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弗里德曼在《紐約時報》工作，整日奔波於世界各地，寫出了富有語言魅力的全球暢銷書，描述了一個美麗的童話世界：“世界是扁平的，各地的人們可能利用的全球的機會也越來越一致。而企業與國家也是如此，可以比原來更容易地在全球範圍內實現優勢，體現價值，而不再局限於原來那個支離破碎的世界格局。”他將全球化劃分為三個形像生動的階段。
“全球化1.0”階段主要是國家間的融合，這一階段開始於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時，持續到1800年前後，勞動力是這一階段全球化進程的推動力。在全球化1.0年代，世界從地理上的大尺寸縮到中等尺寸。弗里德曼認為，全球化是由個別國家所帶領的，如西班牙去美洲新大陸，葡萄牙去東亞，英國去印度和北美。國家進行全球化的動因是為了掠奪自然資源。
“全球化2.0”階段是公司之間的融合，時間是從1800年到2000年，各種技術的發明和革新成為這次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從蒸汽船、鐵路到電話和計算機的普及，這期間因1929～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而被迫中斷。這一時代的全球化把世界從中型壓縮到小型。這段時間的全球化是由跨國公司推動的。開始，從事製造業的跨國企業向低成本國家轉移產業鏈條。後來，隨著通信成本的迅速下降和可靠性的大幅提高，服務對像從不能遠距離交換的商品變為可遠距離交換的商品，創新型的服務貿易異軍突起。一些跨國企業，開始把商業服務從核心業務中分離出來，向低成本國家轉移，進行服務外包，由此大大降低了成本。
“全球化3.0”階段中個人成為了主角，膚色或東西方的文化差異不再是合作或競爭的障礙。與勞動密集型的傳統服務業不同，信息服務突如其來，生產出與工業經濟完全不同形式的附加值，創造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弗里德曼認為，信息革命在過去30年不斷地深化，資本、技術和人才比過去任何時代都更能實現全球性流動和配置。軟件的不斷創新和計算機網絡的普及，讓世界各地特別是中國和印度的人們可以通過互聯網輕鬆實現自己的社會分工。在這個全球化3.0時代，世界從小型縮成微型，同時夷平了全球的經濟舞台。弗里德曼預言，這一階段的全球化並不是國家全球化，也不是公司全球化，而是個人持續的全球化。小企業自誕生之日起就以全球化的角度思考，將自己置於全球舞台之上，逐漸橫向和縱向地擴展業務，實現多元化經營和延長產業鏈條。而大企業則想辦法做小，專注於核心業務，將其他非核心業務外包，甚至把生產流程全部轉移到海外，本土只負責系統集成開發和管理。在這個全球市場上，競技場變得更平等，使小企業能夠快節奏地與全球各地的大公司展開競爭。
弗里德曼描述的童話世界是美麗的，但他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印度的特例，不具有適用於廣大低收入國家的普遍意義。 1991年前，印度經濟是類似計劃經濟的體制。一個企業要買一台計算機，需要跑新德里至少50趟，去辦各種許可證。 1991年印度外匯儲備用光了，遭受了經常性賬戶危機。 1991年6月～1996年5月，辛格擔任拉奧政府財政部長期間，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改革，打破了“許可證經濟”的種種枷鎖。印度的供給反應是驚人的，瞬間就抓住信息革命的機會，在軟件業和服務外包上迅速崛起，令世界震驚。
就在印度經濟突然快速增長，打破持續44年的2%～3%的“印度式增長”之前，世界銀行和各國的普遍共識是經濟發展要先走工業化道路，其中重化工業階段是必由之路，然後走信息化道路。然而，印度“倒立而行”，先從非資本密集型的信息服務業入手，繞過了製約製造業發展的外匯儲備限制和基礎設施較差等因素，全力發展服務業，反而讓印度發揮了擁有低成本和英語嫻熟的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在完成原始資本積累和外匯儲備積累充足後，印度從2004年開始逐步發展製造業。可以預言，印度經濟在中長期仍舊會較快地增長。但是，印度獨特的經驗能否為世界其他國家複製呢？答案是可能性很小。信息服務業的前提不光是擁有便宜的勞動力，還必須擁有大量受過至少高中教育的初級知識員工，即積累的人力資本要達到一定門檻。而大部分低收入國家只有低成本勞動力，沒有必要的人力資本。
那麼，世界真是平的嗎？單單從勞動力成本的角度來看，世界的確是扁平化了，可是從社會福利來講卻並非如此。理論上說，低收入國家可以利用系統技術模塊化的趨勢，從附加值最低的環節介入，發揮低成本的優勢，穩步地邊幹邊學，累積經驗，再向高端模塊攀升。這樣，低收入國家可以比高收入國家增長得快一些，各個國家的人均收入應該出現相對趨同的現象。可是，恰恰相反，從1820年英國爆發工業革命以來，世界各國的人均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如圖1-1所示，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人均收入數據顯示，世界各大區域的人均收入在1820年前基本相同，但1820年之後，美國和西歐持續增長，成為“富裕國傢俱樂部”；拉丁美洲地區和東歐基本與世界平均水平一致，成為“中等收入國傢俱樂部”；亞洲從1820年到1950年基本沒有什麼起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開始追趕，加入“中等收入國傢俱樂部”；而非洲地區長期貧困，一直沒有改變低收入的狀況。所以，世界並不是平的，而是呈階梯狀的，各國收入差距還在拉大，表明階梯間的距離也在繼續擴大。
哈佛大學教授杰弗裡·薩克斯在《貧窮的終結：我們時代的經濟可能》裡的“階梯理論”生動地告訴我們這個世界不是平的，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國家還遠遠沒有能夠切入全球模塊化生產。他描述道：“我們也感受到了發展的歷程，即從維持生計的農業到輕工業和城市化，進而發展到高科技的服務業。在馬拉維，有84%的人口生活在農村；在孟加拉國，農村人口比例是76%；印度是72%；而中國則為61%。在發展頻譜的另一端——美國，農村人口僅佔20%。在馬拉維有不到25%的人口從事服務業，而美國服務業的就業人口比例為75%。”他的“階梯理論”主要闡述了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階梯是赤貧。 “如果把經濟比作一架梯子，其依次上升的階梯代表著通向經濟福利的步驟，那麼這個世界上大約有10億人（佔人類總數的1/6）過著像馬拉維人一樣的生活——疾病叢生、飢荒盛行、極其貧窮，以至於不能踏上發展之梯的第一階。這些人是這個星球上'窮人中最窮的人'或者說'赤貧的人'。著名非洲經濟專家保羅·科利爾在《最底層的10億人：最貧窮國家衰敗之謎》中也同樣看到，'雖然全球經濟空前繁榮，但仍有10億人口被甩在了發展的行列之外，淪為全球經濟社會中最底層的10億人，而這其中有70%居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這些國家的經濟長期陷入停頓或衰退，而且至今看不到改進的希望。這些人和這些國家對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方式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也構成了世界不穩定的因素'。”的確，正如科利爾所觀察到的那樣，索馬里海盜猖獗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索馬里的貧窮。
第二階梯是低收入。 “沿著發展階梯向上的幾階對應位於低收入國家上部的那一部分，大約有15億人，他們面對的問題與孟加拉國的婦女所面對的問題相同。這些人屬於'窮人'，他們的生活比僅能維持生存好一些。……赤貧的人（大約為10億）和窮人（另有15億）合起來佔全球人口的40%。”
第三階梯是中等收入。 “另外有25億人（包括印度IT業的工人）位於發展之梯更高的階梯上，構成了中等收入階層。這是些中等收入的家庭，但是按照富裕國家的標準肯定算不上中產階級。他們大部分生活在城市裡，能夠住上甚至裝有室內管道設備的比較舒適的房子裡。他們能夠購買小型摩托車，甚至某一天能買輛汽車。這些人的營養充足，甚至患上了富裕國家的人們常吃不健康快餐所得的疾病。”
第四階梯是富裕。 “沿著發展之梯繼續向上，剩下的世界上1/6的人口則屬於高收入世界——大概有10億人。這些富裕的家庭包括富國10億左右的人口，以及中等收入國家日益增加的富裕人口——比如生活在上海、里約熱內盧、墨西哥城等城市的數千萬高收入個體。北京的青年專業人士也能夠列入21世紀前1/6富足的世界人口。”
除少數國家如亞洲的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之外，實際上各國收入都出現了“馬太效應”，也就是說，窮的越來越窮，富的越來越富。杰弗裡·薩克斯毫不掩飾地指出，我們時代最大的悲劇是還有1/6的人口根本沒有踏上發展的階梯，每年有800萬人因極端貧困而死。 “因此，當我談及'貧困的終結'時，我將講述兩個緊密相關的目標。第一個目標是結束世界上1/6人口的悲慘處境——這些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每天都為了基本的生存而掙扎。地球上的每一個人都能夠而且應當享受基本的營養標準、健康、水與廁所、居屋，以及其他生存、福利、參與社會所需的最低需求。第二個目標是確保世界上的所有窮人（包括那些處於中等貧困的窮人）能夠有機會沿著發展的階梯向上爬。”
為什麼有的國家在富裕的階梯上，有的仍停留在赤貧的階梯上？為什麼這個階梯看得見，卻爬不上去？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先搞清楚人類福利的階梯是如何產生的。
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說：“對於我來說，世界似乎是不平坦的。只有當出現一個使其平坦的機會時，他們的視野才會平坦，但如果出現另一個機會，它便不再平坦了。”什麼是德魯克所說的“機會”呢？在我看來，能夠改天換地的“機會”和造就人類社會福利階梯式分佈的根本方式只有生產力革命。
時至今日，世界已經經歷了三次生產力革命，即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和信息革命，正在孕育著的第四次生產力革命是生物技術革命。早在19世紀，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就指出，工業經濟創造的財富遠遠大於農業經濟，農業也會被工業改造。他說：
一個國家的發展程度，主要並不是像薩依所相信的那樣決定於它所蓄積的財富（也就是交換價值）的多少，而是決定於它的生產力的發展程度。 ……一切現代國家的偉大政治家，幾乎沒有一個例外，都認識到工業對於國家財富、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義，有加以保護的必要。在這一點上，愛德華三世和伊麗莎白一樣，腓特烈大王和約瑟二世一樣，華盛頓和拿破崙一樣，他們都有著同樣的理解。他們不必在理論上深入探討，憑著他們的遠見，早已看到了整個工業的本質，有了正確的認識。重農學派卻別有會心，用了詭辯的推理方法，從另一角度來看這種本質。這一派所建立起來的空中樓閣已經煙消雲散，比較近代的經濟學派已經把它摧毀，但是後者對於前人所犯的錯誤依然不能擺脫，不過略微前進了一步。
流行經濟學派沒有能認識到生產力與單純交換價值之間的區別，對於前者沒有能在脫離後者的情況下單獨地加以考察，只是作為交換價值理論下的一個附屬因素，因此對於農業生產力與工業生產力兩者在本質上有多大的區別也就不可能有所認識。它沒有看到，工業從一個農業國家獲得發展以後，就會有大量的身心力量、天然資源和工具力量（流行學派把這個叫做“資本”）傾注在這個方面而發生作用，如果國內工業沒有建成或獲得發展，這些因素就不會有發揮機會；它以為工業發達以後，這些因素就會脫離農業而轉向工業因而使農業受到影響，它不曉得工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完全新生的、增出的力量，不但與以農業利益為犧牲的情況相差很遠，而且往往對這種利益會起協助作用，是使它達到高度發展的一個有效手段。
不過，工業革命並不是唯一的生產力革命類型，在此之後，信息革命又不期而至。 20世紀8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在《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中將人類社會分為三個階段：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 1980年，托夫勒推出力作《第三次浪潮》，風靡世界，特別是在國門初開的中國。他將人類發展史劃分為第一次浪潮的“農業文明”，第二次浪潮的“工業文明”，以及第三次浪潮的“信息社會”。丹尼爾·貝爾和托夫勒都注意到了生產力革命的表現形式，顯示出“未來學派”洞悉大千世界細微變化的能力。
綜合這些所有的引證，我在這裡要說的是，世界並不是平的，而是階梯式的。如表1-1所示，我們目前只看到歷史上有4個世界：狩獵經濟世界、農業經濟世界、工業經濟世界和信息經濟世界，另外，可能正在邁入生物技術和納米技術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部分國家先後攀上工業經濟的階梯，也仍有一些國家停留在農業世界的階梯中。人力資本水平低和人均收入低，導致出生率高，從而進入越窮越生，越生越窮的“貧窮陷阱”。在工業經濟世界裡，日本是最成功的例子之一，發展過程中有能力持續改進技術和創造品牌，“日本製造”也飲譽世界。但日本在人均收入達到3萬美元後，沒有能夠抓住信息經濟的新生產力革命，信息產業被製造業壓抑了，自1991年以來長期停滯。在信息經濟和生物技術經濟的世界裡，目前成功的先例似乎只有一個國家——美國。美國經濟已經進入信息經濟時代，創造了20世紀90年代的“低通脹，低失業率，高增長”的奇蹟。但經歷了2001年的互聯網泡沫破裂，也是步履維艱，信息產業沒有能如人們樂觀期待的那樣迅速地東山再起。美國生物產業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資本市場的培育下，剛剛“小荷才露尖尖角”，還難挑大樑。
生產力革命沒有碾平世界，而是摧枯拉朽，無情地按自己的意志徹底改變了世界的一切狀態，創造了自己的新世界。 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生產力革命的特例，即當時發生的工業革命，作了極為生動深刻的描述，他們寫道：
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地動盪，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係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於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係……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
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捲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砲。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的確，生產力革命是“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換句話說，在特定生產力的地盤裡，一切由生產力做主。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舉例說明生產力革命後，經濟制度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他們指出，“每當有了一項新的發明，每當工業前進一步，就有一塊新的地盤從這個領域劃出去……現在我們只來談談一個論點：魚的'本質'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魚的'本質'是河水。但是，一旦這條河歸工業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廢料污染，河裡有輪船行駛，一旦河水被引入只要簡單地把水排出去就能使魚失去生存環境的水渠，這條河的水就不再是魚的'本質'了，對魚來說它將不再是適合生存的環境了”。
在弗里德曼看來，“河”依舊是平的，但事實上，“河”已經是工業化的河了，“魚”的本質也發生了變化。 “河水依舊是平的”只是一種膚淺的錯覺。在農業時代，農業是在有限土地上的辛勤勞動，“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在工業時代，農業被變成“工業化的農業”，化肥和農業機械成為農業產量的主要保證，“一分耕耘”，可能“十分收穫”；在信息社會，“訂單農業”和信息化物流出現了，開闢了一個無縫鏈接的世界農業市場；在生物經濟時代，農業是“基因工程的農業”，西紅柿可以成長為參天大樹，馬鈴薯也不用在地下野蠻生長，而是在樹梢上自由自在地沐浴陽光雨露，藥物將根據個人的DNA進行配置，人類壽命可能達到120歲的天年。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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