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中國艱難的世貿之路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中美國”形成道路上的重要環節。 1999年，世界貿易組織批准中國加入，2001年12月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此時，美國剛剛遭受了“9·11”恐怖襲擊。美國、歐洲以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將矛頭指向了基地組織和阿富汗塔利班武裝政權，歷史由此發生了重大轉折。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是現代國際社會的一件大事，但中國加入全球自由貿易體係並不意味著流血和犧牲，而美國對恐怖主義開戰就如同把未來作為驚險的賭注。 貿易談判是一項長期、艱苦而枯燥的工作，它涉及數百個行業和上千種商品的談判，以及無法用數量衡量的國家利益的博弈。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在全球貿易中保護自己國家的農業，因為從歷史上看，無論處於何種社會制度之下，國家政府所面臨的最大挑戰都是能否保障持續的、充足的糧食供給。參與全球自由貿易會擠垮很多國家原本健康的農業，因此在貿易談判中爭取有利的條件是與其他國家開展貿易競爭的基礎。糧食也是商品，與其他商品一樣，糧食產量在世界各地也不均衡，有的地區是重要的產糧基地，而有的地區則要依靠糧食進口。糧食談判是國際貿易談判的核心，也是造成談判過程複雜而艱難的原因之一。

在貿易談判中，國內工業和製造業是另一個熱點話題。發展中國家有充足的理由擔心它們的工業無法與技術更加純熟、資本更加雄厚的發達國家競爭。而發達國家則想通過自由貿易協定降低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壁壘，從而擴大發達國家的產品在世界上的銷售範圍。這樣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在各個國際貿易組織中，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博弈無時不在。當每一次有新的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各種敏感話題就會浮出水面，成為申請國能否加入的核心問題。 20世紀90年代，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過程還是比較順利的，主要因為這一時期是中美兩國關係自1949年以來最好的時期。克林頓政府的決策不只是由總統作出的，還有全世界最優秀的經濟學家的參與，如勞埃德·本特森、羅伯特·魯賓、勞倫斯·薩默斯、艾倫·格林斯潘等。他們都相信，全球自由貿易不僅會使美國受益，還將惠及整個世界。美國的自信、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加之因互聯網的興起而造就的新的世界秩序，都預示著美國將成為未來國際社會和平與穩定的首要力量。美國最大的挑戰來自中國，因為中國是共產主義在全球最大的支柱。而如今中國也在吸收西方世界的一些思想。

在江澤民作為領導核心的時期，中國政府致力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一舉動表明，一方面中國要成為參與世界發展的大國，另一方面也是一個有利的信號——中國政府要將改革進行下去，並帶領中國人民建設更加繁榮的社會。中國政府決定，由朱鎔基總理負責監督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進程，這也意味著中國政府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一問題上的嚴肅態度。朱鎔基承擔這一工作，是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要堅持鄧小平開創的改革路線並將改革進行到底。 中國的快速發展和財富積累激發了中國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如今這種情緒中還有一些對西方“帝國主義”的不信任。因為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國曾遭受過西方列強的侵略。 中國對西方世界的不信任情緒從未像今天這樣公開化。每一次當美國參議員和國會代表就中國的人權、民主和法治等問題提出異議時，中國都會認為這是西方國家對中國內政的干涉。當美國代表反對中國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中國方面將之視為對中國主權的削弱，並認為這是西方國家試圖干涉中國內政的圖謀。

中美關係在1949年以後出現逐步惡化的趨勢，美國興起了“誰丟失了中國”的討論，美國對中國加入國際組織採取了遏制政策。這種情況直到尼克松訪華才有所改變。 1972年，尼克松出人意料地訪問北京並與毛澤東會晤，這為兩國摒棄意識形態紛爭，在互利合作的基礎上建立新的外交關係打下了基礎。然而，中國對美國的“不信任”卻始終伴隨著兩國關係的發展。 從亞洲金融危機的陰影中走出來後，中國領導人決心加快中國的發展速度。中國領導人致力於將國際貿易談判向前推進一步。通常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在申請加入某個由西方國家（美國或者歐盟）主導的國際組織時，處於談判下風，而中國則不同，因為中國不欠西方國家的債務。當朱鎔基意識到中國必須在談判中作出讓步時，中國國有資本的優勢就顯現出來了，並成為中國在國際自由貿易面前不受損失的保護傘。中國仍然對國家資本的流入和流出進行嚴格控制，資本控制措施如同一個大壩將全球資本的巨浪攔截在外了。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同意逐步削減關稅，並逐漸向外國企業開放國內市場。但是，朱鎔基心中有一個時間表，他沒有在加快開放中國市場的時間問題上向西方國家妥協。中國政府的策略很簡單：同意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提出的加入條件，但是在降低國家貿易壁壘的時間問題上，中國堅持用10年的時間逐步放開國內市場。 20世紀90年代初，俄羅斯由於開放國內市場步伐過快，從而導致了諸多問題的出現。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當然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

中國在開放國內市場的時間表上的堅持引起了美國的不滿，很多美國國會議員和企業領導人都認為中國的經濟秩序與典型的發展中國家不同。中國擁有更多的社會階層，經濟更加成熟，更有潛力成為美國的競爭對手。事實證明，美國人的擔心是正確的，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經濟的發展水平較前些年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中國仍然是一個農業大國，沿海的發展和北方工業地區的落後並存，當時國家經濟發展主要依賴政府的財政投入。 經過無數次會議和數千小時的討論後，參加談判的各國部長和貿易官員就很多問題進行了磋商。這些問題主要包括：美國和其他外國保險公司何時、在什麼條件下可以在中國開展業務？外國企業可以擁有中國電信公司多大的份額？外國銀行在中國可以開展哪些業務，什麼時候可以開展這些業務？中國對國內工業（如鋼鐵業和紡織業）的保護究竟要維持在什麼限度內？外國律師事務所在中國何處可以合法經營？這些問題一旦達成一致，最後的協議簽署工作就留給當時中國總理朱鎔基和美國總統克林頓了。

雖然世界貿易組織有100多個成員國，但是美國以其強大的實力，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決定具有實質上的否決權。當然，其他成員國捆綁在一起也可以對美國的決策起到牽製作用。 1999年春天，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進入最後階段，華盛頓方面產生了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焦慮。然而在中國，也有一部分人反對選擇加入由美國主導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 為了解決所有的棘手問題，朱鎔基於1999年4月抵達華盛頓。這時克林頓被“萊溫斯基性醜聞案”搞得十分疲憊，媒體的焦點都集中於此，無暇顧及其他。就連美國出兵科索沃、伊拉克禁飛區上空氣氛緊張、將對中美關係未來幾十年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朱鎔基訪美等事件，都無法取代“萊溫斯基性醜聞案”佔據報紙頭條的位置。

朱鎔基在美國展開了一系列的魅力外交攻勢，他在公開場合亮相，還接受媒體專訪。在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朱鎔基強調，中國已經無數次對美國所提出的要求讓步，尤其是放鬆了關於外國企業擁有中國公司控股權的限制。他說：為什麼中國要作出這些讓步？原因是，我們想要維繫中美兩國之間的友好合作前景，以此為基礎建立兩國間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我們始終認為，中國不是美國的對手，更不是美國的敵人，而是美國可以信賴的朋友。 與中國有貿易關係的企業願意聽到這樣的聲音，如美國的聯邦快遞公司，然而其他企業則對中國領導人的如此表態不以為然。美國企業界熱衷於看到中美關係正常化，並支持中美兩國開展雙邊貿易。左翼人士認為，美國企業這樣做是以美國工人的利益和國家經濟安全為代價的。而右翼人士則堅持“冷戰思維”，把共產黨視為仇敵，拒絕與中國往來。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反對加強中美關係的人都擔心，中美兩國走得太近會使中國輕易地獲得美國的資本和技術，中國人會利用這些資本和技術發展軍事、加強國力，在一些關鍵問題上與西方抗衡。

當美國公眾的目光被“萊溫斯基性醜聞案”吸引時，白宮方面和貿易談判代表還像往常一樣工作著。 1999年4月末，朱鎔基和克林頓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一些重要問題達成一致。儘管美國同意中國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是中國也在美國的要求面前作出了巨大讓步，尤其是在電信領域。當時以電子信息和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經濟”正值發展的頂峰，電子通信業被視為極為重要的行業。朱鎔基同意麵向外國電信企業採取更加開放的政策，同時給予美國紡織企業一定的保護。儘管朱鎔基在與克林頓的談判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克林頓最終還是無法簽署中美雙方已經達成的協議並提交國會批准。其中的原因是，克林頓過多地受到“萊溫斯基性醜聞案”的負面影響，並要準備應對來自美國參議院的彈劾。此時，克林頓已經沒有把握他與中國的談判結果能夠獲得國會通過。

朱鎔基的美國之行對中美兩國關係的未來而言，具有決定性意義。在朱鎔基到達美國之前，除了“萊溫斯基性醜聞案”之外，佔據美國新聞頭條位置的還有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發生的“中國核間諜案”。來自中國台灣的華裔科學家李文和（Wen Ho Lee）被懷疑幫助中國竊取美國的核技術，因此，李文和被指控為中國政府從事間諜活動。 “李文和案”也對朱鎔基訪美產生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此後由美國國會委員會發表的《考克斯報告》將這一負面影響推向了極致。 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是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名共和黨議員，後來成為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他在國會委員會任職期間，用了幾個月的時間進行了一項秘密調查，並撰寫成了一份700頁的報告，也就是所謂的《考克斯報告》。 《考克斯報告》聲稱，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就一直在竊取美國的核技術，並利用竊取來的技術發展中國自己的核軍工，這可以解釋為什麼近年來中國核力量呈現突飛猛進的發展態勢。該報告還斷言，美國過多地依靠大企業對核心機密進行保護，這種做法是不穩妥的。因為企業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並不能絕對有效地保護這些核心機密的安全，有時候還可能使這些機密有洩露的危險。相對於實現企業的商業目標來說，對涉及國家安全的核心機密的保護有時不會被企業放在優先考慮的位置。 《考克斯報告》完成於1999年1月，但直到5月份才被美國國會公開，此時朱鎔基已經返回了中國。

《考克斯報告》給已經備受打擊的中美關係又添加了不和諧的音符。就在《考克斯報告》被公開前不久，北約的飛機在貝爾格萊德炸毀了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美國向中國道歉時說明的原因是地圖錯誤。中國人表示對美國的解釋難以接受：世界上最先進的軍事強國怎會犯下如此低級的錯誤？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引發了來自中國國內的抗議。 在美國看來，中國的抗議行動是中國表達不滿的信號，它加深了兩國之間的隔閡與矛盾。在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之前，華盛頓政府就已經通過了一個協議草案，目的在於防止與中國就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達成一致。一直反對中美兩國建立友好關係的人認為，中國的抗議活動是中國政府有意為之，持有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有北卡羅來納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傑西·赫爾姆斯（Jesse Helms）和南卡羅來納州的民主黨參議員歐內斯特·霍林斯（Ernest Houings）。在這樣的形勢下，1999年5月末，中美兩國貿易談判達成一致的可能性已經很小。

1999年的中國已經與西方世界產生了密切的聯繫，並想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當中。由於歷史上遭受過西方強國的入侵，中國對美國始終保持警惕。在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後，中國人群情激昂，反美情緒持續高漲。伴隨著這種情緒，中美關係迅速惡化，彷彿陷入停滯並向反方向發展。 然而，事實並沒有看起來那麼糟糕。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兩國政府又重新回到了談判桌前。朱鎔基在北京重新開始談判進程，克林頓也在國會內部支持派的扶持下重新開始了總統工作。這次他們選擇了避開公眾目光，進行秘密會談。 世界貿易組織也積極推動兩國談判的重新啟動。通過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美國政府和商業界看到了自由貿易帶來的好處，因此他們希望自由貿易的領域繼續擴大。然而，對於普通民眾來說，他們卻不願意看到這一結果，因為他們認為自由貿易發展越迅速，老百姓付出的代價也就越大。當“全球化”一詞被廣泛使用時，人們對全球化的擔憂也顯現出來。 “新經濟”的發展掩蓋了世界經濟本來的面目，當矽谷的企業變得越來越富有時，數百萬美國工人的生活卻每況愈下。計算機的應用大幅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但卻讓大量的工人失去了工作，因為現在生產同樣的產品所需要的勞動力減少了。除了技術本身帶給普通美國人的威脅以外，中國也被視為美國工人的巨大威脅。中國與10年前的墨西哥一樣，被看做美國工作機會的搶奪者。中國的工資水平低於美國，因此在生產成本方面較之美國具有明顯的優勢。一些美國人原本就反對共產主義，再加上對失去工作機會和工資停滯不前的擔心，使這些人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他們不想看到中國和美國走得過近，也不願意看到美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建立緊密聯繫。 被“萊溫斯基性醜聞案”搞得筋疲力盡的克林頓在政治上也陷入了低谷。他關於全球化能帶給美國人更多機會的判斷在國內變得毫無說服力。由於缺乏政府強有力的政策信號指引，反對派利用這個機會引導公眾輿論。與此同時，朱鎔基為了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並使國有企業更具競爭力而不知疲倦地工作，他所進行的銀行系統的改革也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朱鎔基想讓中國通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參與到廣泛的全球競爭中來，因為他堅信，只有這樣才能盡快使那些效率低下、經營不善的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脫胎換骨。 在沉寂了幾個月之後，9月中旬，中美兩國突然宣布已經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達成了一致意見。美國貿易談判代表沙琳·巴爾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和時任中國外經貿部部長的石廣生在兩國貿易談判協議上簽字。由巴爾舍夫斯基和石廣生簽署的協議彷彿向人們表明，這是一個全新的、非同一般的兩國協定。 中美兩國貿易協定的簽署令商界領袖們歡欣鼓舞。美國德州儀器公司的一名管理者說：“這樣我們將會在中國獲得更好的投資機會。”儘管外國公司在與中國企業的合資中控股比例比想像的要低，但是中美談判雙方制定了一個時間表，將使這一比例逐步提高。外國銀行起初不允許在中國從事零售業務，但是幾年之後，這些銀行可以擴大面向中國普通消費者和公司客戶的業務。其他領域的情況也大同小異，如汽車業和保險業。通用汽車公司對中美談判結果表示滿意，它不僅能夠取得合資公司更大比例的控股權，還可以在中國建立通用汽車金融服務公司，為公司客戶提供貸款和租賃服務。儘管通用汽車公司在美國的經營遇到了困難，但在中國卻獲得了豐厚的利潤。貿易協議還對中國降低進口農產品關稅設定了時間表，並就中國降低糧食、鋼鐵和其他工業品的出口補貼達成了一致意見。原先，中國通過出口補貼對這些行業進行保護。大多數的補貼以及其他貿易壁壘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步取消，協議規定，這項工作會在2005年全部完成。 中美兩國的協議還要等待美國國會的批准，而對中國政府來說，最重要的是要幫助國有企業提高效率，應對市場化的衝擊。中國同意美國對紡織業進口保持一定的限制措施，因為在中國，T恤衫、文胸、運動鞋等每一種產品的生產成本都要低於美國。而且，中國還決心在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上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 不管各國政府作出何種承諾，貿易協定本身和世界貿易組織都會將全球經濟引向“比較優勢”的軌道，而不再單純考慮各國的國家利益。比較優勢是現代經濟學的重要理論，是19世紀初由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最先創立的。比較優勢理論主要講的是，在自由市場中，資本應流向其可能發揮最大效率的地方，而商品則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產。在全球自由貿易過程中，一個國家的工業遭受了損失，這個國家的消費者可能會享受到更加低廉的商品和服務。然而，現實情況卻是很複雜的。貿易和生產模式的改變可能會使一部分人受益，但同時肯定會犧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技術的發展使美國、歐盟和其他很多國家的傳統生產方式發生了變化，如果再一味地遵循傳統經濟學理論，那麼可會在現實中遇到更大的難題。 總而言之，貿易壁壘和貿易保護在中美兩國的談判過程中被反复協商，中美兩國為消除貿易壁壘設定的時間是2005年。反對者們對兩國的協議提出了質疑：一旦到時貿易壁壘不復存在，生產按照最大效率和最低成本原則進行配置，資金將流向未來發展潛力巨大的市場，這樣一來，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掌控自己的經濟命運，而且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將無法逆轉。 1999年年末，世界貿易組織在美國西雅圖召開會議，就下一輪全球貿易協定展開討論。中國還與美國和歐盟分別進行雙邊貿易談判。在西雅圖會議召開期間，美國大批反對全球自由貿易的示威者在會場外集結，他們不只是反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還反對自由貿易本身。反對者認為，全球自由貿易如同一場殘酷的競賽，勝利的一方（主要是一些跨國公司）從全球化和自由貿易中得到了好處，而失敗的一方（大多數是普通民眾）則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參加世界貿易組織西雅圖會議的代表來自135個國家，他們在美國遭遇了民眾的憤怒抗議，這種場面自越南戰爭結束以來在美國還從未有過。催淚彈、碎玻璃、被焚燒的汽車隨處可見，有人在騷亂中受傷，有人被警察逮捕。據統計，參加抗議示威活動的多達幾萬人，他們中有些人針對的是世界貿易組織缺乏環境保護方面的議案，而有些人則因為工人權利問題向世界貿易組織發難。美國最大的工會聯盟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簡稱勞聯—產聯）也對全球自由貿易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表示反對。一位勞聯—產聯的發言人說：“我們認為，一旦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們將沒有能力為工人去爭取福利。” 克林頓政府並沒有忽略抗議者的要求，克林頓和副總統阿爾·戈爾都在全球貿易談判中盡力保護美國工人的利益。但是，在勞聯—產聯看來，政府在爭取工人權利、改善工廠條件和環境狀況方面做得還遠遠不夠。事實上，美國的兩黨領導人，包括已經獲得黨內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戈爾和小布什，都支持世界貿易組織吸納新的成員國，也願意看到中國的加入。當然，這與西雅圖示威者的意願是相違背的。 西雅圖的抗議活動無法扭轉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大趨勢。參加貿易談判的各國部長並沒有受到示威者的影響，而是堅決推動自由貿易向前發展。他們認為，一個更加開放的全球貿易體系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1999年，美國媒體對中國和全球貿易給予了過多關注。從2000年3月開始，媒體的焦點開始轉向納斯達克股市，納斯達克指數在達到最高點之後開始急轉直下，互聯網和電信行業的泡沫也隨之破滅。在歐洲，歐盟將重點轉移到內部事務上來，各成員國對歐盟的擴大和鞏固等問題進行商談。在中國，朱鎔基正著手應對國內改革，尤其是銀行系統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 “9·11”恐怖襲擊事件震驚了世界，再次把各國的目光聚焦到一點，共同打擊恐怖主義成為全球的共識。在“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以前，中美關係還曾經一度緊張。美國一架間諜飛機在中國南海與中國的一架海軍飛機相撞，並緊急迫降至中國的一個軍用機場。但是由中美撞機事件造成的兩國關係緊張很快就被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的成功所沖淡，因為在國際奧委會會議上，美國支持中國申辦。 在經過了一系列的突發事件後，中美關係在1999年之後降至低谷。 2001年12月，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但這並沒有引起美國政府的重視，因為此時美國政府的關注焦點在於如何打擊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如何找到恐怖主義頭目本·拉登。而此刻中國正在鞏固香港回歸後的繁榮，著力將上海打造成世界性的金融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