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章 二、四十年論爭

1949年，長江流域遭遇大洪水，荊江大堤險象環生。新中國領導人開始考慮治水、治江和防洪的方略，從根本上解除洪水對長江中下游廣大地區的威脅。 1953年2月，毛澤東南下，特邀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到“長江”艦上長談。毛澤東當時指著三峽口上說：“為什麼不在這個總口子上卡起來，畢其功於一役？先修那個三峽水庫，怎麼樣？” 這次談話之後，林一山即組織專人調查研究，其調查結論認為：三峽工程對根除長江水患有不可替代的主體作用。 對於毛澤東來講，當時還只是提出和思考三峽工程的問題，還沒有急急上馬的意圖。在他的思想上，三峽工程尚處於醞釀階段。 1954年，長江發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使形勢急轉直下。荊江分洪工程3次開閘分洪，雖對江洪有所緩解，但中南重鎮武漢仍然危在旦夕。數百萬軍民晝夜奮戰，拼死抗爭，終於保住了武漢，免除了滅頂之災。但長江、漢江乾堤仍有64處潰口，損失十分嚴重，僅湖北境內受害農田就達兩億多畝，受災人口9000多萬人，死亡3萬多人，南北大動脈京廣鐵路中斷正常營運100天。

毛澤東在長江大水之後親臨武漢視察。他揮筆寫道：“慶賀武漢人民戰勝1954年的洪水，還要準備戰勝今後可能發生的同樣的洪水。”大汛過後的1954年12月，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在京漢鐵路的列車上，專門聽取林一山等人關於三峽工程技術問題的匯報，決定邀請蘇聯專家來華支援，將三峽工程提上了議事日程。 1956年7月，毛澤東在武漢暢遊長江時賦詩曰：“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此時，協助編制長江流域規劃和研究三峽工程的蘇聯專家已經到華開始工作。三峽工程論證工作全面展開。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南寧會議期間，時任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的林一山和時任燃料工業部水電建設總局局長的李銳都被請到會場，兩人就三峽工程能否上馬問題展開了一場辯論。其實，早在1956年，他們就有過爭論，但當時由於各自的文章發表在專業刊物上，並沒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這次會上，林一山講了兩個小時，談了三峽工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李銳則講了半個小時，認為目前上馬三峽工程是不科學的。待兩人都講完之後，毛澤東說：講了還不算數。你們倆各寫一篇文章，不怕長，三天交卷。第三天晚上，我們再來開三峽的會。第三天晚上仍在原處開會。毛澤東先說李銳的文章寫得好，意思清楚，內容具體，論點可以服人，並要李銳當他的秘書。

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了三峽建設要“積極準備，充分可靠”的方針，並委託周恩來親自抓長江流域規劃和三峽工程。當時，毛澤東伸出4根手指笑著對周恩來說：“恩來，你來抓三峽工程，一年抓四次。” 1958年2月27日，由周恩來親自主持，李富春、李先念兩位副總理參加的三峽工程會議，在武漢長江江面上的“江峽”號客輪上舉行。因為是一邊考察，一邊開會，所以被稱作“三峽現場會”。會議的第一項議程就是長江三峽大壩選址。 當時，擺在周恩來面前的有3個壩址方案：一是美國專家薩凡奇的南津關方案；二是蘇聯專家德米特里也夫斯基的貓兒峽方案；三是中國專家林一山等提出的三鬥坪方案。三鬥坪位於長江廟南寬谷南岸。 1958年3月，在中共中央成都會議上，周恩來作了長江流域規劃和三峽問題的報告，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明確提出：“從國家長遠的經濟發展和技術條件兩個方面考慮，三峽水利樞紐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現在應當採取積極準備和充分可靠的方針，進行各項有關的工作。”但也否定了三峽工程近期上馬的提案。

1958年6月，長江三峽水利樞紐第一次科研會議在武漢召開。同年8月，周恩來在北戴河召集會議，具體研究了進一步加快三峽設計及準備工作的有關問題，要求1958年年底完成三峽初設要點報告。 1959年5月，武昌會議對《三峽初設要點報告》進行了為期10天的討論，一致通過選用三鬥坪壩址方案，大壩可按正常蓄水位200米設計。 1960年4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在廣州召開經濟協作會，討論了在“二五”計劃期間投資4億元，準備1961年開始三峽工程的問題。但由於暫時經濟困難和國際形勢影響，三峽建設步伐被迫調整。 8月，蘇聯政府撤回了有關專家。 “文化大革命”期間，“珍寶島事件”導致中蘇邊境衝突，中國周邊形勢驟然緊張。毛澤東向全國發出“要準備打仗”，“備戰、各荒為人民”的號召。三峽工程問題不可避免地被束之高閣。

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雖然三峽工程設計和勘探工作從未停止，但由於中蘇關係破裂，國民經濟惡化和“文化大革命”的衝擊，毛澤東的三峽宏圖始終只是一種設想。 20世紀80年代初，正是中國撥亂反正，實行改革並且面向世界敞開國門之時。萬里長江第一壩——葛洲壩工程初戰告捷，大江截流成功，一期工程基本建成，7台機組全面投產。 “長辦”主張趁葛洲壩工程奏凱的大好時機，一鼓作氣，拿下三峽工程。 在水電部部長錢正英的支持下，林一山帶領龐大的設計隊伍夜以繼日地工作，於1983年3月編制完成《三峽水利樞紐正常蓄水位150米可行性報告》。報告描述，壩頂高程165米，利用超蓄水位至160.7米，可防禦百年一遇的洪水，保護荊江大堤的安全。裝機容量1300萬千瓦，年發電量650億千瓦時，水庫移民33.3萬人。

6月，國家計委將該方案上報國務院。經過11個月的論證、補充和修改，國務院於1984年4月5日原則批准了“150方案”。 1985年3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成立三峽省籌備組的通知》。 《通知》說，正在籌備興建的長江三峽，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工程。為了保證三峽工程順利建成，妥善安排庫區移民，加快三峽地區的經濟開發，中共中央、國務院認為有建立三峽省的必要。當時看來，上馬三峽工程彷彿已無懸念。 但在1984年9月，重慶市人民政府報告國務院，要求將三峽工程正常蓄水位提高到180米，以便萬噸級船隊可直達重慶。交通部也持同樣看法。原來期待中的事情又發生了變化。 1985年4月，在全國政協六屆三次會議上，167位政協委員就三峽工程問題單獨或聯合提出17件提案，建議緩上三峽工程。周培源、孫越崎、侯學煜等政協委員向中央上書題為“三峽工程近期不能上”的報告，列舉了工程的投資、防洪、泥沙淤積、航運、發電、移民、安全等7個問題。李銳也再度上書中央領導，建議在重大問題尚未圓滿解決以前，考慮暫緩興建三峽工程。

由於多位政協委員對三峽工程的反對，三峽工程暫時擱淺。 其實，三峽工程的興建一直是備受海外關注的問題之一。 1986年3月31日，美國《中報》董事長傅朝樞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受鄧小平會見時，曾向鄧小平問起了三峽工程問題。鄧小平說：“有了一個好處最大、壞處最小的方案時，才會決定開工，是決不會草率從事的。”他的這句話，不但否定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1984年4月5日決定的蓄水位為150米的低壩方案，同時也否定了他自己講的“我贊成低壩方案，看準了就下決心，不要動搖”的話。 鑑於重慶市和社會各界人士對三峽工程的興建還有不同意見，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認為應當充分體現決策的民主性和科學性，於1986年6月聯合發出《關於長江三峽工程論證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決定進一步擴大論證，責成水利部重新提出三峽工程的可行性報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鵬宣布，成立三峽工程論證委員會。

以錢正英為組長的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成立了14個專家組，進行了長達兩年八個月的論證。儘管此間也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見，但1989年3月，論證領導小組還是通過了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重新編制的《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可行性研究報告》，認為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報告推薦的建設方案是“一級開發，一次建成，分期蓄水，連續移民”，三峽工程的實施方案確定壩高為185米，蓄水位為175米。 1989年7月，剛剛上任26天的總書記江澤民第一次出京視察便來到三峽。 1990年7月6日至14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三峽工程論證匯報會，絕大部分人同意論證的結論“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更為有利”，少數人有不同意見。最終，會議認為新編可行性報告已無原則問題，可報請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審查。同年12月，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定組織力量審查新編報告，並於次年6月審畢。

1991年7月9日至12日，審查委員會召開第二次會議，聽取了10個預審組的預審意見。最終，審查委員會一致認為，在重新論證基礎上編制的可行性研究報告，其研究深度能夠滿足可行性研究階段的要求，可以作為國家決策的依據。 1991年8月3日，審查委員會召開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了對長江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的審查意見，認為三峽工程建設是必要的，技術上是可行的，經濟上是合理的，建議國務院盡快決策興建三峽工程，提請全國人大審議。 1992年1月1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認真審議了審查委員會對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的審查意見，同意興建三峽工程，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 199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聽取並討論了國務院關於三峽工程的意見。

1992年3月16日，李鵬總理向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提交了《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議案》。經過分組審議，人大代表們於4月3日下午大會表決《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決議》。其表決結果是：贊成1767票，反對177票，棄權664票，未按表決器25票。贊成票占全部票數的67.1％，超過半數，《決議》通過。