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不清是前些年的哪天傍晚，我在家中接到一個電話，對方自報家門說：“我叫李松，是新華社記者。有一個問題想向尹老師請教。”於是，我跟這位帶著濃厚南方口音的記者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愉快交談。過了幾天，他又打電話，說稿子已寫好，便念出全文，讓我聽聽是否符合原意。我很驚訝他的抓住要害的本事和畫龍點睛的能力。
從那以後，我與李松蕩起雙槳，開始了我們之間懷有共同目標的友誼航程。隔一段時間，我就會有一次心甘情願地主動配合李鬆的採訪。我們的交流有問答，也有爭論；有討論，也有質疑；有觀點，也有建議。我們的話題相當廣泛，當然“挑事”的一方總是李松，我不過是積極的響應者。最重要的是，我們議論的話題相當敏感，諸如駐京辦、秘書腐敗、官員腐敗、官本位、官員學歷造假、公車改革、科研經費“黑洞”、網絡輿情、民間反腐等。不敏感的話題，從不納入我們的視野。每次採訪完後，他總是依照規矩行事，一定要徵得對方同意才發稿。李松是很懂事、守本分、重然諾的人。
多年交道，我與李松已從採訪者與被採訪者的工作關係，早就上升為相互認知度很高的朋友關係，相互了解的程度越來越深，相互默契的配合也越來越優。作為一名專司社會調查的記者，我以為李鬆身上有三個亮點：
一是愛黨愛國，忠於職責。新華社是國家通訊社，新華社記者理應忠誠於黨、服務於國。在交往過程中，我強烈地感受到李鬆的忠誠意識。我曾經問過他：你採訪的都是非常敏感的話題，你難道就不怕得罪人、就不怕影響你的前程？他很平靜地回答：“反正我的目的是為黨好、為國家好、為民族好！”說實話，像李松這樣政治胸懷的記者，恐怕現在已經不多了。可能我平常接觸的紙媒記者較多，他們喜歡發牢騷、洩情緒的事情，我早已習慣。為工作而應付，為寫稿而求生，其餘的能不管的就不管，除非與切身利益直接有關。李松也是凡人一個，但他卻是將記者職責賦予了深刻內涵的人。憑藉這一點，李鬆比一般記者的襟懷顯得更加寬廣。
二是正義在手，正直在胸。李松涉及的話題都是直接關係到我國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有的心驚膽戰，有的觸目驚心。沒有熱烈正直和濃烈正義的人，是沒有勇氣去觸碰這些話題的。人們常說：記者是專為社會打抱不平的行當。這話不錯，但說起來容易卻做起來難。有的記者開初還一腔熱血，打了幾個小仗勝利，便神氣高漲；跟著吃了幾個敗仗，便垂頭喪氣，再也不干了，連說：頭痛、頭痛，碰不得、碰不得！李松則不然，他始終保持著高昂的熱情，保持著率真的執著。我不相信李鬆就一直那麼順暢，他就沒有走過麥城。我未問過李松遭遇挫折的經歷，但我看到的是，李鬆的正義、正直從未被風乾和離棄，天賦社會良知推動著他的激情終年不減。因此，他始終保持著良好的工作狀態和強烈的進取精神。這在當下記者群體中，是一種難能可貴的職業品格。
三是精於鑽研，勤於思考。李松思考的問題都是來自現實的，沒有對現實問題的高度敏感，也就不可能對現實問題高度關注。李鬆的思考不是淺層次的，而是深層次的；不只是提出了問題，更高一籌的是還貢獻出了解決問題的思路和辦法。對目前中國現狀，能看出問題的不在少數，許多人對此不滿，常常是怨天尤人，罵爹罵娘。其實，發牢騷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而恰恰最不容易的卻是尋求解脫的門道。李松重視問題的提出，更突出問題解決的出路。我發現，我與他經常爭論的不是問題本身，而是問題解決的對策建議——既不能空泛，又要有操作性；既是善意的，又是建設性的。這樣的目標選項，真的很難做到，一定要精心思考，反復權衡利弊得失，才能做得出色。李鬆的批評有時很尖銳、很直面，但他從不出格，也從未越位。我曾問過他如何把握好這個分寸，他的回答簡單而明了：只有心是善良的，才能做到愛之深、責之切！我也經常看到一些評論，有的確實罵得淋漓酣暢，但罵完了什麼辦法也沒有；更有甚者，有的批評完全喪失了立場，或者心術不正。李鬆的調查報導卓爾不群，他不是出氣，而是尋求出口，解決問題的出口。他力求把主觀動機和客觀效果有機地統一起來，而不是將兩者分開。在這一點，李鬆的優點和長處明顯地有別於其他許多記者。
這些年來，李松勤奮地思考，勤奮地奔波，勤奮地寫作，結集成了這部書稿。翻閱這些篇章，彷彿感到一顆關注中國、關注民生的紅心在紙上突突跳動。他的勤奮，終於得到了社會的回報和認可。人們終於注意到了：在中國新聞界，還有這樣一位專司調查性報導的新聞記者！一位有作為、有成就的新聞記者！
李松已為社會知名，但我想他不會滿足於此。本書的出版於他，肯定不是句號，而頂多是一個分號。我相信，依李鬆的智慧、才華和能力，沿著這條道路繼續走下去，鍥而不捨，孜孜以求，再乾出一段輝煌業績，他必將在新聞監督和調查報導史上成為一個醒目坐標！
他是能做到的，他也一定能夠做到。不信，我們拭目以待。
以此為序，書不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