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力革命意味著什麼呢？我們需要先了解一個“概念”：不確定性。中國《經濟觀察報》2001年9月採訪國際投資家喬治·索羅斯時，採訪者的最後一個問題是：“您最害怕什麼？”索羅斯答道：“我什麼也不害怕，也不害怕丟錢，但我害怕不確定性。”我相信，索羅斯對不確定性的恐懼是抓住其哲學要害的。量子力學中海森堡的測不准原理顯示了不確定性的客觀存在。人們不可能精確地測量粒子的位置，因為測量必須用光子照亮粒子，一旦光子照亮粒子，粒子就會改變位置，所以就不能精確確定它的位置。同樣，中國有“朝三暮四”的成語。其典故是這樣的：古時候有個人養了一群猴子，每天給每個猴子一定數量的橡子吃，有一次這個人遇到了一些財務困難，不得不削減餵猴子的橡子數目到每天7個。
他與猴子們商量早晚橡子的數目。這個人對猴群說：“我給你們每隻早上3個橡子，晚上4個橡子吃，行不行？”猴子們都搖頭，於是這個人又對猴群說：“那我給你們每隻早上4個橡子，晚上3個橡子吃，行不行？”猴子們都高興地接受了。過去人們常嘲笑猴子，認為猴子不懂算術，每天總量是7個橡子，“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又有什麼區別呢？我們以為猴子們很愚蠢，其實它們是很聰明的，“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的差別就在於從朝到暮存在著不確定性。例如，這個人可能在一天中午就破產了。在不確定性下，猴子們的“朝四暮三”選擇比“朝三暮四”更安全更好。生產力革命的本質是帶有不確定性的“天崩地裂”和“星移斗轉”的事件，是超出想像的突發事件，用形象的語言表述，即“黑天鵝事件”。
美國證券交易員塔勒佈在其暢銷書《黑天鵝》中認為，黑天鵝事件是超過任何想像的不可預測的重大事件。它罕有發生，但一旦出現，就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他舉了個典型的例子：歐洲人長久以來一直認為天鵝都是白色的，在發現澳大利亞的黑天鵝之後，“天鵝都是白色的”的信念被徹底地動搖了。一個黑天鵝事件的例子是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 2001年9月11日上午，恐怖分子劫持兩架飛機撞向美國紐約世貿中心，造成2752多人罹難。開始美國CNN報導的是一架小型飛機碰巧撞上世貿中心，沒有人能想到竟然是商用大客機。後來，在美國國會的《“9·11”事件調查報告》中特別提出要增強想像力。 2004年12月26日發生在印度洋的海嘯事件，導致10萬多人死亡或失踪。可是印度洋在過去多少年裡從來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海嘯，對印度洋周邊地區的人們來說，海嘯是超乎想像的黑天鵝事件。
在金融學領域，Black-Scholes期權定價模型的使用非常廣泛，該模型的設計者羅伯特·默頓和邁倫·斯科爾斯還因此得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個模型的基礎是認為資產價格的變化總是滿足正態分佈。換句話說，極端收益情況是非常罕見的，隱含的假設是資產流動性喪失的可能性可以忽略不計。可是，1998年8月，俄羅斯宣布延遲償還外債時，俄羅斯國債無法套現。應用該模型的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出現流動性困難，正態分佈不再適用。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後，一些證券化的債券如抵押債務債券（CDO）成為“金融地雷”，把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的資產方炸出一個“大窟窿”。在高財務槓桿的現金流壓力下，金融機構只能在債務結構規定的期限內變賣資產還債，於是，又一個黑天鵝事件出現了。由於難以評估場外工具的流動性和交易方風險，導致金融恐慌和互相的不信任，一些資產的交易市場突然消失，變現出現前所未有的困難，而賣不出去就導致破產。 2008年美國第五大投行貝爾斯登不是死於踏上“金融地雷”，而是死於市場消失這樣一個黑天鵝事件上。在世界金融市場上，市場消失是聞所未聞的。即使在美國隔夜拆借市場，一天的超短期利率也大幅度上升，逼迫美聯儲無限制提供短期流動性。
經濟學已經註意到一種特殊但又根本性技術的存在，即通用目的技術。通用目的技術不同於一般技術，它有廣泛的改進空間和市場應用，存在多種演化技術路徑，與其他技術有互補性。通用目的技術會發生革命，帶來生產力革命。例如，煉鐵是一種通用目的技術，它的出現和鐵的應用使人類進入鐵器時代；蒸汽機和電動機是一種通用目的技術，它們使人類進入了工業經濟時代；1971年誕生的大規模集成電路芯片和之後出現的互聯網也是通用目的技術，它們推動人類進入信息時代。概括說來，生產力革命是有效供給革命，是人類創造財富能力的飛躍，其核心標誌是通用目的技術革命和廣泛應用。
但是，通用目的技術革命的發生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必然來自現有技術的外部，是意想不到的黑天鵝事件。在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中，亞當·斯密選擇“製針的故事”，從製作針的生產流程看到了勞動分工的好處，而不是選擇當時已經發明了的珍妮紡紗機，他不能預見到哪項技術有革命性的經濟意義。塔勒佈在《黑天鵝》一書中說，“當我請人們說出三項對當今世界影響最大的新技術時，他們通常會說計算機、互聯網和激光。這三項技術在發現時都是非計劃的，出乎意料的，黑天鵝現象的影響越大，我們就越難預測”。
蘇塞克斯大學科技政策研究所（SPRU）創建人和領導者克里斯·弗里曼與著名長波理論家弗朗西斯科·盧桑合作的《光陰似箭：從工業革命到信息革命》一書中，有著對人類經濟歷史演化過程的深刻體驗和深邃的科技觀點。他們認為每一次“康德拉季耶夫長波”都是由技術、科學、經濟、政治和文化5個子系統組成的有機整體，每隔一定時期出現的新技術集群是社會演化和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而其他各個子系統則為各個新技術集群提供完善的支撐結構。世界經濟從產生到現在經歷了5次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第一次康德拉季耶夫長波是英國工業革命：棉花、鐵和水力時代；第二次康德拉季耶夫長波是鐵路、蒸汽機和機械化時代；第三次康德拉季耶夫長波是鋼鐵、重工業和電氣化時代；第四次康德拉季耶夫長波是大蕭條與石油、汽車、動力化及大規模生產時代；第五次康德拉季耶夫長波是信息通信技術。
克里斯·弗里曼與朗西斯科·盧桑的長波分類有些過細了，從紡織廠到石油化工業基本上可歸為工業經濟範疇，是生產力的改進，沒有革命性的區別。同時，康德拉季耶夫長波一般是50年。但是，由於科學革命爆發的越來越快，技術革命特別是通用目的技術革命也越來越快，所以生產力革命的出現已經打破了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的統計規律性。每個生產力革命之間的時間越來越短，黑天鵝事件越來越頻繁地侵襲著世界。英國於19世紀20年代最先進入工業經濟，而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最先走上信息經濟的道路。現在，我們已經跨入了生物技術經濟的門檻。在生物技術經濟後，納米材料可能引發一場生產力革命。物質在納米尺度下表現出的奇異現象和規律將徹底改變世界，給材料和生物等領域帶來目前難以想像的發展空間。人類用納米碳管組合成的納米“鋼絲”搭建通往月球的“天梯”的時代也許不遠了。不久的將來，阿基米德的名言“給我一個槓桿和支點，我可以把地球撬起來！”或許可以用納米碳管做的無限延伸的槓桿實現撬動地球。
生產力革命對任何經濟體又是“煮青蛙”過程。我們都知道，如果把青蛙直接扔到沸騰的開水里，青蛙馬上就會跳出來，幾乎毫髮無損；但如果把青蛙放在一個盛滿涼水的鍋裡，然後慢慢地給鍋加熱，使水溫慢慢地上升，青蛙竟然對溫度的升高一點兒都不敏感，不會注意到發生了什麼，當水的溫度超過青蛙可承受的生理極限時，它才感覺不舒適。這時，億萬年生物進化賦予青蛙的逃生本能不見了，想跳也跳不出去了，就選擇在舒舒服服和渾渾噩噩中被煮熟了。青蛙如此，經濟制度又何嘗不是這樣？這個故事說明了當生產力革命來臨時，一個經濟體如沒有適應效率的機制，就抓不住投資機會，產生不了新興產業，就像青蛙一樣，對錶面上緩慢變化的環境不會有所反應，鎖定在傳統產業上，最後想改革經濟體制也來不及了，陷入經濟停滯。
阿爾文·托夫勒在《財富的革命》中批評了經濟學上的“無誤主義者”。他說：“美國經濟分析局（用越來越精確的手段來衡量意義越來越小的可變因素的政府機構）的官員布倫特·莫爾頓告誡我們：'經濟現在仍然一如既往。'然而，當我們將目光從每天的原理轉移到深層的原理上時，這種幻覺就站不住腳了。因為正是在這種更深層次的原理上，我們發現了最令人信服的證據：經濟並非'一如既往'。事實上，今天創造財富的整個結構正在搖搖欲墜，暗示著更大的變化即將發生。”托夫勒的想像力和洞察力是令人欽佩的，但他不知道動搖財富大廈的根本力量是生產力革命。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生產力革命是不容易察覺的，往往來自現有經濟部門之外，超出人們現有的知識領域。例如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國富論》時也沒有察覺即將來臨的工業時代，直到歷史學家發現所有的經濟指標都出現大幅度跳躍時，才重新“發現了”而不是預言了工業革命，沒有在經濟天翻地覆的革命過程中領略到康德稱謂的偉大之美，不免留下很多遺憾。
所以說，生產力革命是位來自陌生領域的不速之客，發動的是一場寧靜革命，“潤物細無聲”，它的存在是事後才被發現的。任何經濟體都處在生產力革命的永恒威脅之下，稍有不慎，就會被“煮青蛙”。我借用托克維爾的話形容生產力革命：“誰都看到了它，但看法卻不相同。一些人認為，它是一種新現象，出於偶然，尚有望遏止；而一些人斷定，這是一場不可抗拒的革命，因為他們覺得這是歷史上已知的最經常的、最古老的和最持久的現象。”
1997年，長期在英荷殼牌石油集團工作的管理學家阿里·德赫斯開創性地對企業壽命作了研究，寫出了《長壽公司》一書，在全球產生重大影響。德赫斯發現，公司存在著高死亡率：在歐洲和日本，公司的平均生命週期為12.5年；到1983年，由《財富》雜誌於1970年評出的500家大公司中有1/3被兼併或分裂成不同的小企業。德赫斯同時觀察到，長壽公司同樣存在：在歐洲、北美和日本，壽命在100年以上的公司有30家，包括杜邦、葛蘭素、柯達、三井、住友和西門子等，可能是已知歷史最長久的瑞典斯托拉(Stora)公司，已經存在了700多年之久。德赫斯認為，企業必須轉變為學習型組織，才可能成為長壽公司。
德赫斯描述了斯托拉公司對環境的適應能力，這個“壽星公司”經歷了中世紀、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和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在時代和環境的變遷過程中，斯托拉公司不斷調整變換著主營業務——從銅礦到林業，再到冶鐵和水電，最終是紙張、紙漿和化學產品，斯托拉公司一直都在適應著這個永遠變化著的世界。可是，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德赫斯宣布斯托拉為世界最長壽公司的第二年，該公司與就與芬蘭的EnsoOy合併成立了斯托拉恩索（Stora Enso）公司，實際上宣告了世界最長壽公司的死亡。德赫斯也看好創立於1590年的日本住友公司。住友公司也經歷了漫長歲月，在2007年和2009年已經進行了兩次大規模重組，在當前世界金融危機和日本經濟長期停滯中如何生存，是對這家長壽公司的考驗。
據美國《財富》雜誌報導，美國大約62%的企業壽命不超過5年，中小企業平均壽命不到7年，一般的跨國公司平均壽命為10～12年，世界500強企業平均壽命為40～42年，100強企業平均壽命為30年，只有2%的企業存活了50年。而在日本，企業平均壽命為30年，而始終名列100強的企業只有一家。美國汽車業巨擘——通用汽車歷經百年後在2009年申請破產保護程序，道瓊斯工業股票指數已無情地將其踢出成分指標股行列。百年通用淪落到如此境地！
中國企業的壽命更是驚人的短。 2003年經理世界年會上公佈了兩個數據：“中國企業平均壽命約為8年，中小企業平均壽命只有2.9年。”2005年，由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編寫的《中國民營企業發展報告》藍皮書觀察到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每年新生15萬家民營企業，同時每年又有10萬多家死亡，有60%的民營企業在5年內破產，有85%的民營企業在10年內死亡，其平均壽命只有2.9年。
實際上，德赫斯沒有看到企業短壽的最根本原因不在企業自身，而在企業所處的產業的命運，而決定產業命運的不在產業內部，而在產業外部。科學革命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技術革命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導致產業壽命變得越來越短。人們關注企業的壽命，但對產業的壽命還缺乏系統研究。托夫勒的一張時間表是：1714年發明的打字機用了150年才被普遍運用，1836年發明的收割機用了100年時間才得以推廣，而1920年左右發明的吸塵器、冰箱只用了34年時間就在全球普及了。這個讓人眩暈的變化速度，托夫勒稱之為革命。汽車取代馬車成為美國的主要交通工具，在短短20年內完成。福特汽車的市場佔有率從1908年的9%提高到1921年的60%，到1923年，幾乎每一戶美國家庭都擁有一輛福特汽車。
鋼代替鐵的過程也是很快完成的；鐵路行業曾經是美國工業革命中最激動人心的行業，現在也走向了衰落；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迅速崛起的個人電腦行業，到了90年代後期也目睹了增長率的滑坡和軟件業的興起，2009年更是艱難。在消費電子類，新產品推出速度驚人，存貨竟成為一個企業的風險之一，因為貨還沒賣完，就可能被無情地淘汰了。尋呼機被手機取代，尋呼行業突然猝死；VCD行業剛興起，就被DVD取代；MP3製造業2000年開始興起，2005年就被有視頻功能的MP4取代了。最近這些年，膠片照相機迅速被數碼照相機取代，3G手機也正在快速地取代當前眼花繚亂的各類手機。電動汽車是一項突破性技術，可能會在10年內對燃油汽車造成威脅，將來可能就沒有加油站，只有充電站了。傳統的零售業面臨電子商務的挑戰，因為互聯網中的企業對顧客商業模式（B2C）已經逐漸成熟。多次蟬聯世界500強第一的沃爾瑪在信息化上極為出色，還把全球採購中心設在深圳，但現在要面對美國亞馬遜公司和中國阿里巴巴公司的挑戰。
美國統計普查署於1987年制定的“產業分類標準（SIC）”體系在1997年已經被“北美產業分類標準（NAICS）”體系所取代，增加了若干之前根本想像不到的新產業。 1997年，該分類體系劃分信息業為一個獨立的產業部門，這意味著對當今社會影響極其深遠的信息產業，在統計分類上首次被正式界定。 SIC體係是在當時美國經濟以製造業為主的情況下設計的，不能反映信息服務業加速增長的趨勢。 2002年，NAICS體系大幅度增加了產業數量，從SIC體系的1004個產業增加到1170個產業。新體系定義了350多個以前聞所未聞的新產業，所包括的250個新的服務業，完全是從以前的服務部門中分離出來的。
在2002年版本的NAICS體系中，信息產業具體分為出版業（不包括互聯網）、電影及錄音產業、廣播（不包括互聯網）、互聯網出版與廣播、通信、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和網站搜索入口及數據加工、其他信息服務等7個類別。 2002年版本的NAICS體系還重新修訂了330多個產業的經濟內涵和範圍。在NAICS體系中，定義的1170個總產業中，只有473個仍然在統計名稱上代表製造業，佔40%左右，而60%的產業基本上已經是全新的了。從1987年出台SIC體係到2002年出台全面更新的NAICS體系，中間只間隔了15年。從2002年版的NAICS體係到2007年的NAICS體系，已經有46個行業的經濟內涵發生了變化。美國統計普查署正開始準備2012年對NAICS體系的更新。可以預見，2012年的NAICS體係與2002年的NAICS體系相比將會有重大變化。
由於技術革命爆發越來越頻繁，產業壽命越來越短，給企業技術管理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1997年，克里斯滕森在《創新者的窘境》一書中提出了“摧毀性技術”的概念，就是本書所說的革命性技術。克里斯滕森認為，在面對某些類型的市場和技術變化時，公司無法保持其在各自行業中的領先地位。克里斯滕森指出就算經營最好的公司，儘管他們十分注意顧客需求和不斷地投資開發新技術，都有可能被新產業所打敗。
英特爾是一家具有持續創新能力的企業，從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一直保持著全球唯一一個具有壟斷地位的中央處理器（CPU）企業龍頭的地位。英特爾創始人之一、前董事長格魯夫曾在1997年被評為美國《時代周刊》的年度“風雲人物”，是一位天才的高科技企業領導人。 2006年他接受了《哈佛商業評論》的採訪，他的回答反映了一個高科技企業領導者對產業衰亡的擔憂和麵對困難的清醒。 《哈佛商業評論》編輯問：“你曾說過，包括英特爾在內的高科技產業正在經過一個'死亡之谷'，現在英特爾的位置在什麼地方？”格魯夫深刻地洞察到了計算機的硬件面臨的革命，他回答道：“上一代的增長是受到了計算產業從集中計算的主機向分佈計算的個人電腦的結構性轉變的支持。這決定了整個產業的結構，決定了增長的機會，決定了軟件包的機會。但是形勢不同了。互聯網正在重新定義軟件，重新定義計算和通信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我仍然不理解新的框架，我想沒人真正理解。但是有一些方面已經很清楚了。事情已經很明顯，這是基於通信的，而不再是基於計算的。計算將從屬於通信。另外，所有知識產權中以數字形式創造的比重將越來越大，因此以數字形式儲存和傳輸的比重也將增大。”《哈佛商業評論》編輯接著問：“從一種商業模式向另一種商業模式轉變對領導人是一個艱鉅的任務，尤其是在一個不斷轉變技術的產業中，你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格魯夫坦率地承認英特爾對穿越“死亡之谷”並沒有十分的把握，他說：“我們中沒人知道前面是什麼情況，我也不知道，儘管我有一些感覺。但是決策不等人。投資決策和個人決策不能等到形勢明朗後再作出。在不得不作決定的時候就要作決定。別對這一過程太沮喪，因為你的職業必須承擔這種責任。如果你自己覺得沮喪，就不能很好地激勵員工。因此，你必須保持士氣高昂，即使你並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應該說，格魯夫是有遠見的。對計算機硬件造成致命打擊的技術革命或克里斯滕森所說的“摧毀性技術”肯定不是來自硬件，而可能是來自通信業，即“雲計算”，中央處理業務不需要在一個芯片上集中處理了，而是通過有序聯結的互聯網。
無怪乎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驚嘆企業的壽命越來越短，而人的壽命越來越長，導致的結果是人們的壽命遠超過企業和組織的壽命，職業轉換成為必然趨勢。
生產力就是世界經濟創造財富的能力。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區分了財富本身和創造財富的能力。他說：“財富的原因與財富本身完全不同。一個人可以據有財富，那就是交換價值；但是他如果沒有那份生產力，可以產生大於他所消費的價值，他將越過越窮。一個人也許很窮；但是他如果據有那份生產力，可以產生大於他所消費的有價值產品，他就會富裕起來。由此可見，產生財富的生產力比之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經增加的財富獲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經消失的財富獲得補償。”
生產力革命是“想像力經濟”。所謂“想像力經濟”就是現有經濟模式不可能通過邏輯推理來演繹出新經濟模式，通過生產力革命產生的新經濟模式一定來自現有經濟的外部。更具體地說，改變產業的力量往往來自產業外部，不是行業內部能推理出來的，所以必須通過想像，創造一種對產業發展的遠見，即vision，構成“想像力經濟”。 1969年，德魯克在《不連續時代》中提出了技術大爆炸所形成的新產業是不連續性主要來源之一。光纖發明時是為了傳導影像，誰也沒有想到會用到通信傳輸上，現在跨洋通信使用的多是光纜而不是電纜。使平面媒體變為立體媒體的力量是互聯網，而不是媒體本身。即將對現有燈光產業造成毀滅性打擊的不是來自日光燈或白熾燈行業本身，而是來自發光二極管（LED）。發光二極管可以比目前的日光燈節能90%，壽命長10倍以上。德魯克意味深長地說，“科技已不再像19世紀時那樣，由一些相互之間毫不相干的、分別支持著自己獨立學科的體系所構成。現在的科技互相聯繫，處在混沌之中。行業變革必將來自外界，然而我們卻對行業以外一無所知”。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演繹不出未來的產業形態，因為改變產業的力量很可能來自屬於我們完全不知道的其他產業。
新經濟模式可能創造的財富形態和數量遠遠超過想像力。 1820年後，工業的出現對人類社會來說是黑天鵝事件。 1758年，弗朗斯瓦·魁奈在《經濟表》中提出“純產品學說”。他認為，工業只能改變價值的形態，不能增加價值的數量，只有農業才能使財富增加。魁奈的錯誤就是他想像不到工業也是有價值的，更想像不到服務業的誕生。魁奈是法國重農學派創始人，該學派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法國工業革命的出現進程。
人類的需求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內容上來說都是無限的，而生產力進步和革命為滿足人類需求創造了無限供給的可能性。供給可以創造需求，也可以喚醒需求。任何對人類有用的產品或服務都是有價值的，是“想像力經濟”。經濟增長就是不斷出現新興產業的“想像力經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產業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以汽車、化工、石油、機械等為代表的傳統產業增長放慢，而網絡技術、生物工程和教育醫療等其他新產業則迅速崛起。信息產業在20世紀90年代成為經濟的第一大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達到了25%。中國國家統計局也已經把信息產業與第三產業分開，列入專門行業統計。以前人們以為只有商品才是國際貿易的主體，服務行業是不能進行遠距離貿易的。但伴隨著互聯網絡和寬帶的出現，服務外包異軍突起，比如美國用戶在家裡打客服電話，接線員卻遠在印度，這在20世紀90年代都無法想像。當然，以為第三產業是人類社會的最終產業分工，又會犯下“魁奈錯誤”。在22世紀，世界經濟的統計一定還有無數個今天我們無法想像的產業。
經濟學大師馬歇爾認為，“經濟學家需要有三種重大的智力：就是知覺、想像和推理。其中他最需要的是想像力，使他可以探索可見的事件之不顯著，即處於表面之下的那些原因，與可見的原因之不顯著，即處於表面之下的那些結果”。馬歇爾在劍橋大學度過他78歲生日的時候，享受著世界對他的讚譽，他說他並不那麼渴望來生。後來凱恩斯生動地解釋了馬歇爾的意思，“馬歇爾夫人問馬歇爾在一段時間以後（比如說100年以後），他願不願意再到世上來走一遭，看看正在發生著什麼。他回答說，即便他願意，那也純粹是出於好奇。現在我所關注的，已經日益轉向地球變得可居住之前或許就已達到高度文明水平的那數百萬的天體，以及太陽冷卻、地球不再適於居住後可能達到相似發達程度的那數百萬的天體了”。馬歇爾實際上想像了人類整體向其他星球遷徙，那時候，星際旅遊是一個大產業。在浩瀚的宇宙空間飛行，怎樣成功地躲避“黑洞”和遠離“超新星”爆發成了最大的挑戰。
一種難以接受的社會現像出現了，並將成為主流，衝擊著人類社會：高齡化的人口，低齡化的產業和短命的企業。目前聯合國統計數據中的經濟活動人口的年齡是15～64歲，一個人的工作年限是50年，假設企業的平均壽命是7年，那麼在人的一生中，就需要平均更換7次工作！
1930年，凱恩斯在世界大蕭條時說：“我們的思想、習慣和成見並沒有跟上物質進步的步伐，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周圍環境的變化要遠遠快於我們自身的變化。時代的列車前進得太快，我們在車廂中東倒西歪，要是不趕緊擠上去，就會被摔下來。”1970年，托夫勒發表了《未來的衝擊》，預言了信息時代給人們帶來的困擾。托夫勒認為，人類在長期演化中形成的深層心理結構不可能在短期內有所改變，能夠容忍的創新速度低於人類創新活動所誘致的環境變化速率，並因此終將導致一次總體性的危機，這就是“未來的衝擊”，將“注定毀於一場巨大的轉變性崩潰”。
我相信人類總體上具有驚人的適應生存環境的能力。 “未來的衝擊”不會成為致命的打擊。儘管如此，人類的個體對生產力革命的反應是不相同的，有許多人會被變化的環境無情地淘汰。 2003年，整個美國房地產開始飆升。當時，華盛頓房價低於美國東部和西部，但高於美國中部和南部。一個房產中介告訴我一個發人深思的情況，他發現，同樣家庭收入和教育背景的人遷徙到華盛頓時會有三種不同的反應：一種人在幾天之內作出買房決定；一種人在經歷幾個月痛苦考慮后買房；一種人認為華盛頓房價貴，不能接受這個事實，永遠都不會買房。可同時，房價依然在上漲。世界上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本身。
美國心理學家斯賓塞·約翰遜博士注意到隨著人類從工業時代進入信息時代，許多人對發生在眼前的巨大變化無所適從，於是寫出了國際暢銷書《誰動了我的奶酪》。在這本小冊子中，他虛構了以奶酪為生的兩個小矮人和兩隻小老鼠。突然有一天，奶酪不見了。他們對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化作出不同的反應，兩隻小老鼠的反應比兩個小矮人要好。這個故事雖然簡潔生動，但畢竟是虛構的。我下面引用的是一個有真實背景的故事。
描寫美國南北戰爭（1861～1865）前後的愛情小說也對人們適應變化作出了生動深刻的描述。美國南北戰爭前夕，製造業集中在北方，南方經濟主要是棉花種植，為“世界工廠”英國提供原料。美國北方憑藉工業革命的實力擊敗以奴隸制農業為經濟基礎的南方。南北戰爭結束後，美國便在全國范圍內開始了工業革命，戰敗後的南方經濟環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的作者生活在美國南方的亞特蘭大，對美國南方在戰後的歷史變遷應該說比較了解，又花費10年時間完成這部經典小說，應該說她筆下的人物命運有時代大變局下的真實性。
我把中的重要人物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有遠見的男主人公白瑞德。他一開始就預見到工業化的北方必然擊敗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南方，於是大做軍火生意，賺了大錢，儘管他在南方戰敗前還參加南方軍隊；第二類是學習型的女主人公郝思嘉。郝思嘉並不知道南方必然戰敗，在南方戰敗和自家種植園破產後，她沒有絕望，而是承認現實，馬上開始經營工廠；第三類是悲劇型的艾希禮。艾希禮是南方貴族，開始根本沒有想到南方會戰敗，高傲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南方慘敗後，艾希禮的世界就消亡了。郝思嘉憐憫艾希禮，就給他提供了在自己工廠工作的機會。可艾希禮沒有學習能力來擁有一個新世界，他的痛苦是巨大而漫長的，雖生猶死，是一個典型的個人悲劇。以下片段節選自該小說，是男女主人公的對話，生動地描寫了艾希禮的痛苦。
（女主人公郝思嘉問男主人公白瑞德）“你為什麼這麼恨艾希禮？我想你準是妒忌他吧。”她話一出口，恨不得把舌頭咬掉，因為白瑞德仰天大笑，弄得她很難為情，滿臉通紅。
“你不但不講信用，而且還非常自負，”他說。 “你以為你這全區的大美人兒可以沒完沒了地當下去，是不是？你以為自己總是漂亮的小姑娘，男人見了沒有不愛的。”
“不對！”她氣憤地說。 “可我就是不明白你為什麼這麼恨艾希禮。我能想到的就只有這個理由。”
“你再想想，小妖精。這個理由不對。至於我恨艾希禮——我既不喜歡他，也不恨他。事實上，我對他和他這一類的人只感到憐憫。”
“憐憫？”
“是的，還加一點鄙視。你現在可以像火雞那樣叫喚，你可以告訴我像我這樣的流氓，1000個頂不上他一個，怎麼竟敢如此狂妄，竟然對他表示憐憫或鄙視呢。等你發完了火，我再向你說明我的意思，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唔，我沒有興趣。”
“我還是告訴你吧，因為我不忍心讓你繼續做你的美夢，以為我妒忌他。我憐憫他，是因為他早就應該死了，而他沒有死。我鄙視他，是因他的世界已經完了，而他不知如何是好。”
郝思嘉感到他這些話有點耳熟。她隱隱約約記得聽過類似的話，但想不起來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聽到的了。她正在氣頭兒上，所以也沒有多想。 “難道他，還有休·埃爾辛，還有米德大夫，他們都幸福嗎？他們比我父親、比你父親幸福嗎？”
“唉。也許他們沒有感到幸福。因為他們都失去了自己的錢財。”
白瑞德接著說出一段經典的話：“不是因為失去了錢財，我的寶貝兒。我告訴你吧，是因為失去了他們的世界——他們從小就生活在裡面的那個世界。他們如今好像魚離開了水，貓長了翅兒。他們受的教育要求他們成為某一種人，做某一種事，佔有某一種地位。李將軍一到阿波馬托克斯，那種人，那種事，那種地位就都一掃而光了。郝思嘉呀，瞧你那副傻樣子！你想，現在的艾希禮，家沒有了，農場也因交稅的事而被沒收了。至於文雅的紳士，現在一分錢能買20個。在這種情況下，艾希禮·威爾克斯能幹什麼呢？他是能用腦子，還是能用手幹活呢？我敢打賭，自從讓他經管木材廠以來你的錢是越賠越多了。”
“不對！”
“太對了！哪個星期天晚上你有空，給我看看你的賬本好嗎？”
“你見鬼去吧，而且用不著等你有空。你可以走了，隨你的便吧。”
“像他們這樣的人是值得幫助的，而艾希禮·威爾克斯……呸！在我們這樣一個天翻地覆的世界裡，他這樣的人是無用的，是沒有價值的。每逢這個世界底兒朝天的時候，首先消失的就是他這樣的人，怎麼不會這樣呢？他們沒有資格繼續生存下去，因為他們不鬥爭——也不知道怎樣鬥爭。天翻地覆，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過去發生過，以後還會發生。一旦發生天翻地覆的大事變，個人的一切全都失去，人人平等，然後白手起家，大家都重新開始。所謂白手起家，就是說除了腦子好使手有勁之外，別的什麼也沒有。但有些人，比如艾希禮，腦子既不好使，手也沒有勁，或者說，雖然腦子好使手有勁，卻顧慮重重，不敢加以利用，就這樣，他們沉了底，他們也應該沉底，這是自然規律，除掉這樣的人，世界會更美好，但總有少數堅強的人能夠挺過來，過些時候，他們就恢復到大事變之前的狀況。”
可惜，在生產力革命頻繁爆發的今天，艾希禮的悲劇還在許多人身上反復重演。的確，生產力革命爆發的時間越來越頻繁，產業的壽命也越來越難以持久，企業的壽命更是這樣。所以，在一個人的一生中可能會出現多次職業大轉換，現有的知識和技能都可能完全過時，這需要人們的觀念跟上環境變化的腳步，永遠保持創業精神，積極地終身學習，避免心理結構的危機，否則“艾希禮的悲劇”將反复上演。
農業革命在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國四大文明古國相互獨立地發生，農業革命隨後緩慢向世界的其他地區擴散和蔓延。公元前7000年左右，中國有了最原始的農業，在土地上種植水稻、粟等糧食作物，飼養家禽，每年有豐收的喜悅。相傳，神農炎帝發明了冶陶業，使人們能製造各式各樣的生活用具。軒轅黃帝和炎帝對技術的鑽研預示了中華民族自誕生之日起就擅長技術改進。 《淮南子·修務訓》說神農炎帝“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闢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 《禮記·禮運》生動記載了約5000年前黃帝和炎帝時代中國祖先從穴居到自建房屋，從吃生食到吃熟食，從穿羽毛獸皮到穿布帛的生活改進過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大禹治水，表明中國人祖先開始定居生活，否則，中國古人就去躲避洪水而不必去治水了；大禹“三過其門而不入”，表明家庭已經出現了。約在商周時期，中國進入以農業為主的經濟時期，開始有了青銅器，在公元前500年左右開始使用鐵器，鐵製農具比銅製農具效率高多了，處於華北平原的大量土地首先得到開墾，中原經濟總量擴大，中原文化開始崛起。孟子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勿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表明當時老百姓“有衣穿、有肉吃和有飯吃”的生活時尚和壽命可以達“七十”了。依靠鄭國渠灌溉廣大平原和商鞅變法，秦國農業經濟獲得了大幅度提升，有力支撐了統一六國的軍事行動，當時秦國的兵力高達60萬，一次用兵至少在半年以上。漢朝後，中國農業主要糧食作物由粟變成了稻米。與此同時，古印度利用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平原條件和濕潤的印度洋暖風，種植了水稻、小麥、豆類和棉花，並且織出了棉布，發明了“十進制”，取得了輝煌的農業文明。
被凱恩斯稱為“第一個劍橋經濟學家”的馬爾薩斯，在1798年發表了《人口原理：人口對未來社會進步的影響；兼對戈德文先生、康多塞特先生和其他作者的理論進行評價》，他悲觀地指出：在18世紀末的歐洲，食物供給的增長將引起人口的迅猛增長，最後只能是戰爭、飢荒和瘟疫來抑制人口的增長，這就是著名的“馬爾薩斯人口陷阱”。馬爾薩斯沒有想像到工業革命的爆發，被工業改造的農業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口。
在1820年之前的幾千年內，人類的平均生活水平基本沒有變化。誰能料到，1820年後，一個黑天鵝事件發生了，那就是工業革命，在突然之間侵襲農業世界。從此以後，工業經濟比農業經濟人均創造的附加值更多，財富出現“井噴”現象，一些國家的經濟突然從停滯轉為高速增長。安格斯·麥迪森在2001年出版的《世界經濟：千年展望》一書中指出，在18世紀以前，西方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只有0.05%，照這個增長速度需要143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才能翻一番。 1820年以後世界經濟在工業革命下出現前所未有的增長，套用美國經濟史學家羅斯託的話來說，就是進入“起飛階段”。如圖1-2所示，1820年之後，英國人均收入首先爆炸性躍起，美國緊緊跟隨，並在1900年左右超過英國。法國和德國從1850年後也開始追趕英美。日本1870年後表現不凡。 300年前，西歐人的平均壽命只有30歲，而如今是75歲以上，日本則是世界上人的預期壽命最長的國家，達到80歲以上。遺憾的是，中國和印度從1820年到1950年對工業革命基本上無動於衷，沒有絲毫反應。
工業革命最先開始於英國，1765年珍妮紡紗機的發明是導火索。 1780年，每100磅棉花的紡織成本是2.10英鎊，1830年竟然下降到0.13英鎊；用農業時代的紡織機加工100磅棉花，要耗時5萬小時，但用1825年英國的自動紡織機，只需要135小時！這是農業時代無法想像的。
蒸汽機是工業經濟的第一個通用目的技術，有廣泛的應用空間。蒸汽機的發明人瓦特是一名能工巧匠，在1765年製成了有分離冷凝器的單動式蒸汽機，後來瓦特對它進行了改進，1776年，瓦特把蒸汽機應用於抽水。 1807年，美國人富爾頓把瓦特的蒸汽機裝在輪船上，造成第一艘商業蒸汽船。 1819年，蒸汽輪船開始了第一次跨大西洋航行，帆船製造和運輸受到毀滅性打擊。 1814年，英國人史蒂芬把瓦特的蒸汽機裝在火車上。 1831年，第一條鐵路在英國鋪設。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總結道：“鐵路是工業革命中至關重要的因素，不僅創造了新經濟區域，也迅速改變了'心智'地理，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真正擁有移動能力，第一次拓寬了一個平凡人的眼界。”紡織業、採礦業、造紙業、陶瓷業等工業部門，都先後採用蒸汽機作為動力，從而形成了大規模生產，這就是所謂的“蒸汽時代”。
英國率先進行工業革命，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國家。工業革命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使英國成為“真正近代意義上”的跨洲帝國。 1870年，這一革命超出了英國，開始向歐洲大陸蔓延，北美和日本也作出了積極響應；1870年後，美國開始在以電器技術為通用目的技術的新一輪革命的浪潮中嶄露頭角，顯示出超越英國的遠大前程。 1861年，第一封電報從紐約發出。
1878年，愛迪生髮明電燈，在美國發動機的市場份額中，電力發動機從1895年的0上升到1915年的90%以上，對蒸汽發動機進行了革命性替代；1913年，美國人亨利·福特將傳送帶用在了汽車生產中，發明了流水線，工人只需要負責自己手中的零件裝配就行了，相當於亞當·斯密“針的故事”。這樣，組裝一輛汽車的成本降低了近8倍，提高了效率，製造出了人人都買得起的汽車；1908年，福特汽車的售價是850美元。到1924年，福特汽車的售價已降至300美元，而當時馬車的價錢則是400美元一輛。在短短的20年內，馬車遭遇了滅頂之災。不久，汽車已經成為工作、購物和休閒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並帶來了城市化。從那時起，人類社會就開始演繹2010年上海世博會確定的永恆主題，即“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在距工業革命爆發的1820年還不算太久遠的1971年，又一個黑天鵝事件再次侵襲地球。 1971年英特爾公司4004芯片的發明，標誌著信息革命的開始。而此時，IBM總裁在1947年的預言“世界只需要幾台計算機”仍言猶在耳。 1972年夏天，從哈佛大學退學的比爾·蓋茨對英特爾公司推出的微處理器芯片很感興趣，他的想像力引導了他對新產業的遠見：“讓每張書桌上都有電腦，讓每個家庭都有電腦。”
彼得·德魯克在1969年就預言將有一種新的類型的勞動者出現——知識員工，他指出，世界正處於巨大的轉變之中，我們從一個以資本、土地和勞動力為基礎的社會走向一個以知識為主要資源和以組織為關鍵結構的社會，知識員工的職業將由自己所學的知識來決定，不再依靠出賣體力來養家糊口。托馬斯·弗里德曼也驚呼：“在我們睡大覺的時候，世界變了……”世界真的在悄悄地發生著變化，變得似乎熟悉，又不大看得懂，充滿了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機會與挑戰。這一切似乎來得很突然。被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評選為“全球五位管理大師”之一的大前研一在《看不見的新大陸》這本書裡提出了一個觀點，現在出現了一個新大陸，這個新的大陸是大家看不見的，但是所有人都不能逃過它的影響，大家都能感覺到它的存在。無論個人還是機構，都需要適應“看不見的新大陸”，並從中找到成功機會。
20世紀70年代，美國和歐洲正處於“滯脹”的無奈境地，但以為經濟體都處於這樣的增長困境就錯了。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早在1971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就率先出現了新經濟。如圖1-3所示，加州人均收入增長從1971年起明顯增速，與美國整體經濟當時出現的“滯脹”情況形成鮮明對比，其增長速度明顯高於工業經濟時代。加州經濟結構從1971年以來進一步向信息化方向發展，信息服務業已經成為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部門，製造業呈現出進一步下降的趨勢，製造業勞動力佔非農勞動力比例不斷下降，從1990年的15%下降到2008年的10%。因此，加州經濟的新經濟特徵表現得最為突出，由此也說明美國各州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2008年，加利福尼亞州經濟規模達到1.56萬億美元，人均GDP達46000美元。 《財富》雜誌評選出的美國500強企業中，加州獨占鰲頭，其中包括著名的英特爾、思科、甲骨文、谷歌及雅虎等。在風險投資領域，加州的矽谷便吸引了全美一半左右的高科技風險投資。如圖1-4所示，加州製造業僱用勞動力在總體上處於衰退當中。信息產業僱用人數從1990年到2001年持續上升，但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裂後，就持平了。可以看到，製造業破壞的就業機會並沒有被信息產業創造的就業機會彌補，美國經濟存在結構性失業，這可以解釋為什麼美國失業率一直較高的原因。
美國信息產業分為信息服務（包括軟件）、通信和計算機硬件三個子產業，信息服務在整個信息產業中越來越占主體，表明信息產業從以硬件為主導向以服務為主導的方向轉變。 1990年，IBM既是一個硬件製造商，同時還佔有UNIX操作系統市場的半壁以上江山。英特爾公司推出的芯片越來越標準化，讓IBM感到了個人電腦業會過度競爭。 IBM公司敏銳地把握了這個趨勢，果斷放棄硬件。 “誰說大像不能跳舞？”到2001年左右，IBM已經成功轉型為側重於信息服務和諮詢的公司了，並把IBM的個人電腦業務出售給了當時正想國際化的中國聯想集團。
信息革命由硬件產業發展帶動。 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個人電腦興起的時候，幾家公司包攬了所有產業鏈的環節。蘋果電腦公司創始人斯蒂夫·喬布斯20歲時就開始創業，堅持“對於特定用戶群體來說，時尚和易用性與實用同樣重要”的理念，使蘋果電腦在10年間從一家只有兩個小伙子的車庫公司擴展成了一家國際大公司。 1983年，第一台圖形界面的個人電腦Lisa面世，蘋果微機使個人電腦成為一個新產業。但是，喬布斯後來被迫離開蘋果公司，蘋果公司選擇了與IBM個人計算機不兼容的技術路線，個人電腦行業的領袖迅速地被邊緣化了。 1996年喬布斯以臨時首席執行官的身份重返蘋果公司，上演了“王者歸來”，推出iPod和iTunes橫掃全球，蘋果電腦成功復興。喬布斯則是“身任天下之重”，其身體狀況甚至會輕易影響到蘋果公司的股價。
如圖1-5所示，計算機芯片的價格迅速下降，遵循著名的“摩爾定律”。這條定律曾是個人電腦行業的金科玉律，即中央處理器的速度會每18個月翻一番。 1985年，英特爾公司推出386中央處理器，使個人電腦具有了同時處理多重任務的能力，有替代IBM大型操作系統UNIX的潛力；1989年英特爾公司推出了486；1993年推出奔騰處理器。由於技術路線發展的極限，2009年後摩爾定律將不再適用，中央處理器將被理論上具有無限處理速度的“雲計算”取代。
20世紀70年代，美國五角大樓的某個研究單位的科學家為了軍事指揮方便而設計出Arpanet，20世紀90年代轉為民用，這就是今天的互聯網前身。 1994年，Mosaic瀏覽器及World Wide Web(WWW)出現，1995年網景公司上市，令互聯網開始走入尋常百姓家。一些新的商業模式應運而生，比如維基經濟。唐·泰普斯科特和安東尼·威廉姆斯在《維基經濟學》中援引在互聯網上廣為流行的維基軟件（wiki），將由此衍生的“投入和共同創造”的經濟命名為“維基經濟（Wikinomics）”。 1991年，芬蘭人李納斯·托瓦爾茲隨手編寫了一個名為Linux的操作系統軟件，並公開了自己的軟件源代碼，允許成千上萬的匿名程序員檢視自己的系統，受到計算機專業人士的極大歡迎。 Linux由一種非正式的“開發共同體”管理，並利用成千上萬的志願編程員的成果。由於Linux是免費的，以及改變的靈活性大，目前成為與Windows競爭的強有力對手。
消費者在面對無限的選擇時，一套嶄新的長尾商業模式也跟著崛起。克里斯·安德森在一書中說，在營銷領域長期佔統治地位的“二八定律”被顛覆了，公司的利潤不再依賴傳統的20%的重要客戶產生80%的利潤，而是原先被忽視的那80%的小客戶。互聯網的出現使得原先80%客戶產生的利潤大大超過20%。舉例來說，一家大型書店通常可擺放10萬本書，但亞馬遜網絡書店的圖書銷售額中，有1/4來自這10萬本書排名以後的書籍，並且這些冷門書籍的銷售比例正以高速成長，預計未來可佔整體書市的30%以上。
在現貨供應市場上，B2B商業模式最先在美國提出和嘗試，但不成功。後來，阿里巴巴把B2B現貨供應商務模式在中國做成功了。中國互聯網的商業模式以引入為主，例如新浪、搜狐、網易是模仿雅虎等國外門戶網站而誕生的，“眾裡尋她千百度”的百度的商業模式也是從美國谷歌引入的，唯有阿里巴巴是在中國製造業擁有超乎想像的大量中小企業的土壤上做成的電子商務網站，開創了世界信息經濟中一道美麗的中國風景線。在1994年的一次赴美幫助解決商務糾紛的旅行中，杭州外語老師馬雲“觸網”，並立即感到了互聯網在中國潛在的巨大商業前景。 1995年，馬雲告別了自己創辦的翻譯社，創辦了第一家企業信息網站“中國黃頁”。
馬雲在推銷“中國黃頁”時曾被當成騙子，與比爾·蓋茨1976年勸導同行為軟件付費寫的公開信被廣為嘲諷一樣，似乎都是商業天才必須承受的磨難。 1999年，馬雲以50萬元人民幣建立阿里巴巴網站。 2007年11月6日，阿里巴巴B2B公司在香港掛牌上市。截至2009年6月，阿里巴巴旗下已經擁有阿里巴巴網、淘寶網、支付寶、雅虎中國、阿里軟件、口碑網、阿里媽媽，構建了一個強大的為中小企業服務的網絡服務系統，而且在C2C和B2C領域迅猛發展，提出超越沃爾瑪的雄心壯志。馬雲提出，要將阿里巴巴做成一個能活102年的企業，所以阿里巴巴很注重貫徹企業文化，在其著名的文化“六脈神劍”中，“擁抱變化”就是一脈神劍。所以，阿里巴巴在2029年中國製造逐漸淡出後能否生存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阿里巴巴B2B模式的成功對人類信息經濟的里程碑意義。
人類的出現本身就是一場生物革命。儘管黑格爾斷言“人類是地球上的匆匆來客”，人類還是按自己的方式改造了世界。比爾·蓋茨在他的《未來時速》一書中感嘆道：“人類不是最大的動物。我們不是最強壯的，也不是跑得最快的，我們的視力或嗅覺都不是最敏銳的。我們與自然界中許多兇猛動物相比卻倖存下來了，這真令人驚奇。我們之所以倖存和昌盛是因為我們的智力。我們的進化填補了認知這個角落。我們學會瞭如何使用工具、建造房屋、創造農墾、馴化牲口、發展文明和文化、治療和預防疾病。我們的工具和技術幫助我們塑造了周圍的環境。”比爾·蓋茨沒有想到，人類將塑造包括人類自身的生物世界。
早在1953年，克里克和沃森在劍橋的一個酒吧中想像出DNA雙螺旋結構，就揭開了生物技術革命的序幕。生命科學中的遺傳基因理論“遺傳基礎寓於脫氧核糖核酸（DNA）的'雙螺旋'結構之中”的發表，激起了探索生物學過程的細胞和分子基礎的艱苦的科學嘗試，開闢了生物技術的新時代。 1973年，DNA重組技術開始嶄露頭角。隨後單體克隆技術不斷突破。 1999年，英國科學家成功地培育出克隆綿羊“多利”。
生物學技術已經滲透到醫學、農業、環保、能源等許多領域，顯示出了廣闊的前景。生物技術開發出超過200種藥品，如乾擾素、人體生長激素、胰島素、乙肝疫苗等，並大量投放市場。基因科學家們正在利用互聯網進行國際合作，基因組序列測定與基因結構分析將在醫學領域引發革命性發現和應用。與曼哈頓原子彈計劃和阿波羅登月計劃並稱為三大科學計劃的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簡稱HGP)於1990年正式啟動，由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和中國科學家共同參與，旨在為人類基因組精確測序，破譯人類遺傳信息。生物芯片可能取代矽芯片，計算速度成倍增加；幹細胞的研究與應用可能使人活到120歲的天年。
美國納斯達克股票市場催生孵化了大批高科技企業上市。生物技術產業獲得的風險投資已多於信息和工業獲得的投資。基因技術公司（Genentech）是全球第一家生物技術公司，成立於1976年！創始人是風險投資家和生物化學家的經典組合，該公司於1980年10月14日公開發行股票，並在納斯達克上市，是規模和實力僅次於安進公司(Amgen)的世界第二大生物技術公司。
如圖1-6所示，從1997到2001年，納斯達克計算機指數比生物技術指數泡沫大得多，但另一方面，生物工程產業悄悄隱藏在信息技術的身後，積蓄能量，蓄勢待發。 2008年4月，在美國上市的生物技術公司總市值高達3600億美元。雖然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後生物股縮水，進入陣痛式的調整階段，但生物技術仍是不可忽視的新興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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