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由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牽頭，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討論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來拉美經濟調整和改革的研討會，參加者來自拉美國家、美國和世界銀行等國家及國際機構。會議提出了指導拉美經濟改革的10條政策主張，被稱為“華盛頓共識”（主要內容為貿易自由化、市場定價、宏觀經濟穩定和私有化等）。華盛頓共識主要從需求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議，其理論基礎就是新古典經濟學。
面對依舊嚴重的貧困問題，世界銀行目前已放棄華盛頓共識，轉而強調全面提升社會能力和增長的質量。面對金融危機在多個國家頻頻爆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愈來愈重視經濟的結構改革。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說，“在過去幾年裡，很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拉美的發展中國家注意到，在20世紀，華盛頓共識影響力最大的那20多年恰好是它們在經濟增長方面表現最差的時期。不僅對全球化的幻覺破滅增強了，對華盛頓共識的醒悟也同樣增強了”。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說過，“能解讀中國經濟改革的人應該榮獲諾貝爾獎”。針對中國改革開放後創造的經濟奇蹟，美國《時代周刊》高級編輯、高盛公司的資深顧問喬舒亞·庫珀曾發表論文，認為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他把這一模式稱為“北京共識”。在他看來，建立在北京共識基礎上的中國經驗具有普世價值，不少可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參考，可算是落後國家尋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種模式。但庫珀沒有進一步指出北京共識的深刻內涵。
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經驗，處於“人人都在談論但誰也說不清楚”的狀態。我在中央部委短暫工作過，經歷了國有企業改革攻堅，對中央政府的改革感到敬佩；我在地方政府工作了一段時間，對地方的創新感到驚訝；我接觸到了中國頂級企業家，也接觸到了初出茅廬的創業者和普通老百姓，感到個人創業的大潮席捲中國大地。基於我在國內外比較廣泛的觀察和體驗，我認為中國的成功在於成功的模式，我將這個模式稱之為“中國模式”，概括起來就是12個字，那就是——中央改革，地方創新，個體創業。 “中國模式”是解決有效供給不足的有效方式，提供了經濟制度的多樣性，有利於企業創新。
在供給曲線大幅度向右方平移時，如果中央政府不願意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推動“制度變遷”，會導致制度供給不足。世界各國的中央政府可能都沒有中國政府如此強烈執著的改革意識，這是因為中國政府對經濟問題的判斷主要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給不足，深刻認識到“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同時也重視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基於這樣一個對經濟根本問題的判斷，中國政府積極提供“制度供給”；世界各國的地方政府很少有中國各級地方政府這樣具有激情和創新精神，面對異常複雜和各具特色的地方經濟社會環境，往往能找到一個與中央大政方針一致又適合經濟全球化和當地實際情況的解決方案，綜合各種要素創造有效供給。中國人開始集中精力創業，商業才能得到了發揮，億萬創業者弘揚企業家精神，不斷地模仿和創新，實現常規創新和革命性創新，勇於“創造性的破壞”，發動了商業領域的“人民戰爭”，培養著商業文明，推動經濟體制的轉軌。
20世紀70年代前後，經濟史闖入經濟增長的研究領域，制度因素最終被納入解釋經濟增長的因素中來。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並因此獲得了1993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諾斯發現，1600～1850年間，世界海洋運輸沒有發生技術進步，但此期間的效率卻大大提高了，這期間技術沒變，由於船運制度和組織方式發生了變化，導致運輸成本降低。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極大地促進了中國農業的恢復和發展。 1985年農村總產值較之1978年增長了近3倍。林毅夫1992年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上的《中國的農村改革及農業增長》一文被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評為1980～1998年內發表於國際經濟學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數最高的論文之一，獲頒經典引文獎。該文章的核心發現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製度變化可以解釋約55%的農業生產提高，而化肥、農業機械和農村勞動力的增長則是次要因素。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當生產技術、資源的相對價格和交易費用等因素一旦發生變化，人們就會產生對新的製度服務的需求，原有的製度均衡將被打破，出現制度失衡；當存在製度失衡時，新制度安排的獲利機會就會出現。如果制度變遷的交易費用不至於過高，那麼制度變遷甚至整個經濟結構的變遷就可能發生，制度的供給者可以通過集體選擇來推動一項新制度的變革。不過，集體選擇的製度變革有時會遭遇集體行動問題，如“搭便車”，可以克服這一問題的手段是意識形態。制度的供給者也可以是政府或經濟主體等。
按照諾斯的理論，推動制度變遷的有兩個“集團”，即“第一行動集團”和“第二行動集團”，兩者都是決策主體。制度變遷的一般過程可以分為以下5個步驟：第一，形成推動制度變遷的第一行動集團；第二，提出有關製度變遷的方案；第三，對方案進行評估；第四，形成推動制度變遷的第二行動集團；第五，兩個集團共同努力去實現制度變遷。這個模型的缺陷是忽視了製度變遷的不確定性。模型的第二步和第三步是理想的，制度變遷過程中會出現很多意想不到的變化，不進行製度變遷試驗，很難評價收益和成本，在成本收益不清楚的情況下，第二行動集團的加盟是有困難的。蘇聯和東歐國家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自上而下設計的改革，實施“休克療法”改革後，才發現市場經濟的主體即企業還沒有培養出來。同時，這個模型假設要求第一行動集團發起改革，第二行動集團來跟進。這否認了第二行動集團發起制度變遷的可能性，造成製度變遷的多樣性不足。
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有三個“行動集團”，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個人，幾乎囊括了經濟供給的所有主體，常常是一種帕累托改進。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個人都在經濟增長中受益，是利益共同體。中央政府銳意改革，追求全體人民的長遠福利最大化；各級地方政府推波助瀾、主動創新，打造適應經濟全球化的經濟環境，謀求區域經濟繁榮和科學發展；億萬人民勇於創業，在創造個人財富的同時也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所以，“中國模式”能創造更多的有效供給。根據薩伊法則“供給創造需求”，有效供給能夠創造有效需求，從而提供投資機會，帶來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的最終源泉是用制度創新適應生產力革命，而這些都是在給定的製度下完成的。 “中國模式”既非完全自上而下的，也不是完全自下而上的。它既有中央政策改變所引導和規範的變化，也有地方政府和經濟組織的創新，還有群眾自發的創造性的經濟活動，產生更多的製度創新和更好的經濟績效。在“中國模式”下，允許的製度嘗試的數量與種類遠大於“華盛頓共識”允許的製度嘗試的數量與種類，因而製度創新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中央推動改革，經濟改革的核心是大規模的經濟體制的轉變。經濟改革是進行不同的製度試驗的過程。如果中國祇有中央政府改革，那麼用各種不同的方法處理有效供給不足問題的試驗範圍就會受到大大限制。
中國用分散區域經濟來減少整體性風險，允許的地方制度創新的數量與種類遠大於其他經濟體制允許的製度創新的數量與種類，因而製度創新的可能性要高得多，最終的經濟績效也要好。比如，英國經濟很難有中國的多樣性，因為倫敦佔英國的經濟總量比重達60%以上，其他地方經濟無足輕重，所以，倫敦的創新就是英國的創新，倫敦的風險就是英國的風險。東京在日本經濟中起主導作用，以大阪為中心的關西地區特色不明顯，所以日本的經濟多樣性也是不夠的。我1996年第一次到美國時，驚嘆於各州的多樣化；10年後，我在國內出差，發現國內的經濟社會變化速度和多樣性要遠勝於美國。無怪乎唐·泰普斯科特和安東尼·威廉姆斯在《維基經濟學》中說“在中國，到處都湧現出創新性城市”。
“中國模式”使“一切皆有可能”。中國至少完成了3個國際上認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國企改革、國有銀行改革和股權分置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艱辛複雜，從1995年開始，中央改革的重點是國企攻堅，1995年推出一系列政策，如“百戶現代企業製度試點”，“抓大放小”和“改組、改制和改造的戰略性重組”，1998年打響“國企基本走出困境”的戰役。如今，在中國國內市場上出現的是“新型國有企業”。 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經濟即將崩潰的國際輿論引人注目，其最有根據的理由是中國銀行系統壞賬達總資產的60%以上，已經技術上破產，要想達到巴塞爾協議的8%資本自足率簡直是天方夜譚。但隨著中國建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和中國銀行的海外成功上市，銀行系統獲得了新生。中國農業銀行將進行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IPO。
中央政府既意識到自己的權威地位和在經濟體制變遷中的優勢地位，又重視地方的積極性和製度創新的主導性，還尊重個體的創造性。 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這篇講話中認為，蘇聯計劃經濟的弊病並不在於用行政命令配置資源，而在於“權力過分集中於中央”，管得過多，統得過死，抑制了各級地方政府、生產單位和職工的積極性。毛澤東指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也是一個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這對我們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比較有利。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複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只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據此，中國政府在1958年發動了向地方政府“放權讓利”的運動，儘管後來陷入“放放收收”的循環，畢竟開始了有益的嘗試。
1978年，鄧小平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篇講話中說，“在全國的統一方案拿出來以前，可以先從局部做起，從一個地區、一個行業做起，逐步推開。中央各部門要允許和鼓勵它們進行這種試驗。試驗中間會出現各種矛盾，我們要及時發現和克服這些矛盾。這樣我們才能進步得比較快”。 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指出，“重大的改革舉措，根據不同情況，有的先制訂方案，在經濟體制的相關方面配套展開；有的先在局部試驗，取得經驗後再推廣。既注意改革的循序漸進，又不失時機地在重要環節取得突破，帶動改革全局”。
到了20世紀90年代，地方創新和個人創業愈來愈重要。 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總結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和原則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注重製度建設和體制創新。堅持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2007年，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對群眾的首創精神給予高度評價，“這場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改革大開放，極大地調動了億萬人民的積極性，使我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
對於那些創新了具有競爭力的經濟制度的地方而言，經濟發展更快。其他落後地區通過模仿更具有競爭力的製度，實現經濟的快速追趕。各地區面臨著來自其他地區的激烈競爭，都在快速汲取經濟發展的最佳實踐做法。結果導致制度擴散的速度快得驚人，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就是在短短兩年內從安徽小崗村迅速擴散到全國的，這場變革波瀾壯闊，蔚為壯觀，使中國農村改革的速度震驚世界。除了《紐約時報》等幾大報紙外，美國的大部分報紙是不太關心國際新聞的，除非是特別重大的國際事件。而當時，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林毅夫不是從國內聽到的消息，而恰恰是從美國報紙上看到中國農村改革成功的消息，並敏銳地把它作為自己博士論文的選題。這說明中國農村改革在短期內成功已引起世界關注。
中國體制創新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有的創新開始時成功，後來證明屬於過渡性創新。鄉鎮企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中國改革早期最引人注目的一個變化是，1978～1998年的20年間有1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鄉鎮企業部門，成為工業中的主要組成部分。這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村工業化過程。因此，儘管因素眾多，農村工業化成了這20年間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力。鄉鎮企業是一個制度創新，突破國有企業的激勵機制，造就出“蘇南模式”。然而，鄉鎮集體企業作為轉軌階段的微觀制度創新，本身帶有產權不清的隱患。隨著經濟體制轉型的深入，當產權明晰的民營企業不斷增加時，鄉鎮企業的競爭優勢越來越小，競爭不過以公司為更清晰的治理結構的民營企業。於是，鄉鎮企業在20世紀末出現前所未有的重重困難，鄉鎮企業的就業人數在1997～1998年後持續下降。中央政府提出“抓大放小”企業改革戰略，地方政府開始對中小企業進行產權改革的創新，相當數量的鄉鎮企業蛻變為真正意義上的民營企業。鄉鎮企業為中國經濟培育市場經濟的主體和企業家精神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中國政府在過去30年裡一如既往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顯示了堅強意志和敢於承擔風險的勇氣，獲得了巨大成功。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啟動了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製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總的可以劃分為以下4個階段：第一階段，1979～1984年，屬於市場化改革的“摸著石頭過河”階段，採取試錯的方法，摸索前進。當時，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並不清楚，對市場經濟沒有感性認識，對於價格體系的運作理解甚少，改革的不確定性很大。第二階段，1984～1992年，是必要的過渡階段。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巨大溝壑之間，中國巧妙搭了一座“橋樑”，這就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儘管價格“雙軌制”帶來大量的尋租機會和滋生了大量腐敗，而且1987年價格“闖關”被“闖關”本身誘發的高通貨膨脹預期打敗，但總體上轉軌是成功的。 “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第三階段，1993～2003年，初步建立市場經濟階段。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已經明確，這個階段不再是漸進改革，也不完全是激進改革，而是激進的“整體推進”和漸進的“重點突破”相結合的階段，在雷霆萬鈞之後是和風細雨。第四階段，2003年至今，是完善市場經濟階段。針對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新形勢和改革中遇到的“二元經濟”等問題，進行了重要的修補。與這4個階段有關的是3個著名的“三中全會”，即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和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如果說中國有什麼重要和經典的經濟政策文件，那就是3個三中全會的“決定”，它們是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和體製成功轉軌的“三級火箭”，使中國經濟體制上了3級台階：第一級是商品經濟，第二級是初步的市場經濟，第三級是較完善的市場經濟。若結合當時的經濟金融環境，現在回頭重讀這3份文件，我想，大多數讀者都會同意我的看法。 3份文件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經典文件，濃縮了一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波瀾壯闊的歷史。我把這3份文件的要點羅列出來，不是為了簡單地說明，而是與讀者欣賞其歷經時間考驗的經典性和原創性。
從1979年到1984年這段時間裡，中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億萬個體從實幹中學習，逐漸積累市場經濟的經驗。在這樣實踐基礎上，1984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等於明確告別了計劃經濟。從20世紀20年代末期以來，國際經濟學界普遍認為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唯一經濟體制選擇。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改革，都沒有根本上脫離這個思維定式。所以對國際經濟界來說，中國的這個決定帶來的震驚，可謂是“石破天驚”，不亞於1972年尼克松訪華對世界的巨大震撼。
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沒有把有效需求不足作為主要矛盾，而是強調通過經濟體制改革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抓到了經濟學的真正核心問題，即有效供給不足的問題。從批判“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到肯定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開創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新境界。 《決定》作出了經典的論述，“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我們改革經濟體制，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相互聯繫的環節和方面……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就是要使社會財富越來越多地湧現出來，不斷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全黨同志在進行改革的過程中，應該緊緊把握住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基本觀點，把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檢驗一切改革得失成敗的最主要標準”。該《決定》在理論上不光是準確把握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最本質內涵，也是對經濟學的重大貢獻，就是生產力是最根本的，經濟體制必須適應生產力革命。
《決定》把改革的突破口選在了商品經濟上，而不是其他要素上，是務實的。 《決定》明確提出，“改革計劃體制，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只有充分發展商品經濟，才能把經濟真正搞活，促使各個企業提高效率，靈活經營，靈敏地適應複雜多變的社會需求，而這是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所不能做到的。同時還應該看到，即使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它的廣泛發展也會產生某種盲目性，必須有計劃的指導、調節和行政的管理，這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是能夠做到的。因此，實行計劃經濟同運用價值規律、發展商品經濟，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統一的，把它們對立起來是錯誤的”。
《決定》明確了改革的基本目標和各項要求，為全面打破計劃經濟體製作了必要的過渡。 《決定》總計10個部分，其中經濟方面的有11項內容：一、全面改革經濟體制的需要更為迫切，且條件已經具備；二、社會主義的經濟，應當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它既非僵化的計劃經濟，也非完全由市場調節的市場經濟；三、中國的最根本的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須下最大決心，以最大毅力，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規定的改革目標是：“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
這就清楚指明了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因此，改革不能只是對它進行修補，而是需要對它進行具有根本性質的變革；四、以往之計劃經濟的體制有諸多弊端，與發展生產力的要求不能適應：五、經濟體制之改革須以城市企業為重點，其要旨在於解決好國家、企業和個人三者之間的關係；六、“實行政企分開，所有權同經營權分開”，“增強企業的活力，特別是增強全民所有製的大、中型企業的活力是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七、同時實施計劃體制、價格體制、國家機構和勞動工資制度的配套改革；八、政府原則上不再直接經營管理企業，少數具有直接經營管理企業責任的經濟部門，也須簡政放權；九、改革過分集中的價格管理體制，縮小國家統一定價的範圍；十、按勞分配，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便全社會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十一、對外開放為基本國策，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開拓國內國外兩個市場。
“好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 “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計劃經濟的傳統束縛，以摧枯拉朽之勢，激勵億萬人民從實幹中學習，所到之處大量社會財富便湧現出來，其結果是從1984年至1992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針對這個《決定》，鄧小平的評價是讚揚其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創新。鄧小平說：“我的印像是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決定》繼承了馬克思經濟學的根本原理，奠定了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礎，為長遠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意義極為深遠。
1992年，黨的十四大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中國改革的目標，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是社會經濟資源的一種配置方式、一種經濟運行機制，是人類創造的重要文明成果。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把社會主義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是一個偉大創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需要解決許多極其複雜的問題。但是，當時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解還停留在商品層次上，對市場經濟理解僅處於概念性的階段。我記得當時用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以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主要方式”來定義市場經濟。至於什麼是“市場”，往往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發展，強調的是適應性效率。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之間，市場經濟無論在配置效率和適應性效率上都比計劃經濟高。所以，1992年，黨的十四大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是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必然結果，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中國實踐的完美結合。
中共十四大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後，中國對經濟體制進行了整體設計。中國迫切需要從商品市場組成的平面體制走向由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和商品市場組成的立體體制。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的新的改革戰略，制定了在經濟體制的各個方面推進改革的具體方案，要求在20世紀末把市場經濟制度初步建立起來。如果說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是選擇了當時較容易的商品領域推進，那麼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是恰恰相反，不但全面勾畫了改革的藍圖和基本框架，而且全面設計，閃電般地整體推進。 2008年，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郭樹清在《“改革戰略及其選擇”的回顧與檢討》一文中說，“在中國改革過去15年曆史上，從來沒有如此集中的重大改革措施在一年時間內同時推出”。
儘管向市場經濟的轉化只是部分完成，特別是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還不夠發達，但這次改革取得了整體大於局部的“米格-25效應”。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自1984年以來，有了10年在局部改革所取得的經驗，十四大又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需要對改革有一個整體設計和規劃。 《決定》共五十條，這五十條很解渴、很全面。可以把《決定》歸為10個方面：一、改革的理論指導；二、企業微觀制度；三、市場體系；四、宏觀政策；五、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六、傳統部門改革（農村經濟）；七、對外貿易和投資；八、科技和教育體制；九、法律制度；十、改革的推動主體。這10個方面從供給方面全面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又關注需求管理，與強調需求方面的華盛頓共識形成鮮明對比。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決定》把科技和教育體制納入經濟體制改革範疇為建設創新型國家留下伏筆。這些具體要求，構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成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
《決定》頒布以後，金融體制改革、投資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外貿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以及社會保障體制的建立等全面推進。例如，中央政府對人民幣匯率進行了大膽改革。人民幣在建國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基本穩定，約為1美元兌換2元人民幣。 1982～1994年，人民幣持續貶值，逐漸貶值到1美元兌換8元人民幣。 1994年1月1日起，實現雙重匯率並軌，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東南亞各國貨幣競相貶值，國際金融市場普遍擔心人民幣會大幅貶值，但中國政府顯示出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負責任的態度，冒著出口衰退的巨大風險，勇敢地將人民幣匯率穩定保持了將近8年。 2005年，人民幣匯率改革，加大了人民幣的浮動範圍。 2005年7月21日19時，中國人民銀行突然發佈公告，即日起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同時，中國初步建立一個外匯市場，引入市場供求信號、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2008年開始的世界金融危機，中國再一次勇敢地維持人民幣對美元的基本穩定，為大幅度貨幣貶值的貿易夥伴提供出口增長的機會。
從1980年起，中國的財政體制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分灶吃飯”，根據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要求，從1994年起以閃電式地推進的“分稅制”改革，在半年之內取得成功，解決了中國自漢朝以來一直困擾經濟發展的中央和地方不穩定的財稅關係。當時的財政部副部長項懷誠曾到清華大學給學生作講座，我有幸聆聽，受到了大膽財稅改革的“電擊”。當時項懷誠自豪地說，稅制改革中引入了個人所得稅，雖然此項稅收的預期收入很小，但是開了個頭。但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的落實難度是不一樣的，最難的是構建資本市場。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認識到資本市場的重要性，指出，“發展和完善以銀行融資為主的金融市場。資本市場要積極穩妥地發展債券、股票融資。建立發債機構和債券信用評級制度，促進債券市場健康發展。規範股票的發行和上市，並逐步擴大規模。貨幣市場要發展規範的銀行同業拆借和票據貼現，中央銀行開展國債買賣。堅決制止和糾正違法違章的集資、拆借等融資活動”。
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首次提出勞動力市場的改革目標，“改革勞動制度，逐步形成勞動力市場。我國勞動力充裕是經濟發展的優勢，同時也存在著就業的壓力，要把開發利用和合理配置人力資源作為發展勞動力市場的出發點。廣開就業門路，更多地吸納城鎮勞動力就業。鼓勵和引導農村剩餘勞動力逐步向非農產業轉移和地區間的有序流動。發展多種就業形式，運用經濟手段調節就業結構，形成用人單位和勞動者雙向選擇、合理流動的就業機制”。一個靈活規範的勞動力市場，是中國經濟的競爭優勢，是將人口大國轉化為人力資源大國的製度性保證。只有人盡其才，才能刺激個人對人力資本的投資。
從1994年到十六屆三中全會召開的2004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從整體上推動了經濟體制改革，綜合配套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取得了“米格-25效應”，刺激了經濟高速增長，在增長中徹底擺脫了計劃體制，建立了競爭激烈的產品市場，其他要素市場開始發展。僅僅10年，億萬中國人民在政府的引導下“從創業中學習”，以創造性的實踐，取得了整體上轉軌的成功。
如果把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比作一隻木桶，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勾畫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就如同一隻完整的木桶，用這只能裝水的木桶取代了計劃經濟的木桶。然而，市場經濟“木桶”最多能裝多少水，那時還考慮不到。
木桶原理又稱短板理論，其核心內容為：一隻木桶盛水的多少，並不取決於桶壁上最高的那塊木板，而恰恰取決於桶壁上最短的那塊。對中國經濟來說，決定這個體制整體強弱的不是那個最強、表現最好的部分，如商品市場的激烈競爭和靈活的勞動力市場，而恰恰是那個能力最弱的部分，如中國的金融體系，因為最短的木板在對最長的木板起著限制和製約作用，決定了這個體制的適應性，影響整個經濟體制的綜合實力。也就是說，要想方設法讓短板達到長板的高度或者讓所有的木板維持足夠高的相等高度，才能完全發揮體制整體作用。
從1994年到2003年的10年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自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中國全面履行多邊規則和對外承諾，繼續擴大開放市場，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大大提高。同時，面對經濟全球化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中國需要與世界接軌。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主題的十六屆三中全會，與10年前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遙相呼應，其歷史意義就是“木桶原理”的“補短板”。 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這次通過的《決定》分12個部分：一、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面臨的形勢和任務；二、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三、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四、深化農村改革，完善農村經濟體制；五、完善市場體系，規範市場秩序；六、繼續改善宏觀調控，加快轉變政府職能；七、完善財稅體制，深化金融改革；八、深化涉外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九、推進就業和分配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十、深化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制改革，提高國家創新能力和國民整體素質；十一、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完善經濟法律制度；十二、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而奮鬥。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總結了十四大和十四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經驗，明確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和任務，提出了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和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等5方面的要求；規定了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加強市場體系建設，健全就業、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機制等，特別是在公有製的實現形式方面提出了努力使股份製成為公有製的主要實現形式，大力發展公有資本控股或參股的股份制經濟，大力發展和積極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等一系列新觀點。
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國有資產從經營者的層次上升為戰略投資者的層次，提出了混合所有的股份制是公有製的主要實現形式，“要適應經濟市場化不斷發展的趨勢，進一步增強公有製經濟的活力，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製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製成為公有製的主要實現形式”。這個表述是繼十五大提出公有製的實現形式多樣化之後，經過實踐探索所取得的重大進步，是對公有製實現形式的認識在不斷深化，國有資產從管理者向投資者身份轉化，是國有企業改革獲得的重大突破。
中國金融體係是以銀行體係為主還是以資本市場為主存在著爭論。由於生產力革命是不確定的，銀行體係不可能也不應該承受過高的系統風險，所以中國必須走資本市場為主的路徑。可喜的是，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在資本市場方面認識更深刻了，不再提建立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制，而是表明要“大力發展資本和其他要素市場。積極推進資本市場的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擴大直接融資。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完善資本市場結構，豐富資本市場產品。規範和發展主板市場，推進風險投資和創業板市場建設。積極拓展債券市場，完善和規範發行程序，擴大公司債券發行規模”。這個意見引領中國逐步從銀行主導型的金融系統向資本市場主導型的金融體系過渡。
2004年，中國的股權分置改革是按照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實現制度創新的一個成功例子。自2001年6月國有股減持政策出台，引發了“股市全流通”，也就是後來通稱為解決股權分置問題的大討論，也使“股權分置”改革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2001年6月12日，國務院正式發布《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暫行辦法》，2001年6月14日～10月22日，上證指數跌幅達30%。 2001年10月22日，《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暫行辦法》被叫停。如圖3-11所描述的，從2001年到2006年是中國股市長達5年的漫漫長夜。
2004年1月31日，中國政府發布《關於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若干意見》，即“國九條”，明確了資本市場發展的目標。按照這一目標，中國證監會在推進股權分置改革、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實施證券公司綜合治理、大力發展機構投資者、加快產品和製度創新以及健全資本市場法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明顯成效。 2005年4月，證監會發布《關於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拉開了中國資本市場一場深刻革命的序幕。股權的關鍵是怎樣確定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對價，非流通股的股東必須給流通股股東一定的補償，補償方案須經參加表決的股東所持表決權的2/3以上和參加表決的流通股股東所持表決權的2/3以上同時通過。給多少補償，即“對價”的多少，這涉及一個世界性難題，就是債券領域的集體談判。當債務危機爆發後，很難進行債務重組，因為只要有少數債權人不願意在多數債權人與債務人達成的價格進行重組，就達不成協議。 20世紀80年代初發生的拉丁美洲債務危機，前後持續長達10年之久，就是這個原因。
由於上市公司越多，對地方經濟發展越有利，所以中國地方政府發揮了關鍵性作用，非常積極推進本地區的股改工作，很大程度上充當了債務重組的主持人和調節人，同時，非流通股股東和股民也很配合，積極尋找走出僵局的途徑。在“中國模式”的推動下，地方試點破冰。 2005年5月9日推出了首批股改試點公司。 2005年6月，42家公司進行第二批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兩批試點很快獲得成功，2005年9月，中國證監會出台了相關的操作規範和指南。而恰在此時，中國股市處於歷史最低谷，成就了“黎明前最後的黑暗”。
2005年6月6日大盤跌穿千點，曾被廣泛抨擊的“千點論”預言變成現實。 2005年12月，第12批股權分置改革公司亮相。 2006年年初，在看到試點成功的基礎上，國務院將“基本完成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納入2006年工作要點，全力推動。到2006年9月，隨著9月14日中國石化股改的啟動，已有1151家上市公司進入或者完成了股改程序，公司股改市值已經占到股市總市值的90%以上。 2007年中國股市的股權分置改革圓滿完成，中國股市步入“股權分置改革”後時代，國內外驚呼“中國資本市場的春天到來了”。如圖3-11所示，2006年6月，中國股市在5年多的持續下跌之後，突如其來地爆發，並在2007年10月扶搖直上到6000點。
中國A股2007年市盈率為30倍以上。從國際上看，美國標準普爾500在過去近50年中的平均市盈率為15倍，最高的年份也只達40倍。中國股市是非理性繁榮嗎？ 2007年10月後股市“飛流直下”，又是怎麼回事呢？
中國股市暴漲暴跌都與貨幣政策有直接關係。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傳導到中國之前，由於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基本上可以預期。也就是說，假設企業紅利的增長與經濟增長同步，債券市場的收益曲線就是中國股市的主要決定因素。
什麼決定中國債券市場的收益曲線呢？目前，金融界沒有一個很好的模型。我用兩個因素來模擬股市平均市盈率：一是短期利率（3個月～2年），這是由貨幣政策決定的；二是中長期利率（5～30年），這是由通貨膨脹預期和實際增長率共同決定的。
從表3-5簡單模擬計算，可以預計股市對貨幣政策作出強烈反應。如果中國人民銀行（央行）提高短期利率，中長期利率隨著提高，可以看到平均市盈率從52降到18，呈大幅度震盪。的確，央行在2006年多次加息，股市指數下跌。而在2004年股權分置改革之前，中國股市對貨幣政策基本是不敏感的。 2009年，“大小非”的解禁成了懸在股市上空的“達摩克利斯劍”。但比起2006年以前股市製度性困境帶來的“漫長的黑夜”，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2009年後美國經濟終將從危機中復蘇，世界金融危機會結束，中國高儲蓄率和國際資本市場對中國的“萬般寵愛”，中國新一輪大牛市可以期待。
按照“國九條”的規劃，中國股票市場可能逐漸演化為4個層次：一、上海主板市場，將代表中國製造；二、深圳中小板市場。中小板定位可能趨向“中國消費”；三、深圳創業板市場代表“中國新經濟”成為推動自主創新戰略現成的重要平台；四、天津和一些國家級開發區建立的風險和私募投資場外交易平台，將加強高科技企業與投資公司的對接。
“國九條”指出，“積極穩妥發展債券市場。在嚴格控制風險的基礎上，鼓勵符合條件的企業通過發行公司債券籌集資金，改變債券融資發展相對滯後的狀況，豐富債券市場品種，促進資本市場協調發展。制定和完善公司債券發行、交易、信息披露、信用評級等規章制度，建立健全資產抵押、信用擔保等償債保障機制。逐步建立集中監管、統一互聯的債券市場”。必須指出，建立一個企業債券市場是一項系統工程，也是國際上的一個難題，涉及國債市場的發育，企業治理結構的改善，具有社會信譽的評級機構的出現和資深投資者，還需要法制建設的配合。從國內金融體係發展的先後次序上看，應先股市後債市。時至今日，中國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還遠遠不到位，需要長期堅韌不拔的努力。
中國國土遼闊，中國的大部分省、自治區和直轄市都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面積的大小。為了克服高度集中的弊端，新中國從建國初期就對地方政府採取了適度經濟分權的方式，地方政府在當地經濟事務中有很大的自主權，並且可以通過財政稅收分享當地經濟發展的收益。中央市場化導向的改革開放推動了地方制度創新。 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福格爾指出，“領導層對實行什麼樣的經濟政策或許會存在分歧，但他們的基本立場卻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國應該繼續推進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改革”。此外，關於加大地方政府的經濟決策權以推動經濟增長這一點，領導層也沒有異議。正如很多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樣，中國政府團結在一個叫做“市場聯邦主義”的政策周圍。
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聯邦制會限制中央政府對經濟決策的過多控制，促進地方政府之間的有效競爭，抑制尋租行為，並刺激創新型的地方企業的發展。這種聯邦制在稅收體系方面也體現得較為明顯，被稱為“財政聯邦主義”，它可以避免稅收對經濟增長的抑制。在1994年的稅收改革中，中央政府的權限限制在了增值稅和中央下屬的企業的所得稅方面。此外，還建立了歸屬地方政府的地稅局。儘管在財政體系構建的過程中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是要縮小地方發展的不平衡，但這些問題都已經提上了國家領導人的改革日程。中央領導人同樣明白地方自治權過多的危害和副作用——可能導致尋租、道德風險及其他形式的腐敗，他們知道必須對地方政府的行為進行監管，同時在必要時對腐敗給予處罰。要成功實現自治權的下放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它既能夠將中央與地方的發展目標統一起來，又能很好地約束地方政府那些危害改革進程的腐敗行為，同時還能對推動改革進程的地方政府給予獎勵。
福格爾“市場聯邦主義”看到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但僅僅是局限在財政方面，沒有考慮到地方政府在創造有效供給中的重要角色。中國中央政府有很多國家級經濟政策，同時，也很注意給地方政府留下充分空間。 1994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要“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經濟管理權限，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關於中央權限，“宏觀經濟調控權，包括貨幣的發行、基準利率的確定、匯率的調節和重要稅種稅率的調整等，必須集中在中央。這是保證經濟總量平衡、經濟結構優化和全國市場統一的需要”。關於地方權限，“我國國家大，人口多，必須賦予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必要的權力，使其能夠按照國家法律、法規和宏觀政策，制訂地區性的法規、政策和規劃；通過地方稅收和預算，調節本地區的經濟活動；充分運用地方資源，促進本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經濟政策的執行力是很高的，同時注重把中央的大政方針與全球化的經濟浪潮和地方實際情況相結合，發揮地方的比較優勢，積極尋找清晰定位，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使企業可持續地發展。
在生產力革命發生後，供給將發生很大的變化，有效供給的發展能夠促進和刺激需求的增長。地方政府的創新能夠幫助企業克服創新中遇到的困難。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中認為，“在現有的經濟體系中，新組合的實現會遇到很多困難。這些困難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第一，創新者沒有關於新組合的經驗、習慣，因此他難以根據熟知的數據來進行決策和製定行動規則。他只能根據自身掌握的有限的數據進行預測和估計。……第二，創新者會受到固定思維模式的影響。人們長期按照習慣的軌跡行事，會形成一種下意識的固定思維習慣。……第三，社會環境對創新者的影響，也就是反作用。它首先可能通過法律上或政治上的障礙表現出來。即使忽略這些障礙，一個社會集團成員，他的行為一旦偏離常規，就會受到譴責，從而對個人造成壓力，而這種譴責所帶來的社會的排斥，又給人造成身心障礙”。地方政府的創新降低了企業新組合的成本。
一個創新型區域經濟是產業、勞動力、研究機構、金融、中介組織、政府政策與服務的多種要素聚焦和產生聚變的地方。中國地方政府在培育創新型經濟區的過程中促進要素集聚，扮演著為企業提供“新組合”的角色。區域經濟協作是進行這些區域的要素的大範圍組合。從微觀經濟角度看，產業集群與傳統工業的顯著區別在於，將地區內的相關產業組合起來，可以加快創新步伐並可依據市場需求迅速進行調整。針對特定的地理區域和個體企業，中國地方政府制訂出一系列政策。這些政策通常包括為開發工業區或科技園區而購置和獲得土地。
開發區建設的努力還包括地區內的硬件基礎設施，結合國家和地方財政資金，改善道路和用水、下水管道等服務。為了吸引企業入駐這些開發區，地方政府還提供支持以幫助企業進行行政許可申請、幫助企業招募和培訓員工。企業的發展又在資本投資、勞動力、創新和供應鍊等方面加強了開發區的優勢。而且，隨著企業的發展，它們向國家和地區繳納的稅收也增強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資源（如熟練勞動力、研究能力、能源、水、廢物處理和運輸設施）的能力。這種良性的經濟反饋環通常又稱為產業與地區經濟之間的“正饋環”。北京的“中關村”、上海的“張江”、天津的濱海新區和江甦的蘇州工業園等是典型的例子。
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注重大項目的地區分佈，為中國區域協調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指出：“我國的工業過去集中在沿海。所謂沿海，是指遼寧、河北、北京、天津、河南東部、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我國全部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有約70%在沿海，只有30%在內地。這是歷史上形成的一種不合理的狀況。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佈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
1978年以後，在經濟總體佈局上，中國政府先後確立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等重大措施，逐步實現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的區域經濟發展，呈現出“群雄並起，三極鼎立”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 “群雄並起”指的是東部率先、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的格局，“三極鼎立”指的是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國際性都市圈。這樣一種同時擁有多個增長中心的經濟體在世界上其實並不多見，這種多樣化也遠遠超過美國經濟。美國經濟主要是以華盛頓-紐約-波士頓走廊為核心的東部經濟區和以芝加哥為中心的中部地區以及以加利福尼亞為主的西部地區。例如，加利福尼亞州的舊金山海灣地區就是一個經濟中心，著名的矽谷就在此地。矽谷中的勞動力來自於整個舊金山海灣地區，這一區域覆蓋4縣9市（美國縣比市大），每天往返於矽谷地區的工人隨著距矽谷越遠，人數也在不斷下降。
與美國三個經濟中心相比，中國出現多個經濟中心增長模式，而且各有千秋，分散了中國經濟的整體風險。日本著名管理學家大前研一高度讚賞中國的區域經濟多樣性。他認為，“放眼當今天下，世界僅有少數幾個國家擁有如此眾多不同的經濟中心。美國是一個具有多經濟中心的國家，如美國的波士頓、舊金山和芝加哥等大城市各有特色。大部分亞洲國家實際上都只有一個單一的經濟和政治中心，如漢城（今首爾）、雅加達與曼谷。即使日本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也主要以東京為主。中國大陸目前擁有166個人口100萬以上的城市，而且各自擁有獨特的經濟增長潛力。目前已形成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等6大經濟圈”。
中國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三大經濟區域在中國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其GDP占到全國總量的近40%，其中長三角地區佔全國GDP的比重超過了20%，這些區域已經成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極。 2010年上海世博會後的世博園和迪士尼樂園將有“買一送一”的效果，每年讓數千萬人流連忘返。
長三角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城市群之一，近年來超過在改革開放中起步較早的珠三角。珠三角也不示弱，拿出“兩個珠三角”的應對戰略：一個是廣東珠三角；另一個是近幾年興起的“泛珠三角”。目前廣東珠三角已成為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高度外向的輕紡加工製造業基地和高新技術產業化基地。 “粵港澳珠江三角洲”經濟綜合體直接腹地，成為拉動珠江流域經濟共同發展的龍頭。 “泛珠三角”是東中西部聯動合作，互補性強。福建、江西、湖南、廣東、廣西、海南、四川、貴州、雲南9個省區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於2004年6月在廣州簽署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區依然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依然是我國投資活動最為活躍而集中的區域。
黨的十六大提出的支持東北老工業基地加速調整、振興的戰略決策為東北地區的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東北地區從2003年以來迅速發展，正開始走向全面振興。從中國經濟的全局上看，東北振興是以較小的成本在較短的時間內換來了巨大成功。 2007年8月國務院批復了《東北地區振興規劃》。 《東北地區振興規劃》目標可以概括為“4個基地一個保障區”定位：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裝備製造業基地，國家新型原材料和能源保障基地，國家重要的商品糧和農牧業生產基地，國家重要的技術研發與創新基地，國家生態安全的重要保障區。可以說，東北地區有望成為中國新的增長極。
中國中部地區包括河南、安徽、湖南、湖北、山西和江西6省，它承東啟西、連南接北，是國家重要的商品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和製造業基地，也是中國重要的物資和產品集散交換中心和交通樞紐。從2005年中央實施中部崛起戰略以來，中部地區已經擺脫了“中部塌陷”的陰影，發展突飛猛進。例如，安徽是中部地區靠東的省份，積極主動融入長三角，“左右逢源”；河南在農產品深加工上取得重要突破，形成雙匯等一批龍頭企業，河南安陽開辦了中國文字博物館，顯示了建設文化大省的決心；湖南以三一重工為龍頭，帶動一批裝備製造業企業上市，同時在傳媒文化業也有不可忽視的競爭力。
在中央政府的授權和指導下，地方政府正在進行三項製度試驗。一、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試驗區是上海浦東新區和天津濱海新區。 2005年6月，國務院批准浦東進行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點。 2009年，經國務院批准，上海浦東新區與南匯區合併，演繹一個區域合作的大手筆。 2006年4月26日，天津濱海新區獲國務院批准，成為全國第二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已經爭取到股權交易平台的試點機會，並率先舉辦“中國投融資洽談會”。二、“統籌城鄉”試驗。試驗區是重慶和成都。 2007年6月，重慶市、成都市被批准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重點進行城鄉一體化的實驗。 2009年5月，全國第一份土地流轉合同在成都誕生。三、“兩型社會”試驗。試驗區是湖南長株潭城市群和湖北武漢1+8城市圈。 2007年12月，國家批准武漢城市圈、長株潭城市群為全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長株潭已經開始進行同城化的試驗。
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發現並讚揚了地方的創新精神，“現在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經驗一天比一天豐富。經驗很多，從各省的報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這樣好嘛，就是要有創造性”。
深圳是“中國創新先鋒”，以敢於突破和敢於反思的特區精神，在激烈的區域競爭中，殺出重圍，終於找到了它的定位。在短短30年內，深圳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現在這樣一個有著1400萬人口，活力四射的國際化城市，如果這不是奇蹟，就一定是魔幻！深圳特區從誕生起，以“摸著石頭過河”和“敢闖敢試”的精神，不斷改革創新，率先改革勞動用工製度、率先發行股票、率先取消票證放開價格、率先拍賣國有土地使用權，衝出了計劃經濟體制的重重藩籬。
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採納了廣東省委負責人關於在毗鄰港澳的深圳、珠海和汕頭開辦出口加工區的建議，並當即表示：“還是辦特區好，過去陝甘寧就是特區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中央工作會議討論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劃出一定的地區單獨進行管理，作為華僑和港澳商人的投資場所。 1980年8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頒布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宣告了中國經濟特區正式誕生。在“招商局蛇口工業區”建立之初，建設者們喊出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成為1984年的流行語。當年招商局蛇口工業區的財務部，發展成為現在的招商銀行。
2003年深圳討論它的發展戰略，反映了深圳的睿智。 2003年年初，一篇2萬字、題為《深圳，你被誰拋棄》的長文在網上火熱傳播。作者通過一系列事件和現象，認為深圳可能被上海所取代。文中寫道：“誰拋棄了深圳？從地緣條件和時代背景來看，深圳近年來競爭力下降是因為處在時間和空間的不利地位，但這是深圳被'拋棄'的表面原因所在，因為時空因素的限制，是一個經濟系統在發展到一定規模後無法迴避的問題，而深圳特區卻在這個轉型過程中表現出的茫然和不知所措卻是有更深層次原因的，那就是深圳過去22年的發展更多是得益於政策傾斜和優惠，而沒有建立起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也沒有確定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發展戰略。”作者警告道：“看來，拋棄深圳的不是別人，正是深圳自己！”中國第一部民間版城市藍皮書《十字路口的深圳》認為，從1998年至2003年，可以稱為深圳的“迷惘時代”，認為“不要說倒霉，這是成熟的代價”。
現在看來，2003年的擔心是多餘了。深圳已經找到了其自身定位。 1992年，深圳市委、市政府針對股市、貿易、房地產三大行業產生劇烈滑坡的情況，“三來一補”加工貿易還很紅火的時候，主動進行結構調整，避開香港和上海在金融領域的優勢，提出了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戰略方針。以後的歷屆市委、市政府都堅定不移地加以貫徹並不斷把它推向新的高度。 1999年，在亞洲金融危機餘波未散的時候，深圳搶先舉辦“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經過9年的努力，終於把虛的事情逐漸做實了。深圳已經培育起了難得的創新文化，容忍失敗，敢作敢為，孕育了大量中小科技企業，研發活動成為企業的核心業務，創新成為一種習慣，形成了“90%以上的科研機構設在企業、90%以上的科研人員在企業、90%以上的科研經費由企業投入、90%以上的專利發明產生於企業”的格局。兩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通信設備供應商華為和中興通訊的總部都在深圳。 2004年，深圳證券交易所獲准推出中小企業板；2009年又“十年磨一劍”，爭取到創業板，與上海證券交易所的主板市場形成錯位，贏得長期的發展空間。
創新的深圳逼迫人們在創新的“刀尖”上跳舞，引領中國的創新，20世紀90年代，一部電視劇紅極一時，其中的經典名言是：如果你愛一個人，送他去紐約吧，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一個人，送他去紐約吧，因為那裡是地獄。而今天，中國的深圳堪比美國的紐約，如果你愛一個人，不用送他（她）去紐約了，失業率太高，送他去深圳吧，因為那裡是他永遠的故鄉；如果你恨一個人，不用送他（她）去紐約了，成本太高，送他去深圳吧，那里永遠都不會是他的故鄉。
浙江省地處東南沿海，自然資源相對貧乏。出於備戰的需要，改革開放前30年，國家在浙江的人均投資只有420元，屬於全國投入最少的省份。但依靠企業製度創新和政府職能轉換，浙江民營經濟得到了蓬勃發展，經濟發展充滿活力。
挪威人愛吃沙丁魚。挪威人在海上捕得沙丁魚後，如果能把它活著運回港口，賣價就會比死的沙丁魚高好幾倍。但是，由於沙丁魚生性懶惰，不愛活動，返航的路途又很長，因此捕撈到的沙丁魚往往回到港口時就已經死了。在捕魚的船中，只有一位船長的沙丁魚在回到港口時仍是活蹦亂跳的，所以他賺的錢也比別人多得多。由於這位船長嚴守秘密，直到他死後，人們才發現他的魚槽中只不過是多了一些鯰魚。原來當鯰魚裝入魚槽後，就會四處游動，而沙丁魚群發現這一不同類分子後，也會緊張起來，開始游動，如此一來，沙丁魚便能活著回到港口。這就是所謂的“鯰魚效應”。浙江正是“中國經濟的鯰魚”。浙江又是“浙江人經濟”，大量浙江人走南闖北，可以誇張地說，1/3浙江人在省內，1/3浙江人在省外，還有1/3浙江人在國外。本來缺乏商業傳統的許多內陸地區，都被浙江創業家們攪動起來了。正可謂“浙江舞動中國，中國舞動世界”。在浙江，人們並不在意個人創業的失敗。一位成功的企業家曾辦過8家企業，其中7家失敗了，但最後一家讓他變成了億萬富翁，因為他們知道，辦一家企業的失敗不算真正的失敗。浙江上市企業數量全國第一，另外還有大量的較有規模的民營企業正在尋求上市。
提到浙江就必須提到溫州。溫州堅持發展才是硬道理，勇於開風氣之先，創造了聞名全國的“溫州模式”。如今，不僅在全國，在全世界都遍布著溫州人拓展發展空間的足跡，享有“中國猶太人”的美譽。 2007年溫州人均GDP達到3730美元。溫州民營經濟發達，經濟發展速度全國領先，“陸上溫州”取得實效，以洞頭縣打造的“海上溫州”規劃宏大，國際化已經初見成效，具有體制、機制方面的可持續穩定發展的優勢。溫州市堅持全民創業、全面創新，出現了大企業“井噴”的現象。 2007年，溫州市擁有產值超億元的企業641家，其中產值超5億元企業70家，超10億元企業33家，17家企業集團躋身中國企業集團競爭力500強，產業不斷升級，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步子快，自主創新能力不斷增強。
1997年，重慶成為中國第4個直轄市。直轄12年，重慶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發展勢頭銳不可當。在區域形象設計中，整體形像簡潔清晰，準確的區域形象定位反映重慶的戰略地位定位。重慶和美國的芝加哥在產業結構上有很大的相似之處，美國的芝加哥是一個老工業基地和城市轉型的好例子。如果說上海相當於美國的紐約，那重慶就相當於美國的芝加哥。
重慶正努力建設“長江上游的商貿中心、金融中心、科教文化信息中心”的功能定位。重慶實施了長江上游經濟中心的戰略定位和三個功能定位(貿易中心、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實現長江上游經濟中心目標分三個階段：第一步，2006～2010年，城市基礎建設的成熟期和支柱產業的培育期。投向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超過工業投資；第二步，2011～2015年，城市的功能培育期和產業升級期，重慶工業化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內生動力。同時，重慶主城區出現都市型產業集群；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