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上說，我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持有謹慎樂觀的態度。對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預測，不能是簡單的數字疊加和推算，它需要將數字和經濟內涵相結合，還需要一定的對“中國模式”變“不可能”為“可能”的想像力。根據國民收入核算法，我對中國生產要素增長和全要素生產力變化作出推算，從而對“品牌時代”和“創新時代”的經濟增長進行了模擬分析。根據這一分析結果，表4-2列出了今後40年期間中國經濟可能達到的年平均增長率。最為顯著的現像是人口結構和人力資本的長期趨勢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現實影響。
勞動力增長從價格時代的2.24%分別降為品牌時代的-0.23%和創新時代的-0.84%的增長，表明人口紅利的逐漸退色。人力資本的增長率從2.21%分別降為品牌時代的1.22%和創新時代的1.40%，但仍維持可觀的增長速度，說明了教育紅利的長期延續。在推算了中國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增長趨勢後，我們需要深入探討一下物質資本和全要素生產力的增長率。由於中國國內儲蓄率居高不下，所以決定物質資本增長的瓶頸不是資金來源，而是投資機會。中國製造的資本積累最終導致邊際收益遞減，若想增加有效供給，就需要通過建設“創新型國家和學習型經濟”來抓住生產力革命催生的新產業。
國際上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模式”與“東亞模式”雷同，斷定高速增長來源是生產要素的消耗，而全要素生產力提高是很少的，所以中國經濟還談不上奇蹟，可持續性也值得懷疑。根據本書第三篇“中國千年之變局”對經濟增長核算的實證研究，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力在建國後第一個30年即創業時代為負增長，顯示出計劃經濟的僵化和技術進步的缺乏；但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力在第二個30年即價格時代確實有顯著提高，說明“中國模式”不全是“東亞模式”。全要素生產力取決於經濟體制改革和技術進步。在“中國模式”的推動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還有很大空間；在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過程中，技術進步存在著從模仿向自主創新過渡的可能性。因此，中國的全要素生產力還有長期增長的可能。
在品牌時代，中國教育紅利的延續將抵消人口紅利的消失，“中國製造”和城市化帶來的投資機會仍然存在，物質資本深化將是一個主要推動力。城市化將是品牌時代的一個主要投資機會。根據麥肯錫公司2008年3月發表的題為《迎接中國10億城市大軍》的報告，中國的城市中心在未來將佔據更加主導的地位。從1980年到2005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已經增長了一倍以上，達到44%。到2025年，中國將有超過66%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國的城市化規模和步伐有望繼續保持前所未有的增長速度。到2025年，中國的城市人口將達到9.26億，到2030年將突破10億，城市化水平達到71%。中國將出現221個100萬人口的大城市，23個500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以及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天津、武漢、重慶和成都等8個人口超過千萬的巨型城市。但該報告也隱含著這樣一個結論，當中國城市化達到70%以上後，即2029年以後，城市建設和發展作為投資機會的潛力就不大了。
如前所述，世界是呈階梯形的。農業經濟所能創造的人均財富是一個台階，工業經濟所能創造的人均財富又是一個台階。 “日本製造”所創造的人均收入是一個很合適的參照物，可用來預測“中國製造”能把人均收入帶到多高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製造”創造了奇蹟，成功打造出一批國際性品牌。日本人的收入以全世界而言，仍然是屬於高水平，但日本人的收入所得在1991年到達高峰之後就開始停滯不前。日本憑藉製造業使人均收入達到40000美元左右之後，在沒有信息產業的強力推動下，製造業的增加值就很難進一步拉動人均收入提高了。如圖4-11所示，日本經濟成長的時間跨度是40年左右（1960～2009年）。我們作個簡單的類比，中國從1980年的人均收入相當於日本1960年的人均收入，中國從1980年開始走向以製造業為中心的工業經濟增長，要達到人均收入40000美元的製造業極限，大約在2029年。換句話說，如果中國沒有進入信息經濟的話，中國人均收入大約在2029年將接近人均收入40000美元這個日本經濟的極限。所以，中國製造業如果能在產業鏈上從價格向品牌成功升級的話，發展的潛力大約還有20年。
“中國模式”本身能夠提高全要素生產力。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中國以“創新型國家和學習型經濟”為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將進一步解放體制的活力。中國製造在向世界前沿逼近時，還具有很大的產業升級空間，後發優勢很大，可能通過以模仿為主創新為輔的方式促進技術進步。所以，全要素生產力增長率略微下降到每年1.0%。
從要素貢獻上來看，人力資本的長期穩步增長，加上由中國製造和城市化驅動的物質資本深化，可能帶動的經濟增長率約在6%左右的水平。兩個目標如果能順利實現，將可能使中國經濟在今後20年內以平均7%的速度增長。
中國2008年經濟總量已經超過德國。如果按照這樣的速度高速增長，我估算，在2015年左右，中國經濟總量將超過日本，在2029年左右，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那時，中國人均GDP將會進一步加速攀升，可能達到當時美國人均GDP的1/5。2029年，國內市場潛力可能出現井噴式增長，13億多人口的人均GDP將會在20000美元以上，這就已經超過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標準，而這13億人口的消費量將超過美國經濟總量的一半。
那時中國將處於“全民創業時代”，與2008年的700萬戶企業相比，2029年的企業數量可能接近2000萬家。
到2029年，中國將躍居全球第一大貿易國，成為最主要的進口國之一；從目前來看，中國貿易占GDP的70%，是世界上最開放的經濟體之一。中國在全球市場的角色，從最大的出口國，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全球買家。人均GDP達到20000美元後，在經濟結構中，服務業將加快發展；在消費結構中，更加註重生活質量，消費呈現多樣化。越來越多的國外企業通過向中國銷售商品建立起自己的業務。中國強勁的經濟增長將自然提高消費水平，中國消費市場將是一個令人垂涎的大市場，誘發國際商業“淘金熱”。
202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80週年，在經濟上將是有歷史意義的一年：一、1964年出生的“中國嬰兒潮”將年屆65歲，進入退休生活；二、中國製造達到了高峰，開始逐漸衰退；三、中國城市化基本完成，國際大都市圈崛起；四、中國將告別持續50年的高速增長期，進入“中速增長時代”；五、中國經濟超過美國經濟，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六、中國國內投資機會減少，儲蓄率開始緩慢下降，消費適度上升，“中國投資”將成為世界經濟的推動力量；七、人民幣成為世界主要貨幣之一；八、“創新型國家”基本建成，“中國新經濟”開始逐漸超越“中國製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中國從2029年起進入創新時代，製造業技術進步逐漸緩慢，資本積累遭遇邊際收益遞減的打擊，將告別“高速增長”階段，經濟增長將可能降到3%左右。這個時代是比價格時代和品牌時代更艱難的階段。如果說前面的時代是在農業經濟中探尋工業經濟的發展之路，那麼創新時代需要把中國經濟從工業經濟轉到“中國新經濟”，是“二次創業”。為了應對結構調整的艱難，必須在品牌時代完成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創新型國家”的戰略任務，使自主創新成為主流，商業模式也需要不斷創新。根據馬克思-庫恩總供給定律，中國靠製造業已經不能再繼續維持高增長了，製造業的投資回報率將開始降低，投資型增長的發展勢頭也將逐漸降溫。圖4-12是製造業在經濟總量中的比例變化。在2029年後，該比例可能會逐漸下降，從30%降到20%左右。
在“中國新經濟”中，必須在新技術的前沿取得進展，通過企業研發活動來維持較高的經濟增長率。中國經濟從投資型增長向投資和消費混合型增長轉變，中國的消費者將在經濟增長中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根據我對中國儲蓄率的估計，隨著投資的減緩和收入的增加，中國的消費在GDP中所佔的份額將逐漸增加，並可能在2049年達到70%。
在創新時代，中國處於經濟結構快速轉變的發展階段，將以信息產業和生物產業等新興產業為主導。由於經濟結構調整加快，製造業走下坡路，新經濟崛起。而中國仍然有3億勞動力的教育水平低於大學教育水平，可能形成結構性失業。因此一方面，需要控制“中國製造”的成本，保存更多的工作機會；另一方面，要不斷提高製造業就業人員的技能。這些矛盾只有通過建立“國家學習體系”來緩解，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對新技能的需求。同時，中國“知識員工”群體將隨著“中國新經濟”崛起，數量上可能達到2億人以上，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群體之一，使得中國經濟能夠以更快的速度吸收新思想。
2029～2049年這段時間，中國消費能力迅速崛起。美國居民是過度消費，花掉收入的80%以上，中國老百姓卻是“過度儲蓄”，儲蓄達到收入的40%以上，消費率才60%左右。只要中國居民在儲蓄率上向下微調，一個14億人口的消費增長將為中國增長帶來重要的推動力。
我對中國未來增長反复定量推測，主要的假設有五條：一、中國經濟增長率靠“中國製造”和城市化的投資機會、教育紅利和“中國模式”帶來的全要素生產力增長，可以在2009～2029年期間保持7%的實際增長率；二、2029～2049年，“中國製造”開始緩慢增長，“中國新經濟”出現，“中國模式”帶來的全要素生產力增長主要是前沿技術的自主創新，中國消費適度崛起，中國經濟增長在3%左右；三、美國經濟從當前的金融危機中走出，教育改革取得成效，2009～2049年一直保持2%的實際增長速度；四、中國和美國都保持2%的通貨膨脹率；五、中國人口到2049年時將達14億人，美國人口在2049年時將達4.5億人。我從這個定量分析得出一個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結果：2049年時，中國人均收入可能達到美國人均收入的60%！中國經濟總量可能是美國的3倍以上，成長為超級經濟體。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超級大市場，所有的國際企業都會來中國賣產品，就像大前研一所說，“到中國租個攤位吧！”。
什麼是“中國夢想3.0”呢？ “中國夢想3.0”就是中國人均收入遠遠超過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達到美國2049年的人均收入的一半以上，恢復到1840年前曾經擁有的世界相對水平。
如果真的如我的分析一樣，瑞銀集團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安德森的“中國不會改變世界的七個理由”只有四個成立，即：二、中國不會吞噬全球的製造業；三、中國不會買光世界的金融資產；五、中國不會成為世界市場上通貨緊縮的輸出源頭；六、中國不會導致其他發展中國家陷入停滯。另外3個則不成立，相反，這不成立的三個理由是中國對世界的貢獻。按我的分析預測，其結果是：一、中國會重新改寫世界經濟的增長史。中國強調供給方面的經濟體制改革，同時重視需求方面的反應和管理。 “中國模式”是應對生產力革命的有效途徑。中國將成為“創新型國家和學習型經濟”，在世界經濟前沿領域不斷創新，與包括美國經濟在內的其他經濟體一道共同分擔前沿風險，大大降低世界經濟大衰退的可能性；二、人民幣會成為下一個世界貨幣。
與安德森的看法一樣，保羅·克魯格曼也悲觀地預期，“我想說的是人民幣，當它成為世界的主要貨幣的時候，將要幾十年以後了，可能我在有生之年是看不見了”。保羅·克魯格曼的根據是中國很難有世界級的債券市場。的確，到目前為止，只有美國有一個有深度的政府和企業債券市場，歐盟和亞洲在這方面的努力還不成功。中國是迄今為止開放程度最高的大經濟體，資本賬戶的有序適度開放是可以期待的，金融部門的規模和深度將位居世界前列。安德森和克魯格曼大大低估了中國可以逐漸培育一個有效率的世界級債券市場的可能性。由於中國經濟能在世界技術前沿進行自主創新，中國的金融資產包括企業債券會有較高的收益率。任何一個有理性的投資者，都不會忽視這個巨大的投資機會，持有人民幣資產將是一種分散風險並獲取較高收益的必然趨勢。人民幣也許不會挑戰美元的地位，但會成為世界主要貨幣之一。
世界投資者在美元、歐元、日元等外匯資產中多了一個人民幣資產的選擇，是福利的改進；三、中國會打破“華盛頓共識”。中國經濟的雛形產生於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對中國經濟的進一步探討產生於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中國的經濟體制還沒有定型，改革還有巨大空間。 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製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按鄧小平的規劃，中國在2022年左右將形成一個比較定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距離2009年的今天還有14年。根據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其核心就是以人為本，就業是人們生活水平和質量的基本要求，所以，要創造充分的就業機會。同時，中國人力資本水平的不斷提高，要求對人的價值的最大利用，這要求充分就業和人盡其才。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改革和教育醫療體制改革會成為一個重要的國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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