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官員“私生活”進行監督，無論是從現實情況還是就公共治理的角度來說，都應是反腐鬥爭的重要內容。
2009年8月24日，浙江省委原常委、省紀委原書記王華元因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此前，中央紀委對王華元進行了立案調查。經查，王華元違反規定，收受巨額禮金禮品；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本人及親屬收受巨額錢款；多次到境外賭博；生活腐化。
近期“落馬”的官員中，大都像王華元一樣，均有一項“生活腐化”的指控，這被視為領導幹部的生活細節已被納入整個反腐體系。
從實際情況來看，有些官員生活腐化並非什麼“秘密”。在我國民間，就有這麼一句流傳非常廣的順口溜——“家中紅旗不倒，外面彩旗飄飄”。
接受記者採訪的多位專家認為，領導幹部作為黨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生活腐化不僅敗壞了自身的形象，也損害政府在百姓中的威信。對官員“私生活”進行監督，無論是從現實情況還是就公共治理的角度來說，都應是反腐鬥爭的重要內容。
在新中國建國以來，“生活作風”問題一直是領導幹部的“高壓線”。然而，近年來由於對官員考核大多“唯政績論英雄”，而對官員“私生活”卻缺乏有效監督，以至一些官員流連於聲色犬馬，包養情人、“二奶”，甚至嫖娼狎妓……
隨著我國反腐敗鬥爭不斷深入，官員“私生活”已經再次被中央納入整個反腐體系。而事實上，在近年“落馬”的一系列官員中，被指控“生活腐化”的不在少數——
2006年6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長劉志華因生活腐化墮落被免去職務。 2009年1月21日，劉志華終審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這是我國新時期反腐敗第一個因生活腐化獲罪的高官。
這樣生活腐化的貪官，前後還可列出一大串名單，比如成克傑、陳良宇、李嘉廷、王寶森、胡長清、孫善武、杜世成、龐家鈺、陳紹基、許宗衡，還有李真、慕綏新、馬向東以及公安部原副部長李紀周、海軍原副司令員王守業、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原院長賈永祥和副院長梁福全、江蘇省建設廳原廳長徐其耀、重慶市委宣傳部原部長張宗海、天津市原政協主席宋平順，等等。
據報導，現行婚姻法修改起草專家小組主要負責人巫昌禎教授調查發現，官員腐敗60%以上跟包二奶有關係，被查處貪官中95%的人有“情婦”。
2007年6月23日，中央紀委副書記劉錫榮在重慶市黨風廉政建設形勢報告會上也透露：“去年全國查處的省部級官員中，有7人移交司法機關，其中6人有生活作風問題。”他稱，要預防官員“後院起火”，這也是值得重視的反腐陣地。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官員作為公權人物，如果生活腐化墮落，不但會帶壞整個社會風氣，也會嚴重損害政府在民眾中的威信。同時，也會不可避免地誘發官員其他犯罪行為的發生。
“整個社會道德價值觀念如何、人生取向怎樣，官員的以身作則、率先垂範是個風向標。”南開大學博士生導師齊善鴻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官員作為公權人物，其私生活與普通人不同，由於他們的言行具有社會示範效應，所以同樣的生活腐化，其產生的危害也遠較後者為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生活腐化常常與工作腐化緊密聯繫在一起，工作腐化常常伴有生活腐化，而生活腐化既可能催化工作腐化，也可能是工作腐化的一個表現。”
“就官員的實際收入來看，如果他們一旦生活腐化，想要支付巨大的個人開銷，那就只有尋找權力出租，由此也誘發了其他犯罪行為的發生。”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李成言教授指出，“可以說，目前絕大部分貪官的產生，生活腐化是重要的催化劑。”
2007年1月初，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中紀委七次全會上強調，在領導幹部中大力倡導八個方面良好風氣。其中有一個是：“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講操守，重品行，注重培養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
“這八個方面，與官員經濟生活密切相關，把最有可能滋生腐敗的主要方面已基本涵蓋。”李成言分析，“這充分說明，中央已經將官員的生活細節納入反腐視線。”
在此背景下，中央以申報官員個人情況的方式，強力介入官員“私生活”。 2007年春節，副處級以上官員都要接受婚姻及家庭涉外情況普查，涉及官員本人、子女、配偶等三個層面的內容。
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公務員處分條例，也在多方面涉及到公務員的“私生活”——包養情人的，給予從警告至撤職或開除處分。另外，拒不承擔贍養、撫養、扶養義務，虐待、遺棄家庭成員，嚴重違反社會公德的行為等，均在處分之列。
此後一段時間，不少地方也相繼出台相關條例，目標也紛紛瞄準了官員的“私生活”。但是，這些措施並沒達到抑制官員“私生活”腐敗蔓延的預期效果。
在受訪專家看來，官員生活腐化難以抑制，既有本人世界觀方面出軌的內因，也有社會風氣污染、權力監督不到位等外因。
“近年來，我國反腐主要在經濟領域，所以很多地方在選拔官員時，只要政績突出，經濟上不存在問題，就是生活上'不拘小節'，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忽視對官員生活作風的考察。”李成言認為。
記者採訪中也發現，不少地方對官員“生活作風”問題很少過問，有的還以保護官員個人“隱私”為由，放鬆對官員“私生活”的監督，甚至將官員“私生活”置於真空狀態，以至隱私權成為不少官員的腐敗盾牌。
“對官員'私生活'進行監督這個問題，已提出很長時間，但目前收效甚微。”在李成言看來，“雖然有的地方出台了一些規定，要求官員把自己的婚姻及家庭涉外情況進行申報。但這些規定要么沒有強制性，要么沒有可執行性，禁令成為一紙空文，或流於空架子，根本於事無補。”
對現行政策的有效性，齊善鴻也持有質疑態度。他認為，有的官員生活腐化已成為他們其他犯罪很重要的動因，但很少從婚姻變化上能看出來。另外，即使在婚姻變化上有所體現，也只是組織內部掌握，缺乏公開透明，以至很多婚姻變化的真實內因潛伏下來。
記者調查也發現，以往腐敗官員的問題揭發，包括包養情人、性賄賂等，幾乎沒有靠自我匯報而暴露出來。相反，那些權傾一方的“一把手”作姦犯科後，更會在打壓檢舉的同時，憑藉手中掌握的權力和上層關係，給自己編織一道道“安全網”。
“對生活腐化官員的懲治，還缺乏一種真正的威懾力。”北京中盛律師事務所杜立元律師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只要民憤不大，目前對這些生活腐化的官員的懲治，往往冠以'生活墮落'，沒有上升到法律層追究相應責任，從而放縱了官員的這種行為。”
防止官員生活腐化，陽光同樣是“防腐劑”。受訪專家認為，只有擴大公眾監督權限，讓官員“私生活”置於媒體和公眾的監督之下，加大懲治力度，才能使官員生活腐化問題得到有效抑制。
“要抑制官員生活腐化，不僅要靠體制內的監控，還要藉助民間的力量。”中國社會科學院尹韻公研究員接受記者採訪時直言，“要對地方'一把手'權力過大現象進行研究、改進，使其公權力得以有效制衡。同時，要通過立法等途徑，完善舉報、檢查、處罰等機制，使官員的'私生活'置於大眾傳媒和社會公眾的全程監控之下，一旦發現問題要嚴厲問責。”
“目前官員申報的個人情況，僅由其上級機關內部掌握，這大大削弱了監督的力度。”齊善鴻表示，“對官員申報個人情況，應加大核查力度，確保官員申報材料的真實性，發現弄虛作假、隱瞞不報的官員，一經查實應嚴厲問責。對官員申報的個人情況，還應向社會公示，接受社會和媒體的監督。”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腐敗官員需要利用隱私作為盾牌來保護自己，而打擊腐敗需要破除隱私這一虛假的保護傘。官員作為公權人物，也並非所有私人信息要公開，但至少該將個人隱私中涉及官員形象和“質量”的事情予以公開和監督，比如個人婚姻、財產狀況、配偶和子女就業情況、主要社會關係，等等，納入組織和群眾監督的視野，以約束官員廉潔自律。而個人愛好、飲食習慣、家庭瑣事、生活規律等隱私，則應加以保護。
這方面，國外一些做法值得借鑒。在美國，官員的私生活是媒體關注的焦點之一。無所不在的監督，對官員的行為形成巨大製約。在以色列，為提高官員道德水準，加強公務透明度，民間成立了監督政府的“第三隻眼”組織，專門曝光官員不法行為，致力於提高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的廉政水平。在韓國，官員的學歷、財產、家庭成員、社會關係等方面，皆容不得有半點瑕疵，而向社會公開接受監督，一旦官員觸犯“紅線”，後果相當嚴重。
針對目前對官員生活腐化懲治乏力的現狀，杜立元建議：“應當通過立法制定、完善具有可執行力的責任追究機製配套施行，對官員生活腐化行為作出明確界定，並根據情節輕重追究相應的法律責任。”
“可以改革對官員的評價機制，使官員'私生活'監督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李成言建議，“發動全體群眾參與監督，發動輿論力量參與監督，使普通群眾、服務對像對官員擁有監督權、評價權，且評價意見影響到官員政績考核。只有這樣，有些官員在'私生活'上的放縱才會有所顧忌。”
在採訪中，受訪專家普遍認為，應加快“官員財產申報製度”的出台進程。因為，這是反腐倡廉預警制度的核心。另外，對官員的教育、官員的自我教育，也應作出製度化安排，強化執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