多高校的學術委員會，幾乎成為學校決策的一個附屬機構。
無疑，天津大學重拳出擊的一系列改革，正命中了中國高校現存弊端的要害。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國內高校行政化傾向越來越嚴重，學校的各種重大決策，即便如學科設置、確定重點發展學科方面的話語權，也基本集中於高校行政權力部門。可以說，“官本位”的膨脹，正成為中國高等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受訪的多位專家認為，高校“官本位”危害極大，應引起國家教育主管部門的高度重視，並致力於建立以教師為本、以學術為本的現代大學制度，平衡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形成良好的學術環境和學術生態。
何謂“官本位”？顧名思義，即以官為本，以官的利益需要、官的價值訴求為行為取向，唯官是重，唯官是大。
2005年11月19日，趙啟正卸任國務院新聞辦主任，從正部級“降級”接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其間他提到：“院長是什麼級別之前我根本沒想過。他們（人大新聞學院）給我的聘書上在院長後面有個括弧，寫著正處級。”有不少人認為，這個充滿趣味的細節，從另一方面微妙地折射出高校“官本位”現象的存在。
從某種程度上看，國內高校儼然就是一個等級分明的官場。在一些人看來，高校地位的高低，主要以行政級別來劃分，有“副部級大學”“正廳級大學”“處級大學”。與此相關，高校裡也隨處可見處、委、辦、科等部門，其主管人員也都有相應的行政級別，從塔基到塔尖循序漸進、森然有序，活脫脫一個衙門化的金字塔。
這種現象，不僅在高校工作過的人深有體會，就連一些政府官員也感觸頗多。 2007年9月8日，教育部副部長趙沁平在北京語言大學45週年校慶期間舉行的“社會文化建設與當代大學的責任”論壇上指出，現在一些大學功利主義抬頭，“官本位”傾向也在影響著學術的發展，大學作為時代和社會燈塔的作用也就會逐步失去色彩。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李成言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近些年，我國高校'官本位'現象愈演愈烈。從外部講，高校的主要領導是由行政任命。由內部而言，高校過於追求內部的行政等級，甚至人們也習慣將教師的職稱待遇，按行政官員級別換算。”
“我國高校行政人員數量也非常龐大。”北京一位高校退休教師告訴記者，“一般來說，一所規模上萬學生的高校，副處長以上的干部有200人左右，科長、主任、科員就多了，黨政加後勤人員，總數在千人以上，教師反而成為少數。有些高校，教師與行政後勤人員比例是1：1，有的更離譜，達到1：2以上。”一些人士指出，高校“官本位”思想已滲透到黨政管理工作、教學科研管理工作、學者評價與學術認定工作、利益分配乃至職稱的認定等多個方面，深刻地影響著高校的每一項重要決策。
“在現行教育體制下，我國高校的職能更多趨向於管理職能，而且行政官員掌握著高校的人、財、物等各項資源分配的話語權。”北京某大學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教授抱怨道：“在高校一旦做了官，科研項目的獲得，科研經費的爭取乃至職稱的評定都要比普通老師擁有明顯優勢。更可笑的是，就連教授資格的認定，也是由有許多行政領導參與其中的各級職稱評定委員會來決斷，即使這些部門負責人有的是教授，但不是以教授身份，而是以行政官員的身份參與。”
“我看到那些豪華的行政機構，就感到心酸，高校很多部門一個辦事員就可以有一間寬敞的辦公室，用的是液晶顯示屏的電腦，而我們有些老師連自己的辦公室都沒有，備課也是在家裡進行。”北京某大學一位姓張的老師告訴記者，“有些行政官員還利用手中權力與教師爭課上，以致使老師完不成課時。行政官員每上一節課，都按超課時領取高額津貼。”
記者調查發現，很多人對“官本位”給高校學風造成的破壞都有切身感受。他們認為，目前高校體制的一個重大矛盾，是越來越多湧進高校的資源和落後的資源配置體系的矛盾，而行政主導的“官本位”方式無疑是這一矛盾形成的根基。
在接受采訪時，很多教育界人士認為，“官本位”是中國高校難以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最大障礙。這不但導致高校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進一步偏離，更嚴重的是使學人浮躁和學術異化，衝擊高校獨立的學術精神，這已成為高校改革必鬚麵對的嚴峻問題。
“官本位”導致成果分配不公，激化了高校內部矛盾。由於高校“官本位”使利益分配向行政方面的嚴重傾斜，在一些高校，經常有些學術上極其平庸的人，憑藉與校領導的特殊關係，便可藉助行政系列的榮譽，評上與其實際水平相差懸殊的正教授職稱。這使得一些兢兢業業、恪盡職守、業務優秀的一線教師在利益分配上受到不公正的對待。
據了解，在一些高校，有的教授的月津貼還不如正處長的月津貼高。至於不合理的一刀切的量化管理制度，更是導致分配與收入的不公，進一步激化了高校內部矛盾，導致行政管理運行不暢。
“官本位”還導致學術精神的淪喪。由於受“官本位”的影響，不少高校的學術評價機制，不是按照學術規則操作。包括評估、檢查、評比、項目審查、人才選拔，等等，大都以官場規則在實際運作。如果誰不按官場規則運作，就會被淘汰出局。
受訪者普遍認為，“官本位”不但使高校的學術尊嚴受到極大挑戰，導致學術精神的淪喪，而且還會直接危及學生正確人生觀的樹立。有一位大學教師憂心忡忡地對記者說：“大學精神一旦流失過度，大學教育也必將變味。”
在高校“官本位”的陰影下，還出現了不少由外行領導內行，或是業務不精湛之人指導業務拔尖者的現象，這對教師的積極性造成挫傷。
“官本位”滋生了各類腐敗，比如，濫評職稱、濫發文憑乃至賣文憑、送文憑，教學科研質量評估中大規模造假，金錢打點、疏通關係之類“學術外功夫”在課題申請、碩士博士授予權等純學術事務上大顯身手。至於與“權錢交易”雷同的“學術交易”更是屢禁不止。
另外，隨著高校在招生錄取、經費使用、幹部聘任等方面擁有的自主權越來越多，高校領導的權力也越來越大，個別領導甚至大權獨攬，滑向腐敗。
武漢科技大學原校長劉光臨、原黨委書記吳國民涉嫌收受賄賂，已被檢察機關查辦。此前，湖北美術學院原副院長李澤霖、三峽大學原黨委書記陳少嵐、湖北大學原副校長李金和等人職務犯罪案，都是主事者利用長期分管基建、招投標、設備物資採購、招生錄取等工作便利，為他人謀利益，收受學生家長、建築商、承包商的賄賂，金額從幾萬元到上百萬元不等。
受訪專家認為，高校成為腐敗的一個高發區，與高校“官本位”有直接聯繫。
“官本位”還造成人力資本嚴重浪費。在高校“官本位”管理模式下，近年來，有些高校教師變成行政權威的附庸，對教書育人和搞好科研失去了興趣和動力，有的甚至乾脆另謀職業。一些學有所成的專家、學者和教授紛紛禁不住利益誘惑，轉而謀求各種行政職務，造成專業技術人才資源的大量浪費。
“任何人都會本能地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如果從事行政，比從事科研具有更大的收益，為何不追求行政放棄學術呢？”北京某高校教師向記者講述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有一位參與國家863科技項目的資深教授，從東北調到北京某高校，覺得當教授沒出路，第一次參加該校後勤處處長的競聘，落選。後來又參加該校保衛處副處長的競聘，結果還是落選。按該校其他老師的說法：“只好很失落地繼續做教授。”
在接受采訪時，不少教育界人士認為中國高校要發展，最重要的是要打破“官本位”，致力於在高校建立以教師為本、以學術為本的現代大學制度，平衡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形成良好的學術環境和學術生態。
“評價一所學校，關鍵要看其培養人才的能力和學術研究水平，而不是看它屬於哪個行政級別。”全國政協委員吳正德對高校以行政級別劃分的做法十分不解，他認為，“我國提倡人才強國，決策者應該研究用什麼措施來培養人才、管理人才、評價人才、鼓勵人才。首先要將'官本位'思想趕出校園。”
在採訪過程中，有不少受訪者認為，要解決高校“官本位”問題，必須先處理好三個關係。首先，處理好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和高校的關係。按照《高等教育法》，大學擁有包括學科專業設置、教學活動組織、科學研究、招生等方面的辦學自主權。但現在很多高校的權力被教育行政主管部門越俎代庖，高校的辦學自主權很小。
其次，取消大學行政級別，逐步實現高校校長職業化。在校黨委書記、副書記按有關規定由上級任命的情況下，大學校長可通過競聘產生，副校長在校長提名的基礎上，競爭上崗，逐步實現大學校長的職業化。
第三，處理好高校內部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問題。現代大學的四個主要標準是“職業治校、教授治學、學術自由、學生自管”，從這四方面看，中國的大學還有很大差距。解決這一問題，關鍵是要弱化行政權力，強化學術權力，使行政權力變為真正意義上的服務而非對學術的干預。
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要解決高校“官本位”問題，還須依法民主治校。高校所作出的一切決策，都要通過民主化和科學化的程序，要高度重視師生員工的意見和建議，並把這些意見和建議作為製定決策和部署工作的重要依據。同時強化服務意識。高校的服務和管理本質是“以人為本”和“教學至上”，行政系統要強調服務第一，管理第二。
齊善鴻認為，教授委員會要成為民主監督機構，校長每年要向教授委員會匯報工作，教授們的意見不能只是說了沒人理、理了沒人做；校長要接受教授委員會評議，並以此作為校長工作業績和獎勵的依據；此外，還要調整和優化利益分配製度。高校在製度、政策和機制上，尤其是在利益分配上，要向一線教師傾斜，確保教學科研做得不錯的教師收入不低於行政領導。在所有的措施中，最關鍵的就是教授們的民主參政權得到什麼程度的尊重和落實。
實際上，要破解高校“官本位”，不是簡單地否定現在的行政體系，而是按照科學管理的原理建構起科學的高校管理體制。在高校成立教授委員會，把教授委員會作為學院的決策機構，實現集體決策制，避免由行政管理人員一方主導的局面。這樣，建立在平等交流、民主協商基礎上的決策，往往就會更加科學。
當然，依現時的國情，高校制度的真正改革並不完全取決於大學本身，它還依附於國家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從這一點觀察，重樹現在高校獨立的學術精神，從“官本位”回歸“學本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